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死了兩位大導演。柏格曼與安東尼奧尼。

    我對柏格曼有非常特殊的感情，肇因於早年趕金馬獎國際影展。那時，藝術電影非常不普遍，也沒有後來撐不下去的春暉電影台，所有文藝熱血青年的電影養分都來自金馬獎國際影展，而後是藏在大街小巷的影碟觀賞店（有包廂），秋海棠那一攤。（所以在「你那邊幾點」看到李幼新頂著爆炸頭站在秋海棠前，才會所有觀眾哄然大笑，那是我們的共同記憶。）

       柏格曼給我的教訓是「傀儡生命」一片。那時，文藝青年一天趕數場電影很正常，走在真善美戲院，人人臉上刻著「文藝青年」四個字的傲慢與自矜。看「傀儡人生」那天，已經是當天的第三部電影，子夜場吧。即便是「大師」如柏格曼，我還是老實不客氣地在電影院打起瞌睡了。

     睡得很心虛，好像偉大的人生真理立馬就要從指縫溜走。因此，睡睡醒醒，醒來時，總是看到左鄰右舍的觀眾大多睡得東倒西歪。好不容易，電影演完，燈光一亮，全場觀眾都站起來熱烈鼓掌，包括那些原先睡得東倒西歪的人。霎那間，我覺得自己好虛偽，文藝好虛偽（雖然那天我沒有鼓掌）。隱隱約約似乎看到一點真相──藝術的階級性，藝術的富貴氣，藝術如何放大你的存在感（藉由完全不屬於你的創造所帶來的優越意識）……。

       但，這並沒有改變我後來的人生軌跡。當我在引介歐美地下樂團、獨立音樂時，我知道分享音樂給汲汲於吸收新知的年輕人，那種快樂有很大一部份來自「先知」的優越。當我在做台灣新歌謠與台灣民間音樂採集時，遠離主流音樂的優越感，讓我對自己的政治、文化判斷都自信滿滿。

       而後很多年，我才慢慢憶起陶曉清在帶領我進廣播圈時，是如此容忍我的傲慢，應該不是惜才，而是知道這是必經的過程。

       我也慢慢思透藝術、文化、政治並肩而行，那種甜蜜的弔詭，讓你不知不覺為政治服務。當年很多同伴可能早早就看清事實，我卻笨到傷透才明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