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16, 2006
推倒鐘樓跳入海

圖片:推倒鐘樓跳入海,white screen。畫外音:2006年11月,中環天星碼頭。
( 意念來自《拋掉書本跑上街》內一幕white screen,寺山修司1971年作品。 )
寺山修司。鐘樓。
是的,借寺山修司來用。拋掉書本跑上街。white screen。畫外音:………。
中環舊天星碼頭最後一天,我沒有去湊熱鬧。因為自問沒有為保護古蹟做過甚麼,很心虛。
十個月前回來香港,忽聞悉中環天星鐘樓要拆,大半年前,報社同事已做了相關專題,大篇幅大版面,沒甚麼迴響。然而最後的日子,忽然很多抗議,很多人嘗試做很多事。
為甚麼不早一點?
我很不解,問阿朗,他慣例嘻笑怒罵說了半天,亦是不解。
我沉默,或可解釋說,之前幾年,關心台北北京上海巴黎多於香港,對此事甚無知。但其實心裡一樣虛得要命。
曾來訪的異鄉人,J很愛坐這渡輪,兩岸天星碼頭來回幾趟,他記憶很深。要是知道舊中環天星碼頭沒了,鐘樓不響了,他會比我更難過。還沒來過的T,還沒來過,就已錯過了甚麼。
字花。
爽朗女子鄧小樺打電話來,說《字花》要推動閱讀卡夫卡,網上連線各文學bloggers,問我是否支持,又,不妨順便在塵翎部落格通告一下。
這是當然的。向來支持卡夫卡。舉凡與文學有關的,都支持。支持字花、月台、呼吸、秋螢、香港文學……
很高興看見他們那麼年輕又那麼努力,在做一點甚麼。
詳情看:
http://www.fleursdeslettres.com/
牛棚書展。書就是書。
又,不妨順便亦替牛棚書展宣傳一下。今年舉行日期為12月1日-4日。
主題是「書就是書」。宣傳海報做得很美。
另新設「牛棚書獎」,嘉許傑出本土出版。
詳情看:
http://www.oneaspace.org.hk/bookfair2006.htm
請繼續努力吧,如果可以的話。
貼一文。
中環舊天星碼頭最後一天,我沒有去湊熱鬧。我去了看寺山修司。
這篇小文,寫於9月,一點作用也沒有,只是稍減我的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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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
欄名:七齣好戲
撰文:塵翎
情調
《窮風流》的雷競璇說,巴黎有梧桐樹提示四季更替,指涉時間的流動,而像香港這樣四季常綠的城市,就缺少了這些能觸動人底感情的景觀。這個說法,有道理。
雷借葉開葉落談「時間」觀,仍怕自己說得太抽象。我且再浪漫一點,說「情調」,圖的是那層次和味道。四季如春不是不好,卻實在是少了許多有意思的細節。何況這裡本來已是春夏秋冬不分明,夏有亞熱帶該有的濕熱,冬卻永嫌不夠寒,春和秋總來去匆匆可有可無。就當種樹的人一番好意,花常開樹常綠,讓這城市永遠生意盎然朝氣勃勃吧,何必逼人感懷身世。
情調需要經營,也是可以經營的。種樹是小事,巴黎就算沒了梧桐樹,也還是有情調。城市景觀,樹影之外,尚有建築物。自十九世紀末大摩登後,巴黎已嚴格限制建築物的儀容,規定高度與外觀,做足保養功夫,即使忽個不小心蓋了座醜八怪高樓例如與鐵塔對望的蒙帕納斯大樓,給輿論鞭撻以後亦立即收手 ,留住了一大片雅緻的屋瓦。
在這熱愛送舊迎新的常春之城,說浪漫有點奢侈。天星鐘樓要拆民間也有反對聲音,我細讀官方解畫內容,發現竟有說舊鐘樓不是原裝,新建的更接近開埠的古典形象云云。我想了半天,恍然,是有人寧要一個21世紀出土的仿古建築,也不要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簡約美學典範。要假懷舊,也不要真情調。這與城市記憶失落無關,純粹是品味問題了。
(
August 21, 2006
透過鏡頭看過去

圖片:Henri Cartier-Bresson et mon FM2……, 2006
照片。
簡體生活的塵翎部落格有一個忠實訪客暨沙發女王,梔子小姐,注意到我很喜歡在這裡貼些自己拍的照片,問我是否很愛拍照,她常在這些技術不精的照片裡看出一些微小的細節。我答應會貼一篇相關文章,因事擱著,現在才踐諾。或許她也不記得了。
FM2。
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機械相機(LOMO不算),它陪我走了好多路。甚至出道當記者,跑突發新聞,明明要爭分奪秒連環快拍,我也捨不得放棄它,在同業間已是異類。但不是自誇,它從來沒有讓我失望,裝菲林、回捲菲林、拉菲林、按快門等等,它其實也很敏捷。鏡頭保護罩上的傷痕,可以為它的衝鋒陷陣作證。
有一段不短的日子,它由攝影技術高超的F代為保管,今年又回到我身邊,以後也將會跟隨著我,過平常日子。
HCB。
在巴黎住的小區,附近便是HCB的紀念館,很小但很有個性的一幢樓房,混在民居之間。有一次館方辦雕塑家Giacometti的小展覽,其中有些HCB拍的照片,跟Giacometti的作品來個crossover。
Giacometti生前亦住這小區,有一張HCB拍的,Giacometti在rue d’Alesia過馬路,下雨天,他把整件大衣拉高蓋到頭上,十分趣怪。
HCB的凝視,總是充滿情感,還有許多的詩意。
2004年8月,HCB閉上眼睛,不再觀照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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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經濟報道》
欄名:搜靈記
撰文:塵翎
別矣,布烈遜
法國擁有兩位叫布烈遜的影像大師,一個拍電影,一個拍照,在他們所努力的範疇他們是真正的大師,帶來令人難以忘懷的精采影像。
拍電影的布烈遜(Robert Bresson),活了九十八歲,拍了十四部簡潔臻於完美的影片(其第一部片為短片),自成一家經典。拍照的布烈遜(Henri Cartier-Bresson)拍了數之不盡的照片,開創現代新聞攝影之路,很多人直接喚他的名字縮寫:HCB。
八月初,九十五歲的HCB也走了,葬在法國東南部一個小鎮。法國總統希拉克隨即發表悼詞,感歎“法國失去了一位天才攝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師,一位在他那時代最傑出且最受尊敬的藝術家之一。”如果照相機也有生命,會用甚麼方式來送別這位攝影家?大概就是一個HCB式的鏡頭吧。面對這樣的鏡頭,任何解說都不需要不必要,惟有靜默、觀照。
大學時代,因為修了一科新聞攝影,我瘋狂愛上拍照,還曾立志當一個新聞攝影師。那時候,我常跟著一位已經在報館當攝影記者的朋友跑,學習怎麼在前線拍攝,我的熱情遠遠超過我的技術水平。我深深迷信於圖片的魔力,每天花很多時間耗在黑房,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間裡,等待連文字也無法描述的影像顯現,像等待神蹟顯現。
在那裡,我精神上的戀人,是永遠等待“決定性的瞬間”(decisive moment)的布烈遜,是在戰地上走得最前最近的卡帕(Robert Capa),以及他們那群馬格蘭攝影社(Magnum Photos)夥伴。我時常凝定注視著布烈遜的影像:完美無瑕的瞬間,生命的一閃而逝,恰好落在他的底片上。
他說過:“我不想證明什麼, 也不想說明什麼。 事物與生命本身已做了充分的說明。”(I want to prove nothing, demonstrate nothing. Things and beings speak sufficiently.)
按下快門,卡嚓,所有的過去與未來都不再重要,只有此刻、此秒,所有的美,所有的秩序、慌亂、情感,都凝聚在這一瞬。前一格不是,下一格也不是,就只有這刻,才是。有的,生命中總有這一格底片,這完美無瑕的存在。生活裡總有這一瞬間,因布烈遜的觀照,而永遠定影。
對於圖片,他不作裁剪、修整,還故意留下那道黑框邊。影像既是如此,一如生命既是這樣,他就原原本本地呈現。沒有矯飾,沒有心虛。那些影像恍若在路邊隨意撿拾得來,卻會是他耗了一輩子,靜靜守候得來的賞賜。這是我眼中的HCB:命運的車卡在他面前緩緩駛過,他緊緊握著他的照相機,深怕錯過任何一個奇妙的瞬間。
(2004年8月)
May 29, 2006
毀滅與創造

圖片:展覽宣傳海報,Centre Pompidou。
Big Bang/20 th century。
我會盡量避免在這裡貼太長的文章,因為我發覺在電腦熒幕上看長文,眼睛很累。
今天貼這篇,是想繼續談一點藝術。20世紀藝壇是一場大豐收,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巴黎的Centre Pompidou剛辦完大爆炸展覽,正是大好機會回頭整理,再出發。
我替雜誌寫了一篇文章,立場很鮮明:多元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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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Mangazine》2005年11月號
撰文:塵翎
藝術大爆炸:毀滅與創造
前言
法國國家藝術與文化中心(亦名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將在2007年慶祝三十周年,是故未來兩年會逐步關閉部分場地以便進一步擴建藝術館。重心工程開展前夕,館方先來重新整理館內永久藏品,首次摒棄傳統美術館展示方式,即依照作品時序先後的線性時間編排,擺脫甚麼主義與甚麼派的固有分類,而改以主題先行,不限時序、風格。
回顧二十世紀的藝術,主旋律可以說是“毀滅與創造”。這個命名為“Big Bang”的大型展覽,借用宇宙大爆炸理論的概念,重新歸納並分類藏品,呈示出西方藝壇過去一百年層出不窮的顛覆手法,顯眼的宣傳攻勢加上大量經典作品的份量,顯然有種開天闢地的氣勢。先不論效果如何,但藉著此趟回望,也能折射出龐畢度中心作為當代藝術重鎮的包容態度及前瞻視野,確是高招。即使是藝術門外漢,也可從這批分門別類的作品之中,感應到上一個世紀的藝術精神,而各種主題背後又往往與時代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互相呼應,好比一闕時代曲,極容易勾起迴響。
如其說這是一種具有實驗性質的展覽手法,不如說是一個嶄新的觀看方法和姿態。對藝術館及觀眾,都是值得探索的機會。另一方面,館方也加入文學、建築及設計等不同藝術表現形式的作品同場展示,與繪畫、雕塑、裝置藝術等藏品並置,企圖產生對話,從而鋪展出二十世紀的藝術生態全景圖。
如前所述,這些作品之間,若說有甚麼共通性,除了關涉的主題相近之外,也就是它們背後那飽滿充沛的創造力、創新力,而這力量建基於推翻舊有秩序及桎梏之上。換句話,這就是中國人說的,置諸死地而後生。憑藉這股大無畏的創新精神,二十世紀藝壇無疑是西方藝術史上最精采最具爆炸性的一頁。現代藝術參與者,無可避免以此為據點,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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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6, 2006
我城X電影節
前花園。
沒多久前,有一夜,跟一群寫電影的朋友去喝酒。一個新認識的朋友C問,你寫影評嗎?不如加入我們的會。
我眨了眨眼,想了想,是啊,我好像沒怎麼寫影評。但電影於我極其重要,我看電影,像我看書那樣,那是很重要的生活,我不能想像沒有電影的生活。就像詩歌、小說、戲劇、舞蹈、音樂及其他藝術。可是,我極少評論它們。最多是述說。但更多是從它們那裡獲得靈感、空間、情感。
有時,我想,那可能是我唯一用以逃遁現實的途徑,因而我想保有觀看時的純粹與輕盈——當評說是重量、是負擔。
看完一部片子,有時有話想說,有時不。諸多的感受,都留在電影院裡,我的前花園。
上月,《Mangazine》弄個香港電影節30周年專題,負責編輯亮子來邀稿,說這次你得替我寫,因為不知以後還有否這機會。說得好像生離死別似的,只好匆忙上陣,如寫得不好,該值得原諒。當然,30年後還能否安然看電影誰也說不準。只趁現在,珍惜眼前光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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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gazine 名牌 》5月號
我城‧電影節
My best kept secret
撰文:塵翎
我很難想像一個城市沒有電影節。
有些城市不需要,比如巴黎。因為這地方已是影迷樂園,一年365天的電影嘉年華,新片、老片、經典、類型、藝術、商業,說得平凡一點便是「應有盡有」。在這樣的天堂,天天都是盛宴,一個煞有介事的電影節是多餘的,也犯不著——那些巧立名目的節慶如露天電影節除外。
但對於很多城市,尤其亞洲城市,像香港,像台北,電影節斷不能缺席。香港比台北幸運一點,辦了30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儼然城市之光,自行發亮發熱。
在這些城市,不錯戲院數目很多,但總是太主流,太大眾。電影節是甚麼?說得實在,即是節目紛陳,滿足小眾所需,包羅萬有匯聚成影像萬花筒,把影迷狠狠餵飽。餓久了,遇上電影節遂飢不擇食,看得了多少算多少。如是者,一年一度的趕場,就真有了過節的形式與氣氛。
有一次跟台灣影痴朋友聊天,說到她的觀影經驗,記得她說台北久不久會辦些小型電影節,那時候,大家就會發現,平日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各路影迷悄然出現,在放映室門外排隊入場。這些人,大多早已互相認得,見了面都有默契,不作聲,只交換眼神,就像來參加甚麼儀式的秘密組織成員一樣。
乍聽起來,像是在描述一些見不得光的事似的,可是,每當我想起電影節,腦海中浮現的確實是這樣的畫面:一群平日無所事事的影痴,每年聚在一起,赴一場見不得光的宴。電影是光,觀影的,必得躲進那大片的黑。燈亮的時候,把釋放出去的情感收回來,或喘息或拍掌,然後離開,等待下一場流動聲色。
香港國際電影節,曾經是我城的best kept secret,有那麼一撮人像聖徒那樣定期向它委身、朝拜。
我還記得,最初是那麼煞有介事。大學時代是最瘋狂的了,時間實在多,又可以買優惠的學生票,還可以裝點文化氣質。從拿到節目表開始,細心選戲(通常是單靠那短短幾行字的簡介而草草下注)-->編排時間(如何排出完美的觀影時序表)-->預早訂票(相約幾個同道集體訂票以取得最多折扣)-->收票-->入場看戲。在前奏裡,一個影痴其實已經得到滿足,隨後日以繼夜的高達雲達斯奇斯洛夫斯基等等,倒是額外的獎賞了。
那一個月(而又總是四月),城市忽然靜下來,喧鬧只留在那幾家戲院裡。那些四月,我只記得光與影。沒有看足30年那麼多,但10年也該有了,說是同輩人的集體回憶並不為過。香港其實很小,有時遇上某某,如剛好聊起電影的話題,不小心就會發現,某年某月某日,大家或許曾經在同一個電影院,看過同一幕畫面。電影節便是這樣的,除了少數影片有機會流出市場供給主流商業戲院播放,其餘常常是可一不可再的——今趟錯失了,往後難以再在大銀幕補回。又或者,能夠在電影節看得首映,已是可堪回味的永恆記憶。
時至今天(也沒過了多少年),我仍然沒忘記,那個要好的男同學看完塔倫天奴的《落水狗》後,在戲院門外打電話給我,嘩啦嘩啦的複述著戲中的種種影像,害得在電話筒另一邊的我悔恨沒跟他一同入場。當然,戲後來是補看了,卻始終無法複製最原始最初開的大銀幕印象(即便不過是透過另一個影痴的電話旁白)。
後來時間沒那麼多了,工作纏身,沒法再奮不顧身的不分晝夜耗在電影院裡,四月時光給腰斬,剪接成蒙太奇(montage),斷斷續續的,無法一氣呵成從頭看到尾,買了票也不一定能看得成。
這時候,電影節卻似乎愈來愈繁盛,「神秘組織」的會員也愈來愈多,甚至有了香港明星來幫忙宣傳,有劉德華做大使,鬧哄哄的。
應該是值得高興的,電影節愈來愈受到重視,從非常小眾變得非常主流,甚至合家歡。世事本該如此。可是,矛盾的是,我等影痴有時不免懷念從前,也即是在散場後或許會認得幾張熟悉的臉、交換會心的微笑或掌聲的那個場景與氛圍,那是屬於城市的秘密好東西、秘密組織。一齣好戲便是一個入會的密碼,觀影遂成神聖的儀式,而觀影者則從光影之中得到短暫的救贖。
難道是這個前因,在巴黎如此影迷天堂,縱使我能予取予求無往而不利並為此感到幸福,我卻依然會想念一個像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電影節。因為難得,所以加倍珍惜。那是另一種幸福。
April 27, 2006
La Nostalgie
今天T在msn上說,聞說法國女影星Isabelle Huppert要來香港,還辦工作坊。
若屬實,真是太好的消息,可以驅趕近日鬱悶的情緒。很喜歡看她。
應該是為了「法國五月」的緣故。早陣子,寫了一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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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文化版
La Nostalgie de la France
法國五月,文化的鄉愁
撰文:塵翎
在巴黎待過的人,回到香港總有一陣子的艱難適應,總是朝思暮想著塞納河畔的風光,不是馬上抽離得了。就像我的情況,回家不覺數月,有時仍刻意在城市生活裡尋訪法式情調的點滴。原來不經不覺我對法國文化亦有了所謂的鄉愁。
還好有「法國五月」,讓人暫時止渴。
去夏在台北遇一駐台法國文化部官員,談到在台灣舉辦法國文化節目的計劃,我說何妨把香港的「法國五月」模式照搬過來,對方先是作了一個驚歎表情,才娓娓道出苦衷:「噢,香港的法國五月,我們都知道辦得很成功。但你要知道,台灣這邊可沒那麼多資源啊。資源都在香港那邊。」語氣裡不無羨慕。
說的也是,辦了十多年的「法國五月」,也說得上是亞洲區一大文化盛事,這麼想,香港人應該感到幸福才是。
投放大把大把的資源,用來營造一個月的美麗時光,無非想把法式文化傳揚移植深耕到海外,擴大文化影響力。日子有功,這場五月運動早已上軌道,自為火車頭。
今年的節目表甫推出,我即急不及待翻閱。節目一貫的包羅萬有,面面俱圓。說有大驚喜也不是,但總能「以偏概全」,搔得著癢處。
最大堆頭的是大型歌劇《卡門》,應是錯不了的選擇。事實上,看過了各式各樣的卡門版本後,大家對故事內容早已熟得爛透,讓人期盼的不過是演出的搭配和意外的火花。
談情說愛從來是法國人的強項,說到女人與愛情,我倒願意選擇Joëlle Bouvier的《愛》,開宗明義:「我想談談愛。是愛令我們走在一起,也是愛令我們分開。過去,我讀過、見過和感受過不少段愛情;今天,我只想談談愛。」
Bouvier這段自白,讓我想起德國舞后翩娜‧包殊的早期作品《Café Muller》,也是關於愛。去年六月在巴黎歌劇院看到她編的《Orphée et Eurydice》,1975年的舊作,跟歌劇院芭蕾舞團合作重搬上舞台。好不容易弄得的票,看完後感動不已,馬上寫電郵到香港給負責籌辦舞蹈節的舞迷W,央他想方設法邀請到港再演出。他說,像這樣的大型演出,有點難。我知道翩娜不是法國人,但如配上巴黎歌劇院的班底,是否有望躋身資源豐盛的「法國五月」排場?就當我是發開口夢吧。
回到現實,還是抓緊機會看看名畫。去年印象派畫展登陸香港,弄得萬人空巷的盛況,今趟這個羅浮宮館藏版畫展又如何?
看介紹,原來同場還會展出兩座珍貴地球儀與天文儀的縮版。原版由意大利神父、天文專家Vincenzo Coronelli於1681-83年間製成,是其時法國駐意大利大使送給路易十四國王的禮物。兩個球體,一個是天空,一個是地球,結合了繪畫藝術與天文及地理智慧。大半年前,曾在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罕有展出一星期,來看的人多得要命,遇上周末,等候時間最少兩三小時,少一點耐性都不成。我趕在展期結束前兩天進場,選在大多數人都上班的周五,中午十二時開放,提早半小時去,人龍早已繞了一大圈了。這兩件寶物光是直徑亦有四米多,重量達二噸,展覽時還得出動兩台吊車把球體吊起。
展場內置放大大小小的鏡子裝置,既能反射玻璃屋頂的幾何構造,亦能折射出流動的人群,而天體儀和地球儀上的繪畫,在鏡子的倒影裡更為清晰。鏡子、玻璃、人影、聲音、球體、時間緩緩流動,互相折射倒影,交織成一幅瑰麗的超時空圖畫,至今仍教我念念不忘。這次在港展出的雖是縮版,但睹物思物也不壞。
看過這些珍寶,就明白法國藝術大國並不浪得虛名。就算人家經濟政治多麼不濟,爛船仍有好多文化釘,食老本還可再食好多年。
其餘節目差不多,電影選向冷面女星伊莎貝‧雨蓓致敬,是大路之選。近年法國女星中,看厭了來來去去幾個可愛表情的愛美麗Audrey Tautou,還是喜歡別具性格的伊莎貝‧雨蓓。在巴黎,她仍參演舞台劇,實是全方位資深演員,魅力不限於大銀幕之上。這次影展,我特別想看她跟新浪潮導演合作的作品,以及她如何演活包法利夫人。
再來便是基斯‧馬爾卡的影像世界了,不必多說甚麼,直接捧場就是。其中一齣《告別塔可夫斯基》,多年前看過,當鏡頭映著塔可夫斯基的兒子時,我感覺視綫有點模糊了,看完後有半天無言。要告別塔可夫斯基,是多麼的難。
當人人都說前衛,其實大多只是換湯不換藥,大半世紀以前,達達主義與它的同門兄弟超現實主義,手拉著手示範了甚麼叫前衛,甚麼叫顛覆。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巴黎的龐比度中心刻下舉辦的大型達達回顧展,就是好一個reminder,提醒大家,藝術曾經如此前衛不覊。「法國五月」向龐比度借光,選映若干前衛影像。這些影像目的是開拓視野,鏡頭超乎常人想像,放諸本土影視界,恐怕都要PG指引。還好在法國,它們得以留存下來,千秋萬世給後人供奉、瞻仰。
February 17, 2006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條塞納河

斷背山。塞納河。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斷背山。」李安這句話已經成了流行台詞,他指的是廣義的愛情,並不限於同志情誼。
斷背山我沒去過,有一個B在他的msn貼了一段笑話,未經他同意我移植過來:
戲迷:請問斷背山在懷俄明州哪兒?
一懷俄明旅遊局職員答(不好意思地):其實電影不是在這個州拍的,不過我們懷俄明都有很多類似的山歡迎閣下來參觀。
或許可以換作是,塞納河。塞納河的重要性,我在前作<夜巴黎>裡稍提及,今天找到一張三個月前拍的黑白照,便貼上來。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條塞納河。
上周日,替明報星期日副刊寫了一篇情人節應景小文章<隔著玻璃說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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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周日副刊2006.2.12
撰文:塵翎
隔著玻璃說愛你
漸漸我明白,愛情關係,是各式各樣的距離。
有時遠,有時近。捉摸不定變幻莫測,如影隨形,進退兩難,咫尺天涯。或許是粉身碎骨的無情谷,或許是再回頭已是百年身的斷背山。
橫亙在戀人之間的距離無處不在。有形的,我想到的是兩幕關於玻璃的電影場景。兩個男人分別隔著玻璃說愛。
隔著玻璃的撫摸。
其一是《八月照相館》裡,一個無望的下午。
深知無法再在塵世裡祈求愛情的韓石圭,某天坐在一家小店裡,遙遙看著在街上執勤的沈銀河。命運早已容不得他說愛,就算是喊一聲她的名字向她揮揮手也是不可以,這時候,他只能隔著玻璃窗,輕輕撫摸她的身影。指尖滑過她的臉,她的髮絲,她的笑容。玻璃是冷的,但他的指尖還溫熱,緩緩掃拂而過在窗上留下點點水氣。他必得壓抑內心的騷動,再多的思念再多的柔情,只能化為遠距離的撫摸。深情無限,卻又只能不動如山。
她不知道在他們之間,有這道玻璃的存在。她不知道這一圈殘留在玻璃上的愛情印記。她不明所以,只能跑到他的照相館,狠狠投擲一塊石頭,把那塊櫥窗砸碎,玻璃散落一地,正如她的愛情。
其二是《2046》,所有承諾失效的時刻。
某個晚上,梁朝偉把從頭到尾心不在焉的王菲帶返報館,讓她可以打長途電話給日本情人木村拓哉。她在房間裡跟情人在電話中卿卿我我,他在外頭抽著煙。當他回過身來,指尖不由得在玻璃上輕輕滑翔,拂過她的髮絲,她的側臉,她的淺笑。這是甚麼樣的感情,不用明說而心領神會。當然,這場曾經偷偷發生過的撫摸,她是不會知道的。
第一次看見這一幕,我的心抽搐了一下,隨即想起韓石圭在玻璃上的指尖。
只是這裡的關係更多角,距離更多層次。王菲與日本情人天各一方,一條電話線卻能兩心相牽,現實生活裡的諸多阻隔似乎瞬間消失於無形。梁朝偉明明就在對面,隔著一道玻璃窗,卻是隔著千山萬水。「跟我走。」這樣的愛情暗號,遇上了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玻璃,只能反彈折射回到初始。到最後,唯有揮揮手招一輛計程車繼續獨自上路,玻璃上的指印自會消褪──存在過就好。
雖近猶遠/似遠還近。
有一個A曾跟我說,有趟她很想念某個舊情人,但她又不願看見他,只好跑到他的家門外,看一眼他的鞋子,藉此把思念慰解了。
既然無法零距離零阻隔地相愛,只得接受面前那道有形的玻璃。看見了卻觸不到。
我明白A的心情,我也曾經因為思念一個人,深夜跑到他的窗前,靜靜看著那盞桌前的燈影,默想一會,然後靜靜離去。那扇窗,就成了我們之間無法踰越的阻隔。
換個角度看,因為有了這道玻璃,所以愛是安全的。所有的不安、騷動、嘆息,最終都是在玻璃上來回往返,悄悄留痕,轉過身一把擦走又重新再來,只要沒有一時衝動(更多時是勇氣)打破玻璃,就不用狼狽不堪收拾滿地碎片,以致受傷。
怕的是,漸漸地,歲月流逝,我們失去了面對面相愛的能力,只能隔著玻璃偷一點溫熱。而玻璃對面的身影早已遠去,由是我們指尖撫掃的,最終不過是自己的倒影。
December 23, 2005
聖誕快樂
貼一篇舊文。Joyeux Noë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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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專欄
欄名:我的書房
撰文:陳寧
刊登日期:25-12-2003
消失的旋轉木馬
有一年聖誕我在倫敦,鬧市中心的廣場上架起了一些大型機動遊戲,使整個小區突然籠罩著一股熱鬧的嘉年華氣氛,人潮如鯽,旋轉木馬轉呀轉,人在其中,剎那間像走進一個迷離的繽紛境地,像做夢一樣。但又的確感到自己在笑,在轉,因而感受更加難忘。
連續兩晚我都跑去坐旋轉木馬,這種童年遊戲能在瞬間帶給人最原始的歡樂,童年的歡樂,一無掛慮,只有眼前燈光眼前人,令人永遠難忘。
而聖誕過後,我再路過廣場,意圖再重溫前一個晚上的歡樂時,赫然發現那些機動遊戲竟已一夜間給移走遷離。廣場上甚麼也沒有,連垃圾且沒遺下多少,讓我從中辨認那場夢曾經存在的痕跡。於是,這個曾經確實出現過的迷離繽紛境地,更加像是一場夢了。
由是我對於聖誕或任何集體同歡的節慶,最根本的基調亦不過如此吧。或者,甚至不是集體那麼廣義,就是個人的某個特殊時刻,某段愛情,某段相交,也是這樣。有片刻如墮入繽紛的迷離,感到全然快樂無憂,全心投入轉呀轉。然後在還沒回過神來的時候,黯然發現廣場上甚麼也沒有,所有繽紛已在夜裡悄然隱退,彼時還在夢裡的我此時則獨對著現實的清醒,歡樂的痕跡已經在後面。當然,往前走下去,應該還會有另一個廣場,另一趟旋轉木馬旅程。當然,這又是另一個將會消失的循環。
生命就是這樣去而返回,去而返回,在不知不覺中,人亦漸漸蒼老,歡慶的來去已經牽動不起激情的感覺。最幸福的狀態,也許只是默默望著眼前一閃一滅的燈光,沉醉在已消失的旋轉木馬歡樂時光裡。
September 29, 2005
我記得……
Amarcord。
這幾天下午常獨自出門散步,有時不經意就踱至電影院附近,在門前徘徊一會,看看電影海報甚麼的,如果時間正好,那就買票進場。
拉丁區附近一家戲院這陣子都在做意大利導演的影展,費里尼,帕索里尼。最早開始迷電影的時候,在小電視上看了好多錄影帶。有時運氣好,得以在大銀幕看,就永遠記得。
前兩天下午,跌跌碰碰的又看了費里尼的《Amarcord》(阿瑪柯德),1973年的作品。關於電影就不說了,說了也是白說,費里尼啊,怎麼能用文字來描述他那些影像?最好是自己感受。很多電影其實也是這樣。對我來說,是很私密的觸動,不用說得太盡太白。
據說Amarcord是意大利方言,法文上的介紹,把Amarcord譯作 Je me souviens. 即是I remember.
於是想起了童年。
* * * *
《香港經濟日報》專欄
欄名:我的書房
撰文:陳寧
刊登日期:1-8-2003
永遠在童年
我知道我媽媽老了,當她話裡愈來愈頻繁夾雜大堆我聽不懂的鄉下話的時候。從前她說的是帶有一點鄉音的廣東話,現在老家的方言不時掙脫意識牢籠衝口而出,她也不為意自己的「麗音」切換,如果我不中途插嘴提醒,她就自顧自的閒話家常,在她小時候熟悉的語言系統裡。我就知道她老了。
人愈老,童年的回憶愈清晰。許多人,一輩子活在童年的時光隧道裡。作家尤其是,他們反覆仔細書寫的,不外那段歲月。莫言的山東高密傳說,凱爾泰斯的集中營印記,甚而馬奎斯想像的馬康多,盡像回到兒時騎乘旋轉木馬,不斷轉圈轉圈,一次又一次重返精神的原鄉,重返生命的起始。那已是他們所能擁有的全部世界。
余華說,做一個作家童年的感受已經綽綽有餘了。如他那一代中國作家的童年,卻又的確比成長在他方的別人更絢爛更綽綽有餘。因此他們長大後,比別人更成熟世故,也比別人更快步向衰老。他們現在得到的,在童年時已然積累有成。
童年在那些動盪的時代來得特別短促,匆匆消逝,人兒來不及長高就被迫長大,童年的點滴益發顯得珍貴。只好在往後不斷回望、書寫中,盡情把那條時間曲線拉長,延伸至無限,折射出永恆。莫言十二歲那年挑賣的三株大白菜,便已蘊藏了他飽滿充沛的感情和力量。
不管童年過得如何,卻是一段無法被抹掉的時光,在適當時候自會重新浮現。如何面對童年,就是如何面對自己的來處。回返過去,追念萬事萬物的起始,整理脈絡,不知不覺了然,原來一切早有伏筆。
September 14, 2005
都柏林
巴黎這幾天都是陰天,今天難得現出一絲陽光。小病了幾天,看著窗外的樹影,想起的是另一個自己也喜歡的城市——都柏林,不知怎的,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年到晚的陰天。翻某本時事雜誌,說愛爾蘭這國家前幾年還是歐盟中最貧窮的,這幾年的經濟增長令人刮目相看,竟成了歐盟中最富有之其中一員了,令其他成員國眼紅不已。都柏林富有起來,城市好像也朝氣勃勃多了,從前,城裡的年輕人總千方百計逃離,到歐洲別處找工作找機會,現在則是相反的,而倦鳥知還的亦不在少數。這是報道的表面。
經濟問題就是一切問題嗎?所以解決了經濟問題就解決問題了?好比我的城最近也有這種簡陋的思維,彷彿前幾年的怨氣,都僅與經濟有關似的。而現在經濟好了,便說大家應該知足,不用再不滿了。
* * * * *
都柏林人現在快樂了嗎?不管經濟如何,這個國度於我,只有文學與音樂,還有,酒。
如果喬伊斯還在,他要寫的《尤利西斯》是怎樣?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街頭,在2005年是啥模樣?
都柏林有獎金最豐厚的文學獎,可是在那城市寫作的人,似乎沒有人願意寫一部他們這時代的《尤利西斯》。有人是不屑走在喬伊斯的影子下,有人是不敢。
* * * * *
貼一篇舊文,兩年前登在上海《外灘畫報》的專欄,負責編輯Y是個長髮美女,現在夏威夷每天看海。傳來的照片裡,她的長髮在海風中飛揚,好像早已不問世事的樣子。我再看這篇都柏林海邊裡的我,似乎是有點多愁善感了。
(咳咳,這篇文章沒有收在文集裡的,忘記了。)
* * * *
撰文:塵翎
都柏林海邊的孤塔
本來它只是一座無名的小塔,迎著海,孤立在風中。是十九世紀初,愛爾蘭人為抵擋那個叫做拿破崙的法國人率軍入侵,沿著海岸線建起的防衛塔群之一。據說全部共有三十四座。
雖獲賦予保家衛國的偉大使命,但它從開始已經失敗。在軍事領域,它是一座被遺棄了的孤塔,在人世邊緣靜候發落。拿破崙到底沒有來。
一百年後,1904年,卻來了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喬伊斯。在文學史上,他帶來的震撼性革命並不比拿破崙的軍事力量小。因為這個人,無名小塔給注入了生命,並得以在文學作品裡綻放光芒,千秋不倒。而因為文學,它不用再背負它所不能勝任的防衛塔任務,而能繼續飾演一座被遺棄的孤塔。它的被遺棄與孤獨,正是它跟喬伊斯呼應之處。
現在,它不得不稱為James Joyce Tower。在都柏林近郊Sandycove海邊,每天總有許多人圍攏在它跟前,或者攀爬到它荒廢了的樓頂,眺望著灰濛濛的海洋。我也曾在那裡,海風把我的長髮吹亂了,吹得我頭痛欲裂,我卻捨不得走。
二十二歲的喬伊斯只在塔裡逗留了不到一星期。那是他的朋友John Gogarty向軍方租來的地方,嗯,出租的防衛塔。喬伊斯在都柏林過得很不快樂,他恨透了他的愛爾蘭,恨透這片土地上的偽善與保守,內心縱有無限衷情與想法,卻也無從傾訴。
九月九日他接受邀請到來,打算住個一年,專心寫小說。但他跟Gogarty處得不太好,一天夜裡,同住的另一位朋友從惡夢中驚醒,順手從抽屜抓起手槍逕向壁爐開火,還沒入睡的Gogarty卻忽地奪過槍來,趁勢射向喬伊斯背後牆上,大喊:「把他交給我!」喬伊斯當即意會到自己不受歡迎,翌日大早倉皇離開。
那時候,喬伊斯已經在戀愛了,對象是在旅館工作的窮家女Nora。她學識不多但單純善良,喬伊斯在她面前完全放鬆自由,像被遺棄的小孩重獲母愛般重新感到溫暖。離開防衛塔後,他回到都柏林,不出一個月,就帶著她私奔往歐洲去。關於這些事情的書信往返,都收錄在我從倫敦舊書攤買來的《喬伊斯書信集》裡。我一頁一頁細細讀著,想像那個游離在都柏林外緣的年輕作家身影。
喬伊斯找不到回家的路。他選擇流徙顛簸的命運,在人世邊緣徘徊,孤獨地思考。漫長的苦痛最終修成正果,留下《尤利西斯》這部現代文學經典。而他竟就把小說開首的場景,設置於那座海邊孤塔。趕他走的Gogarty則化身成為Buck Mulligan走進故事裡。從前背叛過他的家鄉人事,喬伊斯忘不了,即便是他所逃離他所厭(及所愛)的都柏林,他也讓它在文學裡永世流傳下去。
都柏林人曾經別過臉去,不願承認他。但當他們終於深深後悔,喬伊斯已經乘風歸去了。於是,每年六月十六日給定名為Bloomsday的日子,從James Joyce Tower開始,人們追循《尤利西斯》的足印,默默追思這位大文豪──一座佇立在文學邊緣,曾被遺棄同時自我放逐的孤塔。
如今海邊的喧鬧,喬伊斯大概沒料到。那天下午,我在塔前寂寂看著灰藍的海與天,只想到孤寂無涯,回頭也不見岸。
August 31, 2005
雙城記(十日談完)
窗前樹影。
《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慢
初上法文課時,有一天是討論會,老師問,巴黎跟你們的城市有甚麼不一樣。許多同學說,巴黎人走路太急,總是匆匆忙忙的,不及我們老家的步調悠閒。連來自東京的千惠也是這麼說的。只有我叫嚷,不不,跟香港比起來,巴黎實在是慢得可以。
沒有去過香港的老師很專注地聽我說,在我的城生活如何爭分奪秒,甚麼都要比快,然後很認真地把我對巴黎的「異見」寫在黑板上,對她們法國人來說,巴黎當然不及南部閒適。
就說科技潮流吧,巴黎尖端科技發展成熟,處處可無線上網,可是仍有很多低科技的空間,年輕人拿著舊款的手機,也不會感到追不上時代。有一家專門買賣二手家電的連鎖店,生意好得很。生活質素不是由一些先進產品界定的,潮流運轉的方程式是不斷循環再用,一代傳一代,不以淘汰為己任。有朋友常打趣說,帶著時款科技玩意來到巴黎,也不會給竊匪盯上,因為偷走了也是得物無所用。
我到一個法國家庭作客,七歲的小男孩拿著心愛玩具來跟我玩,那不過是幾張磁石貼紙,他可以玩很久,看著圖案編織故事,自得其樂。想起在香港的小外甥,滿屋玩具,電腦遊戲玩膩了很快又換新的,我不覺得法國孩子的童年不豐足。
慢,其實是一種自信。不憂心落後,就不用氣急敗壞追趕,貪新厭舊。
回家後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在房間翻著書,爸媽在客廳聽著他們的時代曲,時間如陽光掩映,迷迷糊糊間我以為是在巴黎的房子裡。(雙城記之十)(12/08/2005)
August 29, 2005
雙城記(第九天)
《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舊址
到最後,也不過剩下一些熟悉的地圵。
初識一個城市如初識一個情人,想跟他/她一起探索整個宇宙,了解他/她所有的喜好,鉅細無遺的心意。日子久了,漸漸發展出一套相處模式,生活軌跡來來回回,就是一些老地方而已。
總是泡那幾家咖啡店,走進那幾家書店,橫越那幾條老街道,像一雙穿舊了的鞋子,愈來愈順貼主人的足印。在香港如是,在巴黎亦如是。只是,因若干顯而易見的理由,香港竟愈來愈陌生,而巴黎竟愈顯親切。
讀沙特的傳記,看他在蒙帕納斯的日常活動,那些舊照片裡的尋常背景,如今仍可按圖索驥尋人尋址。那些背景也沒怎變,人行道、雕像、街燈依舊。頂多是咖啡店裡多了一批慕名而來的觀光客,樓房換了別的住客。巴黎也不偏袒大人物。有朋友在巴黎渡過童年,一直念念不忘,長大後終於有機會帶著妹妹回來尋根,發現從前住的小區居然半點沒變,連街角賣麵包的老先生也老神在在。
我不無羨慕,我的城總以她快速的陌生化腳步,逐漸遠離我。每一次回來,等於一趟新的自我介紹。如果我繼續不厭其煩訴說我的油麻地、灣仔,我就成了一個懷舊的人。
在巴黎,值得念記的是初始的相遇,沒有經過歲月的加冕入不了流,在since 1880面前,since1980是沒有意義的。怎麼像香港,一股勁兒追趕前面的標杆,towards一個遠方的年份,把過去狠狠拋在背後,容不得半點不捨。(雙城記之九)(11/08/2005)
August 28, 2005
雙城記(Disneyland)
《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迪士尼與星巴克
其實我不太習慣,鋪天蓋地的迪士尼,好像那真是值得我們期待的烏托邦,所有人都有義務興奮。只怪城市太小,一件旅遊項目就叫全城瘋狂。不是要澆冷水,只是不覺得有需要把城市的命運跟一個遊樂園綑縛在一起,義無反顧似的,甚且到了被牽著走的地步。
不是人人都愛迪士尼的。眾所周知,巴黎人就不愛。巴黎迪士尼開業後老賠錢早不是新聞,這不全因為法國人對美國普及文化的排斥,還因為迪士尼本身沒能讓歐洲客瘋狂,巴黎迪士尼經營不善是果,不是因。歐洲人的玩樂選擇太多,滑雪爬山踏浪,古堡古教堂建築處處可見,還需要痴迷一個假的童話世界嗎?已易主的巴黎迪士尼,調整定位為周末消閒去處及情侶拍拖點,沒有人會為了迪士尼而去巴黎,有天迪士尼沒落了,也不會影響巴黎的觀光事業。迪士尼僅是眾多投資者之一,並非天下的主人,犯不著爭相向它獻媚。
接收異文化的時候,多一點矜持,能否換來多一點尊重,或是,本地文化特色伸張的空間?比如星巴克。巴黎左岸奧迪昂的十字路口有一家,有次跟法國朋友經過,他忽然說,「啊,原來這裡有一家,一直沒留意。」很含蓄的門面,不太「星巴克」,驟看以為是一家老巴黎咖啡店。
麥當奴的速食文化侵佔法國餐飲業是沒辦法的事,但星巴克挑戰的是法國核心的慢食文化,必得分外虛心,好讓那些受夠了巴黎咖啡店狹小空間的法國人,也樂於換換環境坐在舒服的沙發上,呷一杯美式咖啡。(雙城記之八)(10/08/2005)
August 27, 2005
雙城記(到公園去)
《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公園
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公園,所以巴黎有盧森堡公園,香港有維多利亞公園。
說實在,不計公園的布局與空間設計的美感,兩公園相似之處還蠻多的。位處市中心,作為休憩園地,該有的花草樹木與玩樂設施都齊備,早上有晨跑的人,午膳時分有鄰近的上班一族與學生帶著三明治和飲料來聊天曬太陽,傍晚,日頭沒那麼毒了,又有母親或父親帶著孩子來散步。
然而,盧森堡公園還有許多雕像,林蔭下常見文學家的身影,像寫《紅與黑》的小說家司湯達和詩人波特萊爾。這多出來的東西,說明了一切。
或者會有人辯說,香港百年歷史,產生不了大文豪,想立像紀念也無從。這麼說小思一定反對的,看她寫的香港文學之旅總該發現不少線索,當代文壇熱烈追捧的祖師奶奶張愛玲在香港勾留過的日子算不算?
巴黎樂於用文學家、藝術家的名字命名街道、為他們立像立碑,十分慷慨而隨意。詩人但丁是意大利人,跟巴黎沒甚麼關係,但巴黎用一條街道來向他致敬。繁忙街角有巴爾札克冷眼看著來往的路人。曾經住過作家的樓房門前總掛著一匾牌額,寫著「誰甚麼時候曾居於此」。不起眼,低調含蓄,就好像這些東西只是空氣裡的必然成分。
香港炫耀的是商業成就,物質貢獻,或政治勢力。所以香港是商業城市,巴黎是文化城市。巴黎不一定要學習香港的功利,但香港最好多參考人家的文化胸襟與視野。(雙城記之七)(09/08/2005)
August 25, 2005
雙城記(還有電影)
《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影迷樂園
在巴黎,做一個影迷是最幸福的事。有心友人轉來林奕華跟邁克對談的片段,其實是個巴黎通卻自稱只是長期遊客的邁克津津樂道在巴黎看戲的享受,我等文字觀眾,只有猛力點頭附和。
幸福是甚麼?幸福是一年到晚,可以若無其事氣定神閒走進一家電影院看杜魯福影展,從《四百擊》看至《最後一班地車》。同樣的深情並不限於杜魯福,走遠一點,另一家長期放映帕索里尼,還有小津、高達、布烈遜、安哲羅普洛斯。這家映完,又輪到另一家接力,總之在香港望穿秋水的珍稀菜式,在影迷樂園是平常不過的家常便飯。
幸福是有月票。每月付一百多元港幣(不過是少喝幾杯黑咖啡)可以看個飽,藝術院線和商業院線各守本份,誰也沒有看不起誰。更不用說各種巧立名堂的觀影節慶如春天影展、夏日嘉年華、露天戲院了。這樣的廉價奢華,簡直是硬生生把人訓練成影痴。
說是本末倒置也可以,有時候純然為了電影院才入場。為了某個多年不散的老舊氛圍,褪色的壁畫、軟座椅,或是同場的觀眾:父親帶著幾個孩子來看《四百擊》裡的老巴黎與孤獨男孩、老戀人在小津的光影裡緊緊牽著手、全場站立為一部法斯賓達鼓掌十分鐘、安靜地把最後一個工作人員的名字看完。
不造作,不必煞有介事,大家心照。觀影是神聖的,無非是黑暗之中,還有些執著的人絮絮不休地訴說生命是怎麼一回事。(雙城記之六)(08/08/2005)
August 23, 2005
雙城記(第五天了……)
《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V記與金記
拉丁區有一家小咖啡店,是我常去發呆的地方。巴黎到處都是炫目迷人的咖啡店,這家小店(姑且稱作V記吧)卻讓我特別留戀,才推門進去,已經捨不得待會兒的離開。
年輪是久的,說不稱有多少年了,牆上還掛著上世紀初穆夏創作的一批海報畫,每張椅子和桌子都留著磨損的痕跡,地上的彩色碎階磚、有點褪漆的木窗和唱著歲月之歌。一代又一代巴黎大學生,在這裡喋喋不休地揮霍青春,啖著一道道法式糕點,抽掉一包包香煙。
來多了,坐久了,漸漸感應出一種似曾相識的氣味。有天忽然記起,灣仔的一家小茶餐廳(姑且喚作金記吧)。下午,待午膳人潮散去以後,走進去喝一杯奶茶,吃一件小糕點例如菠蘿包,跟相熟的店員寒暄兩句,偷聽鄰桌的是非,浮光掠影的點滴便是生活的底色。
跟法國朋友說起金記而至港式茶餐廳,很難讓他們明白箇中深情,我就說,有點像你們的咖啡店,像V記。過後覺得還不夠準確,好像兩邊都辜負了。
場所的功能是接近的,同樣紮根於庶民生活,當然會有高級咖啡店和富豪茶餐廳,但它們最終的歷史任務卻是在街頭巷尾,傳頌民間傳奇。不同的東西叫氣質,或者可以是,節奏。硬要對比,咖啡店是慢的、個人的、不合群的,茶餐廳是快的、群眾的、搭檯的。
前者的空間,可讓海明威沉思、寫作、發呆。後者是把夢遊者拉回現實,跟一群不相干的人同桌默然吃完一碟飯。(雙城記之五)(05/08/2005)
August 22, 2005
雙城記(待續)
再來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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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地鐵
乘東鐵在尖東轉地鐵,那一段路總讓我想起巴黎地鐵的夏特勒站,像迷宮一樣的中轉站,為了換乘另一條線的列車,必須走很多彎路,上下無數階梯。
巴黎地鐵網雖如天羅地網,但如非必要,我多愛走路。原因之一固然是,巴黎街道對行人之友善無話可說,左右岸來回踱步並不是甚麼登天難事,只要腳力夠,大半個巴黎就在足下。更重要是,除新建成的十四號線外,巴黎地鐵實在又髒又臭,且空氣混濁,車程超過十五鐘即令我胸口作悶,不適感隨車速加強。夏天搭乘,更是苦中之苦。這時候,就最懷念老家地鐵的光潔明亮。
因此,每遇法國朋友詢問巴黎生活體驗感想,我便拿這事來「獻寶」,趁機吐吐苦水,有一次,一個當外交官的友人聽罷,笑著說:「你得原諒我們,因為那是一百年的系統。」外交口吻包裝的笑話,可不能當笑話一笑置之。
只因從前走得太快了,如今的不善是值得原諒的。這就是理由,第一世界專用的。一百年前,你還在拉人力車,人家已經搭地鐵了。細心想想,背後的邏輯其實有點危險,一百年前的進步是一回事,一百年後的破敗是另一回事,對前者的虛榮卻讓後者變得理直氣壯。怎麼說,多少帶著殘餘的帝國優越感,就算後勁如何不繼,總有辯護的藉口。於是,一百年的大眾運輸系統理應殘舊,而一百年的官僚制度嚴重僵化,也是可以諒解的事。你不明白,是因為你不夠慈悲。(雙城記之三) (03/0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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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狗、人與公廁
好的,巴黎地鐵髒臭,我可以原諒是百年系統來不及翻新,但是我實在不能原諒,好好一個花都,怎麼遍地狗屎。十年前初訪驚鴻一瞥,還沒見過多少世面亦不禁掩鼻嘆息,反正身份是遊客大可眼不見為乾淨,但現在算是長期住客,走出家門,滿目仍是黃金陷阱,除了依舊不解,還真有切膚之痛。
只能說,巴黎人愛狗如命。有朋友仔細觀察人狗互動後,得結論:法國的狗較亞洲的狗有人性,因為法國人不把狗當寵物來養,他們把牠當人。
因此,可以帶著狗去做甚至乎帶著小孩也不一定會做的事,比如到超市購物、乘地鐵、到咖啡店會友、往時裝店買衣服、出門散步。狗像人一樣,自由自在。包括隨地大小便。人在公共場合處理個人衛生事務應該感到羞愧,但狗沒有,狗的主人也沒有。
有時走在路上,看見狗在街道中央忙於留下證據,我就馬上擰頭望向牽狗的主人,希望給對方一個驚嘆號,可是對方不是在打電話便是在看櫥窗,根本懶理路人目光。
我跟法國朋友說,換了在香港,狗主人帶狗出街散步,多懂得帶幾份報紙替狗處理糞便,有法例規範,自有公德心。朋友覺得不可思議,聳聳肩應和過去。
也是的,他們連人當街大小便也管不了,又怎麼管得了動物的自然生理活動呢。巴黎計劃設置免費公廁方便大眾,市長力陳利害:如果不這樣做,巴黎市就會變成一個大公廁了。這是最恐怖的預言了,卻是肺腑之言。(雙城記之四)(04/08/2005)
August 21, 2005
雙城記
說了要十日談的,就斷-斷-續-續的貼出來。八月初刊於香港《明報》副刊「世紀版」。有好一陣子沒寫這類500字上下的短文,篇幅小,就寫些細眉細眼的小節,對照兩個城市。
先貼兩篇。熱、靜。
* * * ***
《明報》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炎夏
此城是香港,彼城是巴黎。
飛行十多小時回港探親,出版界友人林君說:這麼熱的天氣不留在巴黎,回來做甚麼。是啊,香港真熱。每天帶一瓶水出門像遠足,汗流得多,一下子就喝光了。可是,巴黎的夏天也不賴,熱起來不輸於亞熱帶地區。
兩年前的一場熱災,巴黎人提起來仍猶有餘悸。而剛過去的冬天冷得分外離奇,到了三、四月之交還狠狠下了一場大雪,大家便都預感今夏並不好過。巴黎本來是怕冷不怕熱的,只要家裡暖氣弄妥就大可安枕無憂,沒想到也有熱死人的時候。經了一事總得學聰明一點,巴黎人已懂得未暑綢繆,先為家中添置電風扇,驅驅暑風甚管用。
幸然,巴黎內熱外冷。沒有冷氣,熱浪來的時候,屋內多嫌鬱悶,可是走到街外,有的是樹影。這樣就好。夏日蒸騰,家裡獃不下去,咖啡店呆不久,我在街上蹓躂,總能在樹下偷生,借著點點樹影,晃蕩晃蕩著就到了塞納河邊。因樓房不高,時常且有涼風,日子過得輕快多了。
這麼說來,香港就內冷外熱得明顯精神分裂。在赤道與極地之間,沒有可以妥協的中間道。雖說長於斯,本該從小練就得生存的本領,但每走在鬧市柏油道上,仍覺得像橫渡沙漠,眼前的摩天大廈不過是海市蜃樓。
所以回來後看到報上說,市區要種樹,有人大聲嫌貴。這真是慣性的短視,請問,冷氣費不貴嗎?我寧願要一片綠葉。不必事後才長智慧的——前人不種樹,後人何止不能乘涼,還會很淒涼。(雙城記之一)(01/0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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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靜靜的書展
逛香港書展有如趁墟,熱鬧是熱鬧了,但總是收穫不大。好書沒多少,人卻擠得水洩不通。這樣的大賣場文化已成定局,不是一朝一夕改得了。真正愛書人不會等到書展才來湊興,何況今天的書展早已變成倉底貨促銷加明星簽名會,滿場盡是吵耳的噪音。
巴黎書展很不一樣,最大驚喜,是它的「靜」。同樣是出版界年度大事,入場人數同樣踴躍,但氣氛冷靜得多。這是一個本土銷售量達四億冊的書市,其滋養出來的閱讀文化,不是急功近利的片刻激情,而是細水長流的感情,寧靜致遠。
既然是書展,各大小書商便像農夫一樣展覽著豐美的收成,甚麼配角都多餘,書才是主角。既然不是大賣場,任何促銷、折扣便都欠奉,來逛書展的人也不貪圖這個,反能靜下心享受書的盛宴。
倒是我給港式書展的促銷文化餵養久了,起初不諳鄉情,挑到了心愛的書,見書價不便宜,先問是否有折扣。看檔的女孩瞪大眼看我,大概不好意思澆冷水,只微微一笑,「向來是沒有的,不過,我可以給你一個特別的折扣價。」輪到我不好意思了。
簽名會也是有的,但從來不是主菜,不張揚。讀者剛好遇上心儀作家算是意外驚喜,毋須尖叫,頂多乖乖排隊索簽名。排隊的人多了,就有人拿來鐵欄把人龍隔開,秩序不變,也不影響其他看書買書的人。
這就像我喜愛的法國文學書籍,伽里瑪文學出版社的封面與版式,素淨的,不花巧,書即是書,讓人安心。(雙城記之二) (02/08/2005)
August 10, 2005
Adieu, Ibrahim Ferrer
就算沒看過Wim Wenders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港譯“樂滿夏灣拿”),也該會喜歡他的音樂。
早幾天知道他過世了,總想著坐下來寫一點甚麼,結果也是給諸多雜事纏絆,很難靜下心來。去年搬家到巴黎,不管行李超重,還是照樣塞了一堆常聽的唱片,其中有這些古巴樂人的音樂。
我時常想,如果我是一個音樂人,多好。這是我的偏見吧,總覺得寫字的人臉容大多不快樂,不像玩音樂的人那麼從容、豁達。我喜歡看見這些人,給他們音樂,他們就可以很快樂。
沒能寫甚麼,貼一篇舊文,應該是2003年,發在《書城》的。兩度錯失了他,讓我一直耿耿於懷。Ibrahim Ferrer,謝謝你給我的快樂時光。有一天,我一定會去夏灣拿的。
* * * * *
關於錯失與意外得著
自問有點小心眼,認定了的事情,鎖定了的方位,總是很難改變。可是世事往往以出人意表的方式運行,愈是死心塌地愈是鍥而不捨追隨,愈是容易錯失,有時候明明是目標在望,就在前面不遠處,卻眼睜睜看著它在指間溜走,又或者千辛萬苦費煞心神,到頭來發現它已悄悄在身邊擦肩而過。這個“它”,適用於所有我鍾愛的人,情,事,物。
人生太匆匆,生命裡無關痛癢的雜事太多,時間不夠,金錢不夠,精神也不夠,分身不暇。由是,錯過的總嫌太多,還來不及懊惱就已經悔疚得要死。
這個月,我又眼白白看著自己鍾愛的東西,在指間溜走。再度錯失了古巴老樂手的演唱會,這次是Ibrahim Ferrer。
還是再稍稍提及德國導演Wim Wenders那部紀錄片《Buena Vista Social Club》吧,片中那群彈彈唱唱的古巴老音樂人,多麼令人著迷。他們的生命力與熱情,不因已步入晚年而失色,只要有音樂,仍然能夠又彈又唱又跳,為愛情而歌。年輕樂迷看著聽著跳著,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2001年2月的情人節,這群老樂手曾經來過香港演出。他們最年輕的也已七十歲以上了,也即是說,樂迷可現場欣賞他們風采的機會已所剩無幾。我害怕錯失,第一時間訂了票,每天倒數著等待熱情的古巴音樂夜來臨。結果,託朋友訂的票陰差陽錯沒有著落。最終不得其門而入,錯過了。以後每次遇上那位粗心友人,我都有上前捏死他的衝動,不太能理性對待。
這憾事至今仍揮之不去,可想而知後遺症甚大。一直記掛至今年,忽聞Ibrahim Ferrer會來亞洲巡迴演出,到韓國、台灣、香港和日本。正值我旅居台北,早早下定決心這次最後機會萬萬不能錯過,全程親自訂票,取票,不假外求,保證萬無一失。
別怪我慌張,只因時間確實不等人。七月的時候,老樂手Compay Segundo去世了,九十五歲。那些古巴老人,一個個凋零。但是在夏灣拿浪花滾滾的海邊,他們生就豁達的靈魂,像老Compay有句名言:“生命的花朵會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我的在九十歲之後才到來。”
我但願能夠像他那樣豁達。如此我就可以放手,不再執著,不再小心眼。也不再因錯失而悔疚。
十月七日,我買好票等著彌補兩年前的失落的那天,七十六歲的Ibrahim結果因病取消了台北之行。我不想說冥冥中有天意這樣的濫調,但是確實有的人生戲碼會不斷重覆,不圓滿的就永遠不會圓滿。偏偏,Ibrahim卻如期到了香港,我在香港的好友發電郵來講述他在港演出的情況,有報社同事還採訪了他云云,教我無言以對。如果我在香港,說不定我就不會兩度錯失了。而偏偏,這時候我在台北。
因為在台北,我還錯失了我沒有想過原來會有機會遇上的:Rolling Stones,Prince,Charlotte Church,Santana……這些人在香港參加十月至十一月初舉行的維港巨星匯活動。我還有甚麼可說呢?是我在兩個城市之間的移動,使人和事出現令人懊惱的錯置?移動愈是頻密愈是急速,錯置與擦肩而過也愈是常態?
人在路上,只能讓景物在身邊快速掠過。而路一直走下去走下去,給遺留在後面在過去的景物也愈來愈多,除非掉頭走。然而,即便依原路回頭,最後也只會得到物不是而人亦非的感慨。
或許,上路,便得接受景物快速變換,停下時,就盡量抓緊眼前的風景,得多少算多少。
想到這裡,我學習徐徐吁出一口氣,鬆開拳頭。周末黃昏,散步到台北大安森林公園參加流浪之歌音樂節,竟有意外驚喜,遇上來自日本沖繩島的民謠大師平安隆,他彈著傳統的三絃琴,以真誠的嗓音唱出民間的歌韻。他用破碎的簡單英語向觀眾說這裡的親切感讓他想起沖繩老家:“I am very happy,same sun,same star,same tree,same face.”正是天空處處一模樣,快樂此中尋,非常動人。我好像又懂得了一點。帶著音樂去流浪,路上又怎會寂寞。
其實我也不是不明白,路上每人每事每物都珍貴特殊,計較沒有意思,我錯失了甚麼,不若我意外獲得了甚麼來得實在。因為此時此刻,惟有眼前風景與身邊人。
July 4, 2005
永恆的四百擊
是T最早寫信來說,香港電影雙周刊出版了一本杜魯福專書,陸離主編的,叫《永恆的杜魯福》,收錄了我在《書城》一篇文章。François Truffaut,港譯杜魯福,台譯楚浮,大陸譯特呂弗。我猜是這篇吧,去年十一月寫就的。
* * * * *
《書城》
城市:巴黎
追憶逝水年華
或許是因為電影,才開始迷戀六十年代,那個我永遠只能在想像中遙遙觸及的年代。
如果在香港,那或許是王家衛。如果在巴黎,那會是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吧。
王家衛的《2046》十月在巴黎公映的時候,到處得見梁朝偉擁吻章子怡的那張大大海報,「東方酒店」的招牌就在他們頭頂,幻化成一朵朵瑰麗的光暈,東方情調濃得化不開。今年五月狼狽趕赴戛納影展招致惡評之後,王家衛回頭又把片子重新剪接、整理了,音樂部分也重新處理過才推出市場。沒看過「戛納版」,不知道最新「完整版」有多完整,但法國電影界對他還真是禮待,不管影評多壞,廣告照樣當眼,巴黎市藝文娛樂指南《Pariscope》拿劇照當封面,大報《世界報》(Le Monde)專題報道兼獨家專訪導演兼送戲票,放在主流戲院上映,票房也跑進前十名,以藝術片來說,表現確是不賴。對法國片商而言,片子賣的是「王家衛」,對觀眾如我者,這賣的是六十年代,一段永遠追不回的逝水年華。而在王的鏡頭底(也是張叔平、杜可風?),這段年華美得過分,美得比真實還要動人,於是讓人總是要不斷不斷回頭,再看再思念。
許多人說,王家衛把他的六十年代三部曲拍完了:《阿飛正傳》、《花樣年華》、《2046》。他似乎也沒否認。是也好,不是也罷,這其實沒分別:那個年代已經花開燦爛了。
這是有點奇妙的旅程,當我在巴黎電影院看著那個美麗的年代如萬花筒掠過眼前,銀幕跑出一串串法文字幕,身畔的其他觀者悄悄用法語交換著他們的心情……我知道我身在異鄉,而那個遙遠的天台那些飄泊的身影那個年代,卻反照著我精神上的異鄉。說不定是距離的關係,不是說:dista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姑且譯作:距離讓愛意更濃)嗎?是因為這雙重的隔離,而令人更深陷其中,戀戀不捨?因為不能靠近,所以加倍思念﹔因為失去了,所以是最好?
是的,我想到了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時間淙淙如流水,一去不復返,他像是用文字構築回憶的迴廊,時間遊走在其中,隨意往返、停留。沒甚麼巨大的劇情,生活就是那些微小微小的細節,一個回眸,一段發呆的片刻,一根點燃了又忘記吸的煙,一場隔著玻璃的溫柔愛撫,一種走路的姿態,一個門牌……,這是王家衛的影像意識流。
王在《世界報》的訪問裡說,有些片段,是向杜魯福致敬的。
然而我更喜歡杜魯福,打從《四百擊》(Les 400 coups)起始。今年是他逝世二十周年,電影院辦起他的回顧展來,某個周末下午,我走進那條叫卓別靈的小巷裡一家小型藝術戲院,重看我最愛的《四百擊》———說是剛用數碼技術重新修復的版本。數不清已看過多少遍,有字幕的、沒字幕的、小銀幕、大銀幕、十九歲時或二十九歲時,每一個畫面都記得,這麼多年了,彷彿安東沒有改變過,杜魯福沒有改變過,巴黎的街頭沒改變過,甚至乎,我,也沒改變過。(其實怎會沒變,即便在回憶的迴廊。)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杜魯福遇上他鍾愛的演員Jean-Pierre Léaud,就有了安東與《四百擊》,啟航了法國電影新浪潮。六十年代的巴黎街頭,有理想燃燒的學生運動。那個年代,那個我永遠只能遙遙思及觸及的年代,因為這些美麗的人與事,而變得更遙不可及了。
June 25, 2005
香港製造
替大陸雜誌《Mangazine》的「香港專題」寫幾條關於人文版圖的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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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餐廳。
關於茶餐廳,可說的太多。說茶餐廳是香港文化縮影及代表,並不為過。其混雜,其多樣,其靈活,完全體現於這個由特殊歷史與社會環境造就的人民食堂。雖然有人或許會喜歡在文化前加上「市井」以示其庶民性,但這似乎並不需要,因亦有諸如高級茶餐廳散布於中環此等達官貴人密聚地,從旺角的「生力冰廳」到中環的「翠華」,茶餐廳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無所不在。茶餐廳之出現與民生習慣有關,據考源與早年殖民時期之勞動階層尤其是「三行」工人(泥水行、土木行、油漆行)的餐飲習慣有關。一如巴黎的咖啡店乃是盛產哲學、思潮、話語的「半」公共空間(說「半」是因為畢竟這空間仍有若干私密性),香港茶餐廳亦是普及的「吹水」(廣東話:侃大山的意思)場所及民間議政空間,到茶餐廳坐一晝,城中大事小事統統了然於心。其精萃在於它的「語言學」,茶餐廳的語言編匯起來即是一部香港通俗文化詞典,如謝立文創作的《麥兜故事》裡那則經典的「常餐快餐午餐」笑話,便是從茶餐廳而來。有誰敢說他/她不愛茶餐廳,即是說,他/她也不愛香港。
二樓書店。
可以說,二樓書店的存在型態是「畸型」的,可是「畸型」一旦成習,就是常態,更成了港產文化特色。消極說法是,商業社會唯利是圖的價值觀迫退書店空間;積極說法是,藝文空間打不死,既然寸金尺土,地上好店輪不到我,那就上樓吧。上去二樓,總之,總有辦法生存下來,雖然多數其實或久延殘喘或奄奄一息或曇花一現,但有總好過沒有,而且二樓書店的確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香港愛讀書人。還幸有灣仔的「青文」,旺角的「田園」、「樂文」、「榆林」,專售台灣書的「洪葉」,專營英文學術書籍的「曙光」等等幫忙澆灌,阻止香港閱讀文化沙漠化。好消息是,近年二樓書店經營更多元化更見活潑,如銅鑼灣的「阿麥書房」、美孚的「紫羅蘭書局」、簡體字書店「尚書房」等加入園丁行列;壞消息是,「洪葉」前陣子結業,22年的旺角樂文被迫搬離舊址,離開二樓書店行列,變成三樓書店。
無線電視TVB。
沒有哪一個城市會像香港,跟電視如此唇齒相依。電視生活,生活電視。香港人吃喝的是電視奶水,準確一點是無線電視TVB,沒錯,是有慣性收視這回事的。自1967年11月19日啟播後,TVB的三色標誌就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圖騰。你以為現代娛樂選擇日漸多元,會令電視觀眾流失嗎?一部韓劇《大長今》又能讓全城顛狂。TVB的影響力毋庸置疑,它出現於香港社會從貧轉富年代,以壟斷之姿擔當港式娛樂生活的製造者、供應者以及輸出者,它也是大眾集體回憶的源頭與歸宿。它是最龐大的星工廠,從周潤發到周星馳,港產明星無不出自其「木人巷」,香港娛樂生態圈基本上只在TVB方圓之內。幕後靈魂人物邵逸夫(六叔),他一手打造的邵氏王國,亦是香港電影史上重要一章。
油街/牛棚/牛棚書院。
把油街和牛棚放在一塊絕對必要,油街可說是前世,牛棚是今生。一方面是空間上的延續,一方面是意義上的伸長。建築空間的循環再造,從來都是藝術工作者的拿手好戲。如北京的「798」舊工廠新藝術村,香港北角的「油街」前身是政府的物料供應處,1998年,一群藝術工作以低廉租金租用,發展成藝術村,興盛一時,驟現文藝復興小陽春。可惜,藝術最終不敵發展商的利誘,政府收回作土地儲備。位於土瓜灣的「牛棚」前身則是牛隻屠房,建於上世紀初年,2000年,政府出資翻新牛棚成藝術村,油街精神重現。牛棚書院則是寄居「牛棚」的一個民間人文教育組織,由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發起,院長是梁文道,最初打的旗號是「提倡民間講學,知識下鄉」。油街與牛棚(以牛棚書院為主),代表著體制外的一種微型反抗,抗衡大財團大政府大學府大團體的霸權,為香港藝文空間另闢蹊徑。這種積極進取的走位及再生精神,從來都是很香港的。
香港藝術節/香港文化中心。
一個國際城市需要最少一座國際級舞台,如澳洲悉尼的歌劇院。1980年代末,香港文化中心初建成,曾經令香港藝文界很震撼,因其建築設計之「醜」,有人形容像「公廁」。這「醜」說來有兩層意義,一是其外型設計之不善,二是如此文化地標令人覺得丟臉。可是民間諸般批評與不滿,沒有讓香港藝文空間的建築脫胎換骨,好多年之後,也出現了外觀設計令人詬病的中央圖書館。然而這裡偏偏卻是香港跟國際藝壇接軌的重要舞台,每年一度的香港藝術節愈見規模,主打節目的表演場地常在文化中心。像前幾年,藝術節邀來古巴樂團Buena Vista Social Club,讓尖沙咀變身夏灣拿海旁,許多親歷現場盛況的觀眾至今仍回味不已。其他大型國際表演,像通俗音樂劇如《歌聲魅影》、《孤星淚》、《貓》都在這裡演出。這座面臨維多利亞港的「公廁」,卻是香港觀眾吸收世界藝術養份及資訊的主窗口,雖說有點無可奈何,也只能認命。香港政府近期積極推動發展西九龍填海地為新文娛區,會否出現一個外在美與內在美兼備、硬件與軟件皆優的新文化地標,仍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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