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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影像究竟有多真實？」不只一次我接收到觀者透露出這樣的疑慮。我無意代替創作者回應，但身為工作團隊的一員，我可以從苦力的角度講述一些我所知道的──影像框外的「真實」。
        打從一開始，TIWA的「移工攝影工作坊」就是定位分明的勞教課程，而非學院藝術教育或是民間沙龍攝影進修班，其重心是放在學員作為移工身份的自我觀照和與社會的互動觀察。因此，無論從教材內容、上課方式或是作品的性質來看，整個經驗其實更接近「影像抒情」和「發聲練習」，本質上與「紀實攝影」並不相同。
        半年為一期的課程不長不短：在基礎技術的訓練上，攝影可以很快上手；構圖美學的部份則各憑本事，有天份的自然就出線；最挑戰的，卻是在如何明確表達「主體」的立場。影像也好文字也罷，一次又一次我們問學員：你想要說的是什麼？你希望如何表達？作業繳來了，幾百張影像圖說當中不乏構圖優美觀察細膩的作品，唯以第一人稱為表達主體的聲音卻大量缺席。幾次課上下來我才慢慢悟到，長時間處於以達到他人要求為行事準則狀態下的人，要舒坦自在的說出：「我看到」、「我覺得」或「我認為」、「我想要」竟不是那麼的理所當然。這與我過去在學院裡的經驗正好相反。學院裡的學生交作品討論時，往往不自覺的把「我」放在作品的先行，不知不覺中養成主體的過度放大並反映在生活態度上。在台灣，在移工攝影班，「我」這個主體明確的概念是經過時時提醒與反覆練習來的。
        拍照並非純粹的攝像活動，尤其牽涉到他人的「家」與「家人」這樣私密的場景。當個人的工作場域與他人的私生活領域高度重疊時，勞動現場的再現難免越界，一不小心就闖入屬於影像倫理範疇的禁地，這對學員與苦力都是一道難題。創作的客觀條件人人不同。沒有固定休假的，先在腦子裡構想作業主題，思考著如何拍、找什麼題材等等先寫下來，等待機會再循著自己的筆記去拍攝；與雇主約法三章不拍家裡不拍小孩的，就只能出外景；沒有機會出門的，把物件擺在床上或茶几，拍起靜物；在工廠勞動的，搶片刻的休息時間對著窗外取景。因為有心，每個人皆發展出自己一套應對的辦法，甚至買菜接小孩上下學往返醫院家裡的路上，都成為觀察快照即興獵鏡的最佳機會。
        學員們各展長才，苦力們可也不輕鬆。工作坊有抽象的課程大綱但沒有太多預設，苦力與學員一同邊走邊學。出外人敏感細膩，察言觀色間摸索著如何的切入、書寫，較容易得到我們的肯定並在同儕間引起認同與迴響，難免受影響。當我們小心翼翼的在「我們想知道什麼」與「他們想拍／說些什麼」之間斡旋，如何引導實際有效的討論且不至於過度介入甚至淪為情緒煽動，又是另一個很細緻的部份，拿捏之間總擔心顧此失彼，如何設計出既精準又具最大發揮空間的作業主題，就成為苦力們的終極挑戰。
        視覺影像能引發多元的詮釋，文字又比無聲的影像更具發言與釐清脈絡的功能。選擇以「圖文互動」為工作坊創作的表述形式，讓擅長以文字或影像思考的個人都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發揮空間，也使作品得以推衍到評論與敘事的層次，不至於侷限在攝影媒材本身的當下即時性和單點透視的觀點。
        照片並不見得能與事實畫上等號。但我更喜歡這樣的說法：「一個單一事件必定有多重真相。」這也是我當初參與執行「移工攝影工作坊」的最大動機：即是在一向握有絕對發言權的在地多數與主流媒體所呈現的「事實」之外，另闢一個發聲管道，換個角度換人說故事。至於說故事的人選擇如何說，說的是 fiction 還是 fact就不是最重要的了。我比較在意的是──有這樣的機會，輪到他們說，以他們的方式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