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3, 2015

執行名義所命給付不適法,不明確或不可能之判斷及其處理

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執行法院除因執行名義所命之給付有不適法,不明確或不可能之情形,得裁定駁回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外,不得以執行名義之確定判決內容不正確,拒絕強制執行。本件執行名義之確定判決,係命債務人將如附圖甲、乙兩部分之地上物拆除,將土地交還債權人,其內容並無不適法,不明確或不可能之情形。雖執行時會同地政機關派員鑑測結果,與審判時原地政事務所之測量不符,亦屬確定判決之內容是否正確問題,非執行法院所得加以審查,從而執行法院仍應依執行名義執行。(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抗字第1431號民事裁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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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9, 2015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本案訴訟,須以確定兩造間之爭執法律關係之訴訟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本案訴訟,須以確定兩造間之爭執法律關係之訴訟

當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得準用假處分規定,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定有明文。本件事實略為:相對人主張春煇公司監察人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推選抗告人等十五人為董事,組成董事會,推抗告人為董事長,惟該股東臨時會之召集程序違法,業經伊訴請撤銷該股東會決議,現由原法院審理中,伊對該股東會決議所存在之法律關係既生爭執,即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等情,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禁止抗告人行使董事長職權。相對人雖辯稱:前開撤銷股東會決議訴訟之當事人為春煇公司,並非抗告人,該事件應非本件假處分之本案訴訟,原法院以該事件訴訟繫屬於該院,而認其為本件假處分聲請之管轄法院,尚有未合云云。惟最高法院裁定指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並非為保全債權人請求之強制執行,而係準用假處分之規定,以定爭執法律關係之暫時狀態而已,是其本案訴訟以能解決爭執之法律關係為已足,非如假扣押、假處分,必須就所保全之請求起訴,始得謂已就本案提起訴訟。本件相對人請求撤銷春煇公司股東會決議之訴訟如經判決勝訴確定,即有使春煇公司前開股東會決議失效之形成力,此項形成力對一切第三人亦皆存在,抗告人既因而不得行使春煇公司董事長職權,原法院認繫屬於該院之前開訴訟為本件假處分之本案訴訟,本件假處分應由該院管轄,即無不合(最高法院85年台抗字第4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該院另案裁定則指出:既曰「起訴」、「與前項起訴有同一效力」,自係指依訴訟程序,提起訴訟,以確定其私權之存在,而取得給付之確定判決,及依上開規定為「與前項起訴有同一效力」之聲請等而言,不包括其他。依同法第五百三十八條之四、第五百三十三條前段規定,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準用,僅限於確定兩造間爭執法律關係之給付訴訟、確認訴訟或形成訴訟。故主管機關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非訟事件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向法院請求解除財團法人董事之職務者,並非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本案訴訟,則原法院遽謂相對人依上開法條規定向士林地院請求解除再抗告人董事職務之事件,係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本案訴訟,爰為再抗告人不利之裁定,尚有未合(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18號民事裁定參照)(editd by 魏啟翔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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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0, 2014

不起訴處分確定所生之實質確定力及再行起訴之限制

按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一、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者。二、有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所定得為再審原因之情形者,又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四、曾為不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再行起訴者。刑事訴訟法第260、303條定有明文。
 
刑事訴訟「案件有因欠缺形式訴訟條件者(如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五至七款)、有因欠缺實質訴訟條件者(如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一至四款)、有因欠缺實體條件者(如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八至十款),而為不起訴處分。倘因欠缺形式訴訟條件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因僅具有形式確定力,該形式訴訟條件若經補正(如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合法告訴而不起訴處分,嗣經有告訴權人提出告訴),檢察官自得重行起訴而不受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之限制。至於因欠缺實質訴訟條件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固具實質確定力,惟其前提要件須確有該實質條件欠缺之存在,若本無該實質條件之欠缺,檢察官誤認有欠缺(如案件未曾判決確定,或時效未完成,檢察官誤以為已判決確定,或時效已完成)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該不起訴處分即存有明顯之重大瑕疵,且無從補正。況違背法令之刑事判決,尚得依上訴程序予以糾正,若已判決確定,仍可尋非常上訴程序救濟,然上開違背法令之不起訴處分,如無得聲請再議之人,於處分時即告確定,別無救濟之途,唯有認其係當然無效,不生實質確定力,方足以維持法律之尊嚴。而該不起訴處分之犯罪嫌疑,既未經檢察官為實體審認,縱重行起訴,對被告而言,亦無遭受二重追訴之疑慮。(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30號刑事判決參照)。否則,「案件經檢察官偵查後,從實體上認定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者,其實質效果,就現行法制言,與受無罪之判決無異;故於該不起訴處分書所敘及之事實範圍內,發生實質上之確定力,非僅止於訴權之暫時未行使而已。是以除合於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二款所定原因,得再行起訴外,別無救濟或變更方法。其於法院審判時,於事實同一範圍內,仍不得作與之相反之認定,以維護法律效果之安定與被告自由人權之受適法保障」(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 3183 號刑事判決參照)
 
附此敘明者,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之規定,不起訴處分已確定者,非發見新事實或新證據,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所謂發見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於不起訴處分前,未經發見,至其後始行發見者而言,若不起訴處分前,已經提出之證據,經檢察官調查斟酌者,即非前述條款所謂發見之新證據,不得據以再行起訴(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 1139 號 刑事判例意旨參照)。因此,若前後案件所憑事證完全相同,要不因前後確定意見之不同,即可視後案意見為新事實或新證據之發見,而再行起訴。(editd by 魏啟翔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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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1, 2014

法院禁止債務人不動產權利處分之假處分及其擔保金酌定問題

法院禁止債務人不動產權利處分之假處分及其擔保金酌定問題

不動產訴訟過程,為求免該不動產遭債務人處分或第三人因此善意取得,債權人除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亦即該訴訟標的之權利,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起訴後,得聲請法院發給已起訴之證明,由債權人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必須至訴訟終結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發給證明,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塗銷該項登記)外,於該不動產訴訟起訴前或起訴後,聲請對爭執不動產為假處分,無疑仍是保全效果最周全的措施,但債權人於執行時所需提供之擔保金數額應如何核定?
聲請假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三條前段準用第五百二十六條第一、二項規定,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為已足。再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又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判例意旨參照)。
債務人名下不動產因假處分而無法移轉,雖一般社會經驗,將因不動產市場價格波動而產生跌價損失,當屬此處因假處分所受損害,然此實不易預見或計算。實務上,則多以債務人「因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為訴訟期間未能處分系爭房地取得對價之利息損失」為此推計估算,並參酌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所規定之審理期間第一、二、三審各為1年4月、2年、1年,訴訟期間以4年4個月計,或考量訴訟繁簡程度及送達所需時程,推估假處分之本案訴訟約需4年6月或若干期間始得終結確定,按法定利率計算。有時則另審酌債權人提起訴訟之時期、移審期間等因素,而酌增擔保金數額,用以酌定該爭執之不動產受假處分所可能遭受之損害。(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188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字第756號民事裁定參照)。至於禁止處分之不動產價值,則是依照不動產之通常合理市價核算,例如:依照「系爭不動產周邊不動產之平均交易行情」核算(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字第756號民事裁定)、或依照兩造所合意之「目前合理之市場價格」核算(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字第453號民事裁定)、或依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所鑑定之市價核算(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俾符合市場實情。
另一值得注意之問題,則是此類假處分中其標的建築物與相關基地之查封範圍。蓋「建築物不能與其坐落基地分離,同一基地上各區分所有建物均應有相對應使用基地比例即應有部分,依民國98年7月23日施行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應依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故建築物由一人原始取得而以區分所有型態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其各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分配,仍應按各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內政部101年4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578號函釋),另參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及土地登記規則第94條規定:「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隨同各相關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為移轉、設定或限制登記。」,基於維持建築物區分所有權與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一體化,避免法律關係趨於複雜,不得分別移轉予不同權利人,依舉重明輕法理,自不得將基地與建物分離列為假處分之標的。」,於案例中,因部分地號土地嗣合併成另一地號土地為債務人興建58戶房屋之建築基地(可依該地號土地謄本、使用執照對照而得),且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僅抽象存在之比例,並非該合併後地號土地之特定部分,則不論房屋投影下基地或法定空地,皆屬建築基地,已成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基地所有權,依「土地與建物處分一體化原則」,自不得將建築基地即系爭土地與依比例對應建物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分離移轉或設定負擔,自不能分離作為假處分之標的,否則違反上開法文規定,仍非法所准許,依上說明,該債權人假處分之聲請,自屬不應准許(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字第579號民事裁定參照)。(editd by 魏啟翔律師)

July 14, 2014

網路電子商務出賣人交易條件表示錯誤之意思表示撤銷與民法誠信原則抗辯

 網路電子商務出賣人交易條件表示錯誤之意思表示撤銷與民法誠信原則抗辯
 
民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謂:「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本條所稱之「過失」判斷標準為何?於網際網路出賣人價格標示等交易條件標示錯誤之情形,究應如何適用本條規定?或其他抗辯?實務見解如何?
 
於網元公司「GOMY.com.tw購買網」1019月機車商品發生錯誤標價情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認為: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於該條所謂「過失」之判斷標準為何?按錯誤之發生,鮮有不由於過失者,如解為抽象輕過失,則表意人幾無行使撤銷權之機會,未免過苛;如解為重大過失,則表意人恣意撤銷,有害交易安全;故應調和兩者,採取「具體輕過失」之判斷標準,較為合理。換言之,表意人之錯誤,如係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所致者,即不得撤銷;反之,即得撤銷。本件錯誤係因被告錫陽公司人員於網站售價漏鍵1個「0」,此項數字之錯誤於日常中雖屬常見,惟被告錫陽公司為系爭商品之出賣人,而出賣商品之價格及商品內容,為買賣之重要條件,出賣人就商品標價自不得輕忽,被告錫陽公司就系爭機車標價自承係因自己(或使用人)之過失造成錯誤標價之情事,被告錫陽公司顯有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義務,就此錯誤標價顯然有過失,依前開規定,被告錫陽公司自不得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惟,本判決另以:原告明知系爭機車網路標價錯誤,仍利用該錯誤標價下單購買並請求交付系爭機車,有違誠信原則,且為權利濫用: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台再字第64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不僅源自誠實信用原則,且亦須受誠實信用原則之支配,在衡量權利人是否濫用其權利時,仍不能不顧及誠信原則之精神(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3 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錫陽公司於GOMY購物網就系爭機車售價標示錯誤之時間為101914日中午,而國內經驗交流網站「Mobile01」機車版自1019152155分許起,即有關於系爭機車網路標錯售價之討論文章,引發網友廣泛討論並爭相訂購以圖利益,有被告所提出「Mobile01」網站關於系爭機車標價錯誤之討論文章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8-114139-147頁)。又原告係因看到「Mobile01」網站上關於系爭機車標錯售價之討論資料後,始於101916日凌晨309分許至先位被告網元公司經營之GOMY購物網站之銷售網頁下單訂購系爭機車之事實,已據原告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42頁言詞辯論筆錄),而網元公司提供系爭機車銷售頁面有2個網頁,其中一個網頁標題為「『開學季』特賣會~RV250 EVO雙燈板2011年全新出廠車未領牌新車只有1台黑色」,另一個網頁沒有限定只有1部機車,原告雖於未限定數量之網頁下單訂購系爭機車,然原告於「Mobile01」網站之討論資料,已知悉被告就系爭機車之特賣限定1台,且於網站之售價有誤植之錯誤情況,已造成數千人訂購,被告可能無法出貨甚或倒閉之情況,猶利用被告於網站之標價錯誤,於101916日凌晨39分許下訂購買,顯屬惡意以圖利自己,有違誠實及信用之方法,原告請求被告履行契約,自不符交易之公平正義,應屬權利濫用而不得主張其權利。原告請求被告交付系爭機車,委無理由。(以上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北簡字第935號民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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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1, 2014

刑事偵查程序證人訊問未全程錄音錄影之證據效力

刑事偵查程序證人訊問未全程錄音錄影之證據效力

依現行刑事訴訟法,法院審判期日應全程錄音,必要時並得全程錄影,自然在證人交互詰問時應予錄音或錄影。但於偵查程序中,倘司法警察詢問或檢察官訊問證人時,因無前開規定適用,倘未錄音錄影或因錄音錄影內容難辨識其陳述之內容,或無法播放而無從勘驗筆錄內容,該證人筆錄之證據能力為何?似有疑問。最高法院兩則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一僅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另同法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係規定:「審判期日應全程錄音,必要時並得全程錄影。」至於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證人應否全程連續錄音、錄影,法無明文規定,縱未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亦難謂其所取得之供述係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而無證據能力。換言之,該證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無證據能力,仍應視其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為斷。本件偵查卷內雖未附檢察官於一○○年十月十九日訊問陳文盟之錄音(影)光碟,惟檢察官訊問陳文盟時縱然未全程錄音、錄影,揆諸上揭說明,亦難因此認陳文盟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且陳文盟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所為之陳述,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而得為證據,原判決均已為說明。則原審認陳文盟於偵查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亦不容指為違法。上訴意旨指稱陳文盟於偵查之陳述未全程錄音錄影,無證據能力云云,係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990號刑事判決)

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故法院欲採用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作為證據,必須於判決理由內具體說明其憑以認定該項偵查中之陳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否則即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原判決採用證人趙子雲在檢察官偵查中之陳述作為證據,但並未說明其憑以認定趙子雲於偵查中之陳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僅以第一審勘驗偵查錄音帶結果,檢察官對該證人訊問並無任何『不正當』之情形,即認定趙子雲於偵查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依上述說明,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可議。又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為使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能合法妥適進行,並使審判筆錄之記載有所憑據,杜絕爭議,增訂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一項『審判期日應全程錄音,必要時並得全程錄影』之規定。刑事訴訟法對於證人於審判中為陳述,依上開規定雖增訂應予錄音或錄影,然於司法警察詢問或檢察官訊問證人時,則無必須錄音或錄影之明文,是尚難僅因司法警察於詢問或檢察官於訊問證人時,未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或錄音、錄影之效果不良致無從勘驗其內容,即謂警詢筆錄為違背法定程序,而逕認其無證據能力。原判決以證人即共犯趙子雲之警詢筆錄,經第一審勘驗其警詢錄音光碟片三片結果,其中第一、二片極難辨識其陳述之內容,而第三片無法播放,無從勘驗警詢筆錄內容,即逕謂趙子雲之警詢筆錄對於上訴人無證據能力云云。依上述說明,其對於證據能力之論斷取捨,亦非適法。」(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刑事判決)(edited 魏啟翔律師)

November 5, 2013

民事法院許可訴之變更或追加裁判受上級審法院廢棄後的法律效果

民事訴訟法第258條規定,當法院因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而許原告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或以訴為非變更或無追加之裁判,均不得聲明不服。本條不得聲明不服的規定,在上級審法院全部廢棄該裁判時,則原先「不得聲明不服」的裁判既已不復存在,則訴訟當事人得否於嗣後的第二審更審程序再事爭執?實務如何操作?
最高法院認,法院以訴為非變更或無追加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三條規定,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從而第二審法院以訴為非變更或無追加之裁判,亦不得聲明不服。縱該裁判嗣經廢棄,基於訴訟經濟之原則及上開法條規定之意旨,仍應認當事人不得於嗣後之第二審更審程序再事爭執。第二審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判。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更審時,已請求相對人給付遲延利息,均經原法院認定與其餘賠償金部分之請求均係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無追加之情事,而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予以准許,此有原法院七十六年重上更(二)字五八號、七十八年重上更(三)字一○○號及七十九年重上更(四)字三三一號判決可稽。抗告人之利息請求部分既經原法院於第二次至第四次更審程序認定並無追加而一併予以裁判,依首開說明,當事人即不得於原法院再事爭執,原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判。原法院竟再事認定抗告人利息之請求為訴之追加,而以裁定予以駁回,自屬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39號民事裁定參照;另同院96年度台抗字第650號民事裁定亦同此見解)(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October 26, 2012

主觀預備合併之訴與其移審效力

主觀預備合併之訴與其移審效力
訴之客觀合併,指原告對同一被告,以一訴為數訴訟上請求之情形。而其中,預備合併則是當原告「預慮」法院就其先位請求為不利判斷時,以備位聲明主張若法院認為先位聲明無理由時,則請法院審理其備位聲明。至於主觀合併,則係指原告以一訴,分別為不同被告為數訴訟上請求之情形。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8年度上更(一)字第14號判決理由:「訴之預備合併,有客觀預備合併與主觀預備合併之分;主觀的預備訴之合併,縱其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容或不同,然二者在訴訟上所據之基礎事實如屬同一,攻擊防禦方法即相互為用,而不致遲滯訴訟程序之進行。苟於備位訴訟之當事人未拒卻而應訴之情形下,既符民事訴訟法所採辯論主義之立法精神,並可避免裁判兩歧,兼收訴訟經濟之效,固非法所禁止。惟關於預備之訴,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48條),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備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之訴即生移審效力(最高法院本次發回意旨參照)。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之先位聲明,係請求確認被上訴人持有上訴人乙○○○○○所簽發系爭納骨塔之系爭權利狀總數165張,由視同上訴人法華山永安股份有限公司所保管之納骨塔之永久使用權存在;而備位聲明則係請求上訴人乙○○○○○、戊○○與原審共同被告甲○○、丙○○連帶給付上訴人990萬元本息。因被上訴人所提起之訴訟,其先、備位之訴之被告有所不同,屬主觀預備訴之合併;而就其先、備位訴之標的而言,一為確認之訴,一為給付之訴,訴訟標的亦有不同,則屬客觀預備訴之合併,是本件訴訟乃兼有客觀、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又依前揭說明,該備位之訴,縱因被上訴人在原審之先位聲明勝訴而未受裁判,於對造合法上訴後,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本院而生移審之效力。是本件除將必須合一確定之原審共同被告法華山永安股份有限公司列為視同上訴人一併進行審理外,並將原審共同被告甲○○、丙○○(備位被告)列為本案之視同上訴人」,本件最高法院發回之該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理由亦指:「惟關於預備之訴,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48條),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備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之訴即生移審效力。第二審認為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即應就備位之訴(包括主觀、客觀預備之訴)加以裁判。」等詞,此與同院95年台上字第1145號判決理由:「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後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後位之訴即生移審之效力,上訴審認先位之訴無理由時,應就後位之訴加以裁判。」互相對照,可資參考。
惟縱使發生移審效力,但對於第一審未判決之備位聲明所載共同被告(即備位被告),應如何稱之,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謂之為「視同上訴人」。惟所謂「視同上訴人」,應係指「上訴效力所及之人」,多發生於訴訟標的應合一確定之情形,如:「起訴請求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須以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為共同被告一同起訴,始為當事人適格。若僅以其中一方當事人為被告,即非適格之當事人。倘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受敗訴之判決,而僅其中一方當事人提起上訴,因該法律關係之存否對該雙方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不得歧異,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效力應及於其他未提起上訴之共同被告(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17號、92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確認上訴人陳嘉鈞與白福壽間所設定抵押權之擔保債權不存在,經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雖僅陳嘉鈞一人提起上訴,惟依上開說明,陳嘉鈞上訴之效力及於白福壽,爰將白福壽列為視同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147號民事判決理由參照,同院99年度重上字第550號、98年度上字第1175號判決亦同),因此,當原審之備位被告並未受原審判決主文效力所及,上訴人(先位被告)提出上訴主張應廢棄原判決之效力亦難認及之,若稱原審之備位被告為「視同上訴人」,似有疑義。又,原審之備位被告亦非上訴人(先位被告)之對造,若將之稱為「被上訴人」,亦非允洽。實則,依前揭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所載,最高法院並未第一審之備位被告列入判決書之當事人欄,而係僅在判決理由內予以論及,並稱之為「第一審共同被告」,此應可參考。(民事訴訟法、訴訟實務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

May 14, 2011

假扣押之原因─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

「按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抗字第七四六號民事裁定) 本件再抗告人即假扣押債權人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間向其合併前之B公司訂購室外無線基地台之產品,嗣僅給付部分貨款後即未再清償,尚欠貨款美金六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元折合新台幣(下未標明幣別者同)二千三百零八萬九千零七十九元,屢經催告,均予拒付,相對人未付貨款達其實收資本額之相當比例,且無任何固定資產或不動產,已無資力償還,恐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之虞,因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聲請假扣押,經該法院裁定准其提供七百六十九萬元或同面額之台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擔保後,得對相對人財產在美金六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 原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以:本件再抗告人就其請求貨款債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訂單、送貨單及請款確認發票等件為憑,相對人亦不否認請款確認發票上「A公司」之發票章係其所有,雖可認其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惟就假扣押之原因,主張相對人遲延給付貨款達二千三百餘萬元,已逾其實收資本額相當比例,且無任何固定資產或不動產,前經其為假扣押執行,亦確認無可供執行之財產,相對人有隱匿財產或已存在無資力之狀態,應具假扣押之原因等情,依相對人公司登記資料顯示,該公司於兩造交易日之九十七年間實收資本額為六千五百萬元,已逾再抗告人請求之貨款金額,尚難認相對人無清償債權之可能。且公司資本總額係不特定第三人均可查知之公開資訊,再抗告人於交易時即可得知,並據以計算相對人應給付貨款金額與相對人實收資本額之比例,再抗告人為風險評估後仍願與之交易,自無從執此作為假扣押之原因。次依兩造交易日之九十七年九月間,相對人在C銀行三帳戶存款資料,自九十七年九月一日起至九十八年五月七日遭法院扣押帳戶內存款止,並無異常交易往來之變動,其中一帳戶每月均存入數萬元至三百餘萬元不等,足認兩造交易後,相對人存款往來仍正常,並無異常提領存款以隱匿財產或為不利處分之情形。又再抗告人指其於假扣押保全執行程序,因相對人無固定資產致執行無著,應有假扣押之原因一節。蓋相對人如係自始無資產者,即屬再抗告人於交易前應調查相對人債信資力問題,或評估是否願與交易之事項,要非相對人於交易後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將財產為不利益處分,致達於無資力狀態等不能強制執行,或將移住遠方、逃匿等使再抗告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之虞,再抗告人不能執此作為假扣押之原因。況再抗告人經通知後,未再提出其他證據就假扣押原因有所釋明,其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核與假扣押之要件有所未合,相對人之抗告為有理由,因將台北地院准予假扣押裁定廢棄,改裁定駁回再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 惟最高法院則以:按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又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假扣押之原因,絲毫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同法第五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自明。查再抗告人聲請本件假扣押時,就假扣押之原因,業已主張相對人經其催告後拒不給付貨款達二千三百餘萬元,逾相對人實收資本額相當比例,且無任何固定資產或不動產,前經其為假扣押執行,亦確認無可供執行之財產,相對人有隱匿財產或已存在無資力之狀態,應具假扣押之原因等情,並提出催告相對人給付貨款之郵局存證信函、相對人公司登記資料、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相對人財產所屬資料清單、九十六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暨附件為憑(分見台北地院卷一三~一六頁及原法院卷九四~一○七頁),苟再抗告人所提之各該書證,可使法院信其事實大概為如此之薄弱心證,認相對人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其現有財產(包括所有第三人債權)價值與系爭貨款債權相差懸殊,客觀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者,依上說明,則能否逕謂再抗告人就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如僅係釋明不足,於再抗告人陳明願供擔保之情形下,是否不能以擔保補其釋明之不足?均非無再進一步推求之必要。原裁定徒以上開理由,遽認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即有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五百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而影響裁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有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不能認為無理由,故廢棄高院原裁定,並發回高院更為裁定。(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抗字第七四六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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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5, 2011

外國判決懲罰性賠償金請求之許可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三款「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本件爭點在於:被告爭執系爭外國法院判決關於命該案被告懲罰性賠償金,與我國損害賠償法制目的有所扞格,又命伊等給付律師費用遠高於損害額,均違反我國公序良俗,不應認可等語而為抗辯。

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九十四年度上字第一00八號)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之內容,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認其效力,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及其他處分之請求,以中華民國認許者為限。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九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系爭判決關於命乙○○等人連帶給付實際損害額三百六十萬元並加計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之利息並負擔二分之一律師費用部分,無違我國公序良俗,自應承認許可強制執行,至所命給付實際損害金二倍之補償金即七百二十萬元及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合計八百二十萬元,其性質均屬懲罰性賠償,而懲罰性賠償之判決,係基於處罰及嚇阻為目的,與以填補損害為基本機制之我國損害賠償法體系有所扞格,至我國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專利法、營業秘密法、消費者保護法雖有懲罰性倍數賠償之立法,惟各該特別法係針對特別事件之性質目的所為之立法,系爭判決之定性為移民投資詐欺之侵害財產法益之一般侵權行為,不宜類推適用特別法之規定,上述懲罰性賠償判決與我國公序良俗有違,難以承認。綜上,系爭判決命乙○○等人給付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及七百二十萬元補償金暨其利息部分,有背我國公序良俗,應不認其效力,不許可其強制執行;其餘實際損害及律師費用計五百十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元本息部分,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形,應承認其效力而許可強制執行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八三五號民事判決則以:該懲罰性賠償金與補償金之裁判,既分由陪審團及法官作成,其性質似有不同。原審未說明所憑依據,逕認補償金之性質屬懲罰性賠償,而為不利丙○○等人之認定,已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又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內容,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認其效力,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所謂有背於公共秩序者,係指外國法院所宣告之法律上效果或宣告法律效果所依據之原因,違反我國之基本立法政策或法律理念、社會之普遍價值或基本原則而言。查我國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事件雖無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然諸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等規定,已有損害額三倍懲罰性賠償金之明文規定,則外國法院所定在損害額三倍以下懲罰性賠償金之判決,該事件事實如該當於我國已經由特別法規定有懲罰性賠償金規定之要件事實時,是否仍然違反我國之公共秩序,即非無進一步推求餘地。丙○○等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利於己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而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第22446.5條規定:移民顧問事業如有違反本法案情事者,法院應令其負擔實際損害額及相當於實際損害額三倍之補償金。其立法目的為何?有無違反我國基本立法政策或法律理念等公共秩序,攸關系爭判決應否承認而得強制執行,案經發回,宜請注意研究。

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七年度上更(一)字第八一號)則將第一審准吳成三等人強制執行之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本息部分之判決予以廢棄,改判駁回吳成三等人此部分之訴,並駁回劉志昇等三人就三倍賠償金中之七百二十萬元(下稱倍數賠償金)本息之上訴,理由係以:系爭判決中關於實際損害三百六十萬元及律師費用等合計五百十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元本息部分,既經本院前審為劉志昇等三人敗訴之判決確定,許可吳成三等人為強制執行,自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不承認其效力之情事,其餘八百二十萬元本息部分,基於同一判決之關係,除兩造所爭執是否違反我國公序良俗之問題外,亦應無上開條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所定不承認其效力之情事。次依「禁止實質再審查」原則,在外國確定判決之承認及許可執行之程序中,自不得就外國判決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是否允當再為實質審查,僅於維護內國之公共及倫理之基本秩序必要時,例外為有限度審查,此觀同條項第三款規定至明。所謂「公共秩序」乃指立國精神與基本國策之具體表現,而「善良風俗」則為發源於民間之倫理觀念。外國法院確定判決得以本款拒絕承認其效力者,乃其判決承認之結果將抵觸我國法律秩序或倫理秩序之基本原則或基本理念時,始例外不認其判決在我國之效力。劉志昇等三人執詞主張吳成三等人匯至伊國外帳戶之資金係為逃漏稅款,非意在移民投資,無詐欺可言一節,無論究之必要。吳成三等人主張系爭判決判命劉志昇等三人各應給付伊懲罰性賠償金及三倍賠償金(即實際損害之三倍賠償金)本息,業經加州法院判決確定。其中由陪審團裁決之懲罰性賠償金,係因吳成三等人起訴主張:鈺祥公司與劉志立等人共同詐欺,除應歸還已受損害外,並因被告之故意不實陳述,使原告遭受壓迫及陷入殘忍且不公平之困境,依加州民法第3294 條(a)項規定,取得示範性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權利云云;由加州法院法官判命劉志昇等三人各應給付吳成三等人三倍賠償金部分,則係因吳成三等人起訴主張:劉志立與不具名之被告等非法執行移民顧問業務,違反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依據該法案第22446.5 條之規定,得請求最高三倍於損害額之賠償金而來。可知,兩者法源依據不一,倍數賠償金是否等同懲罰性賠償金,尚值探究。「倍數賠償金」之立法目的若係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因其與我國損害賠償之法制以填補損害為基本法律精神,尚無二致,應可認同。若為懲罰性賠償金,則與我國之基本理論有所抵觸,除少數特別法引進立法例外,我國民法迄今未擬增訂懲罰性賠償之規定,有網路新聞一紙供參考,仍有可議。是外國判決為懲罰性賠償金者,除與我國少數特別法之規定相容者外,難謂與我國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無違。依外交部函所檢附加州參議院公布關於二○○二年「AB一九九九修正案」之法案研析資料,固不容否認,加州商業及專業法第22446.5 條規定之立法目的有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意。惟就該法條文義觀之,倍數賠償金之核定計算基礎仍建立於實際損害上。則此倍數賠償金,究係為免舉證困難所設?或係實際損害以外之懲罰性負擔?尚非可望文生義。吳成三等人雖引據二○○二年加州商業暨專業法第22446.5條修正案提案人 hillip Isenberg(前加州參議員)出具之聲明書所述提案修正上開條文之目的,認非懲罰性賠償。然前揭州議會公布二○○二年修正法案研析資料並無該聲明書所載意旨,且觀其聲明書要旨,無非設想有難以計量之損害,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而制訂。就該法條文義觀之,倍數賠償金之核定計算基礎仍建立於實際損害,而實際損害並無減免舉證責任之規定。且加州商業暨專業法第 22446.5條於一九八七年原訂被害人得請求之範圍,於一九九四年修正,依網路公布當時之修正法案分析記載,其中關於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部分,係懲罰性賠償金無疑。再者,依該條之文義解釋,被害人所得請求者,除實際損害外,另加三倍實際損害或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後二者係擇一重。擇一重後,加上已證明之實際損害,立法者認被害人所受損害應已受足額賠償,亦即此規定範圍應可認為係損害賠償預計之總額。而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既係懲罰性賠償金,則三倍賠償金若非亦含懲罰性質,何能二者相提併論,且擇一重?系爭判決命給付實際損害額三倍賠償金,係因吳成三等人主張劉志昇等三人非法、不當執行移民顧問業務,違反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為原因事實。參酌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就「消費」一詞所作解釋,上開移民業務非無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容許消費者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規定適用之餘地。系爭判決命給付倍數賠償金部分,應與我國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無違。至系爭判決中命給付懲罰性賠償金部分,則係因吳成三等人主張劉志昇等三人有違反加州民法詐欺等不法侵害行為之原因事實。而我國民法就詐欺之被害人並無如加州民法第3294 條(a)項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此懲罰性賠償金,乃被害人實際損害以外之賠償,自與我國民法損害賠償之法制以填補被害人損害為宗旨之基本理念有所抵觸。況上揭加州民法規定被害人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並無「上限」,一任陪審團酌定,且無須解釋理由,亦非我國固有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自有悖於我國公共秩序。立法者既認三倍賠償金或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之賠償,二者擇一重後,加上實際損害,為被害人依加州商業暨專業法所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最大範圍。則此範圍當為違反該法所生損害賠償之總額,若另加懲罰性賠償金,無異一事兩罰。系爭判決就此所宣告之法律上效果,與我國之基本立法政策或法律理念、社會之普遍價值或基本原則,顯有不合,難謂無悖於我國公共秩序。綜上,系爭判決判命劉志昇等三人連帶給付吳成三等人懲罰性賠償金一百萬元本息部分,不應承認其效力,不許可其強制執行。其餘命連帶給付倍數賠償金七百二十萬元本息部分,則應承認其效力,許可強制執行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三號民事判決則復以:系爭判決中由陪審團裁決之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係因吳成三等人起訴主張:鈺祥公司與劉志立等人共同詐欺,除應歸還已受損害外,並因被告之故意不實陳述,使原告遭受壓迫及陷入殘忍且不公平之困境,因而取得示範性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權利等情所為;由加州法院法官判命劉志昇等三人各應給付吳成三等人一千零八十萬元倍數賠償金,則係因吳成三等人起訴主張:劉志立與不具名之被告等非法執行移民顧問業務,違反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依據該法案第22446.5 條之規定,得請求最高三倍於損害額之賠償金而來。兩者法源依據不一,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依此,吳成三等人就上開懲罰性賠償金與倍數賠償金起訴主張之事實與侵權行為之態樣,似有不同,乃原判決未說明兩者事實是否同一?或有何關連性?竟以其性質均具懲罰性及前揭情詞,遽謂系爭判決一事二罰,自嫌速斷。又原判決謂:依加州商業暨專業法第22446.5 條一九九四年修正條文,按網路公布時之修正法案分析記載,及其文義解釋,被害人所得請求者,除實際損害外,另加三倍實際損害或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後二者係擇一重,立法者認擇一重後,加上實際損害,被害人已受足額賠償云云(原判決第九頁及第十頁),姑不論「網路公布當時之修正法案分析」其來源為何?是否足為上開法文修正理由之參考?原審未詳加調查審認,即據為裁判參考之資料,已屬可議。而原判決未敘明系爭懲罰性賠償金與倍數賠償金及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間有何關係,竟恝置懲罰性賠償金之法律規定於不顧,認三倍實際損害或每一違法行為一千元擇一重,另加實際損害,被害人已受足額賠償,亦非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再者,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三款所謂「公共秩序」乃指立國精神與基本國策之具體表現,而「善良風俗」則為發源於民間之倫理觀念。得依本款拒絕承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效力者,乃因承認之結果將抵觸我國法律秩序或倫理秩序之基本原則或基本理念,並為原判決所是認。關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我國民法就一般侵權行為,目前固無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惟特別侵權行為,晚近之立法,業將倍數賠償金列入,原判決亦以系爭倍數賠償金相當於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之「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而認與我國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無違。則就一般侵權行為依道德非難予以懲戒,是否有違吾國公共秩序,尤值深究。原判決既有如上欠妥適之情形,而吳成三等人請求懲罰性賠償金與倍數賠償金之事實有無關連,復牽涉能否一併許可執行之問題。兩造上訴論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於其不利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均應認為有理由。(民事訴訟法、訴訟實務 edited by 魏啟翔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