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北冰世界較易凝聚厚實、深邃的民族詩歌與歷史意識。因此，自慘綠少年以來，即鍾情於舊俄的小說世界，聆聽Minerva釋出的慧詰語音。偏偏生長於崇巫尚實、政權更迭頻仍的南方島嶼，總覺記憶之於這塊大地，宛如遙古的白堊遺物，這才給予自北襲來的政治祭師們得以遂行詮釋／集權的良機，然後馴良的子民們就不時更宗改教，強迫自己的靈魂永在無名界游移。二二八的詮釋、祭儀就是最好的檢視。

常恨島嶼居民太怯懦、卑微，所以當二二八猶密藏於潘朵拉之盒時，整個大地的瘖啞不語，早已造成民族肢體的不靈動，與長期性的精神麻痺，迄今仍未痊合。一俟九○年代以後，官方終於正視了二二八的歷史悲劇，研究報告、置碑、立法、定節日……固然讓人有正義喚回，歷史昭明的欣慰；然而本該肅穆莊重，不該淺碟消費的意象，如今對多數人而言，竟像節慶煙火般，萬花奔騰之餘，就不再駐足於心。由禁忌而圖騰，再至消費至上，都是潘朵拉之盒掀開後的異景啊！
二○○六初春，若非《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出爐，導致媒體、政客競相聚焦於「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以及「半山」、媒體工作者的責任……因而各吵其吵、各現原形外，恐怕今年亦如過往，行禮如儀有之，各自表述有之，然後眾人默唸「歷史悲劇再上演」，既曰悲劇就毋庸再追問查凶。總之，多數台灣人看待二二 八，猶似七月半中元鬼節的祭拜，敬神是假，畏鬼是真。所以這本論究責任歸屬的集體論著，它對台灣社會諸蛇虺魍魎依舊發揮了芒刺在背的警醒作用。

老實說，演繹出「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以及追查「半山」、媒體工作者之責，如斯的結論在十餘年前「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後，就已彰顯清楚，只需循序漸進自可找出路徑。確如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所言：「不用研究也知道。重點在於，『加害者』是誰，這點要說清楚。」

無如，柳暗花明對於多數台灣人固是欣喜備至；但對於向來躲於暗處啃食既得利益的政經學媒諸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葛蘭西語），可是挑動其敏感神經，甚至打中要害的雷霆之擊，於是妖言遂起，讕言大興：如章孝嚴（從嚴格的法律要件來看，此厮的改姓並未經由正當程序，所謂認祖歸宗僅屬其個人動作，並無法律實效）所言「官逼民反，非黨逼民反，更不是蔣逼民反」之言，徒現其爭權避責的佞人心態；所謂的中研院院士黃彰健者，竟語二二八史觀「應以兩岸人民福祉為最優先考量」，彷彿彼岸史觀飄洋渡海而來，令人嗟歎這就是院士格局；至於夥同黃彰健於去年三月大力為「高雄屠夫」彭孟緝粉飾殺人罪行的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朱浤源，今以「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讀書會」為基地，用以抗拒、扭曲二二八史觀，並模糊責任之清查，自可想見其用心。至於見諸報端或電子媒體，眾多保守怯懦之音，除可見保守烏雲依然濃郁外，更值檢討者，就是上述「不敬神，卻畏鬼」的心緒作祟，導致人們從無面對歷史裁判的心理準備。此為數十年來「二二八現象」之一景。

點出蔣介石為元凶（或謂最大責任者更適宜），陳儀、柯遠芬、彭孟緝諸人揹負滿身罪孽，固然是大突破；然而，確如批評者所言，一手史料不足，二手口 述資料雜列，就不易取得相對的史實可信度。更且，對於關心二二八的人士而言，蔣介石雖是元惡大凶，當時他人在南京，對於遠在千里之外的台灣，畢竟所悉有限；而君臨台灣的陳儀，就算真是精算屠殺大計之人，台灣的人事草木究非他不到一年半的任期所能全盤掌控；所以，除誤殺、公報私仇之外，對於台灣菁英的屠戮，若非了解台灣全貌者無以為之，於是「半山」於此扮演了微妙角色。

當年吳濁流在寫完《無花果》之後，總覺所述不足，於是晚年傾心寫就《台灣連翹》，在裡頭首次正視了「半山」在事件中的幫凶角色；但因為「半山」勢力太強太惡，致使吳濁老在遺言中表示，《台灣連翹》須得於他亡故十年後才能公諸於世方，而即使是社運抗爭峰峰相連的八○年代中後期，連載《台灣連翹》的《台灣新文化》雜誌卻是期期遭查禁。待二二八可以公開言說的九○年代中期，當民進黨立委執此書質詢斯時的行政院長連戰時，這位「半山之子」竟以震怒、非理性之語回覆，可知「半山」猶似德古拉伯爵，專於夜間覓人血為生，最懼陽光罩頂；如今，責任歸屬能首次將其入列，讚佩之餘，猶須更多佐證，方能寫出另類台灣人權力史。

須知，吳濁老在《台灣連翹》裡頭引述的Ｐ君，本名彭德，一九四九年和蔣渭川同被吳國楨羅列為省府委員，蔣渭川兼民政廳長，彭德兼建設廳長，卻因牴觸「半山」利益，一兩個月後，屬於在地「阿海派」的蔣、彭二人迅遭撤換。而終整個蔣家威權統治時代，除了外來政權的政軍勢力佔要津外，台派成員係以黃朝琴、連震東、謝東閔等「半山」為頭人，並扮演代理人角色，直到一九八四年，蔣經國啟用李登輝之後，前此的「半山」勢力才告一段落；然而，九○年代中期，李登輝拔擢了「半山之子」連戰，似又讓昔日的「半山」死灰復燃，新世紀伊始，連戰再以「新半山」名號朝覲中南海，所以「半山」的思惟、影響，絕不能囿限於二二八事件，須縱深性的時間查訪，橫向政經網絡的連結，才能繪製完整的「半山」系譜。當然，民間是以「半山仔」（更有人以「三腳仔」稱之）的輕蔑語詞稱謂「半山」；但，「半山」究非一個嚴密團體，像李萬居就被目為「半山的異端」，其和國民黨漸行漸遠的步跡，讓我們在寫就「半山權力史」時，得格外留意。「半山」問題為「二二八現象」之二景。

由於「半山」問題的切入，二二八的本質就逾越傳統的省籍衝突之說了！不論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還是馬英九所代表的新國民黨，「官逼民反」或可謂藍綠雙方的最大公約數（差別只在於，前者直指蔣介石，後者意指抽象的國民黨權力集團）。這是跨越藍綠統獨的必要之舉，意義非比尋常！然而，我還是得質疑，「官逼民反」這一用語，中國史書上比比皆是，因此若置於中國史觀，二二八屠殺未必勝於白起、項羽、石虎、滿州入關之所為，那又何必大驚小怪，二二八怎可獨樹一幟！

所以，必須以人民史觀稱謂二二八為統治者／被統治者的永恆權鬥。但，世上不少標榜左翼思惟，執此理念者，常有懸空囈談之弊。因此談二二八，必須從現代（日本殖民）／前現代（封建中國）的拉扯撕裂，深刻體觸受殖民者的心靈創痛。既不媚日，也不偏中的二二八史觀，於目今受制於美日中強權的台灣，更是迫切必要。

關於歷史沒有絕對客觀之討論，當務之急並非立創新說，或瞎說亂掰一通；反而是以中共史觀為鑑。陳芳明在〈中共對二二八事件史觀的政策性轉變》（刊載於《中國論壇》三六五期，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文就指出，其史觀歷經五個階段的變易：第一，革命史觀時期，一九四七至四九年；第二，反美史觀時期，一九五○至五七年；第三，新民主主義史觀時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六年；第四，文革史觀時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九年；第五，和平共存史觀，一九八○年到九○年代初。

由於，陳文寫就迄今又隔十五年，近年國共再度和談，想必中國史家不可能再咎責於國民黨，更不可能直指蔣介石；而陳儀也者，早在八七年代就透過陳儀故舊合著《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中國文史出版社）為其平反。那麼，二二八怎造成的？責任歸屬究為何人？恐怕彼岸的御用史家們要傷透腦筋了！史事描述及評價無絕對，各方角度殊異也是當然；但一切若為政治服務，終會遇上中國尷尬於二二八的難題。於此，《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關於刑事法律責任方面，提升至自然人權的素描殊為重要。因為，若不設一普設的、人所共認的自然人權，史觀自易偏移。因而史觀的再省思，是為「二二八現象」之三景。

最後，該報告也首次提及媒體（尤其是斯時中央社台北分社）扭曲報導製造事端之過。證之今日，政客與媒體被視為台灣社會兩大亂源，或有再進一步探勘史料之必要，唯媒體工作者若未能以史為鑑，繼續胡說瞎掰、鼓動群氓為樂事，那麼重蹈歷史覆轍終屬難免。媒體即史筆，此為「二二八現景」之四景。

儘管已有不少人厭談、厭見二二八；但歷史從未曾遠颺，未能記取歷史者，必遭失敗厄運。猶太人若非緊盯納粹大屠殺，千刀萬里追，並防未然於無形，那以色列將隨時處於危疑狀態。更值注意的一則新聞是，英國史家David Irving因長期妄言納粹未屠殺猶太人，去年十一月在奧地利遭逮捕，近日被判刑三年。西方世界戒法西斯之深可見一班。期許台灣人有共識，誰敢妄替二二八元凶、幫凶粉飾者，人人可鳴鼓擊之。也只有到那種階段，二二八才可以再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