November 5, 2013

民事法院許可訴之變更或追加裁判受上級審法院廢棄後的法律效果

民事訴訟法第258條規定,當法院因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而許原告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或以訴為非變更或無追加之裁判,均不得聲明不服。本條不得聲明不服的規定,在上級審法院全部廢棄該裁判時,則原先「不得聲明不服」的裁判既已不復存在,則訴訟當事人得否於嗣後的第二審更審程序再事爭執?實務如何操作?
最高法院認,法院以訴為非變更或無追加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三條規定,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從而第二審法院以訴為非變更或無追加之裁判,亦不得聲明不服。縱該裁判嗣經廢棄,基於訴訟經濟之原則及上開法條規定之意旨,仍應認當事人不得於嗣後之第二審更審程序再事爭執。第二審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判。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更審時,已請求相對人給付遲延利息,均經原法院認定與其餘賠償金部分之請求均係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無追加之情事,而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予以准許,此有原法院七十六年重上更(二)字五八號、七十八年重上更(三)字一○○號及七十九年重上更(四)字三三一號判決可稽。抗告人之利息請求部分既經原法院於第二次至第四次更審程序認定並無追加而一併予以裁判,依首開說明,當事人即不得於原法院再事爭執,原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判。原法院竟再事認定抗告人利息之請求為訴之追加,而以裁定予以駁回,自屬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39號民事裁定參照;另同院96年度台抗字第650號民事裁定亦同此見解)(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October 26, 2012

主觀預備合併之訴與其移審效力

主觀預備合併之訴與其移審效力
訴之客觀合併,指原告對同一被告,以一訴為數訴訟上請求之情形。而其中,預備合併則是當原告「預慮」法院就其先位請求為不利判斷時,以備位聲明主張若法院認為先位聲明無理由時,則請法院審理其備位聲明。至於主觀合併,則係指原告以一訴,分別為不同被告為數訴訟上請求之情形。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8年度上更(一)字第14號判決理由:「訴之預備合併,有客觀預備合併與主觀預備合併之分;主觀的預備訴之合併,縱其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容或不同,然二者在訴訟上所據之基礎事實如屬同一,攻擊防禦方法即相互為用,而不致遲滯訴訟程序之進行。苟於備位訴訟之當事人未拒卻而應訴之情形下,既符民事訴訟法所採辯論主義之立法精神,並可避免裁判兩歧,兼收訴訟經濟之效,固非法所禁止。惟關於預備之訴,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48條),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備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之訴即生移審效力(最高法院本次發回意旨參照)。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之先位聲明,係請求確認被上訴人持有上訴人乙○○○○○所簽發系爭納骨塔之系爭權利狀總數165張,由視同上訴人法華山永安股份有限公司所保管之納骨塔之永久使用權存在;而備位聲明則係請求上訴人乙○○○○○、戊○○與原審共同被告甲○○、丙○○連帶給付上訴人990萬元本息。因被上訴人所提起之訴訟,其先、備位之訴之被告有所不同,屬主觀預備訴之合併;而就其先、備位訴之標的而言,一為確認之訴,一為給付之訴,訴訟標的亦有不同,則屬客觀預備訴之合併,是本件訴訟乃兼有客觀、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又依前揭說明,該備位之訴,縱因被上訴人在原審之先位聲明勝訴而未受裁判,於對造合法上訴後,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本院而生移審之效力。是本件除將必須合一確定之原審共同被告法華山永安股份有限公司列為視同上訴人一併進行審理外,並將原審共同被告甲○○、丙○○(備位被告)列為本案之視同上訴人」,本件最高法院發回之該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理由亦指:「惟關於預備之訴,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48條),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備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之訴即生移審效力。第二審認為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即應就備位之訴(包括主觀、客觀預備之訴)加以裁判。」等詞,此與同院95年台上字第1145號判決理由:「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後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後位之訴即生移審之效力,上訴審認先位之訴無理由時,應就後位之訴加以裁判。」互相對照,可資參考。
惟縱使發生移審效力,但對於第一審未判決之備位聲明所載共同被告(即備位被告),應如何稱之,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謂之為「視同上訴人」。惟所謂「視同上訴人」,應係指「上訴效力所及之人」,多發生於訴訟標的應合一確定之情形,如:「起訴請求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須以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為共同被告一同起訴,始為當事人適格。若僅以其中一方當事人為被告,即非適格之當事人。倘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受敗訴之判決,而僅其中一方當事人提起上訴,因該法律關係之存否對該雙方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不得歧異,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效力應及於其他未提起上訴之共同被告(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17號、92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確認上訴人陳嘉鈞與白福壽間所設定抵押權之擔保債權不存在,經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雖僅陳嘉鈞一人提起上訴,惟依上開說明,陳嘉鈞上訴之效力及於白福壽,爰將白福壽列為視同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147號民事判決理由參照,同院99年度重上字第550號、98年度上字第1175號判決亦同),因此,當原審之備位被告並未受原審判決主文效力所及,上訴人(先位被告)提出上訴主張應廢棄原判決之效力亦難認及之,若稱原審之備位被告為「視同上訴人」,似有疑義。又,原審之備位被告亦非上訴人(先位被告)之對造,若將之稱為「被上訴人」,亦非允洽。實則,依前揭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所載,最高法院並未第一審之備位被告列入判決書之當事人欄,而係僅在判決理由內予以論及,並稱之為「第一審共同被告」,此應可參考。(民事訴訟法、訴訟實務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May 14, 2011

假扣押之原因─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

「按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抗字第七四六號民事裁定) 本件再抗告人即假扣押債權人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間向其合併前之B公司訂購室外無線基地台之產品,嗣僅給付部分貨款後即未再清償,尚欠貨款美金六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元折合新台幣(下未標明幣別者同)二千三百零八萬九千零七十九元,屢經催告,均予拒付,相對人未付貨款達其實收資本額之相當比例,且無任何固定資產或不動產,已無資力償還,恐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之虞,因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聲請假扣押,經該法院裁定准其提供七百六十九萬元或同面額之台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擔保後,得對相對人財產在美金六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 原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以:本件再抗告人就其請求貨款債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訂單、送貨單及請款確認發票等件為憑,相對人亦不否認請款確認發票上「A公司」之發票章係其所有,雖可認其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惟就假扣押之原因,主張相對人遲延給付貨款達二千三百餘萬元,已逾其實收資本額相當比例,且無任何固定資產或不動產,前經其為假扣押執行,亦確認無可供執行之財產,相對人有隱匿財產或已存在無資力之狀態,應具假扣押之原因等情,依相對人公司登記資料顯示,該公司於兩造交易日之九十七年間實收資本額為六千五百萬元,已逾再抗告人請求之貨款金額,尚難認相對人無清償債權之可能。且公司資本總額係不特定第三人均可查知之公開資訊,再抗告人於交易時即可得知,並據以計算相對人應給付貨款金額與相對人實收資本額之比例,再抗告人為風險評估後仍願與之交易,自無從執此作為假扣押之原因。次依兩造交易日之九十七年九月間,相對人在C銀行三帳戶存款資料,自九十七年九月一日起至九十八年五月七日遭法院扣押帳戶內存款止,並無異常交易往來之變動,其中一帳戶每月均存入數萬元至三百餘萬元不等,足認兩造交易後,相對人存款往來仍正常,並無異常提領存款以隱匿財產或為不利處分之情形。又再抗告人指其於假扣押保全執行程序,因相對人無固定資產致執行無著,應有假扣押之原因一節。蓋相對人如係自始無資產者,即屬再抗告人於交易前應調查相對人債信資力問題,或評估是否願與交易之事項,要非相對人於交易後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將財產為不利益處分,致達於無資力狀態等不能強制執行,或將移住遠方、逃匿等使再抗告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之虞,再抗告人不能執此作為假扣押之原因。況再抗告人經通知後,未再提出其他證據就假扣押原因有所釋明,其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核與假扣押之要件有所未合,相對人之抗告為有理由,因將台北地院准予假扣押裁定廢棄,改裁定駁回再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 惟最高法院則以:按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又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假扣押之原因,絲毫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同法第五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自明。查再抗告人聲請本件假扣押時,就假扣押之原因,業已主張相對人經其催告後拒不給付貨款達二千三百餘萬元,逾相對人實收資本額相當比例,且無任何固定資產或不動產,前經其為假扣押執行,亦確認無可供執行之財產,相對人有隱匿財產或已存在無資力之狀態,應具假扣押之原因等情,並提出催告相對人給付貨款之郵局存證信函、相對人公司登記資料、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相對人財產所屬資料清單、九十六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暨附件為憑(分見台北地院卷一三~一六頁及原法院卷九四~一○七頁),苟再抗告人所提之各該書證,可使法院信其事實大概為如此之薄弱心證,認相對人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其現有財產(包括所有第三人債權)價值與系爭貨款債權相差懸殊,客觀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者,依上說明,則能否逕謂再抗告人就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如僅係釋明不足,於再抗告人陳明願供擔保之情形下,是否不能以擔保補其釋明之不足?均非無再進一步推求之必要。原裁定徒以上開理由,遽認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即有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五百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而影響裁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有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不能認為無理由,故廢棄高院原裁定,並發回高院更為裁定。(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抗字第七四六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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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5, 2011

外國判決懲罰性賠償金請求之許可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三款「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本件爭點在於:被告爭執系爭外國法院判決關於命該案被告懲罰性賠償金,與我國損害賠償法制目的有所扞格,又命伊等給付律師費用遠高於損害額,均違反我國公序良俗,不應認可等語而為抗辯。

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九十四年度上字第一00八號)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之內容,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認其效力,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及其他處分之請求,以中華民國認許者為限。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九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系爭判決關於命乙○○等人連帶給付實際損害額三百六十萬元並加計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之利息並負擔二分之一律師費用部分,無違我國公序良俗,自應承認許可強制執行,至所命給付實際損害金二倍之補償金即七百二十萬元及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合計八百二十萬元,其性質均屬懲罰性賠償,而懲罰性賠償之判決,係基於處罰及嚇阻為目的,與以填補損害為基本機制之我國損害賠償法體系有所扞格,至我國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專利法、營業秘密法、消費者保護法雖有懲罰性倍數賠償之立法,惟各該特別法係針對特別事件之性質目的所為之立法,系爭判決之定性為移民投資詐欺之侵害財產法益之一般侵權行為,不宜類推適用特別法之規定,上述懲罰性賠償判決與我國公序良俗有違,難以承認。綜上,系爭判決命乙○○等人給付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及七百二十萬元補償金暨其利息部分,有背我國公序良俗,應不認其效力,不許可其強制執行;其餘實際損害及律師費用計五百十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元本息部分,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形,應承認其效力而許可強制執行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八三五號民事判決則以:該懲罰性賠償金與補償金之裁判,既分由陪審團及法官作成,其性質似有不同。原審未說明所憑依據,逕認補償金之性質屬懲罰性賠償,而為不利丙○○等人之認定,已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又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內容,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認其效力,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所謂有背於公共秩序者,係指外國法院所宣告之法律上效果或宣告法律效果所依據之原因,違反我國之基本立法政策或法律理念、社會之普遍價值或基本原則而言。查我國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事件雖無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然諸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等規定,已有損害額三倍懲罰性賠償金之明文規定,則外國法院所定在損害額三倍以下懲罰性賠償金之判決,該事件事實如該當於我國已經由特別法規定有懲罰性賠償金規定之要件事實時,是否仍然違反我國之公共秩序,即非無進一步推求餘地。丙○○等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利於己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而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第22446.5條規定:移民顧問事業如有違反本法案情事者,法院應令其負擔實際損害額及相當於實際損害額三倍之補償金。其立法目的為何?有無違反我國基本立法政策或法律理念等公共秩序,攸關系爭判決應否承認而得強制執行,案經發回,宜請注意研究。

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七年度上更(一)字第八一號)則將第一審准吳成三等人強制執行之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本息部分之判決予以廢棄,改判駁回吳成三等人此部分之訴,並駁回劉志昇等三人就三倍賠償金中之七百二十萬元(下稱倍數賠償金)本息之上訴,理由係以:系爭判決中關於實際損害三百六十萬元及律師費用等合計五百十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元本息部分,既經本院前審為劉志昇等三人敗訴之判決確定,許可吳成三等人為強制執行,自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不承認其效力之情事,其餘八百二十萬元本息部分,基於同一判決之關係,除兩造所爭執是否違反我國公序良俗之問題外,亦應無上開條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所定不承認其效力之情事。次依「禁止實質再審查」原則,在外國確定判決之承認及許可執行之程序中,自不得就外國判決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是否允當再為實質審查,僅於維護內國之公共及倫理之基本秩序必要時,例外為有限度審查,此觀同條項第三款規定至明。所謂「公共秩序」乃指立國精神與基本國策之具體表現,而「善良風俗」則為發源於民間之倫理觀念。外國法院確定判決得以本款拒絕承認其效力者,乃其判決承認之結果將抵觸我國法律秩序或倫理秩序之基本原則或基本理念時,始例外不認其判決在我國之效力。劉志昇等三人執詞主張吳成三等人匯至伊國外帳戶之資金係為逃漏稅款,非意在移民投資,無詐欺可言一節,無論究之必要。吳成三等人主張系爭判決判命劉志昇等三人各應給付伊懲罰性賠償金及三倍賠償金(即實際損害之三倍賠償金)本息,業經加州法院判決確定。其中由陪審團裁決之懲罰性賠償金,係因吳成三等人起訴主張:鈺祥公司與劉志立等人共同詐欺,除應歸還已受損害外,並因被告之故意不實陳述,使原告遭受壓迫及陷入殘忍且不公平之困境,依加州民法第3294 條(a)項規定,取得示範性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權利云云;由加州法院法官判命劉志昇等三人各應給付吳成三等人三倍賠償金部分,則係因吳成三等人起訴主張:劉志立與不具名之被告等非法執行移民顧問業務,違反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依據該法案第22446.5 條之規定,得請求最高三倍於損害額之賠償金而來。可知,兩者法源依據不一,倍數賠償金是否等同懲罰性賠償金,尚值探究。「倍數賠償金」之立法目的若係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因其與我國損害賠償之法制以填補損害為基本法律精神,尚無二致,應可認同。若為懲罰性賠償金,則與我國之基本理論有所抵觸,除少數特別法引進立法例外,我國民法迄今未擬增訂懲罰性賠償之規定,有網路新聞一紙供參考,仍有可議。是外國判決為懲罰性賠償金者,除與我國少數特別法之規定相容者外,難謂與我國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無違。依外交部函所檢附加州參議院公布關於二○○二年「AB一九九九修正案」之法案研析資料,固不容否認,加州商業及專業法第22446.5 條規定之立法目的有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意。惟就該法條文義觀之,倍數賠償金之核定計算基礎仍建立於實際損害上。則此倍數賠償金,究係為免舉證困難所設?或係實際損害以外之懲罰性負擔?尚非可望文生義。吳成三等人雖引據二○○二年加州商業暨專業法第22446.5條修正案提案人 hillip Isenberg(前加州參議員)出具之聲明書所述提案修正上開條文之目的,認非懲罰性賠償。然前揭州議會公布二○○二年修正法案研析資料並無該聲明書所載意旨,且觀其聲明書要旨,無非設想有難以計量之損害,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而制訂。就該法條文義觀之,倍數賠償金之核定計算基礎仍建立於實際損害,而實際損害並無減免舉證責任之規定。且加州商業暨專業法第 22446.5條於一九八七年原訂被害人得請求之範圍,於一九九四年修正,依網路公布當時之修正法案分析記載,其中關於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部分,係懲罰性賠償金無疑。再者,依該條之文義解釋,被害人所得請求者,除實際損害外,另加三倍實際損害或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後二者係擇一重。擇一重後,加上已證明之實際損害,立法者認被害人所受損害應已受足額賠償,亦即此規定範圍應可認為係損害賠償預計之總額。而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既係懲罰性賠償金,則三倍賠償金若非亦含懲罰性質,何能二者相提併論,且擇一重?系爭判決命給付實際損害額三倍賠償金,係因吳成三等人主張劉志昇等三人非法、不當執行移民顧問業務,違反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為原因事實。參酌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就「消費」一詞所作解釋,上開移民業務非無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容許消費者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規定適用之餘地。系爭判決命給付倍數賠償金部分,應與我國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無違。至系爭判決中命給付懲罰性賠償金部分,則係因吳成三等人主張劉志昇等三人有違反加州民法詐欺等不法侵害行為之原因事實。而我國民法就詐欺之被害人並無如加州民法第3294 條(a)項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此懲罰性賠償金,乃被害人實際損害以外之賠償,自與我國民法損害賠償之法制以填補被害人損害為宗旨之基本理念有所抵觸。況上揭加州民法規定被害人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並無「上限」,一任陪審團酌定,且無須解釋理由,亦非我國固有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自有悖於我國公共秩序。立法者既認三倍賠償金或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之賠償,二者擇一重後,加上實際損害,為被害人依加州商業暨專業法所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最大範圍。則此範圍當為違反該法所生損害賠償之總額,若另加懲罰性賠償金,無異一事兩罰。系爭判決就此所宣告之法律上效果,與我國之基本立法政策或法律理念、社會之普遍價值或基本原則,顯有不合,難謂無悖於我國公共秩序。綜上,系爭判決判命劉志昇等三人連帶給付吳成三等人懲罰性賠償金一百萬元本息部分,不應承認其效力,不許可其強制執行。其餘命連帶給付倍數賠償金七百二十萬元本息部分,則應承認其效力,許可強制執行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三號民事判決則復以:系爭判決中由陪審團裁決之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係因吳成三等人起訴主張:鈺祥公司與劉志立等人共同詐欺,除應歸還已受損害外,並因被告之故意不實陳述,使原告遭受壓迫及陷入殘忍且不公平之困境,因而取得示範性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權利等情所為;由加州法院法官判命劉志昇等三人各應給付吳成三等人一千零八十萬元倍數賠償金,則係因吳成三等人起訴主張:劉志立與不具名之被告等非法執行移民顧問業務,違反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依據該法案第22446.5 條之規定,得請求最高三倍於損害額之賠償金而來。兩者法源依據不一,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依此,吳成三等人就上開懲罰性賠償金與倍數賠償金起訴主張之事實與侵權行為之態樣,似有不同,乃原判決未說明兩者事實是否同一?或有何關連性?竟以其性質均具懲罰性及前揭情詞,遽謂系爭判決一事二罰,自嫌速斷。又原判決謂:依加州商業暨專業法第22446.5 條一九九四年修正條文,按網路公布時之修正法案分析記載,及其文義解釋,被害人所得請求者,除實際損害外,另加三倍實際損害或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後二者係擇一重,立法者認擇一重後,加上實際損害,被害人已受足額賠償云云(原判決第九頁及第十頁),姑不論「網路公布當時之修正法案分析」其來源為何?是否足為上開法文修正理由之參考?原審未詳加調查審認,即據為裁判參考之資料,已屬可議。而原判決未敘明系爭懲罰性賠償金與倍數賠償金及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間有何關係,竟恝置懲罰性賠償金之法律規定於不顧,認三倍實際損害或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擇一重,另加實際損害,被害人已受足額賠償,亦非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再者,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三款所謂「公共秩序」乃指立國精神與基本國策之具體表現,而「善良風俗」則為發源於民間之倫理觀念。得依本款拒絕承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效力者,乃因承認之結果將抵觸我國法律秩序或倫理秩序之基本原則或基本理念,並為原判決所是認。關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我國民法就一般侵權行為,目前固無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惟特別侵權行為,晚近之立法,業將倍數賠償金列入,原判決亦以系爭倍數賠償金相當於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之「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而認與我國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無違。則就一般侵權行為依道德非難予以懲戒,是否有違吾國公共秩序,尤值深究。原判決既有如上欠妥適之情形,而吳成三等人請求懲罰性賠償金與倍數賠償金之事實有無關連,復牽涉能否一併許可執行之問題。兩造上訴論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於其不利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均應認為有理由。(民事訴訟法、訴訟實務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June 22, 2010

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及其請求權時效

情事變更之原則,乃指民法第227-2條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前項規定,於非因契約所發生之債,準用之。」本條為民國88年04月21日所新增,依其立法理由指出,情事變更原則為私法上之一大原則,本法除有個別具體之規定,尚乏一般性之原則,適用上易生困擾。實務上雖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原有效果之判決。但不如明定具體條文為宜,增訂第一項規定,俾利適用。又,情事變更原則非因契約所發生之債,例如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亦宜準用,爰增訂第二項。
關於本項原則之適用要件,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331號民事判決要旨指出:「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定契約成立後,發生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若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時,得經由法院裁量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期能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以法院依該原則為增加給付之判決,應本於客觀之公平標準,審酌一方因情事變更所受之損失,他方因情事變更所得之利益及其他實際之情形,定其增加給付之適當數額。」同院97年台上字第60號民事判決要旨:「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所稱之情事變更,係指契約成立後,其成立當時之環境或基礎有所遽變,非當時所得預料,依一般觀念,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顯然有失公平者而言,該情事變更之事實,應祇須發生於契約成立之後,即有其適用。」同院96年台上字第2468號民事判決要旨:「按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所謂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因顯失公平者,係指情事劇變,非契約成立當時所得預料,依一般觀念,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顯然有失公平者而言。」
反之,臺灣高等法院96年建上第115號裁判要旨則以:「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所謂情事變更,係指契約成立後,其成立當時之環境或基礎有所遽變,非當時所得預料者而言。本件兩造已於系爭契約約定。顯見兩造於訂約時,業已將未來可能發生不可抗力災害之風險一併考慮在內,並約定災害發生時損害應由何人負擔。則系爭災變之發生既屬不可抗力,自應適用上開約定,並非兩造訂約當時所無法預料之情形,故本件應無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定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甚明。從而,上訴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亦屬無據,不應准許。」最高法院97年台上第1794號裁判要旨:「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所明定(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施行)。且此項規定,依民法債編施行法第十五條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發生之債,亦適用之。惟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倘於契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有發生該當情事之可能性,為當事人所能預料者,當事人本得自行風險評估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如材料、價金等)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
本項原則應如何適用?應如何調整當事人原定之給付?最高法院98年台上第2351號裁判要旨指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該項規定,因情事變更,請求法院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原有效果之判決者,以法律行為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為要件。又法院因情事變更為增加給付之判決,並非以請求權人所受損失之填補為目的,其與損害賠償填補原理不同,應依客觀之標準,審酌一方因情事變更所受之損失,他方因情事變更所得之利益,及其他實際情形,以定其增加給付之適當數額。原審固以系爭空調工程乃因系爭公司施工延滯而延長履約期間,要非上訴人公司於訂約時所得預期,其因此導致成本增加及資金運用之積壓造成財務損失,對上訴人公司顯非公平為據,認上訴人公司得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工程款等語,惟查原審增加給付工程款,所審酌者,無非單以上訴人公司因此增加之人事費用成本及資金運用積壓及成本增加所受損失為其考量因素,關於高市經發局是否因情事變更而受有利益?利益額究若干?及社會客觀經濟環境是否變更等,均未予論述說明,自有未合,高市經發局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本項原則適用後之請求權時效為何?「關於本件服務費用之請求權除EW301、EW313-2、EW307、EW314、EW316等標外,是否罹於消滅時效?經查:按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7條第7款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款之所以訂定二年之時效期間,乃因此類勞務報酬請求權,多發生於日常頻繁之交易,宜速履行,故賦予較短之時效期間,以促從速確定,如非屬日常頻繁交易而生之承攬報酬請求權,自不宜使用短期時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48號裁判要旨參照)。系爭工程服務包含「測量及定線規劃」、「環境影響評估」及「細部設計」,共包含十八個標別,自81年1月簽訂系爭契約迄94年5月31日起訴時(見原審卷第4頁之起訴狀首頁),已逾13年,仍未全部完工,工程規劃設計期間長久,給付規劃設計服務費之時間亦長,可知本件委託規劃設計服務費之給付請求權,自非宜速履行請求權,且兼具委任性質,當無民法第127條第7款短期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縱認本件應適用民法第127條第7款短期消滅時效期間,惟查依系爭契約書第5條第7項載明:「尾款:甲方(指住都局)辦妥各項工程完工決算後,按決算金額計付服務費尾款(多退少補)」(見原審卷第15頁之契約),可知上訴人現已請領之工程款實包含未完成部分之服務費在內,性質屬預支之工程款而非就已完成工程支付之報酬,此所以上開條文載明尾款應「多退少補」。是本件上訴人之服務費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本件契約範圍內之所有工程均完工決算後,始行起算。本件縱適用民法第127條第7款短期消滅之規定,亦尚未罹於消滅時效」。此有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建上字第80號民事判決要旨可稽。此外,「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即學理上所稱之「情事變更原則」。所謂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係指情事遽變,非契約成立當時所得預料,依一般觀念,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顯然有失公平而言。本件系爭工程原訂一千零九十六個日曆天完工,惟因「非可歸責於兩造」之事由,經被上訴人先後四次核准展延工期共二百零二天,為原審所認定之事實。而依系爭「棄權事項」約定:「承包商(上訴人)以有效之理由申請延長工期,如(被上訴人所屬)工程司以書面通知核准其延長之請求,除該延期之理由係可歸責於國工局(被上訴人)外,則應視為對承包商所遭受之任何實際、可能或延續之損失,已作全部而圓滿之補償,承包商須放棄對該一事件再提出要求之權利」等內容(見一審卷第一宗二一八頁),似謂被上訴人僅就可歸責於其本人之事由而展延工期,始予上訴人補償。若因「非可歸責於兩造之事由」所生之工程展延,上訴人概不得再要求補償,並應放棄請求之權利。果爾,無異將「非可歸責於兩造事由」所生之損失,全歸由上訴人一人承擔。是否未顯失公平?已非無斟酌之餘地。況系爭「棄權事項」,似未明示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上訴人據此主張:系爭工程因九二一大地震而展延一百十三天,受鄰標施工影響而展延八十一天。總共經核准展延二百零二天,占系爭工程原訂工期(一千零九十六個日曆天)五之一強,已超出一般有經驗承包商投標時所得預料及承擔之合理風險範圍,其於締約時無法預測工程將遲延二百零二天。如依系爭「棄權事項」履行,顯失公平等語(原審卷一三頁、一四頁),自屬重要之攻擊防禦方法。原審未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其取捨意見,復未審酌系爭工程合約簽訂之際,承包商(榮工處)是否得以預料「九二一大地震」等事變之發生?及展延之工期,可能達原訂工期五分之一強?等情事。遽以兩造間已有「棄權事項」之約定,即謂上訴人不得再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被上訴人補償(增加給付),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決。是否允當?亦非無疑。又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後,當事人就新增加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發生,其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方符該形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若一方當事人(上訴人)於法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前,對他方當事人(被上訴人)為增加給付之請求,經他方當事人同意者,乃雙方合意變更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如他方當事人不同意者,請求之一方當事人仍須待法院為增加給付(形成)判決確定後,其請求權始確定發生。在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方當事人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求權可得行使而起算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問題。本件上訴人係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之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被上訴人補償(增加給付,見一審卷第一宗三頁)。並非請求原有之承攬報酬或系爭工程合約所衍生之債務不履行等賠償。乃原審竟謂該請求權時效應自系爭工程驗收合格之日(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起算,計至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時為止,已逾二年之承攬報酬請求權時效期間,而為其敗訴之判決,依上說明,即屬可議。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5號民事判決要旨亦同斯旨。)(訴訟實務、仲裁、民法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May 20, 2010

民事訴訟上訴第三審之合法要件

民事訴訟第三審為法律審。上訴第三審法院,必須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始得提起。所謂違背法令,乃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但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明定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
以上區分之意義,乃本法第四百六十九條之一規定,以前開「當然為違背法令」所列各款外之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者,必須經第三審法院之許可,而此一許可,必須以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為限。此即所稱之「上訴許可制」。最高法院92年第1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就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之一規定,訂定許可上訴第三審之原則,其決定有:一、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無法律規定或解釋、判例可據,而須為創造性之闡釋者。二、事件涉及之法律規定有疑義或不完備,須依事件性質、憲法原則或法律倫理原則為創造性之補充、擴張或限縮其規定之適用者。三、事件涉及之爭點,法律雖有規定,但法律倫理觀念已有變更或社會情況已有變遷,須為因應、符合現況之闡述者。四、原判決所持之法律見解與本院判決先例岐異,須統一其見解者。五、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者。
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七條、第四百七十條第二項)。因此若上訴人對原審認事用法、職權行使之事項,空言指摘,並就原審已論斷之者,泛言其未論斷,故上訴理由不能具體指明原判決所違之法律、命令、判例、解釋,暨訴訟資料中合於該違法之事實,則該上訴不合法,此有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九五三號裁定意旨指明:「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無非就原審取證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並就原審所為論斷,泛言未論斷違法,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反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其已經合法表明上訴由。」同院九十八年台上字第六六二號裁定要旨亦指明:「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68條所明定,如依該條規定,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須經第三審法院之許可,而該許可,以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為限,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又,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之一規定:「除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情形外,原判決違背法令而不影響裁判之結果者,不得廢棄原判決。」本條立法理由指出,本法第四百六十七條規定,對於第三審判決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所謂違背法令,依第四百六十八條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但原判決縱有違背法令情形,而其裁判結果仍屬正當,亦即其違背法令與裁判之間無因果關係,並不影響裁判之結果者,為減少當事人之訟累,實毋庸廢原判決而發回或發交更審,惟第四百六十九條各款列舉之情形,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學說上稱之曰絕對上訴理由,原判決如有該條各款情形之一,即應認上訴為有理由,不問其違背法令與判決結果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原判決均不復能維持,屬絕對上訴理由,此外,原判決縱有違背法令之相對上訴理由,但如於裁判結果無影響,仍應予以維持之旨趣,並為維持現行法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意旨,爰增訂本條。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台上字第一五三六號裁判要旨謂:「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於八十二年三月底,恐嚇上訴人稱如不交付新台幣五百萬元,及將鳳山市文衡路一二五巷六號五樓房地贈與鄭林不及將系爭建物贈與被上訴人,即不撤回刑事案件之告訴云云,縱屬實情,因刑法就上開行為無處罰之明文,上訴人亦不得執是主張撤銷贈與。原判決就此未予論斷,雖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然並不影響裁判之結果,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之一之規定,原判決仍應予維持。」可供佐參。(訴訟實務、民事訴訟法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February 26, 2010

強制執行第三人未遵期10日聲明異議之處理

實務上在強制執行事件中,第三人於收受扣押命令10日後始聲明異議。執行法院此時應如何處理?
於司法院94年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強制執行專題第22則法律問題:「假扣押執行事件,第三人於收受扣押命令10日後始聲明異議,理由為:債務人對伊之債權,已因債權讓與而不存在,並敘明:債權讓與成立於第三人收受扣押命令之前,但第三人收受債權讓與通知於收受扣押命令之後。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
其討論意見中甲說指出:應裁定駁回第三人之異議。按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依職權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此即所謂之「禁止命令」,亦稱「扣押命令」,與動產、不動產之查封同為凍結債務人處分權之方法。而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時,應於接受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之所謂「10日」期間,為法定不變期間,第三人於接到執行法院禁止命令後已逾10日始為聲明者,應認其異議不合法而以裁定駁回之,並即核發收取移轉或支付轉給命令。惟第三人嗣於接獲執行法院所發上開各處分命令後,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之規定,更行聲明異議。
而乙說則認為:此時應通知債權人起訴。第三人雖未遵期於10日內聲明異議,但如債務人對伊之債權已因債權讓與而不存在,且法院對此種債務人對第三人財產權之執行,於發扣押命令後,如係進一步發收取或支付轉給命令,第三人仍得於收受前開命令後聲明異議,或因第三人均未異議,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2項規定逕向第三人為強制執行時,第三人仍得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等觀之,應認為第三人對債務人債權之存否此一實體事項之爭執,執行法院無從認定。此際,執行法院仍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規定,通知債權人,如債權人逾期未起訴,則依同條第3項撤銷扣押命令。
審查意見則指出:第三人於收受扣押命令後,不於10日內提出異議者,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規定,得對第三人逕為強制執行,因此若逾期始提出異議者,執行法院僅得通知第三人另提起異議之訴,至於實體上有關債權讓與是否成立之爭執,應由當事人於另行訴訟解決之。本次研討結論為採乙說。
綜上,於第三人逾期未異議時,仍得於(1)於發扣押命令後,如係進一步發收取或支付轉給命令,第三人仍得於收受前開命令後聲明異議,或(2)因第三人均未異議,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2項規定逕向第三人為強制執行時,第三人仍得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此際,執行法院仍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規定,通知債權人,如債權人逾期未起訴,則依同條第3項撤銷扣押命令。(司法院94年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強制執行專題第22則)(訴訟實務、強制執行法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January 10, 2010

對法官判決之評論, 與刑法侮辱公務員執行職務罪與誹謗罪

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係執業律師,為本院高雄簡易庭95年度雄簡字第1153號民事案件中(原告周建光與被告九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原告周建光之訴訟代理人,而經告訴人即承審法官乙判決原告周建光敗訴在案。詎被告基於散布於眾之意圖及侮辱之犯意,於民國95年10月間某日,將其撰寫之「高雄地院乙法官怪異的民事判決」乙文,寄送予本院院長、庭長、審判長共11人,復於同年月27日上午7時18分許,在網站刊登前揭文章,以此方式而使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文中針對前開訴訟分作「案情」、「判決記載」、「乙法官判決怪異之處」論述,其中指出「乙法官對原告訴訟代理人之當庭陳述及補充理由狀,在判決中未有隻字之記載及交代,卻盡全力在為被告無表見代理一事大鑽牛角尖」、「乙法官顯然對表見代理之本人張冠李戴」、「乙法官慧眼獨具,認黃勝賢偽造合約書,與被告無關」、「乙法官認黃勝賢偽造文書,令人莫名其妙」,並於該文結語以「法官辦案,若不憑良心,蓄意扭曲事實道理而偏袒一方,致令他方吃虧,則法官的人格,是否會比妓女高,則有待研究」等文字,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並對於告訴人依法執行之審判職務予以公然侮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執行之職務罪嫌及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高雄地院判決理由,則以:刑法第310條誹謗罪之成立,須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而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行為,為其要件,又此所謂「散布於眾」,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而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45號解釋意旨,所謂之「多數人」即係指「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又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可參)。故行為人就其發表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至少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應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倘行為人主觀上無對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不實」之認識,即不成立誹謗罪。惟若無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僅憑一己之見逕予杜撰、揣測、誇大,甚或以情緒化之謾罵字眼,在公共場合為不實之陳述,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即非不得以誹謗罪相繩。準此,是否成立誹謗罪,首須探究者即為行為人主觀上究有無相當理由確信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誹謗故意。另所謂「言論」者,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其中關於「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是該規定之適用,即指「事實陳述」而言;至於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則應屬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亦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又該規定所謂「可受公評之事」,係指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務而言,而因其與公共利益有密切關係,是表意人就該等事務之具體事實,若有合理之懷疑或推理,而依其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公平合理提出主觀之評論意見,且非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之目的者,不問其評論之事實是否真實,即可推定表意人係出於善意,避免人民因恐有侵害名譽之虞,無法暢所欲言或提供一般民眾亟欲瞭解或參與之相關資訊,難收發揮監督公務員或公眾人物之效。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惟事實陳述與意見發表在概念上本屬流動,有時難期其涇渭分明,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時,自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準此,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被告之供述、告訴人於告訴狀中之指訴、上開文章、前開網站網頁列印資料為主要依據。而訊據被告則坦認有於上開時間,撰寫前揭文章,將之寄送予本院院長、庭長及審判長共11人,並在網站上刊登前揭文章等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伊對告訴人執行之審判職務相當尊重,並無侮辱之意,且伊的文章內容,只是就客觀的事實加以評論,對告訴人判決不合理的地方加以批評,而伊上開文章的結語,並未下定論指稱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亦未認告訴人人格不如妓女,只是提出伊的質疑而已,這是告訴人自己對號入座,至於伊會寄送前開文章予法院院長、庭長、審判長,是希望造成法院內之輿論,對上開判決內容評斷其正確與否等語。經查:…依據前揭文章之標題及內文所示,該文章是針對告訴人所為判決內容、辦案態度等,亦即有關公務員本人之事項發表意見,要與告訴人所執行之職務本身無涉,依據前開關於刑法第140條第1項規定之說明,被告所為自不成立公訴意旨所稱之侮辱公務員執行之職務罪;又因被告撰寫、寄送、刊登前揭文章,並非於告訴人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為之,是亦無成立同條項侮辱公務員罪之餘地。另,關於被告前揭文章所載上開內容,是否構成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乙節,被告將前揭文章寄送予本院院長、庭長及審判長共11人,業屬所謂散布予「特定多數人」之情形,而其將前揭文章刊登在上開公開網站上,使不特定人得藉由網際網路上網瀏覽該文章內容,則顯係合於散布「不特定人」之情狀,是被告為前揭行止,自有散布於眾之意圖。又觀諸被告前揭文章,其標題為「高雄地院乙法官怪異的民事判決」,而其內容則分為4大段,第1大段在敘述該案發生之緣由及法院審理之經過;第2大段係節錄前揭本院高雄簡易庭95年度雄簡字第1153號民事判決之部分內容;第3大段標體為「乙法官判決怪異之處如下」,內容係被告對於上開民事判決,就其個人認為不合理處提出批判,而第4大段則係結語,其內容略為「法官辦案,若憑良心,原告或被告,不問誰輸誰贏,皆無話可說;如有不服,只有依法上訴而已。然而,法官辦案,若不憑良心,蓄意扭曲事實道理而偏袒一方,致令他方吃虧,則法官的人格,是否會比妓女高,則有待研究」,綜觀該文章內容,被告於結語部分,雖並未指明其認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亦未直接表示告訴人人格不若妓女,然該文章除結語外之其他內容,既均係對告訴人所為前揭民事判決表述意見,且其標題復載明「高雄地院乙法官怪異的民事判決」,一般閱讀者閱覽全文後,自會認定前開文章之結語部分,係針對告訴人所為之評述,要非對於其他法官及其所為判決而為,並會認為文章作者係指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人格不若妓女等,而非僅認作者係提出質疑爾,是被告辯稱:伊前揭文章並未下定論指稱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亦未認告訴人人格不如妓女,只是提出伊的質疑而已乙節,委無可採。再者,法官職務所重視者,乃辨明是非、依法持平而為裁判,告訴人指稱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顯已使告訴人名聲產生負面評價;另所謂妓女者,乃女性之性工作者,其與從事審判職務之法官相比較,2者間應僅有工作內容上之不同,而與其人格之高低優劣,按理並無存在必然之關係,惟就我國之社會民情而言,較多數人所存在之觀念,仍認為妓女所操者為賤業,故從事此一工作者,其人格必較為低下,而此由告訴人前開文章結語認法官辦案若有不憑良心等不當行止,其人格是否會比妓女高(換言之,其係認妓女人格非高)乙情,即甚明瞭,是被告謂告訴人人格不若妓女,亦顯屬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無訛,因此,被告所為應否以刑法之誹謗罪相繩,即應視其有無同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或第311條所定之阻卻違法事由而決。就被告前揭文章中關於「事實陳述」部分而言(即被告稱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等言論),告訴人所為前揭民事判決,經該案原告周建光提起上訴後,仍由第二審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此有本院95年度簡上字第271號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至47頁),足見告訴人前揭民事判決之結論應無違誤,且經本院遍閱本案卷內所存事證及調取前開民事案件卷宗核閱結果,亦未顯示告訴人有何被告所指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之情,足見被告此等言論內容並非真實。然被告前開文章指稱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者,係以告訴人所持之法律見解及對該案所存證據之採認與否為依據,而因此等事項之真實、正確與否,會隨個人之法學素養、推認事理能力、生活經驗、核心價值等眾多複雜因素之不同,產生相異結果之認定,而被告乃一執業多年之律師,衡情當有相當之法學素養,並身為前開民事案件之原告訴訟代理人,對於該案之相關事證顯然亦有相當之瞭解,且其於前揭文章中,復一一指出其所認定之法律見解,及敘明其認定告訴人採認證據之不合理處,則其論點雖與告訴人所為上開判決不同,亦不為該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所接受,然尚非全然無所依據之言論,從而,其依據其所持之法律見解及採認證據之論述,謂告訴人所為前揭判決怪異,進而認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尚難遽謂其主觀上非無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且公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告主觀上有對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不實之認識,而關於法官之辦案態度乙事,又顯係有關公共利益而非僅涉私德之事項,則被告此部分言論,自應符合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所規定之阻卻違法事由。再就被告前揭文章中關於「意見表達」部分觀之(即被告稱告訴人人格不如妓女之言論),法官人格之高低優劣,關乎其審理案件能否持平以決,影響訴訟當事人權益甚鉅,要屬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務,而為可受公評之事,自不待言。而被告所撰寫之前揭文章中,係一一提出自己之見解,指出其認告訴人判決不合理之處,再以此論據謂告訴人辦案不憑良心、扭曲事實、偏袒一方,進而指稱告訴人人格不如妓女,亦即其對告訴人人格之評斷,係基於其所認定之告訴人辦案態度此一前提而來;且其上開文章中,尚有節錄告訴人所為前揭判決之重要內容,使閱讀者能夠自行比較何者所採觀點較為正確,是其此一意見表達,雖用語足令告訴人感到不快、難堪,且客觀上並非真實(蓋如前述所述,被告持以為評論告訴人人格所據之告訴人辦案態度,並無被告所指情形),然尚難認係非屬適當之評論(舉反例言之,若被告前揭文章內容,並未說明告訴人前開民事判決有何不當之處,而僅以判決結果不利於其當事人,即謂告訴人人格不如妓女,甚或於未有任何事證下,隨意指陳告訴人收受對造好處,再據以評論告訴人人格不佳,則此等意見表達,雖係就可受公評之事為評論,然即非屬適當之評論)。又被告撰寫上開文章之目的,及其特意將該文章寄送予本院院長、庭長、審判長之緣由,業據其辯述如上,而其所持此等辯解,未能遽謂與常理未合,自難認被告為前揭行為,係以損害告訴人名譽為唯一目的,依據前開說明,應推定被告係出於善意而發表言論,因此,被告此部分言論,自應符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所規定之阻卻違法事由。綜上,依卷內所存事證,本件被告撰寫前開文章所發表之言論,就妨害公務部分,並未合於刑法第140條第1項所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而就妨害名譽部分,則與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第311條第3款規定情形相符,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認被告行為不罰,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上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度審易字第1731號刑事判決)。(訴訟實務、刑事訴訟、刑法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August 20, 2009

強制執行法程序雙重扣押之處置與侵害債權

本件上訴人即執行債權人起訴主張:伊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間遭債務人陳銘基侵占存款新台幣(下同)四百五十餘萬元,遂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聲請就陳銘基在被上訴人帳戶內之存款於二百九十六萬元之範圍內為假處分,經准許後,於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提存擔保金聲請假處分執行,經台北地院民事執行處發出九十一年度執全字第三六七五號假處分執行命令,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送達被上訴人即第三人銀行。嗣上訴人對陳銘基起訴請求返還侵占之款項,經台北地院九十二年九月五日以九十二年度訴字第六一0號判決陳銘基應給付伊四百四十八萬二千零六十八元本息,伊即依前開判決於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向台北地院就陳銘基在被上訴人帳戶內已受假處分之存款聲請假執行,經台北地院民事執行處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發出九十二年度執字第三五五三四號扣押命令,被上訴人竟於同年十一月六日向台北地院表示前開受假處分之帳戶存款餘額為零而聲明異議。被上訴人雖另收受台北地院九十二年度執字第三0六四七號訴外人巫添丁對陳銘基之扣押命令及移轉命令,然未依前開執行命令說明向法院查復前已另收受上訴人為債權人之九十一年度執全字第三六七五號扣押命令,顯違反前開執行命令,及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條、第五十六條、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二、三項規定,故意或過失侵害伊之債權,致伊之債權未獲滿足之執行,受有二百九十萬元之損害等情。爰本於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規定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二百九十萬元本息之判決。
被上訴人即第三人銀行則以:按假處分不能排除法院終局之強制執行,伊既係依台北地院收取命令,將款項交付巫添丁,自無侵害上訴人之權利,亦無違反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又上訴人就系爭款項僅處於禁止處分之保全程序階段,尚無權收取系爭款項,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發生等語,資為抗辯。
第二審即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九十三年度上字第五二二號)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稱之權利,係指私權而言,包括人格權、身分權、物權及智慧財產權等。而債權雖屬私權,然為相對權,存在於當事人間,債權人對於給付標的物或債務人的給付行為並無支配力,且債權不具有所謂典型的社會公開性,第三人難以知悉,同一個債務人的債權人有時甚多,如謂加害人因過失侵害,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加害人責任將無限的擴大,似屬過苛,不合社會生活上損害合理分配原則,且有礙於經濟自由之發展,此並涉及債務人的意思自由及社會經濟生活的競爭,應作限制的解釋,是以債權應非屬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稱之權利。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權行為之客體為債權,然依上開說明,債權應非屬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稱之權利,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上訴人債權之事實存在。此外,上訴人復未主張及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上訴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行為,上訴人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又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二條定有明文。足見假處分係以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為前提。上訴人依台北地院九十一年度裁全字第一○七三四號裁定,向該法院聲請假處分執行,台北地
院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發出九十一年度執全字第三六七五號假處分執行命令,禁止上訴人之債務人陳銘基就被上訴人帳戶內之存款在二百九十六萬元之範圍內為提領、轉帳等任何處分,此係假處分執行命令,其效力僅在禁止債務人就特定財產為自由處分,核與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規定,係以金錢債權之請求為執行名義,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之執行命令不同。且被上訴人於九十二年九月五日接獲台北地院九十二年度執字第三○六四七號扣押命令,其內容係禁止巫添丁之債務人陳銘基於債權金額九百七十五萬元,及自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六計算之利息,暨執行費六萬八千五百五十六元之範圍內收取對被上訴人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被上訴人亦不得對債務人清償。此即屬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之扣押命令。前開扣押命令說明欄第四項固記載:「……如於收受本命令前已另收受其他執行命令,而債務人未受扣押之存款金額不足本命令扣押之金額者,併請查復其他執行命令之執行法院及案號」,然此非屬前開強制執行法規定執行命令之內容,純屬行政上便利法院了解是否另有他案執行之措施而已,亦無任何法律課予第三人有此義務,及如未予查復時有何法律效力。被上訴人雖未向台北地院陳報前已收受該法院九十一年度執全字第三六七五號假處分執行命令,並不足認被上訴人有違反前揭扣押命令之行為。縱因此使法院無從知悉而未通知上訴人將原請求易為金錢請求並取得執行名義聲明參與分配,亦不得認被上訴人違反強制執行法。更何況上訴人之假處分執行命令,係以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為前提,其效力僅在禁止債務人就特定財產為自由處分,並無查封行為,顯不能與以金錢債權之請求為執行名義所發之執行命令併案執行。是被上訴人縱未予查復,亦不能認定違反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條:「對於已開始實施強制執行之債務人財產,他債權人再聲請強制執行者,已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於為聲請時及於該他債權人,應合併其執行程序,並依前二條之規定辦理」,及第五十六條:「書記官、執達員於查封時發見債務人之動產業經因案受查封者,應速將其查封原因報告執行法官」之規定。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即非可採。再者,「第三人於依執行法院准許債權人收取或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之命令辦理前,又收受扣押命令,而其扣押之金額超過債務人之金錢債權未受扣押部分者,應即將該債權之全額支付扣押在先之執行法院」,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一十五條之二第二項定有明文。此條文規定之目的,係在使第三人將債權之全額支付扣押在先之執行法院,俾二案能合併,依關於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足見本條文僅係規範於有二案以上對第三人之債權強制執行,第三人應配合執行之方式,純屬執行程序之規定,並非以保護個人之權益為目的,防止危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甚明。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應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已非可採。縱認該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包含保護個人權益之目的,惟查,被上訴人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接獲台北地院九十二年度執字第三○六四七號收取命令,其內容係准許債權人巫添丁向被上訴人收取債務人陳銘基存款金額二百九十萬零九十七元。此乃屬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之收取命令。前開收取命令說明欄第五項之記載:「第三人於依本命令辦理前,又收受扣押命令,而其扣押金額超過債務人之金錢債權未受扣押部分者,應即將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全額支付扣押在先之執行法院,並將其事由向各執行法院陳報」,雖係依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所為,惟上訴人之假處分執行命令,並非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扣押命令,有如前述,是以被上訴人未向台北地院陳報前已收受該院九十一年度執全字第三六七五號假處分執行命令,並不違反前開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上訴人執此主張,仍非可採。次按禁止債務人就特定財產為處分行為之假處分,其效力僅在禁止債務人就特定財產為自由處分,並不排除法院之強制執行。是本件上訴人雖假處分陳銘基所有之系爭款項而禁止為處分行為,然並不排除法院之強制執行,故訴外人巫添丁聲請就系爭款項實施強制執行,自非法所不許。而被上訴人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接獲台北地院核發予巫添丁之收取命令前,由上訴人處僅收受台北地院九十一年度執全辛字第三六七五號假處分命令,而上訴人另聲請假執行之台北地院九十二年度執辛字第三五五三四號執行命令,係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送達被上訴人,已在巫添丁收取完畢後,當時陳銘基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已為零,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足見縱被上訴人依上開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即將該債權之全額支付扣押在先之執行法院,因當時上訴人尚未聲請假執行,而之前假處分,又不能排除法院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仍應將該債權之全額支付債權人巫添丁,是以被上訴人縱有違反前開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與上訴人不能就該帳戶債權獲得滿足清償(即上訴人所主張之損害)間,顯無相當因果關係,仍與侵權行為之要件不合。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二百九十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最高法院廢棄第二審判決並發回,其所持理由則以:按「債權之行使通常雖應對特定之債務人為之,但第三人如教唆債務人合謀,使債務全部或一部陷於不能履行時,則債權人因此所受之損害,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則,向該第三人請求賠償」(本院十八年上字第二六三三號判例參照),準此,債權既屬權利,即應受尊重,第三人如予以侵害,是否不成立侵權行為,自非無疑。又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七條規定:「對於前三節及第一百十五條至前條所定以外之財產權執行時,準用第一百十五條至前條之規定……」,則台北地院前依上訴人之聲請而對被上訴人所發之假處分執行命令係禁止債務人為提領、轉帳之處分,核與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扣押命令之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之效力,並無差異,是否非屬於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扣押命令?原審未予詳查,遽謂該執行命令與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無關,亦屬可議。另上訴人於九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收受附有假執行宣告之台北地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六一○號民事判決(見一審卷第一一頁以下),若能合併執行,其能否受分配,與上訴人是否受有損害有關,均有查明之必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以上見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九四號民事判決)
(訴訟實務、民法、強制執行法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August 9, 2009

刑罰裁量之外、內部性界限與判決違背法令─以刑法公共危險罪為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交簡上字第179號刑事判決)


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北交簡字第101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而提起上訴,該院管轄第二審合議庭判決撤銷原判決。本件撤銷改判之理由略以:(一)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民國88年4月23日生效施行之刑法第185條之3,將之列於公共危險罪處罰。本條係採抽象危險犯之立法,亦即行為人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之行為,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仍駕駛者,立法者即擬制行為人所為將製造一個社會所不容許之危險,而不待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已發生具體危害之公共危險為必要,學理上稱此為抽象危險犯,此種規定有先進國家如德、美等國之立法先例可資參考,為現代給付福利國家為實現對人民之生存照顧義務,基於國家維護公益之立場,所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被告一經有此不能安全駕駛而駕駛之行為即成立本罪,不以發生具體危害結果為必要。至所稱「不能安全駕駛」,係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主管機關法務部即有必要提供較為具體之判斷標準,就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部分固有明確之判斷標準,就服用酒類部分,參諸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超過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者不得駕車,否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處以行政罰之標準,而處以刑罰之行為較處以行政罰之行為應具有更大之不法性,亦即二者在不法的量上有所區別,是法務部所訂定之處罰認定標準自應超過前揭標準,方符刑罰之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參考國外先進國家如德、美等國之認定標準,對於行為人如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已達每公升0.55毫克或血液濃度達0.11%以上,肇事率為一般正常人之10倍,應認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標準,法務部88年5月18日法88檢字第001669號函定有明文,此一認定標準係有權機關用以補充並明確本條所謂不能安全駕駛之構成要件,自得為法院審判上所引用。至該數值以下之行為,如輔以其他客觀事實得認定行為人不能安全駕駛者,自仍依本條規定處罰,自屬當然。(二)按前述法務部88年5月18日所發函令,性質上乃行政院法務部基於其組織法有職掌研修刑法之權限,在執行刑法法律所必要之範圍內,就其細節性及技術性之事項所為之「職權命令」,類似學理上之為解釋性「行政規則」。職權命令乃我國特有之制度,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所明定,而行政機關發布此類執行法律之職權命令須符合:依據組織法有職權;為執行某一特定法律所必要;須僅就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為之等要件,此為司法院釋字第367號、第394號等多號解釋所闡釋在案之原則。職權命令之性質上既為行政命令,自得為司法機關於個案審判時所參考或援用,惟此類職權命令因涉及人民權益,須經發布等公布程序使受規範之人民知悉始為妥當,88年2月3日公布、90年1月1日施行之行政程序法第160條第2項,亦對解釋性之行政規則規定須經「發布」之方式使人民知悉。本件解釋函法務部選擇以「會議紀錄」之形式「檢送」各有關機關,未以發布或公告等方式使人民知悉,程序上不無瑕疵,惟該會議紀錄所訂標準業經刊載於法務部公報第228期第27頁以下,亦經媒體廣泛報導周知,參以該標準業經執法機關引為執行依據數年有餘,本院援引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2項之法理,認其至少已產生事實上之拘束力,在現今資訊取得容易、科技發達之時代,如無確切事證足以推翻下,人民尚難謂不知悉本項執行標準,惟法務部仍應速以發布或公告等方式補正此一程序上瑕疵為宜。(三)按依國外先進國家如德、美等國之認定標準,對於行為人如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已達每公升0.55毫克或血液濃度達0.11%以上,肇事率為一般正常人之10倍,已如前述。而依據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之函覆說明,酒精對人體具有一定之影響程度,人體若呼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5毫克時,將有輕度協調功能降低之症狀;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毫克時,會有反應較慢、感覺降低及影響駕駛之情形;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5毫克時,將造成思考、個性及行為改變;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0毫克時,將造成步態不穩、噁心嘔吐及精神混惑不清晰;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5毫克時,將造成說話不清楚、感覺喪失或視力模糊;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2.0毫克時,將造成體溫降低、血糖降低、肌肉控制差及癲癇發作;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3.5毫克時,則有神智不清、反射減低及呼吸抑制等可能致命之症狀,此有該院88年8月5日(88)北總內字第26868號函文及附件資料在卷可證(本院97年度北交簡字第1012號卷第7-8頁)。就此專業性之判斷結果,基於「判斷餘地」原則上不受司法審查之法理,除該判斷結果有顯然違法,如引為實驗之事實資料或數據顯有錯誤、有專斷或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或認定有違一般公認有效之評價標準等情事外,法院即應尊重此專業判斷,即審判實務上以之作為認定本罪構成要件之「證據要素」,亦即在無其他可資佐證之證據資料下,前述數值之存在為認定本罪成立之必要證據。當然,基於司法個案審查之原則,在低於前述標準之情形,如輔以其他客觀事證等情狀,得認定行為人不能安全駕駛者,司法機關於此即不受此標準之拘束,併此敘明。(四)上述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而對於何人闖紅燈一事,被告與證人湯明祥之供述雖不一致,惟以被告當時酒醉之狀態,應認以證人湯明祥之供述為可採信,且此部分亦不影響被告犯行之成立與否之認定;此外,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所作刑法第185條之3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酒精測定紀錄表、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及道路交通事故談話記錄表、現場圖、補充資料表及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被告經警酒精測試結果吐氣所含酒精成分高達每公升1.08毫克,已達前述法務部所公告且為國人一般平均人之標準,顯見被告此一酒精濃度已嚴重影響其駕駛動力交通之能力,被告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係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上述證據經與被告之自白互核一致,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至於論罪科刑部分,上訴審合議庭則以: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一)按量刑又稱為刑罰之裁量,係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之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之種類與刑度,而由於法定刑之空間往往很大,因此,法官如何具體量刑,對被告利與不利之影響程度,往往天差地別,以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為例,刑度從輕到重分別係「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亦即宣告刑如何是個生死決定,由此說明量刑之重要性,但同時亦點出量刑之不確定性,法官恣意及個案差異所引起平等原則之疑慮,即係量刑之根本問題(林鈺雄,新刑法總則,頁637)。由於刑罰之裁量,亦與犯罪判斷之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之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如無法官情感上之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須對被告個人及其所違犯之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之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之判決,此種工作只有具備人類情感之人始能擔任,而非純粹理智之電腦所能擔當之工作。雖然非理智與主觀二種因素,在刑罰裁量中無法完全排除,惟法官仍應時時刻刻盡其所能,將此二種因素對於裁量結果之影響程度,降至最低影響程度,此為憲法所課予法官之義務與誡命(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頁516)。
(二)為確保法官依法定刑作出適當而公正之刑罰裁量,我國在刑法第57、58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刑罰裁量事實,並善盡說理之義務,說明個案被告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惟我國實務之通常作法,在自由裁量之保護傘觀念下,法官裁量過程不必公開,以致外人無法從事客觀之檢視,是以法官所裁量刑罰之種類、刑度之運用及緩刑之宣告,是否符合刑罰目的之要求,往往無從加以審查(蘇俊雄,量刑之法律拘束性─評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7655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54期,頁169)。更甚者,由於欠缺量刑資訊系統(關於量刑之改革模式,澳大利亞係以開發量刑資訊系統作為改革重心,林增福,由英美法系國家量刑基準之制定談我國量刑法制之改革,司法周刊司法文選別冊第1324期,頁23),以關係人民日常生活最密切之竊盜罪為例,研究指出我國法官在作刑罰裁量時,具有以下之特色:判決書對量刑參考因素未明確交代;法官傾向於從輕量刑;非都會地區竊盜,較易獲判緩刑;、中年(46歲)以上法官較仁慈,較易宣告緩刑;女性法官較仁慈,較易從輕量刑;女性被告較易獲判輕刑等(坦白未必從寬,抗拒未必從嚴?!─「竊盜罪」統計實證研究結果大公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司法改革雜誌第49期,頁16、17)。
(三)有鑑於此,最高法院對於刑罰裁量權之違法審查,即從:「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至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同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亦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當事人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指為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意旨)、「關於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意旨)等寬鬆之審查基準,逐漸朝向嚴格。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判例意旨即謂:「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並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自由裁量係於法律一定之外部性界限內(以定執行刑言,即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規定)使法官具體選擇以為適當之處理;因此在裁量時,必須符合所適用之法規之目的。更進一步言,須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所指導,此亦即所謂之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關於定應執行之刑,既屬自由裁量之範圍,其應受此項內部性界限之拘束,要屬當然。」而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7655號判決意旨亦謂:「刑事被告如何量定其刑及是否宣告緩刑,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與法官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即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若故意失出,尤其是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時,得認係濫用裁量權而為違法。」另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864號判決意旨亦謂:「刑之量定,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自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所稱之比例原則,指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越此等特性之程度,用以維護其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若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予以適度之處理,禁止恣意為之。」惟最高法院判例意旨中所謂「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所指導」或判決意旨中所謂「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應本乎正義理念」等準則,其內涵為何,將因各法官之理念、價值觀、法學教育背景之不同而異,是以自由裁量之界限仍難有客觀之解答,亦增加其檢視之困難度。
(四)相較於此,過去美國法官在刑罰裁量時亦有很大之裁量權,且美國事實審法官裁判時無庸製作書類,復少有清楚、具體地說明其量刑邏輯,結果法官個人好惡及種族歧視等因素常影響被告之刑度,造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之科刑,此等量刑不公之問題,在1960年代開始為美國學界及政治界所重視,要求改革量刑制度之聲音此起彼落,該國國會遂在1984年通過「量刑改革法」(Sentencing Reform Act),該法授權政府在司法系統中成立聯邦量刑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由該委員會負責制定聯邦量刑指導原則(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以客觀量刑標準來減少法官就相似案件科刑之歧異情形,並實現罪刑相當原則(吳巡龍,美國的量刑公式化,月旦法學雜誌第85期,頁167-168)。第一版之聯邦量刑準據係聯邦量刑委員會於1987年向參議院提出,經參議院審議通過後,於同年11月1日生效。至於其制定及修正程序,應依據聯邦量刑委員會所制定「實施與程序規則」(Rule of Practice and Procedure)之規定,於每年5月1日前將修正草案送參議院審議,除非參議院行使否決權或逕予修正外,該修正案於同年11月1日自動生效。而由於犯罪型態隨著科技不斷更新,美國刑法及刑事特別法修訂或頒布頻繁,刑事政策或治安狀況時有更易,所以聯邦量刑委員會經常提出聯邦量刑準據之修正案,自該準據施行20餘年以來,迄今大大小小已修正600餘次(許金釵,我國量刑準據施行現況及我國實施之芻議,司法周刊第1307期,頁2)。該國運用量刑準則之量刑表來定量刑範圍時,應考慮犯罪之嚴重性及被告之犯罪紀錄等二大因素。依犯罪之嚴重性提供不同之級數,犯罪越嚴重其級數愈高,級數係從1至43,不同之犯罪類型都有一特定之犯罪級數,級數係決定犯罪嚴重性之起點,愈嚴重之犯罪類型即有愈高之犯罪級數,級數愈高刑期即越重,另每一種類型犯罪都有一些特定之犯罪特質,此等因素隨其犯罪情形而不同,不同之犯罪有不同之特質,此等因素會導致增加或減少犯罪級數之認定;關於犯罪紀錄部分,量刑準則根據行為人過去所為犯罪之嚴重程度及再犯率等因素,區分為Ⅰ至Ⅵ個不同之類別,其中第Ⅰ類適用於無前科記錄或犯罪紀錄最少之行為人,類別Ⅵ則為最重級,適用於有相當前科紀錄之行為人(Joanna Seybert著,溫耀源、孫惠琳譯,美國聯邦法院之量刑與量刑表,司法周刊司法文選別冊第1324期,頁28、29)。聯邦量刑準據係國會通過之法律,對法官有拘束力,法院原則上應依量刑準據所規定之刑度科刑,僅在例外情況,始得依據除外條款加重或減輕刑罰,於此情形法院應提出具體事由,詳細說明其何以科處異於量刑準據所定之刑罰之理由;而且規定上訴審法院有審查量刑之權,被告或檢察官得對於個案逸出量刑準據所定科刑範圍或不正確適用量刑準據之科刑上訴,上訴審法院應審查下級審是否正確適用聯邦量刑準據,此項規定具有強制性效力(林增福,同上,頁7)。在施行15年後,2002年聯邦量刑委員會進行調查與量化評估,歸納出下列結論:量刑準據已增加聯邦量刑之合理性與透明化;量刑準據面臨危機;已增進確實而嚴格之處罰;達到獨立性與量刑差益之雙向效果;已減少無正當理由之量刑差異(許金釵,我國量刑準據施行現況及我國實施之芻議,同上,頁2-3)。其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05年在布克案(U.S.v.Booker)中,雖宣告1984年量刑改革法中的兩個法條(18U.S.C.§3553(b)(1)、§3742(e))及其他相關法規無效,亦即有關強制法院應依聯邦量刑準據所定刑度內量刑,以及上級審應審查事實審是否正確適用聯邦量刑準據之規定無效。惟該判例亦強調量刑改革法及其他規定仍屬合憲,亦即聯邦量刑準據除不具強制性外,其餘規定仍然有效,事實審法官量刑時應一併斟酌量刑準據與18U.S.C.§3553(a)所定之刑罰目的,避免量刑歧異,上級審就量刑案件審理時,則應審酌事實審所科處之刑罰,以18U.S.C.§3553(a)之規定及其他之量刑因素,作為審酌之標準,判斷其科刑是否欠缺合理性(許金釵,布克案之後美國聯邦量刑準據之調適,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26期,頁87-89)。在Booker案判決後,美國聯邦法院法官採取三個步驟決定聯邦之量刑:第一、適用量刑準則,訂出應有之量刑範圍;第二、決定如要跳脫該範圍量刑,與量刑準則精神是否相符;第三、決定如要在準則建議範圍外量刑,所造成之差異應符合18U.S.C.§3553(a)條文之規定(Joanna Seybert著,溫耀源、孫惠琳譯,美國聯邦法院之量刑與量刑表,同上,頁31)。
(五)無論一個國家係採取何種意識型態、何種法律制度,或基於如何之刑罰目的,量刑之公平、公正,係不分時空、地域而屬於人類對刑事司法體系之共同期待。由前述說明可知,為避免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之量刑歧異,美國係採取制定量刑準據之量刑表方式,建立數值化量刑模式。相較於此,英國亦於2003年修訂其刑事審判法(the Criminal Justice Act)第167條規定設立量刑準則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制定明確之量刑準則標準,而同法第172條亦規定:「任何法院在對某一被告量刑時,應注意與此罪名有關之量刑準則。」迄今該國量刑準則委員會已公布三套量刑準則標準,惟其不採美國之數值化量刑模式,而係採取「論理敘述性準則」模式(郭豫珍,英國量刑改革模式與運作,司法周刊第1368期,頁2-3)。另我國司法院亦體認此一問題之重要性,於94年3月21日召開「訂立刑法量刑準據公聽會」,多數與會學者即建議應參酌外國制度,尤其係美國量刑準據之制度,建立一套合適之量刑制度,縮減量刑歧異,使量刑趨於公平化、合理化、透明化,俾以加強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又世界上雖無兩個刑事案件之犯罪事實係完全一致,量刑準據之建立係千頭萬緒(黃榮堅,確認量刑的實質課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57期,頁1-3),惟避免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之量刑歧異,應有其正當性基礎。以本件所涉酒醉駕車之公共危險罪為例,酒醉駕車行為由過往單純之行政犯,立法轉變為刑事犯,可確認行政犯與刑事犯已由過往之「質」的差異,轉變為「量」之不同(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425)。而前述法務部所頒布不能安全駕駛之標準,係以行為人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已達每公升0.55毫克或血液濃度達0.11%以上作為標準,至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則規定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超過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者不得駕車,否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處以行政罰之標準,亦可見在酒後駕車究竟應否論以公共危險罪,行為人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最重要之標準。今如因各別法官之量刑歧異,而造成刑事犯所科處之罰金較行政罰為低;或相同酒精濃度之二位行為人,因繫屬法院、法官之不同,造成在量刑上出現明顯之差異,則人民對於司法公信力之不信任,亦屬顯而易見。因此,如何逐步建立我國之量刑準則基準,無論係採取美國之「數值化量刑模式」,或係英國之「論理敘述性準則模式」,誠有其迫切性,尤其在以行為人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數值之高低作為該當行政罰或刑事罰之公共危險罪,最具迫切性與必要性。以類似本件被告沒有酒醉前科、非累犯、所駕車輛為機器腳踏車、飲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08毫克、有肇事致人受傷等類似案例為例,不僅本院臺北簡易庭、新店簡易庭、刑事庭各法官量刑標準不一,屬於類似都會區域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板橋地方法院各法官量刑準據標準亦不一,甚至本件與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各法官量刑主要約在新台幣(下同)5-6萬元(包括拘役換算所得,如97年度士交簡字第912號、97年度交易字第286號、97年度交簡字第230號、97年度審交易字第140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各法官量刑主要約在5-6萬元(包括拘役換算所得,如97年度交簡字第4946、5734、5905、6506、6852號、98年度交簡字第329、395、636、707、1138號)之情況,亦有明顯偏高之情況,雖無從據此認定各法官有欠缺正當理由量刑歧異之情況,亦可顯示制定公共危險罪量刑準則基準之必要性。
(六)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超過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百分之0.05以上者不得駕車,否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處以行政罰,主管機關依據授權而於98年3月10日修正發布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中(本院卷第44-47頁),對於違規行為人之處罰,除依交通事件之特性以違規行為人期限內繳納、到案聽後裁決時間之不同而異其裁罰金額外,對於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之裁罰基準,係以酒精濃度之高低(0.25毫克以上至0.4毫克以下、0.4毫克以上至0.55毫克以下、0.55毫克以上)、車型(機器腳踏車、小型車、大型車)而定不同之裁罰基準,此有其專業上之考量標準,如法官在作公共危險罪之刑罰裁量時,未考慮酒精濃度、車型之不同而異其量刑標準,顯有裁量不當之情況,且量處之罰金金額,不宜低於前述行政罰之違規標準,此觀同條例第34條第8項規定:「前項汽車駕駛人,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本條例第92條第3項所訂最低罰鍰基準規定者,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自明,亦即立法者認為法官科處罰金低於行政罰基準時,顯有不當,遂立法要求行為人應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又因深刻體認繫屬法院、法官之不同,造成公共危險罪在量刑上出現明顯之差異,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所製作之「檢察官求刑標準表(酒後駕車篇)」中(本院卷第43頁),即參酌美國數值化量刑模式,以被告犯罪之情狀(是否自白、是否自首、是否肇事致人死傷、酒測值、是否為累犯)及侵害級數(酒後駕車前科)作為求刑之標準,本院認其除未將車型、駕駛路段、是否為執行駕駛業務、取締過程中有無滋事或無法通過生理平衡檢測等具體酒醉情事等犯罪情狀列入考量因素,應予補充更正外,其餘則具有重大參考意義。另本院臺北簡易庭亦製有酒駕量刑表,並於97年6月18日送請本院刑事庭會議供各法官參考(此有本院刑事庭庭務會議記錄、制定酒駕量刑表說明及其附表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6-32頁),該量刑表亦以酒測值、酒類前科作為科刑之主要考量因素,並將酒測次數、肇事、交通過失致死傷之前科、累犯、執行駕駛業務、大型車、不服取締、撤銷緩起訴等列為加權裁量因素,本院認該量刑表除未將駕駛路段、無法通過生理平衡檢測之具體酒醉情事等犯罪情狀列入考量因素,應予補充更正外,其餘亦具有重大之參考意義。
(七)本院參酌前述美、英等國建立量刑基準表之經驗,依據刑法科處刑罰之相關規定,以及參考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酒醉駕車求刑表、本院臺北簡易庭酒駕量刑表之具體作法,認為酒醉駕車公共危險罪應依下列量刑順序予以審酌:依刑法自首、累犯(註:關於行為人酒後駕車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職權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處有罪確定之次數,為下述量刑表所特別審酌之事由,此處所指之累犯,僅限於犯酒後駕車以外之犯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或其他刑法總則有關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予以裁量。刑法第57條量刑審酌事由中,有關酒醉駕車公共危險罪之犯罪手段、違反義務程度、所生危險或損害,應為以如附表一所示酒醉駕車公共危險罪量刑表作為該罪量刑之參考準據。依如附表一所示酒醉駕車公共危險罪量刑表算出行為人之裁量基準後,再依刑法第57條之犯罪動機、目的、智識程度等其他量刑審酌事由,於該裁量基準所賦予之裁量範圍內,擇一量處刑罰,法院原則上應依該量刑準據所規定之刑度科刑,僅在例外情況下得加重或減輕刑罰,於此情形,法院應提出具體事由,詳細說明其何以科處異於量刑表所定之刑罰之理由。必須說明者,如附表一以酒駕前科作為縱軸依據,並非意味酒駕前科之素行在公共危險罪為量刑之最重要參考準據(此觀下一級數量刑之起算點並未以前一級數之最高度刑罰為起算點自明),而係因有酒駕前科者再犯公共危險罪,其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應受社會非難之程度,當較無任何酒駕前科或前科次數較少者為高,自有加重其刑之必要;再者,所以以5-7萬元作為最輕之量刑基準,係為配合行政機關所訂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之基準(該基準表針對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5毫克以上、行為人所駕車輛為機器腳踏車、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裁罰金額為45,000元);又關於以酒測值作為加重其刑之標準,酒測值高低固為公共危險罪最重要考量要素之一,惟酒精濃度每增加0.01毫克在數學上有其意義,但在醫學上對於人體生理反應所造成之影響,則無必然絕對之關係,故應以前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88年8月5日88)北總內字第26868號函文及附件之函覆說明,亦即以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5毫克、1.0毫克、1.5毫克以上作為異其刑罰之基準;另所以區分為機器腳踏車、小型車、大型車而異其處罰標準,係因不同車型於肇事時之衝撞力、危害程度不同,而酒醉駕車屬於公共危險罪,自有在量刑時予以差別化處理之必要;再有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取締過程中滋事、無法通過生理平衡檢測等具體酒醉情事時,顯見行為人酒後駕車不僅已具備抽象危險,更已有具體危險之情狀,甚至造成實害之結果,當有加重處罰之必要;至於駕車地段為高速公路或其他特別危險地段,或係於執行駕駛業務時,其所生危險或違反義務程度較高,亦有加重處罰之必要。
(八)本件被告並無前科或自首等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已如前述。而依如附表一所示酒醉駕車公共危險罪量刑表作為量刑之參考準據,被告並無酒駕前科,故為第0次;而在酒駕行為與結果之非價方面,被告於偵查、審理時均自白,為第0分,有肇事致人受傷應加進1分,酒測值每公升達1.08毫克應加進2分,且所駕車輛為機器腳踏車,並無其他應加進分數之犯罪情狀,則被告為酒駕前科第0次、酒駕行為與結果之非價為3分,應科處罰金8-10萬元。原審量處被告罰金13萬3,000元,參酌本院所製作同一法官於臺北簡易庭針對相似案件之如附表二所示量刑結果(其中呼氣酒精濃度、酒駕前科、車輛種類、酒駕特殊情狀、其他量刑事由等記載,均係本院檢索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及刑事簡易判決而製作,並非該法官必然有意識及此,而以之作為量刑考量因素),顯見其係參酌本院臺北簡易庭所作酒駕量刑表而裁量(本件量刑符合該量刑表之標準)。惟該酒駕量刑表以酒測值增加每公升0.10毫克作為加重罰金1萬元之準據,顯然欠缺醫學上之根據,已有不當;且由附表二所示相關之案例事實顯示,即便以本院臺北簡易庭酒駕量刑表中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06毫克至1.15毫克應科處罰金13萬元為基準,如附表二編號9、12、15、17同樣為機器腳踏車,且無肇事致人受傷之情事,何以裁罰金額有高於或低於本件之情事,原審均未予以說明,即屬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之量刑歧異,參照前述最高法院判例及判決意旨,即有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濫用裁量權之違法事由;況參酌前述其他同屬都會地區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在類似案件科處之罰金數額,實嫌過重,致生罪刑顯不相當,而與一般人民之法律情感未合,即尚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指稱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本院依如附表一所示酒醉駕車公共危險罪量刑表作為量刑之參考準據,再審酌:智識程度:被告係國中肄業之學歷,以從事臨時工為業;素行及生活狀況:被告行為前月薪約45,000元,因本件犯行而失業,目前獨力扶養二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不佳而賃屋居住;犯罪動機與目的:被告係因與妻子甫離婚,心情苦悶始飲酒而駕車;犯後態度: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能坦承犯行,顯有悔意等一切情狀,依如附表一所示量刑表之基準,從輕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即處罰金新台幣捌萬元,並定其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本案判決附表亦值實務之參酌。其中附表一即「酒醉駕車公共危險罪量刑表」適用規則:一、酒駕前科次數(一)第0次:前無酒後駕車刑事紀錄。如係第一次酒後駕車而符合緩刑之要件者,可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諭知,其中以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作為緩刑條件時,其金額不得低於公路主管機關所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中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後裁決者之金額。(二)第Ⅰ次:前曾1次因酒後駕車,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職權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處有罪確定者。(三)第Ⅱ次:前曾2次因酒後駕車,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職權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處有罪確定者。(三)第Ⅲ次:前曾3次因酒後駕車,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職權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處有罪確定者。(四)第Ⅳ次:前曾4次以上因酒後駕車,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職權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處有罪確定者。二、本件酒駕行為與結果之非價:(一)是否自白:被告於偵查、審理均自白者,為0分;於準備程序中始自白者,加進1分;於審理程序中始自白者,加進2分。(二)是否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被告因酒後駕車肇事者致人受傷或死亡者(含自己受傷),加進1分。(三)酒測值:呼氣後酒精濃度逾每公升0.75毫克以上者,加進1分;酒測值逾每公升1.0毫克以上者,加進2分;酒測值逾每公升1.5毫克以上者,加進3分。(四)車型:本表係以被告駕駛機器腳踏車為基準;如被告駕駛者為小型車,加進1分;如被告駕駛者為大型車(如聯結車、砂石車、大貨車或大客車等),加進2分。(五)行駛路段:如被告行駛地段為高速公路或其他特別危險地段,加進1分;如為鄉村道路者,減計1分。(六)執行業務:如被告執行駕駛業務中,加進1分。(七)其他犯罪情狀:如被告在警察取締過程中有滋事、無法通過生理平衡檢測等具體酒醉情事時,加進1分。(八)拘役日數之換算:依本表科處罰金刑者,可換算為相當日數之拘役。如有期徒刑超過10月者,應予以禁戒處分。(十)自首、犯酒後駕車以外之累犯並非本量刑表之考量因素,惟如有此等加重、減輕其刑之情事,可以本表基準作為加重、減輕其刑之參考。另,本判決附表二為「相似案件於本院臺北簡易庭之量刑」(判決日期:97.9.30至97.12.29,犯罪日期:97.1.7之後)。(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張永宏、法官雷淑雯、法官林孟皇)(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交簡上字第179號刑事判決)。(訴訟實務、刑事訴訟法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