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記《廣西文學》詩人訪談，比較港、澳、台、海外和大陸詩歌發展
提問：現代漢詩寫作不僅在大陸，而且也在港、澳、台與海外。相比大陸，臺灣詩歌在語言表述的音樂性和意象的運用上相當成熟，當然，這不是說他們的寫作不現代，相反，他們的寫作實際上也更現代。很難否認，這在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傳統。總結我們幾十年的寫作，現代漢詩在大陸有傳統嗎？是什麼？兩相比較，帶給我們的思考是什麼？
桑克：對於需要歷史榮譽的人，文學傳統是全然主觀的產物，它僅僅作為自我描述而存在，而且它還是自我認知、自我歸屬的過程。那麼在孤單的創造活動中，傳統幻象便大方地給予書寫者以精神安慰。而從新詩現象學來看，百年中文新詩不僅擁有清晰的發展軌跡和基本承襲的梯次，而且擁有大量的成熟的作品與詩人支撐。這些都是構成中文新詩傳統的標誌性元素。臺灣與大陸作為不同的地理區域與政治區域，兩地詩歌肯定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差異，但是並不存在傳統的差異，因為它們始終都在一個中文新詩傳統之中。大陸、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海外，凡是使用現代漢語寫詩的人都處在同一個傳統之中——現代漢語詩歌的傳統，即中文新詩傳統。而大陸在某一特殊歷史時期游離於詩歌之外，湧現出不少以詩歌名義出現的特殊文字，這些都是不能算在不同的傳統或者傳統的內部差異之中的。我們既然擁有這樣一個新詩傳統，理所當然我們也就是這一傳統的一個新的鏈環，它要求我們必須為之付出努力，使它更加開闊、更加結實和更加富有自我更新的活力。
王敖：我不認為臺灣詩歌的寫作更現代，或者更成熟。新詩的傳統當然存在，其主流是新詩中的浪漫主義。不少反浪漫的寫作，實際上是浪漫主義的現代變種。臺灣詩歌和大陸的新詩都以五四為源頭，也在很大程度上共用同一個古典的傳統（畢竟不存在臺灣古典文學）。比較臺灣和大陸的現代詩，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是比較雙方寫的最好的幾位詩人。
張執浩：首先，我不認可現代漢詩在港臺發育得比大陸成熟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臺灣詩歌似乎有一個相對清晰的發展脈絡，但事實上我覺得臺灣的現代漢語語言並沒有發育成熟。而大陸的新詩發展儘管有過多次中斷和停頓，但相對成熟的漢語語言使大陸新詩在近三十年來得到了長足進步，體現在寫作風格的多樣性，從觀念到文本的成熟，等等許多方面。一種文學傳統的形成需要一些標誌性的人物出現，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一些具備獨特面貌的詩人已經陸續存在，雖然距離“大詩人”還需時日。再則，完全將現代漢詩局囿於“新詩九十年”的說法可能也存在問題，傳統往往以隱形的方式寄生於我們每一個寫作者的身上，你沒有發現並不意味著它不存在。
臧棣：臺灣的現代詩確實向現代漢詩的寫作提供了一份獨特而珍貴的經驗。但是認為，相比之下，它比大陸的現代詩“在語言表述的音樂性和意象的運用上”更成熟，這種觀點恐怕失之於簡陋。首先，能夠作為詩歌寫作的音樂性的共識的基礎，就子虛烏有。其次，意象的運用是否成熟，也不是可以作為評判詩歌的總體尺度來使用。我從來都反對把意象看成是詩的本質的觀點。對當代詩的寫作而言，我認為，恰恰是對意象詩的迷戀窒息了臺灣詩歌的活力。意象詩，也差點誤導了大陸的當代詩歌。所以，我覺得，海子在1980年代中期的覺悟是很重要的。海子說，我們必須反對對意象的迷戀。圍繞意象打轉轉，太沒出息了。想想看，北島的詩寫到90年代，幾乎被對意象的極度自戀扭曲了。
詩歌的音樂性，說到底，仍然是一種詩歌能力的問題。在某些方面，我覺得很多臺灣詩人確實做的很出色。但從具體作品上看，大陸詩人做的也同樣出色。
我們當然有自己的傳統，而且，這一傳統很可能和臺灣的現代詩是相通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來源於卞之琳，來源於艾青，來源於穆旦。而且，在詩歌寫作上，我不主張迷信“相對成熟的傳統”。詩歌的傳統，在我看來，同樣是一種大師現象。比如，卞之琳就是我們的傳統。
李德武：臺灣詩歌從古典到現代經歷的是一個比較自然的過渡，新詩不是建立在對傳統的否定和破壞之上的，特別是在語言方面，他們使用的漢字沒有經過簡化，這使得古漢語中文字的結構和發音都沒受到損壞。而大陸不同，文字簡化破壞了漢字的結構，而中文拼音又使得古漢語中的某些聲韻丟失，這使得現代漢語在與傳統的承繼上出現了裂痕，甚至斷裂。我們說現代新詩寫作的最大障礙是語言問題，為什麼？因為我們使用的現代漢語太粗糙、太幼稚。古代漢語是經過千年的錘煉積累才達成熟的。僅就詩歌而言，從四言、到五言、七言，從風雅頌，到漢樂府、古詩19首、楚辭，到魏晉永明體、玄言、田園山水，到唐朝的鼎盛，詩歌語言經歷了長達近1400多年的過程。唐朝詩歌的輝煌應該看作是古漢語高度發達和高度成熟的標誌（當然，唐詩的輝煌還包括形式的成熟、技藝、審美理念和詩人心性的成熟）。古代漢語的高度成熟和高度發達體現在具有強大的表現力、承載力和傳播力，詩歌語言無論是在傳神達意、窮情寫物，還是借景抒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等方面，都形成了經典，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比來看，就不難發覺我們現代詩歌寫作面臨的語言挑戰是多麼的迫切和嚴峻。臺灣詩人應該不會為新詩的音樂性問題發愁，因為，他們將從古代詩歌和漢語中直接繼承那部分“遺產”。大陸詩人則不同，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破壞至少在三代人心中埋下了“仇古、反古”的種子，兩千多年來形成的詩歌脈絡突然中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一批詩人雖然打著“西化”的旗號，但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精通傳統詩歌的，比如胡適、戴望舒、聞一多等，但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後，新一代詩人幾乎是在一片語言的蠻荒中艱難跋涉。在此之前，充斥我們耳目的是口號、標語、社論和動員令，不用說詩歌寫作，就是人們彼此交流、碰面問候，甚至情人談情說愛語言都是乾巴巴的，生硬、教條。人們的想像力和機智幾乎都用在了“憑空懷疑一個好人”上去了。所以，當代詩歌的“解凍”首先是從語言的“解凍”開始。食指、北島、顧城、舒婷、楊煉、多多等一批拓荒者打開了現代詩歌語言的新天地。我是讀著這些前輩詩人的作品開始自己詩歌創作征程的。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和嘗試，我們看到詩歌創作始終走在現代漢語探索的最前沿。詩人先後解決了語言表現的豐富性問題、表達的意指性問題、對事件、時間的承載力問題、精神性問題等等。從語言的結構上來說，詩人們已經找到突破邏輯語言限制，而攜帶詞語飛翔的路徑，典型的如詩人車前子的詩讓我們看到古老的文字在現代詩歌中的靈動身影。從1976到2009年，當代新詩走過了30多年的路程，這30年的路程對詩歌的成長來說，時間的確太短太短。我們只能從中梳理出某些前行的軌跡，但談到傳統，我覺得為時過早。傳統是一種成熟形態（或叫穩定形態）的積累和延展，這三十年來的詩歌哪些能夠在歷史浩瀚的長河中經受得住大浪淘沙，現在斷言還不是時候。詩人創作的目標是不斷尋求創新和突破，如果他想被納入傳統就必須寫出傑作。顯然，傳統是靠經典作品建立的，而不是靠詩歌史學家建立的。這一點，我們急不得。
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我特別喜歡臺灣的現代詩歌，流沙河編的《臺灣詩人12家》幾乎被我翻爛了。二十多年過去，現在臺灣詩歌是什麼狀況，我不清楚，因為近年來我讀得太少，所以沒有發言權。但就10年前，也就是上世紀末我讀臺灣詩歌的印象而言，當時臺灣詩歌的總體水準並不比大陸高，而就上世紀80年代初至世紀末這十幾年的發展狀況看，大陸詩歌的整體進步應該說遠遠超過了臺灣詩歌。臺灣詩歌對音樂性和意象的過度迷戀、對一個以語法破壞和目的性晦澀為基本表徵的次生現代派的難以割捨，在我看來恰恰是阻礙臺灣詩歌在現代漢語詩歌競技場上取得更好名次的關鍵因素之一。所以，接下來說到“在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傳統”的時候，我想到的反而是：不知道最近這10年間，臺灣有沒有、有多少新一代的詩人從根本上突破了這個“相對成熟的傳統”？
孫文波：臺灣詩歌是不是比大陸詩歌更現代，由於我對臺灣詩歌瞭解不多，所以不想輕易做出結論，也許他們的確已經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傳統吧。但這樣的傳統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清晰，我表示懷疑。而說到現代詩在大陸近幾十年的發展，如果真要談論它是否已經存在讓後來的寫作者感到可以作為自己寫作支撐點的傳統，我也不敢肯定。只是我感到，其實我們完全不必單純地強調這個問題，應該將視野打得更開一些，從橫縱兩個向度認識問題。而一旦視野真正地打開，我們會發現對於詩歌而言，傳統其實不僅僅是一種表面的文化形式，更是一種內在的文化精神。如此一來，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傳統應該說是存在于每一個詩人對詩歌的理解之中的。不同的理解對傳統的認識會很不一樣。選擇接受什麼樣的傳統作為自己的寫作支撐點也會不一樣。譬如對我而言，一直以來就把傳統看作一個非常大的系統。在這樣一個大系統裏面，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文化遺產，都是能夠使人受益的人類財富。關鍵的是看我們怎樣將之內化在自己的寫作中。所以，我對總是想要強調現代詩在一個很短的時間段裏是不是形成了形式化的傳統這樣的問題並不感興趣。我覺得與其老是談論我們是不是形成了現代漢語詩的傳統，總是想要為自己找到一個明確的帶有形式意味的父輩，不如更多地仔細探究在更廣大範圍內，我們能夠怎樣讓自己的寫作獲得與古老歷史精神上的聯繫。我相信一旦做到了這一點，人們自然會看到傳統的文脈是怎樣接續上的。由此，如果說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什麼？我認為，肯定不是那種簡單的比較，而是以深入地細察找到對於今天的寫作而言，怎樣做才算真正地賦予了自己的詩歌與人類古老精神一致的內涵，並在詩學的意義上讓人感到符合人類對文化所要求的人性理念。相比之下，這是更重要的對傳統的繼承。而一旦做到了這樣的繼承，我相信對“現代或更現代”這樣的問題就會完全放棄。詩是一種具有絕對意味的文化產品。我們怎麼可能真以為自己的寫作比陶淵明、杜甫，比華滋華斯、惠特曼更現代呢？
小海：前些年洛夫先生攜太太從溫哥華來大陸旅遊時，我陪他在寒山寺給佛學院的師生做過一個現代禪詩的講座，其間和他交流過關於兩岸詩歌的一些問題。洛夫、餘光中等臺灣現代詩人的後期創作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存有復活古典詩歌美學或者指向宗教情結的傾向，但意識還是現代的。
從1950年代以後的三十年中，在大陸詩歌因政治因素、地理隔絕等原因而基本缺席的情況下，或者說在大陸詩歌斷裂期，臺灣詩歌確實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就現當代詩歌的整體成就來說，港、澳、台詩歌我不認為已超越它們的經濟成就。臺灣現當詩歌多年來也是一直在論爭中艱難前行的。紀弦在1950年代擬定的所謂現代派詩歌六原則中，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認為新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由此而引發“向心力”與“離心力”的紛爭。臺灣詩歌比大陸更早面臨漢語母語與翻譯體語言的兩極對峙的緊張，一方是打破舊藩籬融入新世界合唱的狂歡，一方是突顯失根之痛和回歸母語的艱難，論戰斷斷續續持續了二十年。這些都給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在詩歌觀念上形成衝擊和帶有啟示作用。
現代漢詩在大陸當然有傳統，因為根基和源泉在，我說現當代大陸詩歌成就遠在臺灣（或港、澳、台）之上，並非大陸中心主義想法作怪。首先是現代文學史上許多承先啟後的優秀詩人更多都在大陸而不是臺灣，即使是在“文革”期間非常困難的境況下，依然在從事地下寫作，只不過是被主流話語權所遮蔽，八十年代少數詩人複出後依然有高品質的作品問世；其次是朦朧詩以來，大陸詩歌更有原創力和衝擊力，詩歌爆發力更為驚人，湧現出更多有說服力的詩人和作品。當然，在詩歌上“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傳統”無疑對大陸詩人有現實的借鑒意義，那種開拓的勇氣和實驗，使我們在傳統和現代、繼承和創新等問題上，在積極應對和消除外來影響的焦慮和有效挖掘利用古典詩歌資源上更加自覺和自信，可以更好地發揮創造、創新的能力和天賦，而臺灣詩歌傳統也將會匯入漢語詩歌的大傳統中。
黃梵：大陸的新詩傳統正在成形之中，與臺灣相比，差別不僅在音樂和意象上，也在表述層面。大陸語言經過了一場毛式的“標準化”運動，使它在表述層面，較臺灣更加科學化，其實也就是更加西方化。這是當代大陸詩歌顯得比較雜蕪的原因之一。這些差異使得臺灣詩歌易於較快形成自己的傳統。所以，我們不應期待大陸詩歌達到某些共識的時間會很短。換句話說，不應期待那些西方特質漢化的時間會很短。當然詩歌共識形成的推搡力，依舊是民族的語言天性和審美天性，它決不是可有可無的花飾，而是詩歌中確實存在的一種力，它潛在地制定了隸屬于中國人的詩歌“法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