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知道洪葉全線結業的消息時，這間書店已渡過了它的最後一夜了。在那淡淡的錯愕與傷感中，我清楚嘗到一絲澀口的虛偽：我也許久沒上過去了。


即使我不是兇手，也是袖手旁觀的一份子吧﹖

洪葉開業的時候，我正開始學著投稿。那時，還有一本叫《讀書人》的書評雜誌，也是我其中一個投稿對象。每隔兩三期，我就會在雜誌上看到洪葉店主葉小姐的訪問。記得那時正值村上春樹熱，文化人(或自命文化人)都手執一本《挪威的森林》。不久，我就在雜誌上讀到葉小姐的訪問，她說：「我預計下一個熱潮，將會是村上龍。」我彷彿看見她坐在我面前，托一托眼鏡，以一個專家的口吻，準確無誤地施行魔法咒語。不久，洪葉的桌面就放滿了村上龍的書；而我在看了《69》、《接近無限透明的藍》之後，終於發現村上春樹和村上龍除了姓氏一樣之外，再也沒有相似之處。然而魔法畢竟應驗了。

那時候，西洋菜街本來已有學津、田園等專售文史哲書籍的二樓書店；洪葉來臨了，再加上後來的榆林、東岸，之後文星、樂文也搬進來了。用特區政府的時髦話來說，西洋菜街就變成「二樓書店的蘭桂坊」。一班讀書人聯群結黨，踏上西洋菜街，去看書，也看人。有一段時間，我時常到旺角和朋友見面；當我們已經吃過飯，吃過大良八記，又不想太早回家時，我們就會到洪葉消磨時間，因為那兒有舒適的座位和有窗外的風景；週五晚上，書店營業至十一時，從落地玻璃窗看出去，可以見證旺角最熱鬧的時候。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拿起一本書，告訴朋友一本書的彩頁必然是4的倍數——行內人稱為「一手紙」——的時候，他開玩笑地在我面前半蹲下來，說：「你知道得真多。」我依然記得眼底下的那張笑臉。

許多年之後，另一個朋友告訴我，有一天下午，當她推開銅鑼灣洪葉的大門時，赫然發現自己的舊情人就站在書架前和她對望。她馬上轉身離開，然後，當晚，她就在熟睡了的丈夫身旁哭泣。對於這類事情，我唯一的忠告，就是避開某些回憶的聚腳點，不叫自己陷於誘惑。至於我，時間已赦免我的債，如同我赦免別人的債的一樣。好些朋友曾提過，好幾次都在洪葉看見葉小姐以前的家人在店內幫忙。同一個地方，可以讓人相聚，也可以讓人分離。同一個原因何嘗不然。

後來，我漸漸從不同的人的口中聽到同一個消息：洪葉周轉不靈，許久沒進新書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不知從何時開始，往洪葉的腳步已變得稀疏。「忙」是全世界最合理、最頑強的藉口；但是，書種的衰落也是不爭的事實。那一天，我還是在午飯時候匆匆往尖沙咀分店一趟。我看見書架上的書，驚覺時間似乎在這裡停止了——我的腦海忽然又出現了葉小姐當年「托一托眼鏡」的虛擬的模樣。結果，我空手下樓。

今年年頭，分別有兩間來自國內與台灣的，大有名氣的書店空降香港，媒體報道讀書人如何奔走相告，彷彿那該是一件盛事。然而到現在為止，我一次也沒光顧過。我不喜歡暴龍式的企業，把個體戶的生存空間扼殺吞併。那就是我對洪葉唯一的紀念。

今天，當我知道洪葉結業時，我依舊拿著一大堆做不完的工作，回家繼續拼搏。地鐵經過旺角站，我並沒有下車憑弔的意思；作為一個不忠實的支持者，我沒那種資格。在回家的路上，每個人都挽著自己沉重的背包，孤獨地向前走；背後是清晰的風景，我們沒有終點，也沒有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