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得不是他的外表打扮，而是他的心境。
在日據時代出生，他生命中的最初九個年頭，都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從兩歲開始，就不斷跑空襲警報，一直到小學畢業前，他都沒有機會好好練習所謂的「國語」。或許這樣子形容不算恰當，至少在父親受教育的過程中，日本語也曾經是「皇民化」過程中的「國語」，只是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ㄅㄆㄇㄈ」取代了「あいうえお」，那一代的台灣人面對「變天」所必須調整的心態，顯然比眼前任何一次選舉過後的政治版圖移轉，還要困難。
他是台南縣將軍鄉靠近馬沙溝海邊的北埔村小孩，男生排行老三，按照大家族輩份排名老五。祖先來自大陸穎川，早幾代還曾經發達過，後來曾祖父吸鴉片敗光了，全家靠耕種一畝田過活。父親出生的年頭，是經濟狀況最壞的低潮期，戰爭吃緊的時候，阿公被徵調到桶盤淺附近的台南機場，一陣空襲轟炸，同在一部牛車上的三人，一個人當場被炸死，阿公被子彈貫穿腹部，另一人拖著牛車，將奄奄一息的阿公從台南機場送回北埔村，村民一度將他們堵在村子口，按照習俗，死在外頭的人不可以回家，父親說，那時候沒有人相信阿公會活著進家門。
阿公被安置在大廳的長板凳上，奇蹟式救活以後，整個村子的人都稱他為「獅伯啊」，好似一樁神蹟在戰地顯靈一般。
父親從苓仔寮國小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時，老師幫他借了雙鞋子，讓他可以上台領獎，畢業之後，他跟許多農村小孩一樣，到都市裡的紡織廠做小工，比較不同的是，父親懂得在微薄收入之下，自修學漢文、讀日語、玩相機、看樂譜彈吉他吹口琴、上寫真館照相、唱文夏洪一峰的曲子，偶而也上戲院看黑白台語電影。
聽母親說，父親年輕的時候也算是個讓少女著迷的「煙斗啊桑」，有個工廠女工縫了一個枕頭送他，一聽說他訂婚的消息，馬上把枕頭搶回去。
父親在成為「父親」之後，很少在餐桌上提及工作的事情，每天晚上，他會幫我們用小刀削鉛筆，每個學期，幫我們教室布告欄畫畫，註冊領到新書，他會用前一年的月曆紙幫我們做書套，還會用毛筆字在書皮工整書寫「國語 第一冊」「社會 第二冊」。
當時的父親無法幫我們檢查作業，ㄅㄆㄇ與九九乘法對他來說，都是陌生而遙遠的東西，他不會強迫我們參加才藝班，不會偷看我們的日記，不會給多餘的零用錢，可是該買的參考書、該交的補習費，從來就不吝嗇。
他不是啣著金湯匙出生的人，白手起家的艱辛在他生命自成一門雋永的哲學，他有些許日式教育之下養成的父系威嚴，也有一些新世代衝擊之下的輕微妥協。
夏天夜晚，他會在院子裡彈吉他唱《綠島小夜曲》；假日午後，會帶全家到中山公園的草地野餐；到日本香港韓國考察旅遊時，會在每一個投宿的旅館寫一張明信片回家；他從三十幾歲就天天早起運動，夫妻兩人攻完台灣百岳之後，就出國爬日本富士山、中國大陸的五嶽、印尼的神山，他年過五十還報名大學企業進修班，有一陣子還提著書包去上書法課，有一天，他告訴我，從此之後搭飛機可以半價了，我才驚覺一向時髦少年的父親，已經可以領老人年金了。
可是，他還是很「少年」，卡拉OK盛行的時候，他自己錄了一卷「原聲帶」，喜歡的歌曲就自己寫譜，別人用十指彈鋼琴，他用六指就搞定，不但有主調還有和弦，恰恰爵士布露斯都難不倒他。
父親，好像是個永遠不會老的時髦少年。
圖一：1967年，父親31歲，台南烏山頭渡輪
圖二：1961年，父親25歲，東雲紡織本廠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