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作家曼努維爾‧波伊格（Juan Manuel Puig, 1932-1990）出生於阿根廷彭巴草原區的維耶加小鎮（General Villegas）。從小在中產階級的環境中成長。他的父親巴多梅洛（Baldomero）是當地的紅酒經銷商，母親瑪蕾(Malé)則是一直在藥房工作的職業婦女。他的母親即是來自小說裡所提到的普拉達省，念過大學，在當時來說，已經算是一位知書達禮的女性。從小說裡蜜塔這個角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波伊格是以他的母親為創作原型。
波伊格從小就很黏母親，一直到離世前都跟母親相依為命。小時候他母親最大的生活樂趣就是經常帶著波伊耶格到電影院去看週三下午場的電影。就因為他喜歡跟著媽媽去看文藝愛情片，加上他從小喜歡玩家家酒，使得波伊格在學校裡經常遭到班上同學的取笑和欺負。他的父親為了讓他的個性能夠變得更有男子氣概些，就開始禁止他每週看電影，只准他每個月去一次電影院。所以波伊格從小就跟他父親比較有距離感。儘管波伊格提到他父親，總是含蓄地說：「他其實是個好人。」
拉丁美洲著名小說家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在一篇評波伊格的文章中提到，對於任何一位敏感的男孩而言，生活本身必定是一個很殘忍的世界。特別是在一個充滿大男人主義、以及充斥著偏見的拉丁美洲南方小鎮。
對波伊格做過相當深入研究的傳記作者蘇珊．吉兒．李文（Suzanne Jill Levine）則表示：「波伊格從小就學會了一種逃避現實世界裡殘忍、悲慘的方法。他有系統地建構屬於他自己的虛構世界，一直到變成他自己的真實為止。」而他的虛構世界並非是從書本而來，而是每天跟母親去電影院看電影。更有甚著，是在波伊格長大之後，發現自己就是一位同性戀者。在母親下意識的保護之下，他更是狂熱地愛上電影的世界，於是根本不想活在真實世界裡，而且盡最大的可能活在他的電影夢幻世界裡。
波伊格經常快樂地回憶起他第一階段的童年，只是這個備受保護的童年在他十歲時就消失了。因為1943年，在他小弟弟剛出生不久就不幸早夭。小說裡早逝的小孩的描寫部分，可看到作者對小弟早夭的不捨與懷念。到了十五歲的時候，有一個男同學還曾經試圖強暴他，從此他幸福的童年時光就此提前結束。
波伊格就像是小說中的主角多多一樣，是一位功課非常好的學生，由於在維耶加小鎮沒有中學可以念，後來被送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的一所中學去讀寄宿學校。他自己倒是很高興能夠到首都去唸書，因為這樣子週末就可以去看電影首映、輕歌劇、歌劇、逛博物館，還有看戲和散步等等。像這些活動在他童年所居住的小鎮根本是不可能的奢求。
所以波伊格從他十八歲離開家鄉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甚至連故土阿根廷，直到他1990年在墨西哥過世，他的弟弟為了讓他能與一生相依為命的母親相伴，決定把他的骨灰帶回阿根廷為止，他都沒有再踏進國門。 在1986年的一次媒體訪談裡，記者問到他為何不像其他作家一樣，在阿根廷軍政權垮台之後紛紛返鄉？波伊格回答道：「或許是因為我的作品在全世界都得到廣大迴響，但是阿根廷的媒體卻始終對我封殺和隻字不提而讓我傷透了心吧！」 
小說裡發生的場景瓦耶荷（Coronel Vallejos），幾乎就是波伊格童年成長的故鄉維耶加小鎮真實翻版。而橫跨小說、影評界的古巴作家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則認為，其實波伊格真正的出生地是在電影裡面，也就是說，他其實生於夢幻之家。由於波伊格對於電影如癡如狂，以致於他一生寧願流連於電影螢幕裡。電影也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夢幻世界之門。電影是他的私秘空間，也是他自我保護永恆的秘密花園。
波伊格當時為了把這位四零年代紅髮尤物,也是好萊塢的的電影女明星麗泰．海華斯（Rita Hayworth)的名字當成他的小說書名，曾寫信給麗塔海華茲本人，信裡他如此地介紹自己的小說：
「這本小說發生的時間是在一九三三到一九四八年的阿根廷，故事發生地點是個從首都得坐十二小時的火車才到得了的彭巴草原小鎮。住在那個小鎮裡，對外唯一的真實就是活在電影的世界裡。只有在電影開演，燈光亮起來的時刻，還有電影明星的字幕打在螢幕上時，小男孩的生命才開始鮮活起來，然而這些璀璨美貌的女明星也開始成為他內心世界衝突的開始。…」
小說裡的小男孩多多，從小是個電影迷，並且與他的母親形影不離，其實是就是波伊耶格自己的真實生活反映。波伊耶格也從來沒有否認他這部處女作的自傳性質。有一次他接受法國同性戀雜誌《面具》（Masque）的專訪時，被問到小說裡這個從小敏感的小男孩，波伊格慵懶地一個字一個字，緩緩地以法語說出："Toto c’est moi"（「多多，就是我」）。
在波伊格成名後，各種邀約不斷，卡布列拉是他的多年文友，曾經奉勸波伊耶格最好找個經紀人來處理他在電影、戲劇、文學等各項繁忙邀約。只見波伊耶格不以為然地回答道：「我才不需要什麼經紀人呢！我天生就是個專業的管家婆！」並且波伊耶格還跟他拍著胸脯保證，他的守護天使總是會幫助他讀那些寫得密密麻麻的各項合約條文。
卡布列拉還提到：「波伊耶格的生活是徹底地活在自我的世界當中，儘管波伊耶格一生一直『為情所苦』，但是他的性格其實是幽默且極端地自我解嘲。在寫信給友人時，時常自稱自己是莎莉（Sally），也就是影星麗泰．海華茲在電影My Gal Sal (1942)裡的劇中人名。因此，如果大家想要瞭解波伊耶格自稱為莎莉的個人世界，那麼閱讀《被麗泰．海華斯背叛》這本小說會是最好的選擇。」
儘管波伊耶格的一生情史不斷，但是都不持久，使得他在過世前不久，還哀怨地跟友人抱怨他總是：「遇不到好丈夫。」 他也認為自己從來沒有必要「出櫃」，因為他早在「櫃子」造好之前就出生了。雖然他生為男兒身，但是他一生寧為女人。對波伊耶格而言，女人不僅僅比男人更優越，而且有男人沒有的美麗靈魂。總之，他和作家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一樣，一樣都是男人，也是作家，但都是不想活在真實世界的人。
小說家尤薩在上文中也提及：「在所有我認識的作家當中，波伊耶格是我所認識的當中對於文學談論最不感興趣的。他從來不會在聊天中引述哪位作家或是哪部文學作品。每當文學的話題出現在聊天當中，他都會開始不耐煩起來，並且轉變話題。」
一如蘇珊．吉兒．李文在她寫波依耶格的自傳裡證實，波伊耶格某一段人生過程裡的確曾經奮力閱讀文學經典名著，然而他自己的創作主題裡卻好像與這個事實互相矛盾：也就是說，他創作裡的主題，經常充斥著各類電影、許多的影星和各項表演、還有流行音樂和八卦新聞等。但是大部分的時候，他個人就是提到文學，也只是略提一下作者而不談他們的作品。
李文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據說有一位年輕的阿根廷作家曾經造訪波伊格在里約熱內盧的家，而曾經驚奇地發現到，在波伊格的公寓裡，大約有3000多部的影片典藏，但是卻只有很小部分的書籍。而且除了一些他自己的創作和他創作的各國譯本之外，其他全都是電影製片、導演或演員傳記方面的書籍。
在生活方面，他則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搬到不同國家居住，一般人看起來煞費周章的跨國搬家，在他而言卻像是搬到隔壁一樣地不以為意。他的一生分別住過阿根廷、義大利、墨西哥、巴黎、紐約、里約熱內盧，以及經常在全世界到處旅行。離世前最後一個居住的城市是墨西哥。
有趣的是，在翻譯這本《被麗泰．海華斯背叛》的一整年時間裡，我個人的時空，也剛好從亞洲回到歐洲。因此譯稿歷經了歐亞兩地咖啡香的薰染才告完成。不管是在亞洲還是在歐洲，工作的時候，我的耳畔總是音樂繚繞。似乎音樂與文字，最能即刻帶著我進入作者文中的寫作情緒。而且在這部小說的翻譯過程裡，我的「工作音樂」始終是拉丁音樂：從探戈到波麗露、古巴老樂人的吟唱與樂器演奏等等。
還記得這本小說譯稿的前半段，多數是在台灣中部的一個咖啡館進行，對面剛好是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外牆是一大片馬賽克彩色磁磚作品，上面有個高達三層樓的人物壁畫和巨幅聖經金句：「流淚撒種、必歡呼收割」。時常，這兩句話宛如某種力量激勵著正在兩種語言和文化之間「翻山越嶺」的我繼續往前邁進。許多時候，當我被小說裡大量阿根廷流行的方言、俚語所困住時，總會抬頭凝思對面教堂牆上的話語，然後再低頭工作。至於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當地黑話，還得等到來了歐洲，請教阿根廷當地人之後才得以解碼。
翻譯過程中，不時會驚嘆波伊格寫作的想像力是如此旖旎瑰麗，也時常乘著作者想像的翅膀，與他一同遨翔在綺麗的想像星球裡。每當譯到作者縱情地對故鄉阿根廷彭巴草原遼闊的場景描寫時，思緒彷彿也隨著他文字的帶領而神遊了廣闊的南美大地、草原、綠樹、花香、以及日光美景。 許多時候，也因著翻譯小說人物無盡的獨白、低語而感同身受，甚至渾然忘我地融入他們的內心世界。
譯者彷彿是在用另一種語言臨摹文學大師的鬼斧神工。而讓譯者願意挑戰文學翻譯這種超級任務的前提是，原創作品至少必須是一部佳作或經典，這樣才能說服與吸引譯者嘔心瀝血、推敲再三。儘管讓西語作品完美地以中文表達，及貼近作者的語言風格，是一件幾近不可能的任務。但是我們已經盡力地挑剔自己，無論是體能與智力、或是語言技術面的極限。終於這份譯稿將要付梓，想像著讀者與文本相遇之後，或欣喜對話、或讚嘆，或評論，於我們的內心儘管忐忑，仍是喜悅的。
最後，我要感謝淡江大學拉研所林宜融同學在這部小說翻譯的初稿所投入的熱情與努力，麥田Around書系總策劃林則良、編輯珮菁在聯繫溝通上的傾力協助。同時，我也要向巴塞隆納的阿根廷建築師友人Alejandro Beceyro協助針對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區附近特有的方言、黑話等的用法解惑致上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