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原住民[1]文學是台灣文學界近十餘年來頗受重視的文學作品，不論小說、散文、新詩及相關報導文學等，均有蓬勃發展、百花齊放之勢，這對國內的讀者而言，實在是一種值得喜悅的現象；畢竟原住民文學，不論在創作主體、題材內容、語言風格、修辭技巧及思想質素上，均有別於傳統的漢族文學作品，無疑的，原住民文學作家，開啟了國內讀者的另一扇文學視窗，使得這座山林茂鬱的海島，真正得以文學的角度，呈現其內涵豐富而姿態奇美的山海世界。

前言

        凡是喜愛鄭愁予的讀者，大多會認同楊牧的話：「鄭愁予是中國的中國詩人，用良好中國文字寫作，形象準確，聲籟華美，而且是絕對現代的。」[1]詩人商禽也說過：「愁予的詩在語言、節奏，及創造意象上，有極高的成就。」[2]除了形式上的語言美之外，其詩篇中瀰漫的一股浪漫愁緒，更令讀者愛不釋手而再三吟咏讚歎；沈師謙在〈從何其芳到鄭愁予－比較和評析花環與錯誤〉一文中，即綜合性的評述：「錯誤與花環不但意象豐盈，引人入勝；情感浪漫，感人至深，音節柔美，膾炙人口。」[3]已準確地概括了欣賞愁予詩的三大途徑－意象、感情、與音節。

壹、          前言

當一批海上來的旅人（十六世紀時的葡萄牙人），在漫長的航行之後，從藍色的水平線上望去，乍見一個草木蓊鬱，綠意盎然的島嶼，不禁高呼驚嘆：「Ilha   Formosa！Ilha  Formosa！」葡萄牙語的Ilha是島嶼之意，Formosa則為「美麗的」，這美麗之島，便是我們熱愛的國度—臺灣！

    臺灣，這「小小的島」[1]，「那兒的山崖都愛凝望，披垂著長藤如髮」[2]，小小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積，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竟然有二一九座[3]，而高山所延伸出去的山地，更佔台灣土地的百分之六十四，可見山地與我們生活上關係的密切。

    因之，就這樣一個多山的生活場域而言，於此孕育而生的文學作品，應有不少以山地為主題的創作才是；但事實上，或因高山嚴峻、早期交通不便，且遷台漢人多以務農、經商維生，主要活動於平原與城市；而原住於山地的十二大族群[4]，其語言文化更與漢人迴異，又因清代及日據時期的政府大致是採取原漢隔離的政策，這可從山地隘勇線的設置便可窺知一二；即使至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對於原住民的文化交流及山地的開發仍極有限，因此，能登臨高山，親身體驗，並以之為題材從事創作者，便少之又少了。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中，清代的古典百嶽詩創作如詩人章甫＜望玉山歌＞[5]、陳夢林＜玉山歌＞、孫元衡＜大武觀落日＞、夏之芳＜詠玉嶽＞、王凱泰＜詠八同關＞、謝錫光＜玉山霽雪＞、林景仁＜詠合歡山＞[6]等，但所見不多，大抵以臺灣八景詩及各府縣、番人之風俗景致為詩歌主題，這當然與其創作者皆為仕宦階層，對於新降歸附的台灣有著難以言喻的好奇與管理治劃上的需要；故創作者雖多，而言及五嶽者極少，如前所提及者，亦多遠望題詠，而非親臨攀頂。

    至日據時期，世界著名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則於1900年4月5日為人類學的研究攀登玉山絕頂，並賦短詩曰：「異國山外又有山，唯此山厥為獨尊。」並提道「在過去的年代裡，只有本多林學博士、齋藤林學博士、齋藤理學士、長野

中尉、德國登山家K.Stopel及斗六辨務署的熊谷署長等人，在前後五次的新高山攀登活動中登頂過。」[7]可見日據時期對於台灣百岳的「親近」，主要著眼於政治管理、經濟開發或學術研究之所需。

    然而，自一九四九年後來臺的詩人群中，鄭愁予的「五嶽記」組詩二十首，可說是極為特殊而「數量龐大」的作品，且其創作時間甚早、歷時甚久，二十首詩約自1957至1966年間陸續完成，可惜在浪子意識系列詩作如＜夢土上＞、＜窗外的女奴＞、＜錯誤＞等作品的掩蓋下，「五嶽記」明顯受到忽略。因此基於「五嶽記」在題材性、時代性、修辭特色，及對於鄭愁予整體詩作研究上的重要性而言，本文嘗試以此為主題做一初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