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兩個月前，人事部「放了」好幾個講師職位「出來」，據說許多同事遞表了。我不是其中一個。我知道自己沒那本事：沒行政能力、沒發表學術論文、沒博士學位。坦白說，換轉我是上司，我也不會升一個這樣的下屬。然而，我也幻想過，如果讀了博士升了職，結果會怎樣呢﹖

那時，我怕我要埋首在更多的會議與文件中。那時，學生就不會在我的網誌上留言，因為我沒空寫網誌，也沒空和他們建立友情。那時，我要寫合規格的論文，設法登在一些沒甚麼人看的學術刊物上。那時我就沒空寫小說、散文、評論；當然也很難爭取動物權益和學香薰。

當然，也有很多能幹的學者，既有學術成果，又走在社會前線。就當是我自己沒本事罷；我怕「量化」的學術成就騎刦了我參與社會的能力；我怕我被架空在一個高高的象牙塔中，不再知道「地面上」發生甚麼。

(二)
天星事件，學者與文化界登了一個全版的聯名廣告，呼籲政府停拆碼頭。這該算是不多見的，學者直接介入社會運動的例子。

另一邊廂，示威者的行動，也有被指為「過激」。在傳媒主導的年代，激烈的行動幾乎已成為示威的指定動作；示威者往往是事前想好一個「點子」，讓記者有照可拍，有差可交，才有望在芸芸議題中掙得珍貴的篇幅——在香港形成仔細、專注的討論風氣前，我相信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補充：我不是指天星行動中的示威者行動激烈或事前想好了點子。我所說的只是針對一般情況。天星示威的形式與以往社運人士做法有所不同，這一點蔡子強已說得很清楚)

怎樣形成「仔細、專注的討論風氣」﹖責任就在學者身上。政府常說香港是「知識型社會」，可惜這裡所指的「知識」只是一種謀生能力，或充其量是發展經濟的能力；這種重新詮釋「知識」意義的說法，最大受益的當然就是統治者。

天星行動也被指為「太遲」。儘管政府在諮詢過程中耍了手段抽了文件，但，作為其中一個後知後覺者，我也反省過為甚麼我要在事情發生前的兩個星期才如夢初醒。

作為民間組織的一員，自問2006沒有白過；一年下來，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罰則終於在十一月初通過修訂。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天星就拆了。

悄悄地被「暗渡陳倉」的，又豈指天星﹖別忘了立法會通過竊聽法時，余若薇在會議上幾乎聲淚俱下的場面。家庭暴力、新移民、扶貧、政制發展……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中，民間組織只能處理自己認為最重要、迫切的事。這種情況不能說是不正常，也沒有人敢說在可見的未來會改變。悲觀點說句：所謂「太遲」的事件，難保不會再發生。

民間組織要面對的是：如何在重大事情上及時團結起來﹖如何將自己關注的議題融入別的議題中﹖答案同樣是仔細的知識交流與討論；而且是時刻進行的；有了紥實的底子，才能在事情在看來還似不相干時豎起敏銳的觸覺。

(三)
野豬近日在粉嶺出沒，居民埋怨政府坐視不理。廖秀冬說：「野豬沒有天敵。」

嘉道理農場即時反駁：野豬有天敵(蛇和野狗)，攻擊性也沒人類想像中大。政府應該先做好研究，收集關於野豬的數據，了解牠們的生態，才制定防範措施，而不是見一隻殺一隻。

在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制中，官員對他/她所管治的部門，是否有專業的認識﹖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學者的意見是否受重視﹖學者有沒有這種空間興趣﹖還是忙於為寫論文讀學位而頭昏腦漲﹖

(四)
我不是說：凡學者都在象牙塔內不問世事。也不是說：凡讀博士者都為了升職加薪。更不是說：凡不讀博士者都喜歡和學生一起。

我也不是說：知識大哂，學者萬能。

只是，香港從來沒有重視過純粹追求知識、真理的「知識份子」。為甚麼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