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I do, I do, 我願意，記錄台灣人婚姻傳統習俗的特有現象
入圍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則是華人黑工移民在美國的黑暗生活。照片的孤獨，有時卻有一種渾然天成的自在。
或者是他從1992年開始陸續攝影龍發堂裡精神病患承受的非人道待遇，他們往往兩兩被鍊在一起，吃喝拉撒睡都不能分離。有人問他的照片和其他記者拍的龍發堂有何分別。他說，別的記者去一次，我去了20多次。我想，這是一個很堅強的靈魂。
剛好與我最近在閱讀的Diane Arbus的傳記，有類似的感觸。我是從Fur這部電影注意到她。那部電影不是她的真實故事，卻神奇的讓人也可以大膽的相信就算是她的真實故事也不會意外。我開始找尋她的照片，意外於她在當時那個年代竟然就可以勇敢拍出這麼多平常人不會認為是 ‘美’的攝影作品: 馬戲團的奇人，侏儒，刺青者，遊民。她天生膽小害羞，卻對自己恐懼的事物特別著迷。她的攝影好奇大過於感情，像是透過一雙澄澈的雙眼，把人的恐懼真實呈現。
我常常會有非常抗拒美好事物的心情。厭倦整個社會瘋狂的迷上名牌，設計品，精心雕琢的畫面或是攝影。我厭倦驚嘆，反而期待自己可以看到什麼東西而困擾，然後沉思來找尋作品呈現的意義以及和觀賞者(也就是我)建立起來的，甚至可稱為不舒服的關係。於是像飛蛾撲火般的，我向悲傷和憂鬱投去。即使寫作時感到的喜悅，也是在部分感受那輕落身上的憂鬱外衣下創作而產生的。偶爾也會因為這樣而困擾，但我卻總是記得，當有人問張乾琦；攝影背後的你，是一個快樂的人嗎？
他回答: 不全然，但我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