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我被搪塞吞咽的歷史教材餵哺，對於「大陸」的定義，好像不是淺淺一彎海峽就可敷衍，那是「匪區」，是「蔣總統」要帶領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的地方，要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每一寸土地的「秋海棠」。
起碼在國小之前，我都以為母親是所謂的「外省人」。
幼稚純粹的內心，不曾狐疑過那些存在於棱角之間、不合邏輯的唐突，我不斷用淺薄的理由來說服自己的揣測，母親的確來自大陸，她之所以不識中文，源由於戰亂失學；而她一口流利的台灣話，則是她的故鄉位在同為閩南語系的廈門，跟我出生在崇誨空軍眷村所聽見的外省人口音，當然不同。
隨著年齡增長，許多自以為確切的定義，原來那麼脆弱。
母親的出生地不在福建廈門，而蔣總統要帶領我們反攻大陸的口號，也逐漸成為神話。
就好像我逐漸弄清楚，自己也並非出生於崇誨空軍眷村，只是父親任職的紡織廠宿舍恰好被空軍眷村包圍，如此巧合，讓我們那五間隔牆相依偎的平房，成為眷村裡唯一說閩南話的小聚落。
母親根本不在中國廈門出生，蘆溝橋七七事變不久，外婆挺著肚子，拉著年幼的兩個舅舅，搭船往台灣避難，一個多月之後，在台灣產下母親。
「船很顛，行李在船艙裡滾來滾去……」
當時，母親還在外婆肚子裡，所謂「船很顛，行李在船艙裡滾來滾去」的描述，不應該是透過外婆的肚皮觀察而來的，而是之後聽大人轉述，母親跟廈門之間的關連，硬生生被那段顛簸的航程揮刀砍斷。
以往聽母親述及這段往事，腦海總浮現一個畫面；蘆溝橋畔戰雲密布，懷胎九個多月、即將臨盆的少婦，拖著行李，還拉著兩個小男孩，顛簸蹣跚在橋面上奔跑，天空有戰機掠過，不遠處，中日兩軍開火，槍聲、刺刀、鮮血淋漓……
那畫面在我腦裡起碼存續了好幾年，之後當然覺得荒唐，蘆溝橋距離廈門那麼遠，外婆怎麼可能在橋上奔跑逃難？
畢竟，想像力太浮濫了。
母親其實在台北出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昭和十二年，西元一九三七年，也就是八年抗戰開始的那年。
依照外公的意思，若生男，就取名「榮足」，若生女，則以「惠」字為首命名，但是外婆託人去報戶口，那人不識字，戶政人員從口音判斷，自作主張寫下「榮燭」二字。
母親小抽屜裡的黑白舊照片，於焉解密。
那年母親四歲左右，照片在桃園南嵌的寫真相館拍攝，因為外公來信，想要見見孩子的模樣，外婆於是把自己跟小孩都梳整光鮮，穿上最體面的衣服，從桃園山裡跋涉到鬧區拍照之後，託人寫信，附上照片，郵寄之後，外公回台的機會，仍舊渺茫。
外公為何不能回台灣？
母親和外婆從來沒給過篤定的答案，只說，戰亂發生時，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才可搭船回台灣避難，外婆當時是台灣籍，外公是中國籍，上不了船，就這麼簡單，沒多說什麼。
如此解密，太過粗糙，信賴的線索，仍舊欠缺。
母親的兄弟姊妹散落各地，跟父親家族親戚大約集中於台南縣市的狀況大不相同，自我開始懂得識人以來，總是每隔一段時間，家裡就冒出陌生的阿姨或阿舅，講話有北部腔，或摻雜日文，住台北、高雄、日本、或桃園、廈門。
照片只濃縮了母親家族少部分的角色，圍繞在照片人物之外的兄弟姊妹變成線索飄忽的風景，多年以後，我才約略知道，這些阿姨舅舅與母親之間，有複雜的血緣與非血緣的牽連，倘若不是外婆，這些人也許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對母親家族最初淺的記憶，僅止於蘆溝橋事變造成外婆與外公分離，母親在八歲之前，也就是抗戰勝利之前，不曾見過自己的父親，八歲之後，也沒機會再見面，在她生命的最初八個年頭，都在躲空襲警報，躲日本巡察，躲田埂間突然竄出來的發情蕃鴨。
她說，記憶所及的幼時，全靠外婆幫人煮飯洗衣服賺錢撐飽一家子，外婆一邊洗衣，一邊哼著台語歌《心酸酸》，唱著唱著，靜靜啜泣，流下眼淚。
當年與外婆在廈門一別的外公，六年後客死異鄉澳門，終其一生，不曾再踏上台灣的土地，也未曾拉起親生小女兒的手，捏捏她的臉頰，或將她高高抱起。那時匆匆在港口道別時，他交代妻子，若生兒子，就取名「榮足」，若生女兒，則以「惠」字為首命名。
戰亂讓原本以為短暫的離別，變成永遠的訣別，兩個港口之間的航行，成為陰陽相隔的最末一段旅程。
當中國領導人溫家寶吟頌詩人余光中的詩詞，形容鄉愁是那彎淺淺的海峽時，我不知道那鄉愁的比擬，究竟是肺腑之言？還是政治的藉口？那彎淺淺的海峽，在戰亂與政治野心家的仇恨心結撥弄之下，成為無數尋常百姓一輩子無法釋懷的遺憾，那之中，包括我的母親，我的外婆，和我不曾謀面的外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