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會考的英文科成績都受關注；英文科合格率低，被認為是母語教學的結果。

但當初推行母語教學，目的是甚麼呢﹖是為了學生用母語讀其他科目時，吸收得更好。少用了英文，自然會退步；但如果另一方面，用母語學物理、地理、歷史、音樂、經濟等其他科目，比起用英文學習有所進步的話，那麼母語教學還是成功的。

教學語文與學習語文本來就是兩回事。用中文教書不是為了提升中文水平，而是為了改善那一科本身的學習情況。同樣，學英文就是學英文，不是透過地理經濟生物去學英文。

還有一點更重要：中文好跟英文好，完全可以並存，而不是對立的。前人梁實秋、張愛玲、林語堂，今人董橋、喬志高、吳靄儀等，都是中英文俱佳的好例子。看他們的文章，你會知道他們一直以來花了多少時間看中英文文學名著。

上述人士成長年代沒有互聯網，課餘也不必參加七八九十樣課外活動。也許他們不懂得公文數芭蕾鋼琴，但語文能力就是沒話說。

本來就沒有一個萬全完美的教育制度。別把學生當白老鼠。

無線新聞報道曾蔭權到四川災區，用上了「視察」二字。驟聽還以為曾生兼任四川特首。

留心內容，曾生這次去四川，是為了了解災後重建情況，看看香港有甚麼經驗可以分享。在這個前提下，用「視察」二字雖也無不可，但畢竟有點「高高在上」之感。改用「探訪」，應該會顯得更謙卑，更親切。

還有一件事過境遷的小事：前兩日習近平在多哈與香港傳媒見面，有記者問他「是不是會在香港見面」。問題本身沒問題，奇怪的是，那位記者在發問之後，不知為甚麼傻笑了兩聲，彷彿在跟初戀情人約會。

在公開場合保持笑容是禮貌，但似乎不必那麼傻乎乎，那麼靦腆，那麼羞答答吧。

彭同學：

抱歉遲了回信。和你們上了四節的創作課，對我來說也是很愉快的經驗。在香港，一般是教和學的都勉為其難，疲累不堪。能在自己喜歡的課題上遇上一班自發學習的學生，是教師的最大幸福。 

我也同意你的說法，就是四節實在太少了。這主要因為我本身的工作也非常繁重，實在無法額外應付。這次有機會與你們見面，說實的是因為關老師的緣故。她很早就聯絡，在電郵往來中，我感受到她是一個真心為學生著想，又和譪又易相處的老師。到我和你們相處過後，就覺得自己的決定沒有錯。你說四節課只夠你認識自己的毛病，卻未能掌握到改進的方法，其實這已經很理想了。到了今天，我依然在挑自己的毛病呢﹗寫作本來就是永無止境的，除了老師指導，一定得靠自己多讀多寫。

你說得對，多讀的人不一定能寫出好文章，但要寫好文章卻不能不多讀。問題是讀了以後，如何演化成自己的東西。初學寫作的人，少不了模仿別人；我就曾經有個笑話：我很喜歡村上春樹，初出道寫作時，有人說：「你的風格好像村上春樹。」我的朋友在一旁插口：「她不是像村上春樹，是像賴明珠(村上春樹作品的中文譯者)。」我聽了雖不好受，但也心知朋友說對了。回想起來，我模仿過的作家有張愛玲、村上春樹(還是賴明珠呢﹖)、陳映真、王安憶……我都是在一段時間內集中看某一個作家的書，然後寫出來的東西就有這個作家的影子。這樣模仿了好幾個人，然後才找出屬於自己的風格。你也可以想像，這不會是幾個月的事，而是十多年來的經歷。在一般人心中，原創當然好過模仿；但我想模仿是必經的階段。就像烹飪一樣，最初時必須依著食譜，多做了就能掌握竅門，最高境界是隨心所欲，不論甚麼材料都能燒出好菜。

也有同學在來信中說，我的評語多集中在文法詞彙方面，比較少談到思想、審題。審題方面確是我疏忽了，因為我沒問清楚你們來參加寫作班的目的，是想考試拿高分呢，還是想自主創作。希望在考試中拿高分是人之常情，只是這並非寫作的唯一目標罷了。這個我下次搞清楚。至於思想，其實傳達思想才是寫文章，以致任何語言運用最重要的目的。而我之所以集中修改你們的文筆，原因正是：語言是塑造思維的工具。文筆、詞彙的問題，其實就是思維的問題。簡單來說，文法是邏輯思維，詞語是分類能力。邏輯與分類正是思考的基礎工具。香港教育只重視語言在工作方面的用處，從不指出語言對文化、思維方面的重要性；加上城市人太忙，不願下苦功閱讀，要讀也只讀短的、易明的、發洩情感的；不願讀長的、複雜的、要細味的，形成如今語言被嚴重矮化、污染的現象。重新為語言定位是迫切的工作，否則，即使學曉十文十語，也只是一個會十文十語的傀儡，更何況如今許多人連母語都未掌握好。我不認為每個人都要成為大作家大文豪，但至少我們對語文的本質應有正確的理解：語文不只是謀生考試的工具。

你們這個年紀，好處是幻想力豐富，看了甚麼類型的書，就幻想出甚麼類型的故事，但有時天馬行空，飛得太高，就看不出逗號和分號的分別，這是正常的，也是我要提醒你們的。還有就是不夠世故。但不夠世故這回事是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的，必須待你們成長，經歷各種事，對人性更了解，才變得成熟。我的忠告是多與不同階層、個性的人交談，包括那些你討厭的人；在這個互不信任的時代中，多用憐憫的心看人。

毛澤東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我雖不算老，但你們更年輕；我們這一輩人的責任是寫得更多，即使在這文字不值錢的時代，文章最後只淪為一叠廢紙，畢竟也能把崎嶇的路稍為鋪平一點，好讓你們踏上去。這是我見過你們之後的想法。

祝
聖誕快樂﹗

婉雯

語言，在能力範圍內，當然是多學多得益。只是，會講普通話，頂多就是粵普詞彙對照上掌握得較好，並無助於寫作。寫作是思維與感受能力的表現。說普通話與思維清晰、感受敏銳，並沒有關係。

試過為一名普通話老師(不是我的同事啦)改文章，結果我要把整張A4紙劃得「血淋淋」，滿是紅筆修改的痕跡。因為他把話說了又說，詞性分不清，語法錯誤……該犯的都犯了，儘管他的普通話獲得國家語委一級水平。

 中文不好，不是因為不會普通話，而是因為書讀得少(我指的當然是真正閱讀文字，而不是背point form雞精書)，思考更少。既沒有思考，當然也談不上發表欲，於是，也不會自發寫作——輸入和輸出都維持在低度活動的狀態，語文能力又能好到哪裡去﹖

語言就是權力。廣東話就是廣東人的權力。與學生談到學普通話這話題，我總會說：「如果中國的首都是廣州，那我們今天就不用饒著舌頭bopomofo了。」為了興趣學普通話我舉手贊成，為了搵食學普通話也無可厚非，但如果是為了語文能力的話，對不起，那叫緣木求魚，刻舟求劍——這兩句成語我是從廣東話節目「成語動畫廊」中學到的。

           自從老師去世以來，我多次想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只是數度下筆，總是無法完成。是的。悼念的文章總是難為的。 

        知道老師病了的消息，是某一個黃昏，我在尖沙咀的馬路上走著，接到林幸謙師兄的電話。我對生老病死之類的事情一直有點反應遲鈍，當下心中並沒有很強烈的感覺。事實上，到了老師離世以後，我也沒有太大的情緒波動——直至三月十七日出殯那天早上，在靈堂上聽到和尚們頌經的聲音，我心想：「有甚麼好吟呢﹖老師還沒有死。」忽然我的腦袋中閃過一道白光；我醒悟過來，知道老師真的不在人世了。那時我才開始哭了，哭到不能坐直身體，哭到前排兩個學生模樣的少女不住轉過頭來看著我。 

        只是，過了數天，我再次覺得老師還活著。過去，每隔三數個月，我們就出來飯聚，一般就在旺角，接近老師住的地方。我總覺得，再過兩三個月，我就會搖電話到老師的家，聽到他帶笑呼喊我的名字，然後，出來吃晚飯。 

        我和老師相識於我進入中文大學之時。當時我不到十八歲，胖胖的，短頭髮，老是繃著臉，一副我行我素的模樣。現在想起來，我不明白為甚麼老師要忍受這個幼稚、無知、自以為是的傢伙——這樣的年輕人是每個年代、每所學校、每個學系都會有的，然而我和老師卻熟落起來了。我不喜歡用「緣份」這類含糊的字眼。是的，第一次相會，那是緣份；然而，之後的交往，必須彼此要付出時間與關心。那不是單單能以「緣份」這樣被動的說法能解釋的。 

        我想起我最後一次見他，那是在他的家。當時他的病情不大好，我給他送藥去。他說：「謝謝。」我說：「別謝了，我們相識十多年了…」說到這裡我就哭了。在我所愛的人面前，我不願意哭，於是轉身走出房間，孰料那就是我們之間最後的對話。老師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謝謝」。其實，他是我的老師，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怎麼他以「謝謝」作為對我的遺言呢﹖我唯一想到的理由是：這個老師愛我。面對所愛的人，我們的習慣是懷著感激的心情道謝。 

        第一次見老師發病，應該是念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春天，杜鵑花紫紅了整個聯合書院的山頭，老師卻艱難地用一隻手的手臂夾著書本，另一手扶著扶手，吃力提著腳步，步上通往課室的那三級石級。老師一直這樣地瘦，是因為哮喘。他說，發病的時候，連坐起來喘氣的能力也沒有。自此以後，老師的講壇上有時就會多了一杯杏仁霜；又有時，我會和文珊買一些啤梨到老師的房間。老師身體不好，常常是我們來了，他才趕忙開空調。因此在我的印象中，老師的房間如同一個書籍組成的雨林，有一種溫熱。窗外的陽光照進老師的房間；老師背著光坐，因為我看不清他的臉，然而我知道他確實是笑著的。我們批啤梨，把軟的熟的留給老師，一邊和他玩無聊的心理測驗，問他喜歡甚麼水果。他說：奇異果吧，因為層次夠複雜。我說我喜歡西瓜，因為紅紅綠綠的，顏色好看。老師說我總是被色相所迷。到我不再是這樣的時候，老師自己先捨棄了諸色諸相。我念大學時，曾經歷一段情緒極度低落而激盪的日子。那時老師一直聽著我重複又重複的憶述、假設、與幻想。事後，一位同學對我說：老師是陪你一起衝向崖邊，然後把你拉回來。只是這一次，當我真的在崖邊站穩，能回首看看身旁時，才發現老師已經不見了。他消失於空氣當中；四週只得我幼長而昏暗的身影。 

        正如鄧仕樑老師所說，老師最受歡迎，也最讓他掛心的，就是莊子的課。那一年的導修，我穿著一件白色男裝汗衣，一條破破的牛仔褲，就這樣面對著同學侃侃而談。老師的評語是「有點靈機，有點附會。」然而他當時的笑容令我不禁有點飄飄然。有小聰明的人，總是不願下功夫的。事情過了關，就算了——所以，當同學說起我的論文時，老師就說：「雖然如此，她不是寫論文的人。」現在，每當有朋友問我會否再念一個學位時，我就會想起這句話。 

可是，我知道，我暗地裡也有另一種想法。即使寫完一篇、十篇、一百篇博士論文，又怎樣﹖這個世界不會好起來。所以，我常常覺得，老師的死，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代表著整個時代的結束——最後一代懷抱著人文主義的知識份子的王朝的結束。老師曾經告訴我，念大學時，曾經和同學討論存在主義，從尖沙咀走到樂富，走了一個晚上，邊談邊走。他們那一代，幾乎是需要命運特殊的恩賜，方能跨進大學的門檻。或許，當時的老師，和老師的伙伴，都相信知識能夠改變世界；他們或多或少帶著一種報恩的心情來追求學問。然而，在香港教育制度底下，知識份子真的變成只有「知識」，再沒有質素上的培養——只要掏出信用咭，一切就會很美好，有甚麼需要改變﹖ 

老師過身之後，我們到老師的家中探望師母，聽她說起一些老師的事情。她說，老師對學生寬鬆，其實對自己是很苛刻的。治學也好，從事創作也好，刻苦是必然的，而且必須忍受寂寞——因為群眾與掌聲都在身後。現在我彷彿看見彼岸的老師在茶色的迷霧中漸漸笑著遠去。他的背向著我們。 

所以，用師母的字眼，老師是「大寂寞」的。那是他自己的選擇。後來文珊對我說，看你怎樣待你的祖母，我覺得你對自己也是苛刻的。只是，我一心想著的，是怎樣衝出個寂寞的籠牢。 

現在，有點諷剌地，我自己也當上了別人的老師。許多我現在不能忍受的事情，例如發脾氣時用腳踢老師的桌子，又或是坐在他的辦公室三小時賴著不走等，我都曾對老師做過了。我記得我曾打過一條毛冷頸巾給老師，並且看見過他帶著。十多年後的今天，師母告訴我，其實老師有哮喘，是不能帶頸巾的。他只是帶給我看而已。 

        前兩天，我與師母通電話，她坦言對老師的思念，以及念及往後日子時的彷徨。我變得想多聽師母的聲音，多與她談天，因為在她身上有老師的身影；而我們都在想念著同一個人。在無眠的晚上，我會想起許多我愛的和愛我的人；在過去一年，他們彷彿約好了似的，幾乎在同一時間全部離我而去。我應該找老師談談——然而他卻是離開我的當中的一人。我一直稱呼老師為「黃生」；然而，在老師過身後，我和其餘學長同學談起老師時，我才發現大家都是喊他作「老師」的。於我，「黃生」是可親的，「老師」是可敬的。在我的心中，老師一直是「可親」超越了「可敬」。現在，隔著茫茫生死兩岸，我彷彿這才看到了老師的高大；我感到他與我們同在，甚至，在各人身上，看到他遙遠的延續不斷的未來。 

        以前，我總愛說，生命是荒謬的。可是我最近看了一本書，作者剛經歷喪妻之痛，他說：不，生命不是荒謬的，苦難才是荒謬。是的。不過是一場疾病，一次意外的遭遇而已。那並不改老師活在我們心中的生命；也不改老師本人面對這個世界時的姿態——從知道患病的那一天起，他早已跨過生命的這場災刦。以前上文學批評課，談到老莊的文藝觀，老師打了一個比喻，說：彈了宮，就沒有商、角、子、宇。現在，隨著老師的離開，他的一切反而更毫無遺漏地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我愛我的老師。那愛並不因著分離而減少。這愛令我和他一起跨過今天的苦難，必然也能令我跨過將來的不可期的波折。 

 

10/5/2002

 

 

 

從朋友家出來時，揮一揮手，告別不同路的友人，回頭就看見了。

那是一個阿婆，坐在一所關了門的地產公司的門口。門口有燈，是白色的光管。阿婆前面是幾棵菜，菜旁邊還有些不知是甚麼的東西。

夜深，酒醉，我一時無法解讀眼前情景。待上了車，回一回神，才想到：阿婆可能是在賣菜，雖然那時已經半夜十二點。

只要二十元，頂多三十元，她就能立刻收檔回家了。可是我沒有掏錢出來；我甚至沒有停下腳步，儘管心裡猶豫過。

十五分鐘的車程把我載離了現場，好遠好遠。空氣中有一陣米仔蘭的味道。夜半的春雨滴在我的面上，涼的，細的，像一顆縮得小小的心。我的酒醒了一半，忽然發現：原來不是每個冬天過後都是春天。

前兩天因公務與師姐碰面，她看看我，說：「你看來有點憔悴。」

之後，我們談起彼此的身體狀況；她說我可能是「虛」，教我多飲杏仁霜、桂圓茶。又告訴我她放假時會走幾小時的路，好幾個地鐵站，「比上健身房好。」師姐說。

要數的話，我和師姐相識超過十年。那時，我讀本科，她已是研究生，寫得一手好詩詞，拉得一手好二胡。她長得高，那時蓄短髮，英姿颯爽，也就是一個「大師姐」的模樣。

後來，我知道她遇上一些不甚愉快的事，離開了學院。再後來，我們又在工作的地方碰上。她比我先到任。到我來了，便相約吃一頓午飯，簡單地交代了彼此別後的生活。然後我們再沒有刻意約會。我會偶爾得知她一點消息，也沒有去證實。這些年，她變得嫵媚了，留了長髮，有了自己的家庭。

師姐和人說話的時候，一定看著對方的眼睛。很多年前是這樣，很多年後也是這樣。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我們會再聊天。也許很快，也許不。林黛玉和晴雯不會成為好朋友。小說中人的缺點是一彎待圓的新月。我們的，純粹是平凡的孤僻。

(這篇文章寫於兩三年前，當時陳映真應浸大邀請，來港主持創作坊)

世界上最難與別人分享的快樂，就是隨孤獨而來的自由。

每次讀到和映真先生有關的文章，我就不禁這樣想。

對上一次見映真先生，已是6年前的事。那時，我剛畢業，在一家出版社任編輯。當時的上司黃幗坤小姐知道我和映真先生有一面之緣，便著我先行聯絡，然後她去台灣探訪他。回來後，幗坤對我說：「他的身體看上去不太好。我和他道別的時候，回首看見他在微雨中踽踽而行的背影，真有點心酸。」碰巧那段期間時間配合，於是我便告了三天假過去了。到買了機票，才知映真先生的母親剛好病了；那實在不是一個招呼來客的好時機。然而映真先生並沒有拒絕我這個不速之客。我記得那一頓飯裡有「地瓜粥」，也就是蕃薯粥。映真先生說：「以前吃蕃薯就是飢荒，現在倒變成健康食品了。」他問我最近在看甚麼書，我說是《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他笑了。其實我看得很吃力，也只是不求甚解而已。吃過了飯，我們又轉了地方喝咖啡。談起寫作，映真先生忽然說：「你還得找個不介意你寫作的丈夫。」然後向著同行的我母親笑了。當時我因為難為情而沒有笑。現在回想起來，倒像是映真先生在預先提示我：寫作的路總是獨自走的。就像他自己「踽踽而行」的背影一樣。

這條路，到底是好走呢﹖還是難行﹖在最近獲得世界華文文學獎後的一次訪問中，映真先生說「我深信知識份子的路程是坎坷的。」知識份子活著不單靠食物，而是靠信念。有了這樣的信念，路就註定坎坷，因為會專挑坎坷的路走。這個獎項的其中一位評審是王安憶。談到陳映真，她有一段很坦白的話：「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我想映真先生不會介意，因為這實在是知音之言。

或許，正因如此，許多人都喜歡映真先生早期的作品；因為面對少年的夢，總比面對真實容易。起碼就我自己而言，我之所以鍾情於〈我的弟弟康雄〉、〈蘋果樹〉、〈加略人猶大的故事〉等，是因為從那些蒼白的主人公身上，我看見一個染血的靈魂在跳動。這個靈魂曾經出現在每一個人身上。只是，隨著歲月，靈魂或是枯死了，或是沉默了，只有在閱讀這些小說時，你又會隱約再聽見那飲泣。我不否認我是抱著一種戀舊的心情，一遍又一遍重讀映真先生的舊作的。那裡面也有我少年時的影子。

不過，當我向學生推薦映真先生的作品時，總是強調：「要看就看全部。」因為，不是每一個作家都願意在自己的作品呈現出這樣清晰、連綿的轉變，彷彿他在讀者面前是赤裸裸的，讓你看著他成長，改變，連皮肉都扭曲撕裂，然後從痛苦的裂縫中生出一個新人來。你會完全明白這種轉變是無可避免而又自然不過的一場苦行，加以接納，繼之而擁抱。在近作〈歸鄉〉、〈夜霧〉與〈忠孝公園〉中，楊斌、李清皓、林標等人，徘徊在日本人、大陸人、台灣人之間，時而激憤，時而囁嚅著瘋癲的囈語，彷彿是當年的康雄自殺未遂，在數十年後的某一個夜裡再次瘦骨伶仃地出現，終於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失去身分的孤兒。有時我會想，映真先生之所以透過這小人物來呈現歷史，是因為，他和他筆下人物的處境同樣難堪尷尬吧﹖在台獨呼聲高漲時追尋祖國統一的途徑、在祖國向資本主義大開門戶時批評企業文化，這種堅持甚至不是孤芳自賞；因為，連作家本人都不一定知道出路在哪裡。如果說文學是為人生的，那並不是因為我們逐漸找到人生的真相，而是真相逐步向我們迫近。年少幻想的濃霧逐漸散開，我們發現自己依然活在一個不公義的世上。唯一的選擇，就是決定停留在少年時代慘綠的自戀中，還是承認自己的渺小，然後去面對那些可能是我們無法回應的現實。有時，自由的體現是一個殘酷的抉擇。

同樣，歷史也是殘酷的。它的殘酷在於身處其中的群眾懞然不知，甚至在當中狂歡度日。「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然而我不是耶穌。我只是一個凡人，而凡人總想自己活得快樂。不久之前，我和一個久別的朋友見面。談到創作，他聽到我說想以南亞族裔人士為題材時，有點驚訝：你以前不是以自我出發的嗎﹖我沒有告訴他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該怎樣下筆，也不知道寫了有沒有人看。可是我只是聳聳肩，一副滿不在乎的模樣。有時，愈是認真看待文學，就愈不能抱太多的期望，才有氣力繼續這種寂寞的遊戲。映真先生有一段常被人引用的話：「文學畢竟是給失望的人以希望，給受到恥辱的人以尊嚴，給挫傷的人以安慰，給絕望的人以一點希望的火星。」如果我們衷心相信這話，那麼也就是相信在這個消費主義的社會下，文學應具有反建制力量，能改變世界。吊詭的是，現在文學也不免被商品化了。各式各樣的排行榜，自會把不受歡迎的聲音擠出去。先知在本家是不受歡迎的。這也許不是值得忿忿不平的事，而不過是現實的常態。

1995年暑假，我飛到台灣，和陳映真先生首次見面；事後的感受已寫在〈叔叔與我〉一文中。那次會面大約是兩三個小時左右。在人間出版社的辦公室中，我和映真先生談了些甚麼，坦白說我都忘了。現在能記得的，就是臨走時，他知道我未吃中午飯，於是給我買了一個飯盒，交在我的手中。為甚麼是一個飯盒﹖或許，現在我會這樣回答：如果有一天世上每一個角落的人都得到溫飽，文學就可以從天地間廢去。那次回港後，與先師繼持先生談起這件事，他說：「很少小說家是人比小說好的，陳映真是其中一個。」我覺得這是對映真先生其中一句最好的描述。

蒼涼不一定不好。正是因為人間蒼涼，我們才想抓著點甚麼，或曰美善、或曰真理。

梁文道：再見，書展。再見

有一次，和一班新相識的朋友聊天，我跟其中一位年紀差不多，也是中大畢業的提起「泳池邊」，她忽然轉過頭去，向另一個人說：「是不是﹖我早就說過，中大的泳池邊。」

「泳池邊」是同年代的記憶。我常常記得那裡的夏天，大家都穿著短袖上衣，一起研究檸檬批的餅皮材料、談所謂的戀愛經驗、易經占卜是否靈驗……這一切似乎都比研究學問有意義得多。

我曾和我第一個喜歡的男孩到泳池旁吃飯。我告訴他雞腿飯很好吃，他點了，一邊吃，一邊說：「很難吃。」他不是中大的學生。他甚至不是大學生。中文大學，又或是大學，兩者對他來說都太遙遠了。那一刻我隱隱知道自己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我不該和他來。我自以為美好的東西，對當時的他來說可能是一場遙不可及的夢。我不知道自己算是天真還是張狂。

我曾在泳池旁囂張過，彷彿世上的所有都任我揮霍，包括光陰，包括別人的感受。一群話不投機的同學走過來坐下，招呼未打完我抬起腿就走了。我背著她們大步離開，想像她們錯愕的表情。我憎恨她們的善良，彷彿這個世界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是友善的，我的莫名的憤怒是無聊的。某一個黃昏，我喝得滿面通紅，坐在泳池看台上，看著對面的山頭一點一點地隱沒在昏暗的天色中，如同不受控制的潑墨向四方八面滲透。濕透了的世界是那麼沉重、那麼冰涼。

升上研究院之後，我曾經和老師、幾個師兄在泳池旁閒聊。說是閒聊，其實我是在一旁聽。他們在談尼采，我知道自己沒有插咀的份。只記得問了一句：為甚麼中學沒有哲學課呢﹖為甚麼一定要上了大學才可讀哲學﹖師兄說：對啊，讓中學生也知道駱駝、獅子、嬰兒的比喻；讓讀書不成的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下午四時的太陽如常照耀；我忽然感到四肢熱起來，握著拳頭，分不淸那是激動還憂鬱。

我知道，人生的許多痛苦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做成的。可是，若沒有理想與現實的對照，我們根本不會知道自己正處身於甚麼樣的狀況中。沒有狂妄過，就不知道甚麼是世故；沒有露天的泳池邊，就不知道在商場和連瑣咖啡店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我也知道，現在的Snack Bar已經裝上了玻璃外牆、空調、金屬色的餐椅……已經和市面上許多快餐店一模一樣了。也許，學弟妹們不會知道，在沒有禽流感的時代，來這裡的人，喜歡看到麻雀啄食的模樣；喜歡凝視山上那間小白屋，如何消失在吐露港的霧氣中；一個相熟的同學在泳池中狠狠地划手，於是你知道她的個性，非得要自己筋疲力盡不可……風吹過，陽光貼著赤裸的手臂，有溫暖的觸感，是杜鵑被蒸出草木的腥氣。我不知道日後學弟妹想起中大會想起何處。但願那依然是與他們日後所踏足的有一點點不同的、可以讓他們失敗、任性、憤怒與悲哀的地方。


圖片來源：獨立媒體(「保護中大山城」行動)

當我知道洪葉全線結業的消息時，這間書店已渡過了它的最後一夜了。在那淡淡的錯愕與傷感中，我清楚嘗到一絲澀口的虛偽：我也許久沒上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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