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網誌是本工作坊正在撰寫的新書：

《歷史文化的宣教藝術》裡面的一個片段，

探討基督教與歷史論述的問題，

敬請各位牧者與弟兄姊妹們批評指教。

 

 

基督教教義乃是以歷史為基礎的信仰體系。

因為，以整體結構來說，基督教的聖經乃是從宇宙受造開始寫到時間終結的歷史著作，並非抽象的哲學或者倫理信條。這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並且最有力的證據之一。所以，有些基督徒會說，歷史就是祂（上帝）的故事，或者上帝是歷史的主等等。但是，以整體表現而言，基督教對於歷史的認知其實很膚淺，甚至把人類的歷史論述拱手讓給人本主義。即使在以基督教為主要信仰的西方社會中，人類歷史仍然操控在人本主義者的手中，更別說世界上其它的地區了。

聖經信仰既然與歷史具有這麼密切的關係，基督教為甚麼不掌握人類歷史的寫作，反而任令人本主義者主導歷史論述，扭曲人類的來源與歸宿，教導人類敵視與反對福音真理呢？基督徒為甚麼只顧捨命傳福音，反而不管這一個攔阻人聽信福音的重大思想障礙呢？

本書這一章的主旨在於，探索並呼籲基督教化解這一個矛盾的現象。

 

首先，讓我們來探索這個矛盾現象的成因。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下列三個。

這是鍾馬田博士所提出來的見解。他認為，基督徒往往把聖經看得太狹窄，以為它只是一本說明個人如何得救的教科書，或者把個人與神的關係視為聖經的唯一主題。這是基督徒具有把個人問題放大的傾向，所造成的後果。

所以，鍾馬田博士表示，基督徒必須知道，聖經乃是以另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待個人得救的問題。聖經的終極主題乃是關乎整個世界的情況與命運，因為聖經是從世界的創造，而非從人類的受造開始寫起。個人得救雖然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是歷史問題的重要性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舊約先知與新約作者一再提到歷史問題；更重要的是，主耶穌無論世上，或者在復活昇天以後，仍然在啟示錄中，透過約翰預言歷史，並說明歷史與祂這位復活的主以及教會的關係。因此，基督徒應當醒悟：「歷史問題就是聖經的主題」[1]。。

 

另外，基督徒對於歷史本身也有誤解，那就是認為歷史都是過去的事情，跟現在的生活處境沒有關係，所以不要把精神氣力枉費在歷史之上。這一個觀念，也是因為基督徒不夠認識聖經的結果。因為，聖經對於歷史的教導與這種觀念正好相反。例如，傳道書一章9~10節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那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既然這樣，我們怎能說，歷史跟我們沒有切身關係呢？

事實上，歷史非但不是過去的陳年往事，反而是我們認識：１、人類終極來源與歸宿，２、當前時代與未來，３、以及自我等三個重要知識的關鍵。首先，讓我們簡單地看一下，１、歷史乃是認識人類終極來源與歸宿的關鍵。這一個觀念最有力的根據就是聖經的結構。正如前面所說的，聖經乃是從宇宙受造開始寫到時間終結的歷史著作；原因在於，歷史乃是人類追溯既往的學問，我們如果不斷往前追溯人類的歷史，最後必定要探討人類的終極來源與歸宿。我們可以說，如果不是這樣寫作，聖經就會淪為哲學或者倫理教條，並且它就不是聖經了。所以，歷史與特殊啟示的關係非常密切，乃是未信者認識真理的關鍵知識。因為，一個人如果完全不認識其終極與歸宿，也就是說他毫無人類終極歷史的基本知識，他就是一位沉淪者。因此，我們說，歷史乃是人類認識其終極來源與歸宿的關鍵，涉及人類的最終命運，當然是永遠常新，絕對不會過時的學科。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２、歷史乃跟我們認識當前處境與未來的關係。本書上一章曾經提過，哈佛大學查爾曼教授認為：「從認知的角度來說，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缺乏某些參考架構的情況下，對一個極端新鮮或者前所未聞的產品及服務產生反應。」[2]並且，他也說，根據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人類遇到一件新事物的時候，大腦會自然地搜尋與使用我們記憶中已知事物，來掌握不熟悉的新東西[3]。因此，如果缺乏歷史感，我們就沒有認識當前處境的參考架構，我們對於所處的時代就會覺得茫茫然，無所適從，並且也沒有趨勢感可以預測未來的走向。反之，我們如果具有歷史感，就可以掌握時代的現象，甚至預測未來的時代。

舉例來說，擁有普立茲獎終身評審、五所美國大學榮譽學位以及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等身分的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最近寫了一本轟動全球的名著，叫做《世界是平的》。這本書是曾經榮登紐約時報、商業周刊、亞瑪遜等暢銷書第一名寶座的著作，既是「全球化」的重鎮，也是未來學的傑作。

簡單地說，這本書的主旨在於說明，因為拜科技之賜，全球競爭的立足點已經變平等了，即使一個人在家裡開一間工作室，也可以和大企業搶生意，並且大企業也可以比小公司更靈活[4]。但是，無論這個觀念何等前衛，「全球競爭的立足等已經變平等了」，這句話本身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歷史命題，如果不是建立在歷史根據之上，它就是一句莫名其妙的廢話。像佛里曼這種學者，當然不會犯了這種大錯；所以，他乃是從主後1989年十一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開啟視窗，與1995年八月9日網景上市，等十大歷史事件（以佛里曼的語言來說，就是剷平世界的「十大堆土機」），來逐步證明這一個觀念[5]。事實上，不但《世界是平的》如此，除了自然科學之外，許多稍微具有一點價值的學術論述，往往也要有歷史的證據才能成立。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命題：３、歷史是人類自我認識的關鍵。

二十世紀非常重要的英國歷史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曾經說過：「歷史是人為了求自知而有的學問……因此它的價值也就在於指示我們：人曾經做了什麼並因而顯出人究竟是什麼。」以及「人性科學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已由，而且也只能由歷史學完成之，歷史學即是研究人性的科學。」[6]

在這兩句話中，柯靈烏的第一句話是說，歷史是人類追求自我認識的一個途徑；第二句話則是指，人性的認識只能藉由歷史的途徑來完成。我們如果把這兩個觀念綜合起來，就會得到一個結論：歷史是人類自我認識的關鍵。

對於這一個看法，我們可能會問：研究人類的學問何其多，例如生理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比比皆是，我們怎能武斷地說，只有藉由歷史學才能研究人性呢？原因在於，論到人性或者人類思想，也就是論到人之所以異於其它生物的理性，像這樣抽象的事物，實在不是任何科學所能加以觀察研究的範疇。然而，正如余英時教授所說的：「歷史上每一事件或遺跡，其背後都表現著人的目的。史家的主要任務便是找出貫注在史事後面的人的思想」[7]，所以科學家雖然無法把人類的思想拿來觀察研究，但是人類的思想卻會在歷史事件中留下線索，無法逃避歷史學家的觀察。因此，歷史是人類自我認識的關鍵。

 

在1985年香港「華人文化與福音」研討會的發言中，林治平教授提到一段與台灣教會有關的話說：

「面對八○年代…因為很多人看到韓國教會的復興增長受到很大的衝擊，而韓國教會非常注意靈恩，所以台灣也有很多關心教會增長的牧長開始尋求靈恩，以求教會的增長。可是我也有些擔心這種情形會不會是我們的教會期望走捷徑，把教會不能增長的問題悶在心裡，不肯面對問題，於是嘗試接觸靈恩，希望藉此使教會增長的問題出現奇蹟」[8]。。

這段話裡面隱藏著一個問題：台灣教會是否想要走捷徑，不肯面對如何使福音信仰落實在華人文化之中，或者形成華人符號系統的問題，於是嘗試引進韓國的靈恩運動，希望藉此使突破教會增長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林教授的回應只有一句話：「這種現象也值得我們注意」，所以我們無法從他的文章中得到現成答案。但是，我們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訪韓回來的教會與基督徒，就會發現：這些教會並非迴避問題，而是認為只要基督徒具有強烈地委身奉獻，藉著聖靈大能施行拯救、醫治與神蹟奇事，教會必定會增長，根本不必考慮福音信仰與歷史文化的問題。

這個看法有一個根據，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教會增長》[9]一書。這本著作是何凱倫女士（一書。這本著作是何凱倫女士（Karen Hurston）對於全世界最大的教會－韓國首爾汝矣島純福音教會（以下簡稱汝矣島教會），進行教會增長研究的報導。

何凱倫在汝矣島教會的前身受洗，並且曾經有五年的時間作其主任牧師趙鏞基博士的同工。趙鏞基牧師為這本教會增長研究作序時，不遺餘力地推薦：「凱倫和我溝通了許多我所知道的、關於本教會和會眾生活的核心所在。我願極力向你們推薦這本書，這的確值得你們仔細一讀！」由此可見，這本書在韓國教會增長研究上，是一本具有相當代表性的著作。

這本書的10章篇幅，共分成四大主題：禱告生活、平信徒組織、牧師團隊以及講道與崇拜。除了「引言」之外，我們在這10章與四大主題的名稱上，看不見「歷史文化」的縱影。事實上，在這10章篇幅裡面，只有第九章的「證道」，提過：「趙博士所舉的例證不僅與韓國文化息息相關…」[10]，其它的地方似乎完全沒有提到。而且，這僅有一次提到文化的地方，也不過是趙博士的講道「例證」，並非甚麼重要的主題。如果我們研究這本書所列舉的例證，又會進一步發現，這裡所謂的「韓國文化」其實是指普天之下，所有人類對於物質與身心的一致需求，並非韓國人與眾不同的特殊文化。

在這本書的引言中，有一個段落叫做「文化差異」[11]。但是，這個段落並不是要討論，美國教會在引進汝矣島教會的原則時，應該如何克服美國與韓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反而提出，在她看來是美國與韓國文化相同的五個地方。其中第一個是：

「第一點，趙博士是在一座遭三年毀壞的城市中開始這個教會開始這個教會。美國幾個著名的大城市，因為種族間的情勢不斷加劇，而引發為城市暴動和街頭暴力。西元一九九○年的一則全國性報導中指出，美國謀殺、強暴、搶劫和重攻擊的暴力案件高達二百萬件…顯示了生活品質的低落。就像戰後的韓國人民一樣，我們美國人民也需要重建，那是惟有耶穌基督藉著祂的教會肢體所能做的。」

請我們注意一下，這一段話所比較的是1950年代的韓國與1990年代的美國。因為這裡所提到的韓國社會背景太簡略，讓我們做一點補充。趙鏞基博士與他的岳母崔子實，在1958年五月份於漢城郊外貧民窟，共同創辦了汝矣島教會的前身－佛光洞地區的帳幕教會。當時是在1950~1953年震驚全世界的韓戰之後五年內，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韓國家園在這個戰爭中被炸毀，所有韓國百姓都過著三餐不繼的日子，更有接近半數的人口都感染了肺結核[12]。

我們同意，該書對於這一個比較的結論：就像戰後的韓國人一樣，美國人民也需要重建，那是惟有耶穌基督藉著祂的教會肢體所能做的。但是，我們實在無法相信，上帝對於1950年代戰後的韓國與1990年代的美國，會採用同一種重建的方式。因為，這兩種社會情境差異之大，有如天地之別。如果像1950年代的戰後韓國一樣，1990年代的美國就不會有很嚴重的種族衝突，因為在韓國當時的生活條件之下，無論甚麼種族的人在一起，大家都會同舟共濟，互相幫助，共度難關。並且，在那個情況下，大多數美國人民也會彼此相親相愛，不可能發生二百萬謀殺、強暴等案件。

顯而易見的，在1950年代的戰後韓國，人類的主要需求偏向於身體與物質的層面；但是在1990年代的美國大城市，人類的主要需求則偏向於平等與尊嚴。這兩種不同的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如此大，需求層次也不是完全不同，聖靈作工的方式當然也不會完全一樣。何凱倫女士為甚麼認為，她所列述的韓國汝矣島教會的增長原則，可以原封不動地移植到美國呢？

我們認為，這並不是何凱倫女士特有的主張，而是西方教會固有的神學觀念。這種神學的特質是，高舉某一真理到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地步，因此壓抑其它對等的真理。例如，許多西方的福音派教會高舉教義，也有許多靈恩派教會高舉聖靈的大能與恩賜。但這兩個宗派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貶低歷史文化對於人類與人類社會的重要影響。

然而，基督教會如果要有健全發展，卻要同時具有正確的教義、聖靈的大能，以及適應當地歷史文化的能力。這三者並非單一或者雙重選擇題，基督教必須三者俱備，如果只強調其中一、二項，就會造成失衡現象，使福音的效力受到慘重的打擊。例如，基督教會如果只有強調教義，就會變成能說不能行的福音派教會；只有強調聖靈，就會變成功利膚淺的靈恩派教會；只有強調歷史文化的適應，就會變成社會福音。

何凱倫女士擁抱的乃是韓國靈恩派神學。我們承認，聖靈確實在汝矣島教會實在施行了，自從基督教會誕生二千多年以來很罕見的偉大神蹟。而且，何凱倫女士對於汝矣島教會所作的分析研究，並非毫無參考價值。但是，對於教會增長來說，這本書的研究範圍只不過是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已，因為它只強調美國與韓國同樣需要耶穌基督，卻不願設法克服這兩種社會情境的差異，甚至完全不理它們之間具有何差異！

所以，我們認為，基督徒對於歷史文化的認知亟待提昇。本章下一個段落的目的就是想要呼籲，基督教會藉用亞略巴古藝術，來貫通歷史文化與聖經信仰，並且撰寫人類歷史，以便加強福音傳播的力量，使教會在全球各地生根立基與復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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