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嫻：
革少：
我對於台北的印象很難說得清楚。人要看清一個城市或一段生命，必定是在離開「那裡」之後，才能說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才能寫就一段私人斷代史。而我尚未離開台北，身為一個的台北人，似乎很難產生像妳一樣可供指認的鮮明記憶。<非台北的台北人˙台北的台北人>
佳嫻：
說起來我和你都是政大以及台大的校友。因為是上來讀書的，學校經驗變成我接觸台北非常重要的根據點。一上來台北是在比較邊陲的木柵讀書，我永遠記得陪我拎行李上來的媽媽，經過九彎十八拐終於來到政大，看見那個校門口的時候很失望：「這就是台北國立大學的校門口啊？」我那時候首先是為了終於可以跑出家庭而開心，我那時候我設想的台北生活，說起來十分可笑，一是我開始厭棄當時交往的某大學物理系男友，覺得他沒有文化素養根本不是我的伴侶，我想，台北有水準的文藝青年一定遍地都是；二是我想我要讀中文系了，那就是會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沒天沒夜地談論文學吧。那時候真是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自負小文青。但是這裡面有兩個元素――愛情與文學，我以為我將離開那躁熱的南方都市，去陌生地追尋這兩種最要的青春的存在。我以為台北將是理想之城，而我剛滿十八歲不久，未來還有許多好日子。
革少：
我對於台北的印象很難說得清楚。人要看清一個城市或一段生命，必定是在離開「那裡」之後，才能說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才能寫就一段私人斷代史。而我尚未離開台北，身為一個的台北人，似乎很難產生像妳一樣可供指認的鮮明記憶。想當年，那個高雄來的女孩，所追尋的並不是那個地理的台北，而是書頁裏、小說裏、論述裡的理想台北了。妳曾說過，我們都是先在小說裡或螢幕上見到了愛的範本，之後才來臨摹愛應有的樣子。其實台北也是，大學也是。我們有無數的愛情範本、台北範本、大學範本。在台灣的當代文化中，大學總是被描繪成愛與青春之所，想來是有點令人啞然失笑。我對台北沒有預設想像，但是對大學是有的。我對台大的想像，說來好笑，也是來自於文學作品，主要來自於朱天心的《擊壤歌》及朱天文的《淡江記》。那段剛滿十八歲的日子，在範本與現實間，我們總以為還有許多東西可以兌現。
佳嫻：
先在書裡讀過愛情，才在現實中經歷愛情，這是張愛玲六十年前的真知灼見――現代都會裡倒反性的認知邏輯。拿到今天來看依然適用。所以當我們在都市裡談起戀愛，幾乎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服從曾經讀過的情節，模糊地以為那是悲劇或者宿命，另一方面又仍然強壯地生活著。是的，我對於地理台北毫無認識，那時候，台北乃是發光大城的代名詞，是無數意象（詩人，學生運動，台大，誠品書店，女性解放，一群人吞雲吐霧討論存在主義的咖啡館）勾連起來的星座，這些意象混合著不同年代的徵候。
當時我心中最美麗的女性形象，就是，朱天心〈時移事往〉中的愛波。勇敢，奔放，眷村中的異類，掙脫小圈子的禁錮，趕流行而且趕得上流行，愛過並且死去。（朱天心真是我們青春時代的女神）
曾經我羨慕就在台北出生成長的台北人，你說不能指認鮮明的台北意象，其實是因為台北於你而言幾近於「自然」。鳥雀不會懷疑自己為何在樹上歌唱。你不必學習如何做一個台北人。但是我經歷過那個過程。在台北人居大半的台大政大，隨時我會被人說，妳是南部來的吧？看得出來？對啊，因為――然後我才知道南部人在台北人眼中在穿著、腔調、生活習慣（例如出門不帶洋傘）上的印象。
革少：
我能體會你當年努力「成為台北人」的處境和心情。那不只是邊陲對中心的嚮往，那其實是一種表裏時常變動的過程，是反覆的追尋與辨證。我們不是天生下來就得到某種身分；我們必須經由各式各樣的管道，臨摹著、掙扎著，學習如何「成為中國人」、「成為日本人」，或是「成為台灣人」、「成為台北人」。
說來有趣，我不會把愛波當成理想女性的形象；這大概是因為在我的成長經驗裡，當年的眷村都太像「租界」了，對我來說不夠台灣、不夠本土，因此下意識把這樣的角色排除在範本之外。這其中當然有「成為台灣人」的情結與命題在裡面。儘管當年很愛朱天心，但年少的我已經囫圇吞了不少反國民黨的論述，對於眷村及其享有的社會資源，產了些許忌憚的心情。眷村女性高大美麗、敢愛敢恨的刻板印象，可能切中人們對於現代都市女性的想像，但我卻有意識地將之排除在「台北範本」之外。你不提，我自己還沒發現呢。人到底是如何決定他的思想地圖與認知結構的呢？如今回首，才發現這一切真像龍宮寶盒，還有太多隱而未顯的欲望、權力、與歷史。
當然，過了許多年，我已經不喜歡那些粗糙的反國民黨論述了。還是讓我們回到美麗而憂傷的台北校園吧。後來我到了台大，開始追尋我夢想中的大學生活；你的大學夢是文學的，我的大學夢卻是學運的。我到了某個老牌學運社團，然而社團裡的每個人，都很焦慮於自己「太台北」！那已經超過出門是否帶洋傘的範圍，──我們煩惱於自己離「人民」太遠，而「人民」，似乎應該在南部…….。
佳嫻：
真是南部文藝少女和北部革命少女的對話啊，從你的回答中我又再度感覺到南北差異，套一句我的老師陳芳明的話，好像是「遲到的現代性」那樣。反國民黨論述可能我真的接觸已經是大學的事情了。當然，是受到當時自認有強烈本土意識的台北人朋友所影響。這是在「民主聖地」的高雄都沒有培養起來的東西。
說起來我必須感謝大學時代交往過的兩個台北人文藝青年男朋友，他們或多或少地告訴我（我實在不想用教導或者啟蒙這種嚴厲的辭彙）一些不同的看待台灣的方法。這很弔詭。我知道不少人在談論的時候，會說「台北文壇」、「台北經驗」，好跟「台灣」區分開來，好像「台北」和「純正道地、原汁原味的台灣」不那麼相關；但也正因為台北作為文化政治的中心，異議聲音更需要或更容易在這裡找到舞台，帶領我認識當時主流意見之外的世界的，卻是台北人。
我知道你說的那個老牌學運社團。陰錯陽差的，我居然曾經到那個社團去講過魯迅和朱天心。奇怪的是源自於對團體性的根本質疑，大學時代我並參加任何社團。「人民」在南部──這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想法──這裡我們看到了一種區分。我想起陳映真〈夜行貨車〉，堅定地往南而去，決心回歸鄉土的身影……。從所謂南方「人民」或「鄉土」之中來的我，大學時代聽鄉土文學論戰大將的尉天驄老師說「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寫出好東西」的我，台北十年以來似乎還是在摸索。我還不能夠完全了解南方或者故鄉經驗。
革少：
你曾對我說過你到那個老牌學運社團講課的事，到那個木造平房、陳舊無比的社辦講魯迅。這當下令我有點恍惚，因為你是我另一個圈子的朋友，這下你確涉入了我另一個圈子、另一份青春記憶。你的青春與愛戀依附於文學，我的青春與愛戀記憶則大部分依附於那社團帶來的革命幻象。這為我個人的斷代史帶來一種奇異的交錯感受。
話題變成政治了（笑）。我們共同的朋友伊格言曾說，我的本質相對你們而言是邪惡的，因為不論是談什麼，你們在討論某種「永恆的核心」，而我卻總會把話題歸結到「政治」或「情慾」。多少次我摩娑著「故鄉」這個概念，卻覺得陌生無比，或許是因為我絕大部分的生活經驗侷限在台北。這令我感到不安。仔細一想，當年那個學運社團裡根本也有不少成員來自中南部的鄉村，但對於我們這些台北人的焦慮，他們大部分卻沉默以對。不置可否，也不曾挺身而出「教育」我們。不知道是一種不理解呢？還是一種不屑呢？我們如何能愛一個抽象名詞的「人民」？虛幻的到底是南部呢？還是台北呢？
（以上為摘錄, 全文請見<<雲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