靚女出書，大家的心態都是「蹺埋雙手睇你點死」而已。粗製濫造的書很多，據說(是據說，因為我還沒看)梁文道的《噪音太多》就錯字連篇，手頭上的《我執》也把胡恩威誤植成「胡思威」(當然啦，小妹的新書也有錯別字啦，請大家多多包涵)。

鄧小姐新書的錯別字數量確是略為驚人。其實，香港大部分作者都不是專業作者，文人出身。暢銷書榜上的多是食譜、財經，甚至地圖；報章專欄的作者來自各行各業，有醫生、律師、食家、議員、教師(不一定教語文科)……讀者之所以看他們的文章，不是因為文筆與創意，而是因為他們的專業知識、見聞、心得等。處理這類文章，編輯/出版社責任重大，要加倍金睛火眼地校對，把不通順的地方大刀闊斧地改過來，不講求文學水平，至少也要讓人看明白。

鄧小姐不過是這群非專業作者中的其中一員。然而，失策的是：1)出版社明比蕉皮佢踩，沒有細心校對；2)鄧小姐放棄自己熟悉的題材，跑去寫小說。

如果鄧小姐寫寫娛樂圈血淚史，童年往事等，那看書的人也不過是想知道些八卦秘聞而已。可以小說好歹是文學類體裁，即或以流行小說作標準，人家的期望還是會提高，「睇你點死」的心態更強。女星寫作，鄧小姐不是第一個，劉若英、徐靜蕾比較聰明，因為她們只寫生活點滴——那不代表她們不夠班，而是如張愛玲所言：「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家常話不也寫出個 Jane Austen﹖

(撇開一句：貽興王批評傅頴「寫作必須真實論」比錯別字更大鑊，我舉腳贊成。這次輪到張愛玲的母親：「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鄧麗欣小姐給我們上了一堂創作課：別離開自己熟悉的題材；編輯、校對是一項相當專業、而新書發布會上的射燈總是照不著他們的偉大工作。

內地數千旅客訪台，台灣金門海關應付不來，旅客也不習慣過關程序，場面一片混亂。電視上看到，有旅客過安檢門時，看見自己的行李被輸送帶運走，急起來要衝過去，台灣海關姐姐扯破喉嚨大喊：「包包不會丟掉的，放心好不好﹖」

我想了半晌才明白：「包包」，是指「手袋」。也不知那位氣急敗壞的內地旅客，是否明白海關姐姐的意思。

兩岸三地都用漢語，溝通時還是間中出狀況。簡單如看食譜，令人一頭霧水的地方就很多。香港人說的「牛油」、「忌廉」、「乳酪」，大陸和台灣都有不同說法(各位請先想想，答案在文末)；「沙拉油」是甚麼﹖「酥油」是甚麼﹖不知道。

還有：台灣人的「好不好」是口頭襌，不一定是徵詢對方同意的疑問句，而可以是指令對方的祈使句。但對一個以為行李被搶快要抓狂的內地人來說，「放心好不好」是一個問題，一個建議，答案當然是「不好」。

語言是思想的工具。也就是說，當理性運作正常時，語言才有效。否則，一切只是自說自話。

警員向那位南亞裔人開槍前，用廣東話說：「唔好逼我」，那位南亞裔人能聽明白嗎﹖但我相信警員也不是有意；他已方寸大亂，理性失效。在那一刻，對峙雙方都是同樣地，失控。

人的理性其實不是常常靠得住，我們卻偏愛以「理性」作為物我分野的指標。

人與人之間尚且如此，更遑論連話都不會講的野豬和各樣流浪動物了。

延伸閱讀：熊一豆《獸性既發，擊斃即可》
http://hungonebean.blogspot.com/2009/03/blog-post_18.html






答案：
牛油>>內地叫「黃油」、台灣叫「奶油」；
忌廉>>內地叫「奶油」、台灣叫「鮮奶油」；
乳酪>>內地叫「酸奶」、台灣叫「優格」

我也是搞了好久才搞得清楚，如有錯漏請指正。

「理性」與「感性」其實是兩個經常被誤解、被濫用的詞語。

例一：
A君失戀，傷心痛哭，B君勸道：

「你理性啲啦，唔好咁感性。」

在這裡，「感性」被視作貶義詞，意指「非理性」、「不講理」、「不能自控」。「理性」則解作「冷靜」。

例二：

「佢份人太理性，做起嘢上時六親不認呀。」

這裡，「理性」又變成「冷血」的同義詞了。

然而，事實是，「理性」與「感性」並不是形容詞。這兩個詞語是名詞，並不具有價值色彩，不帶褒貶義。「理性」與「感性」亦非對立，而是正常人都應該同時具備的能力，我們甚至可以說，叻人通常是理性與感性都十分強烈。例如成功的藝術家，總是先對事物、人情產生強烈感情，再以理性的方式，把感情表達出來。

不過，如果一個人極希望證明自己的想法合理時，有意無意之間可能會錯誤解釋詞語，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例如這一句：「理性的政策討論，被感性的反應蓋過」，當中對「感性」一詞的理解，明顯是例一之義。這樣說的同時，也就是把自己放在「感性」的對立面(即「理性」，同樣取例一之義)。

兩個說法都不是詞語的本義。

如果特首先生很在意黃議員請他吃的蕉，「感性」上受了傷害，那麼，他應該翻翻這兩天的報紙，看看專家、學者所寫的評論文章，想想當中提的理據、論點、數字。那麼，特首先生也許會明白，「理性」討論並沒有在香港消失，只是他沒留意到。

更重要的是：「理性」與「感性」二詞，以致任何詞彙，都不該被任意解釋啊﹗


延伸閱讀：In the Name of Reason

2001年《明報月刊》刊登了鄭培凱一篇文章，提到2000年城市大學民主牆的一張大字報。有學生因未能選上一科必修科，認為是校方過失，用紅筆寫道：「混賬之至」。

鄭培凱找到這名學生，面談之後覺得這個年輕人談吐有禮，是個講道理的人。鄭培凱在文中提出一個疑問：「……香港的一般人際活動，並不是充滿戾氣的。可是，為甚麼一見諸文字，就是暴戾滿篇﹖當我們使用文字表達思想與情緒之時，不是應該比隨便談話更有邏輯，更有理性嗎﹖」

花兩段文字來複述一篇陳年文章，只因八年後的今天，類似事件在敝校中發生。年尾畢業禮，工程學院的畢業生每人只能帶一名親人來觀禮；也就是說，父親與母親，兩個只能來一個。

這樣的安排當然引來不滿，於是有學生貼大字報批評系方安排，結語是：工程學院無恥﹗

我心想：這樣算是無恥，那麼四川豆腐渣工程的學校算是甚麼呢﹖

系方的做法當然有問題。父母親都一樣重要，怎能取捨呢﹖然而，那頂多是安排失當、不夠周全，我能想到的最激烈的批評是「荒謬」，卻一定不是「無恥」。校方犯的是行政失誤，不是道德錯誤。

吃這一代中文報紙奶水大的，當然懂得運用最搶眼最煽情的字眼去吸引注意。只是，胡亂改動詞語涵意，我們與真理的距離就會愈來愈遠。如果行政失當是「無恥」，那麼我們實在想不到如何形容四川豆腐渣工程學校了，也許我們會提議把他們凌遲處死或五馬分屍，又或者讓他們的妻子兒女同樣不得好死——否則怎樣才能區別畢業禮無座位與豆腐渣學校兩件事之間的差異﹖

犯罪害死人當然要接受法律制裁，但法律卻不是洩憤式的懲治手段。然而當我們慣了使用誇張，甚至暴戻的語言，我們當然動不動就憤怒起來，甚至動起手來了。

這就是語言的力量。也許有人覺得我把事情想得太嚴重，可是當我見識過當今最懂得歪曲語言以煸動暴力的仁兄陳水扁，如何讓台灣變成一個會圍堵伯爺公，把他推倒地上的社會時，我就覺得我的擔心不是沒道理的。

每年高考、會考的英文科成績都受關注；英文科合格率低，被認為是母語教學的結果。

但當初推行母語教學，目的是甚麼呢﹖是為了學生用母語讀其他科目時，吸收得更好。少用了英文，自然會退步；但如果另一方面，用母語學物理、地理、歷史、音樂、經濟等其他科目，比起用英文學習有所進步的話，那麼母語教學還是成功的。

教學語文與學習語文本來就是兩回事。用中文教書不是為了提升中文水平，而是為了改善那一科本身的學習情況。同樣，學英文就是學英文，不是透過地理經濟生物去學英文。

還有一點更重要：中文好跟英文好，完全可以並存，而不是對立的。前人梁實秋、張愛玲、林語堂，今人董橋、喬志高、吳靄儀等，都是中英文俱佳的好例子。看他們的文章，你會知道他們一直以來花了多少時間看中英文文學名著。

上述人士成長年代沒有互聯網，課餘也不必參加七八九十樣課外活動。也許他們不懂得公文數芭蕾鋼琴，但語文能力就是沒話說。

本來就沒有一個萬全完美的教育制度。別把學生當白老鼠。

無線新聞報道曾蔭權到四川災區，用上了「視察」二字。驟聽還以為曾生兼任四川特首。

留心內容，曾生這次去四川，是為了了解災後重建情況，看看香港有甚麼經驗可以分享。在這個前提下，用「視察」二字雖也無不可，但畢竟有點「高高在上」之感。改用「探訪」，應該會顯得更謙卑，更親切。

還有一件事過境遷的小事：前兩日習近平在多哈與香港傳媒見面，有記者問他「是不是會在香港見面」。問題本身沒問題，奇怪的是，那位記者在發問之後，不知為甚麼傻笑了兩聲，彷彿在跟初戀情人約會。

在公開場合保持笑容是禮貌，但似乎不必那麼傻乎乎，那麼靦腆，那麼羞答答吧。

彭同學：

抱歉遲了回信。和你們上了四節的創作課，對我來說也是很愉快的經驗。在香港，一般是教和學的都勉為其難，疲累不堪。能在自己喜歡的課題上遇上一班自發學習的學生，是教師的最大幸福。 

我也同意你的說法，就是四節實在太少了。這主要因為我本身的工作也非常繁重，實在無法額外應付。這次有機會與你們見面，說實的是因為關老師的緣故。她很早就聯絡，在電郵往來中，我感受到她是一個真心為學生著想，又和譪又易相處的老師。到我和你們相處過後，就覺得自己的決定沒有錯。你說四節課只夠你認識自己的毛病，卻未能掌握到改進的方法，其實這已經很理想了。到了今天，我依然在挑自己的毛病呢﹗寫作本來就是永無止境的，除了老師指導，一定得靠自己多讀多寫。

你說得對，多讀的人不一定能寫出好文章，但要寫好文章卻不能不多讀。問題是讀了以後，如何演化成自己的東西。初學寫作的人，少不了模仿別人；我就曾經有個笑話：我很喜歡村上春樹，初出道寫作時，有人說：「你的風格好像村上春樹。」我的朋友在一旁插口：「她不是像村上春樹，是像賴明珠(村上春樹作品的中文譯者)。」我聽了雖不好受，但也心知朋友說對了。回想起來，我模仿過的作家有張愛玲、村上春樹(還是賴明珠呢﹖)、陳映真、王安憶……我都是在一段時間內集中看某一個作家的書，然後寫出來的東西就有這個作家的影子。這樣模仿了好幾個人，然後才找出屬於自己的風格。你也可以想像，這不會是幾個月的事，而是十多年來的經歷。在一般人心中，原創當然好過模仿；但我想模仿是必經的階段。就像烹飪一樣，最初時必須依著食譜，多做了就能掌握竅門，最高境界是隨心所欲，不論甚麼材料都能燒出好菜。

也有同學在來信中說，我的評語多集中在文法詞彙方面，比較少談到思想、審題。審題方面確是我疏忽了，因為我沒問清楚你們來參加寫作班的目的，是想考試拿高分呢，還是想自主創作。希望在考試中拿高分是人之常情，只是這並非寫作的唯一目標罷了。這個我下次搞清楚。至於思想，其實傳達思想才是寫文章，以致任何語言運用最重要的目的。而我之所以集中修改你們的文筆，原因正是：語言是塑造思維的工具。文筆、詞彙的問題，其實就是思維的問題。簡單來說，文法是邏輯思維，詞語是分類能力。邏輯與分類正是思考的基礎工具。香港教育只重視語言在工作方面的用處，從不指出語言對文化、思維方面的重要性；加上城市人太忙，不願下苦功閱讀，要讀也只讀短的、易明的、發洩情感的；不願讀長的、複雜的、要細味的，形成如今語言被嚴重矮化、污染的現象。重新為語言定位是迫切的工作，否則，即使學曉十文十語，也只是一個會十文十語的傀儡，更何況如今許多人連母語都未掌握好。我不認為每個人都要成為大作家大文豪，但至少我們對語文的本質應有正確的理解：語文不只是謀生考試的工具。

你們這個年紀，好處是幻想力豐富，看了甚麼類型的書，就幻想出甚麼類型的故事，但有時天馬行空，飛得太高，就看不出逗號和分號的分別，這是正常的，也是我要提醒你們的。還有就是不夠世故。但不夠世故這回事是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的，必須待你們成長，經歷各種事，對人性更了解，才變得成熟。我的忠告是多與不同階層、個性的人交談，包括那些你討厭的人；在這個互不信任的時代中，多用憐憫的心看人。

毛澤東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我雖不算老，但你們更年輕；我們這一輩人的責任是寫得更多，即使在這文字不值錢的時代，文章最後只淪為一叠廢紙，畢竟也能把崎嶇的路稍為鋪平一點，好讓你們踏上去。這是我見過你們之後的想法。

祝
聖誕快樂﹗

婉雯

語言，在能力範圍內，當然是多學多得益。只是，會講普通話，頂多就是粵普詞彙對照上掌握得較好，並無助於寫作。寫作是思維與感受能力的表現。說普通話與思維清晰、感受敏銳，並沒有關係。

試過為一名普通話老師(不是我的同事啦)改文章，結果我要把整張A4紙劃得「血淋淋」，滿是紅筆修改的痕跡。因為他把話說了又說，詞性分不清，語法錯誤……該犯的都犯了，儘管他的普通話獲得國家語委一級水平。

 中文不好，不是因為不會普通話，而是因為書讀得少(我指的當然是真正閱讀文字，而不是背point form雞精書)，思考更少。既沒有思考，當然也談不上發表欲，於是，也不會自發寫作——輸入和輸出都維持在低度活動的狀態，語文能力又能好到哪裡去﹖

語言就是權力。廣東話就是廣東人的權力。與學生談到學普通話這話題，我總會說：「如果中國的首都是廣州，那我們今天就不用饒著舌頭bopomofo了。」為了興趣學普通話我舉手贊成，為了搵食學普通話也無可厚非，但如果是為了語文能力的話，對不起，那叫緣木求魚，刻舟求劍——這兩句成語我是從廣東話節目「成語動畫廊」中學到的。

不知大家有沒有飲過圖中的「調製豆乳」﹖

這個牌子的豆乳是弟弟的摯愛。話說幾年前他在日本讀書時無意中飲過，回港後一直念念不忘，city super又賣得貴，只好間中飲一小包。最近百佳也入貨了，價錢便宜一大截。就這樣，我們一家都成為這種豆乳的擁躉。               
                                                 
今天弟弟要寫一篇文章介紹這種豆乳，聊著聊著，就湊成了一篇「台灣式」文案，必備金句如下：
—是媽媽的味道啊﹗
—濃濃的豆味就是淡淡的鄉愁……
—好豆喲﹗

台灣式文案就是這樣吧﹖阿雯說錯了嗎﹖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地鐵、火車車廂內是不容 許講電話的。一次閒談，妹妹問我：「你知道日語的「震機」是甚麼嗎﹖」

我理所當然從「動詞」的角度去想：搖動﹖震動﹖都不是，原來是"manner mode"。 也就是說，懂得在適當的場合把電話校成「震機」的，就是有"manner"，有教養的人；否則，就沒收養沒禮貌。不過是換一個說法，就為一個機器的操作狀態添上價值判斷，引發手機使用者的羞恥感(日本人的死穴)，乖乖措施與配合。擅於包裝的日本人，又怎會忽略語文的美化功能﹖

所以，正如馬家輝所說，我們(華人、韓國人等)是不應用「慰安婦」一詞的。「慰安婦」是日本人的發明，用來掩飾日軍的暴行。二次大戰有的是性奴隸，沒有所謂「慰安婦」。如果我們繼續用「慰安婦」這個講法，那亞洲也不是亞洲，而是「大東亞共榮圈」。

延伸閱讀：「性奴隸」，馬家輝
http://makafai.blogspot.com/2007/03/blog-post_5972.html

早前台灣將大型機構如「中華郵政」、「中華石油」等改名為「台灣郵政」、「台灣石油」等，被視為是一次「去中國化」的行動。那麼，我們的「大尾篤」被改為「大美督」，又是想藉著命名刪除甚麼，成為甚麼呢﹖

命名從來代表了一個人的希望。父母為子女改名，大多寄託了期望，希望孩子「康」、「強」、「美」、「嫻」。半紅不黑的藝人跑去改名，想改的其實是觀眾對他/她的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話——雖然這一招很少湊效)。

但地方名和人名不一樣：人名多是在該人還「空白一片」(剛出生)時改的，而地方名則往往結合了該處的地理、歷史、風俗。「樂富」本名「老虎岩」，因為那兒曾有老虎出沒；「旺角」本名「芒角」，因為那兒長滿了芒草。然而，隨著經濟發展，衣食足後就想要風雅起來。地方名也因著這種想法，被改成意頭好但與歷史背景完全無關的名稱。

更甚者，則不但拋棄本來名字，還模仿別人，藉此沾光。內地許多小鎮都有一條「香港街」；香港也有「凱旋門」、「曼克頓山」、「比華利山」，命名者都是想製造錯覺，讓住戶以為自己變成西方貴族。

從這種改名邏輯看來，香港人雖然經常標榜「肯捱拼搏」的「香港仔精神」，但骨子裡對自己曾經是/仍然是「庶民」的事實其實感到嫌惡、自卑，於是要千方百計「去庶民化」。也許在將來，我們嘗試向下一代解釋地方名字的來由時，所有原因都消失了，只剩下「好意頭」一項，就像熊貓總是叫「美美」、「安安」，你卻無法把牠們分別出來一樣。

上週為一個學界辯論比賽出任評判，辯題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已於公眾利益及個人權益之間取得平衡」。正反雙方都表現得很好，準備充分，隊員有默契，有演說風範；然而，也有些是正反雙方——也許我該說是一般人——都忽視了的，以致整個辯論跳不出設題者——可以是辯論比賽中的設題者，又或者是現實中正或明或暗地操控、調整我們的生活的某個機制、力量、文化——所設的辯題。 

那就是語言的運用、設計與想像。 

坦白說，就這個辯題來說，正方是較吃虧的；可是，正如另一位評判所言，如果正方能找到切入點，則逆境未嘗不是「絕地反擊」的機會。至於反方，雖說在立場上「先天有利」，也最終勝出，但就我個人所評的分數來說，兩隊得分其實頗為接近，勝方並未以大比數拋離對手。也就是說，這是一場觀眾幾乎能夠預測賽果，也能夠預測參賽者將要說甚麼的比賽。雖說冠軍只有一個，但在過程中，參賽者能否為觀眾帶來新鮮的刺激、思路、思考範圍，也是一場辯論比賽是否精采、勝方是否眾望所歸，敗方是否輸得漂亮的關鍵。 

 

在歷時個多小時的比賽中，正反雙方大部分時候圍著辯題字眼定義、爭拗。正方大致上抓著「平衡」一詞作定義，確立立場；反方也就找出漏洞追擊。雙方間或也提出諸如「知情權」、「信任」、「三權分立」等概念；然而，參賽者只以這些概念討論法例細節，並沒有提升辯題層次、扭轉涵義、重新塑造題目。就這條辯題而言，我認為至少還可以提出「公義」、「權力」、「傾斜」等詞。無論哪一方，只要能提出一個新詞彙，就能突破辯題的預設範圍，拉長戰線，擴闊陣營；即使不能因此穩操勝券，起碼也為比賽增添數。 

新詞彙、新字眼，也就是新的願景與可能。 

香港人在不久的未來也許也會面對一場辯論賽。同樣，這場比賽也可說是能夠預測賽果、預測參賽者要說甚麼的。然而，香港人能否在這場比賽中聽到一些新詞彙，得到一個新願景，對兩位參賽者來說，依然是挑戰。當「和諧」、「務實」、「發展」等字眼被濫用又濫用而其內涵已完全變質之際，這場有史以來竟然出現競爭對手的比賽又能否在香港政治悶局中帶來新刺激﹖甚至是，香港人在未來能否從觀眾席上站起來，走到預設題目的主席位上﹖香港人是否能自行提出一些新詞彙，以探討新的核心價值、新的思維方式﹖

昨天和師兄吃飯，提及一件小事，無端令他激動起來。

你知道，如今的女孩子都是把口唔收，比男仔更得人驚。一天，上課，小休時，幾個女同學圍起來談天，其中一個把剛到手的學生會記事簿拿出來。設計得很精美，白色的封面，用一個黑色的索帶小布袋袋著。

其中一個拿起小布袋說：「好似m巾袋。」

我望她一眼。她身邊的同學說：「中文堂呀，講中文呀。」

於是她改口：「好似衞生巾袋。」

我說：「這位同學，問題不在於你說中文還是英文。中文的精粹，在於一個"禮"字。」

她說：「我沒有禮貎嗎﹖」

我說：「沒有，因為你在不適合的地方說不適合的話。」

師兄聽完，竟然標眼淚。

師兄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禮崩樂壞」。我不是哲學人，沒想得那麼遠。我只覺得自己愈來愈像一個囉嗦老頭子。

一項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負責的調查發現，本港大學生只能掌握85%的常用詞彙，水平比內地與台灣學生為低。有大學生表示，上了大學後，中文退步了，並指大學提供的中文課程「不切實際」。怎樣才是「切合實際」的中文，以至語文課程﹖是否有「切合實際」的語文課程，學生的語文水平就會提高﹖

剛過去的學期，我在大學任教中國文化科。該科的其中一個單元是「語言與文化」。在堂上，我與一年級的同學討論一個問題：「語文水平低落，是一個問題嗎﹖」

我所任教的五班(約共40人)同學當中，有少數人認為「語文水平低落不是問題」，理由是「某些以技術為主的行業並不需要高水平的語文能力」。佔大部分同學(約七成)認為「語文水平低落是一個問題」，理由是「語文水平低落很難找到工作，也損害了香港經貿發展，失去做生意的機會」。只有少數同學把「語言」與「文化」拉上關係；其中一名學生的答案叫我有較深的印象，她表示，語文水平低落，「橫向不能推廣文化，縱向不能累積文化」。這位同學是來自國內的。

這個結果非常符合香港整體社會對語文的看法。觀乎港府鼓勵市民學習語文(英文)的廣告，都是以「求職」、「工作上的發展」為主要理由。因此，在大學生心目中，語文的作用就是「找工作」，「滿足僱主的需要」，「促進經濟發展」。

於是我問同學：「假如你生於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不工作也不愁生計。你是否認為自己可以不識字，或者只識很少字呢﹖」同學開始思考，然後說：「那也不可以，連報紙都看不懂，甚麼資訊都接收不到，生活會很沉悶。」我再問他們：「賭波規範化與賭波合法化；撲殺家禽與屠殺家禽，為甚麼前者會令人覺得心安理得一些﹖實際上，兩者到底有何分別﹖」同學初則沉默，繼而交頭接耳；他們一時間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沉悶」，就是一種精神狀態；也就是說，語言的作用，絕不止於用來「求職」，「工作」，更是精神食糧。「規範化」與「合法化」，「撲殺」與「屠殺」，更是意識形態的分別。我們能說「求職」才是語文的「實際用途」，精神食糧與意識形態的表現就不是嗎﹖

語文，如同個人修養，是一種恒常的狀態。假設有人想增進自己的修養，他可以去參加「餐桌禮儀班」，學懂刀叉的用法，坐姿，喝餐酒的知識等「實際技巧」。可是，如果遇上突發情況，例如侍應不小心把整杯酒倒在自己身上，又或者打開餐牌才發現自己看不懂上面的文字，那該怎辦﹖這恐怕不是一兩個課程能教授的，而是關乎當事人本身的個性與修養。同樣地，坊間有大量教授應用文等「實際用途」的參考書，一個具中學程度的市民，大概也能看明白。然而，當他求職時，他能聽懂某些提問的弦外之音嗎﹖看不同的報紙，他能分辨哪幾份的描述較誇張，或是隱含了某種立場﹖參與討論時，他能「辭可達意」嗎﹖這些都是平日在「不切實際」的閱讀與寫作中鍛鍊出來的功夫，也是一個社會公民的必要條件。我懷疑，要求語文課程「切合實際」，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對「切合實際」的語文課程的要求竟是一種迷思，妨礙了語文水平的提升。

最後，我問同學：「你知道為甚麼倉頡造字之後，鬼神要哭泣嗎﹖」有同學說：「因為鬼神再不能矇騙人類，世界的秘密從此打開了。」我們的年輕人是相當聰明的，只視乎成年人向他灌輸一套怎麼樣的價值觀。

有評論以鄧小平對日本的態度，與今次中共政府的做法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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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的競爭，焦點可能不再是(或者不單只是)軍事競賽，而是詮釋權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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