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餘時間跟學生閒聊，他們總愛問：畢業後應投身哪一個行業﹖為興趣，還是為薪金與晉升機會﹖我通常答：「能有穩定收入當然重要，但也不能完全違背自己的興趣，否則只淪為一個工作機器，人生會過很痛苦。」

撫心自問，這個答案符合常識，對得住學生，也過得到自己。只是，這個答案，偏偏就不適用於我們這群當導師的教職員。看罷這篇文章，感受更深。文中提到「對導師「唔做研究」此一現象加以批評，我以為並不公道，因為導師分擔了大量教學工作，讓其他教師有時間參與研究工作，此正是我們對研究的貢獻。另外，導師的職務要求亦無研究部分，同事自然缺乏誘因參與」，我深表認同，可是這一段呢：「導師應被視一種過渡職級，作為未有博士學位，或未具足夠研究能力，但又有志於學術界發展者的梯階。讓他們在此崗位吸收教學經驗、參與研究工作、攻讀博士課程，最終能成為正式教師。」看完我嚇了一跳：原來我教了十年書，還不是「正式教師」。

這些年來，不少好友同事都勸我讀博士以保職位(是保職位，不是升職哦)。是的。導師保住飯碗，甚或要晉升至更高職級，途徑不外乎是攻讀博士學位，多做研究，發表論文，希望有朝一日能升上講師職位，然後是副教授，教授等。然而，攻讀博士，先得有博士學位名額，也要尋得合適的論文指導老師；讀博士的人多，合資格的學術期刊數量卻少，投稿到這些刊物，除了論文本身要有夠水平，還得排隊，甚至「打人情牌」；所以，文末提出：「對導師同寅而言，我們又是否已經為面對種種進修、研究、出版論文的壓力作好準備？」一問，我的回答是：不是導師未能面對這種壓力，而是，許多情況，根本超出一個有意攻讀博士者的控制範圍。

更根本的問題是：教學工作，真的毫無價值﹖教學工作，註定比研究工作低等﹖一日大學招生收生，一日就需要導師負責教學。一間最普通的大學也有數千學生，可想而知導師的工作有多繁忙，又有多吃重。為甚麼這樣重要的前線工作，要被視為「過渡工作」，而不可以是一個教職員的終生使命﹖單以研究成就去衡量一間大學的水平，根本就不公平。這種做法，置大學的教育承擔於何地﹖如果有人已有博士學位，又有研究能力，卻偏偏喜歡教書，喜歡與學生相處，不想處理行政事務，甘於當導師，我們是否就要批評這個人不上進，沒大志呢﹖

孔夫子說：「人之患，好為人師」。的確，導師之「罪」，就是因為我們喜歡教書。

(一)
開學在即，校園日日傳來O CAMP集體活動之吵鬧聲：喊口號、唱歌、巡遊。

想起自己讀大學時，學校O CAMP與系方O CAMP都沒去。因為我怕集體活動。至今亦然。

不知如今的新生對大學生活有甚麼憧憬﹖又或者，還有沒有憧憬﹖他們參加O CAMP的心態，是純綷玩遊戲呢﹖還是真正視之為大學生活的開始﹖如果是後者，那又算是怎麼樣的氛圍呢﹖

(二)


以一次考試來決定一個人的下半生，其實是荒謬的。不過，在這荒謬的社會中，這個廣告至少夠坦白，一矢中的。

上星期與好幾個兩三年沒見的學生見面。發起人找到一家價錢相宜地點就近的酒家打邊爐，到達時已差不多人齊，只有兩個因為加班稍遲到來。

席中，我是唯一的教師，唯一的女性，唯一的老人家。不過，他們亦已畢業兩年，不再是昔日的小孩子了。有兩個正計劃結婚，另一個也有一段穩定的關係。他從背包裡拿出兩本書來：

「miss，還你的。」

是霍玉蓮的《情難捨》和《怎可一生一世》，這我才記得，四年前，他和同班女友分手，跟我訴過苦，我安慰他後，借了這兩本書給他。

「不是你還書，我也完全忘了。」我笑著說：「人老了，記性不好。」

他和現任女友在一起也三年了。

開始時，大家談工作、結婚、供股……啤酒開了一罐又一罐，其中一個快生日，我們舉杯祝賀。然後，話題漸漸轉移：新game好不好玩，online順不順，遊戲軟件有bug……

好像回到當年那個課室，那個年紀，那一張張稚嫩的面孔，和那個天真爛玩的miss。

我很慶幸當年曾和學生顛過，因為現在已不行了。

敝系廣東話科所用的教科書中，其中一課的內容頗值得斟酌，大致如下：

「香港是一塊福地……最慘就係日佔時期……光復後就迅速發展……香港人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將香港發展成一個世界大城市……」

廣東話教科書就是給外省人看吧﹖怎麼會好意思在人家面前自吹自擂呢﹖然而這就是香港故事的調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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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帶一班內地學生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昨天上課的時候，提到博物館中的見聞，我說：「其實博物館提到的香港歷史，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未有提及，一是六七暴動，二是八九六四。」六七年我未出世，對暴動也所知不多，只能簡單地交代甚麼是「土製菠蘿」與「同胞勿近」；至於六四，我盡量節制：「八九年五月尾，香港有一百萬人上街遊行。那時香港的總人口大約是五百萬人。」

同學問：「為甚麼要上街﹖」

我克制自己：「因為天安門事件。你知道天安門事件嗎﹖」

同學說：「知道。你們認為中共不好嗎﹖」

我再克制：「我認為他們不應該用武器。」

同學再問：「真的有死人嗎﹖」然而她面上的表情告訴我，她不是在求證，而是在質疑。

我深呼吸一下：「根據我當時看到的新聞片段，是的。」

下課的時候，一個人走在走廊上，忽爾覺得無比寂寞。



(片段中的歌聲好像是梅艷芳，但無法求證。今時今日再看一遍，眼淚還是不禁流下來。)

八號風球底下，一班學生與家長在將軍澳某中學門前排隊，為的是一個中六學位。

警察到場，呼籲他們離開，卻惹來鼓譟。排隊的人要求派籌，最後校方在教育局同意下讓他們進入學校登記，答應明天優先處理他們的個案。

沒有人喜歡橫風橫雨在街上排隊等通宵。可惜的是，在這個社會中，有學位不代表有前途，沒學位卻一定更徬徨。大家只能把心中的憂慮化為悲情的行動，不管有效無效，一味淋雨吹風，然後向傳媒呻，搏一搏，希望單車變摩托。

搏到了，教育局點頭了，明年如有同様情況，當然會有另一些人再來一次。道理是次要的，只要你夠慘。

是的，的確是慘。沒有安全感，身邊所有同學都是競爭對手而不是成長伙伴，教育機構不是有教無類而是汰弱留強，中五畢業能找到的工作連餬口都談不上……誰，不去盡情地慘﹖

然而，我想問：這様，對那些依據天文台指示，顧及自身安危，避免給人家帶來麻煩而留在家中的會考生來說，公平嗎﹖

有學校以iphone搶學生，如此頂爛市自然捱轟。且看以下評語：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召集人馮偉華反對院校送禮招生，認為羊毛出自羊身上，成本勢必轉嫁至學生，與其送禮不如減學費。他憂慮副學士走向商業化，呼籲院校自律，應以質素吸引學生，而非花巧招數。」

對啊，與其送禮不如減學費，與其減學費不如儲印花，與其讓師生在本地教育制度消磨生命不如港府將教育資源用來資助全民出國留學，與其辦學不如打刦走粉，好搵d。

中伸書院送iPhone招副學士
教育界轟助長送禮搶學生歪風

【明報專訊】會考下周一放榜，多所開辦副學士的院校以送禮、宣傳攻擊搶收生，戰激烈。去年始成立、僅得40名學生的小規模院校中伸書院，聲稱首100名成功報讀課程及介紹朋友入讀的學生，可獲贈價值近萬元的潮流物品iPhone 3G一部。書院送厚禮招生被教育界狠批助長院校鬥送禮搶學生的歪風，增加的成本勢必轉嫁至學生，令他們捱昂貴學費。

迎新日帶朋友報讀 才獲禮品

中伸書院昨日於書院網頁及報章刊登廣告，報章廣告大字標題寫「首100名成功報讀的學生可獲iPhone 3G一部」，但有一行「蚊型」小字列出條款︰「學生於8月3日或之前報名，並於4日迎新日帶朋友一起報名」才可獲得禮品，書院網頁廣告更未提及有關條款，被認為是刻意誤導。廣告亦標榜「保證學員獲得高達1萬元薪酬的實習」及「獲頒獎學金免費銜接升讀學士課程」等(見另稿)。

這兩天到紀律部隊學校教書，感受到一種氣氛——說來是有點肉麻又久違的字眼——就是「友愛」與「團結」。

學員都是廿來歲年紀，在這裡受訓半年，就會正式成為政府紀律部隊成員。他們的訓練相當嚴格，一切定時定候，每天只有個半小時自由活動時間。他們得在學校寄宿，學校所在又是前不著村後不把店的山旮旯，不大可能外出。不能帶手機，三餐飯堂解決，吃過飯自行收拾碗筷，制服不整齊就被罰寫報告和步操。今天我就看見半班學員，午飯時分，在烈日當空的操場上步操半小時。

上課不但不遲到早退，還會主動替導師抹白板、印筆記、斟水。教了這麼多年書，從未試過被學生服侍，真有點不慣。

這様刻苦的生活，想想也覺艱難。但幾天相處，我覺得同學的日子過得很開心。他們很能互相幫助，例如上述被罰步操的同學，吃飯的時間就變得很短，其他人就替他們先開飯，又讓他們吃過了先走，替他們收拾餐具。上堂氣氛也很輕鬆，同學答對了全班拍掌，同學答錯了全班大笑。兩天的課程完結，他們竟拿出相機，邀請我和全班同學來個合照。

真的，很久沒試過如此溫馨的校園生活了。

「紀律培訓」在如今的教育中，也許已變得相對不重要吧。然而，這班同學讓我想看到，人在紀律中，也許真的會鍛鍊出良好的品格。但願將來他們離開校園後，仍能堅持下去。

地盤工人不時因未有做足安全措施而傷亡。有次和朋友聊天，我說：「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因為社會沒有尊重他們，他們也便看不起自己，只當自己是地盤佬，覺得自己命賤。其實他們也是專業人士，他們懂的我們都不懂。」

這幾天，部分校長老師被揭發屈書商、飯盒商送禮、送免費餐、送冷氣……我想，情況有點像地盤工人：教師再沒有使命，沒有理想；教師只是整個教育制度下的工具。

先表明立場：校長教師屈人送禮是錯的。他們是成年人，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不能找藉口開脫。不過，當人把自己當作工具時，他自然變得得過且過，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如今的教師，是滿足家長願望的工具，是幫助學生考得好成績的工具(也許這個功能還不及補習天王)，是帶孩子參加比賽奪標的工具，是讓學校變為正增值的工具，是實踐高官大躍進理念的工具。教育局的廣告拍得好：教師是社工、是朋友、是學生，就是不是教師。

中小學教師不但積勞成疾，更積怨成病，生理病與心理病。一個每天帶著怨懟過活的人，別說做孩子的好榜樣，不變成壞例子，已經很難。

然而教師們，如果是我們對不起你們在先，那你們又何苦因我們的錯令自己淪落﹖

流感奪去幾個小孩子的性命，政府宣佈停課。如此氣氛，不免讓人想起03年沙士。

沙士一役中，一件小事令我難忘。那是電視新聞作街頭訪問，其中一個被訪者是舊式中藥店老闆，他把「退役」已久的金色大銅壺拿到店面，天天煲板藍根派街坊，凡路過者都可免費取喝。頭髮花白的老闆對記者說：

「我做少少野，為董生分憂。」

這句話，我一直記得。你可以說這個阿伯很天真很傻，對統治者批判態度不足，但至少他所說的很有點新鮮感——他有想過自己可以做些甚麼，也做了。

周一嶽於週三晚宣佈停課，我想他本人也預計到，翌日的報章一定把停課決定形容為「倉促」、「引起混亂」，結果，他也道歉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似的。但事實是：這是一個很少問自己「我可以做些甚麼」的年頭。如果學校校長覺得有需要，個別家長覺得有需要，為甚麼不自行決定停課，一定要等宣佈呢﹖當然這樣做會有後果：教育局說你不聽指引，小孩子聽少一天書。但如果性命悠關，做校長和做家長的，是否願意為孩子的生命而承擔責任﹖

又想起沙士停課期間，有兩個學生說：不用上課的日子很沉悶。我建議她們去做義工，她們說自己不是護理學系學生，不懂得照顧病人。我又說：「不如你們摺些幸運星，送給醫護人員和病人，給他們打氣。」兩個女生面面相覷，好像想像不到這是怎麼回事。

不必把心態推至「為統治者分憂」這麼崇高偉大；我們只要問問自己可以做些甚麼：洗手，平時多運動，早睡早起，保持心境開朗，對別人微笑，做好自己，向下一代負責。

延伸閱讀：
醫療信息傳意
停課

「知識改變命運」，溫總親筆來信，寫下這句老生常談，讓中聯辦、傳媒，一眾小學師生大忙特忙一番。

緊接下來另一宗新聞：內地家長為了讓疲於應付高考的子女增強免疫力，自行高價購買「人血清蛋白」替子女注射。專家警告，身體健康的人注射這種蛋白，不但無效，更可能因此感染肝炎與愛滋。

兩宗新聞並排，還選在「六四」十八週年當日報道，效果認真諷刺。當人人都起碼有個大學學位時，要有甚麼程度的知識才可以改變命運﹖——如果我們單純把「改變命運」等同「改善物質生活質素」的話。

我和我身邊好些碩士畢業生，近年來都或多或少地有點「增值」壓力：好多人有博士學位啦，你仲唔讀﹖大家都是學士/碩士/博士的時候，和大家都是文盲/小學/初中畢業一樣，所有參賽者還是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香港小學生天天背著個超重大背包上學，和山區兒童天天上山擔水，箇中分別只怕沒我們想像中大，而且可能愈來愈小。

當然啦，如果「改變命運」不完全等如「改善物質生活質素」，那又是另一番話——如果大學生不是大學生，十八年前他們就不會在天安門絕食，也不會有六四。知識不但改變了另一些人的命運，還讓他們的「命運」就此終結。

同學仔，你今日改變咗命運未呀﹖

(一)生
龍應台曽說，香港的學生很少主動在課外時間找老師談天或請教問題。我的經驗則是，同學在打電話或來電郵時，往往不會留下姓名。

每個學期末，學生都會填sfq，對任教導師提意見。可是導師卻沒有機會就個別同學提個別意見；我對同學不論有甚麼看法、感覺、印象，到最後只是變成一個grade，一個英文字母。

但其實，改卷的時候，在原稿紙上浮現的，除了「龍飛鳳舞」的字體外，還有做這份試卷的人的樣子。可能有很多同學分數的等級一樣，但在我心目中大家是各有個性的「個體」。這兩個B+一個多口一個安靜。這三個B一個聰明，一個固執、一個有紋有路。這個C很無厘搭什，那個C卻十分世故。這一組三個C+，分別是唔知訂的、斯文的，和傻更更的。

我不敢說記得每一個教過的學生，但至少改測驗卷時，每翻開一份卷子，他們的神態模樣就在我心裡過一次。

(二)師
在我讀書的年代，大家都覺得老師高高在上；再親切的老師，也同時是可敬的，基本分寸不能不知。而老師，在有需要的時候，的確會「省」到我們立立令。後來，師生間的關係愈來愈趨平等，教師對學生再也談不上「承擔」「照顧」——誰比誰強多少﹖誰有資格一廂情願地對另一個「自主」的人負責﹖

漸漸地，老師成為教育過程和行政架構中的一個環節，小零件。師生雙方都不再期望些甚麼了。小西日前說的北大校長對學生負責的故事，放在現今的處境，可能變成「關你/我咩事」新解。

所以，每次在電視上看見李國章說：「D老師咁様，你叫D小朋友點呢﹖你叫D家長點呢﹖」我都好想問：「咁你又想點呢﹖你知唔知你係度分化緊D乜﹖你知唔知你係度破壞緊D乜﹖」

啊日子總是在過，而我總是戀舊。我成為了別人的老師。可是在迷惑、徬徨時，我益發想念曽遇上過的師長們。

十六歲學生因上載歌曲予人非法下載，被捕。電視新聞訪問中學教資訊科技的教師，教師強調，一直有提醒學生，網上侵權行為是不要得的。

我很想知道這位教師用甚麼理由去說服學生「網上侵權是不對的行為」。我就見過一位中三同學的文章，說：「創作人反對網上下載，無非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如果下載會給他們帶來收入，他們不會作聲呢。」

姑勿論這位中三同學的說法是否正確，但，無可否認，我們的社會總習慣以「利益」——還要是可見的、可量度的利益——去衡量一切價值，包括樹木，包括空間，包括空氣質素(影響外國遊客來港意欲)，包括語文水平(妨礙求職)。請留意，許多把電影、歌曲、漫畫上載至網絡供別人下載的人，所提供的都是免費服務。整個過程中，他們不但無利可圖，更要付出自己的時間和精神。是甚麼讓他們覺得這樣做是理所當然﹖又是甚麼令下載的人覺得「在網上下載一首歌ok，在超市偷一排朱古力就不對了」﹖

創意何價﹖我們為甚麼要尊重創意﹖因為創意能賣錢﹖非法下載的人，是否覺得創意並不值它所賣的價錢﹖除了「損害原創者利益(收入﹖)」，我們是否提得出別的理由，去說服其實很聰明的年輕人﹖有人與我們討論過創作的本質嗎﹖

前兩天，到一間中學講講座。負責的老師很年輕，看來只有廿多歲。她事先跟我說：「這班同學集中力比較低，你要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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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教師，其中一類最令我覺得礙耳的話如下：
「你就他條啦﹗」
「你一個星期教十八個鐘，咁咪好得閒﹖」
「你咁多假，又多錢，做乜唔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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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把以 下文章給朋友看，得來的反應令我很後悔：
「你好像一個怨婦呀﹗」
是嗎﹖我並沒有抱怨甚麼的意思……但這些總是愈描黑的。我決定鼓起勇氣將之放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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