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05 四川綿竹漢旺鎮 一位在地震中頭被砸傷的老先生
走過..... 看見 .... 拍下.......
之後呢.....
昨日在1416教室上 看到了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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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永權/文
從四川地震災區回到北京以後，包括不少本報同仁在內的朋友總是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那裏到底怎麽樣？你到底都看到了什麽？
不要讓從災區回來的人反復回憶與講述自己的見聞，以免對敍述人再次形成傷害。我理解他們的方式與態度，這讓我感動。但，相關的問題是，在資訊如此發達，媒介空前開放之際，包括我自己在內，身處即時更新的資訊中，爲何還會有那樣多的疑問，總覺得通過媒介得到的資訊還不夠呢？爲何還要總是抑制不住地打聽所謂“真實的”情景究竟如何？
按理說，世界已經影像化了。電視、互聯網、平面紙媒，甚至包括手機短信等，迅速把大量資訊，包括即時畫面傳送給我們，滿足人們要求瞭解真相的“公民心”，當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我們爲此歡呼過，禮贊過，認爲這開闢了人類溝通的新紀元，可以向我們急於告別的舊時代說聲再見了。
但，當經過人類選擇的影像成爲歷史的一部分，或者更進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爲我們觀照歷史的替代品，也就是說歷史影像化之時，問題便出現了。“正是這些畫面使得我們記憶”，已逝美國著名“新知識份子”蘇珊-桑塔格在21世紀初便對此現象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她提示道：問題不在於人們透過照片來記憶，而是他們只記得照片。舉個例子來說。我不願與朋友一起觀看自己拍攝的那些地震現場照片，主要原因是，別人在觀看這些把現實平面離間了的照片時，儘管還有十分豐富的想象空間來面對災難與恐懼，但是，那畢竟隔了時空。而我在看時，卻總會在突然間回到自己去過的那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安靜而整潔的辦公室內，在恍然間也會突然嗅出陣陣讓人無法呼吸的屍臭與漫天彌漫著的千年粉塵，胸悶得幾乎讓人窒息。
對於其他透過照片來理解地震災害的觀看者來說，照片抹掉、阻隔了許多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記憶，包括上述的氣味——情境記憶的一部分。反過來說，這也是觀看者對僅僅通過照片來瞭解事件産生不滿的原因。蘇珊-桑塔格無奈地感歎說：“記憶愈來愈變成不是回想一個故事，而是有能力回想一張照片”。更進一步說，記憶的豐富性被以影像傳播的現代媒介剝奪了。即使見過那些從災區拍攝回來的照片，一些人還是不會滿足，除了諸多被過濾掉的記憶外，他們還需要活靈活現、聲情並茂的口述史。這種需求，再次印證了“身臨其境”這一成語所展現的多重價值；從另一角度也印證了我們那些報道，還是不能讓讀者發自內心感到滿足的原因。當然，現代以降，影像需求已經成爲人類心理的一部分。不過，在中文語境中，缺乏對苦難（受難）圖像及觀者心理的系統研究，而在西方對此卻有系統梳理，包括對大量各類藝術作品中耶穌受難、基督教殉教者等的圖像志闡述；對觀看者的心態描述，也是條分縷析，極盡其詳，理論建構繁複。針對西方文化中的這類現象，蘇珊桑塔格曾做出這樣的判斷：人們對身體受苦圖像的胃口，似乎不亞於對裸體圖像的欲求。縱然如此，在我們的生活中，歷史影像化，並得以迅速傳播，這是我們時代無可辯駁回避的現實。只是此次災難過後，這一問題被迅速提了出來。
然而，照片的問題還不止於此。照片的拍攝過程、方式等與圖片倫理有關的問題也一再受到人們的追問。
綿陽九州體育館，這個巨大的災民臨時安置點，最多時曾安置兩萬多人。城市郊區田野中，這一新落成的巨大建築，看起來就像天安門廣場邊的國家大劇院，突兀而又威壓。那完全是迎合城裏人攀比心理與炫耀財富而建設的。但還未使用卻變成了地震災民安置點。我到那裏時，看到當地政府與志願者把體育場裝扮得彩旗飄揚，廣播喇叭中不停地播放著《讓世界充滿愛》、《明天會更好》等流行歌曲。各類工作人員及獻愛心人士頻繁穿梭在災民中間熱情忙碌，氣氛宛如經常光顧的熙來攘往的商品博覽會。
初到時，我也被這裏的氣氛深深感染。但，當我看到不少劫後餘生，喪失親人，而平日裏又習慣于獨居的山民，在此惶恐地被人們任意觀看、拍攝時，我收起了自己的相機。此刻，一個念頭突然閃現，在這種以都市流行生活方式安排的場景中，雖然場景本身不包含道德指涉，但拍照行爲是可恥的！
我們這個國家，還缺乏許多東西，包括對災難的應對方式。人們只能按照熟悉的方式，輕易地就把災難轉化爲充滿戲劇色彩的節日。回避災難，幾乎是每個人的第一選擇。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會很快地忘記災難使我們積蓄起來的力量——那種我們奮力前行，不可或缺的悲劇性力量呢？巨大的災難能否成爲民族道德情感史與悲傷史的學校呢？除了讓人耳目一新、備受稱道的抗震救災的硬措施之外，我們同樣需要那份承載文明的、處理災難的軟方式。
回到自己的職業上來，我們依據自身話語方式與傳播預設所做的“抗震救災報道”，在何種程度上能夠逼近事件的本質，能夠逼近災難的主體——地震災民的內心世界與真實境遇？在一番激烈的媒體競爭與索取之後，“地震”、“災民”這一新聞源，對於已習慣於在市場中搏擊，或自身利益（包括所代言的團體利益）最大化的媒體來說，是否還有進一步挖掘的價值呢？
身背相機，走在倒臥的災民中間，我的心與那些受傷者該有何等的距離啊！此時此刻，身處這巨大的建築體內，他們的身心又該受到何等的威壓啊！當我們這些被叫做“記者”的旁觀者，各自回歸自身的生活軌迹，這種關注的熱度還會有多久？作爲媒體人如何堅守新聞報道中的倫理問題？這都需要更進一步的思索。
當晚，我發回一張小學生在尋親名單中找到失散表姐——北川中學學生的照片，孩子的表情非常感人。但，那肯定不是那一天我唯一的感受。
在寫作《出三峽記》時，曾經深爲困惑。我多次去過三峽腹地，住在移民村落裏，然後跟隨移民隊伍一路到達東部遷入地。這期間，自己也幾乎以虔誠敬畏之心體味一切，並留下大量筆錄與圖像資料。但，當我寫作本書時，還是陷入從未經歷的迷茫之中。我驚訝地發現，除了那些歷史表像與所謂標誌性時間、事件等流水賬之外，自己對於曾經目睹的大遷徙幾乎一無所知。在這種令人沮喪的挫敗感中，我開始了那本書的寫作。直到3個月後——2005年5月寫作完成，我在翻看伊賽亞-柏林的《現實感》一書時，這種負疚感才多少得以釋懷。
如果我們自問，哪怕是根據其最近的過去和後來的知識，我們對某種文化的某個時代，或者某種人類行爲模式——比如一場戰爭、一場革命、一場藝術或科學上的復興——到底能說穿多少？我們肯定只能回答：幾乎什麽也說不上來。
這一次去四川震區之時，我正是帶著自己採訪移民的積累——對巴蜀一帶山川地貌、民風情狀多少有些瞭解的心理去的。但，事後寫下這段文字時，我還是不得不依從伊賽亞-柏林的邏輯：面對汶川地震，這一自然—人類行爲模式，就像對待三峽移民一樣，我還是幾乎什麽也說不上來。我拍攝的那些有關地震的黑白照片也靜靜地躺在櫃子裏，無言無語。
(摘自http://renyue.ofpix.com/824.html)
補充一點作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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