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幹事所託，在這裡做點小宣傳。都說年輕人對文學沒興趣，然而青年文學獎年年難過年年過，又已經到第三十六屆了。有興趣參加的朋友請於二月十六日前交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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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有光
紅  綠  閃爍流動凝固
文字  圖像  符號

只有路本身漆黑一片

走在光明中的人
看著前面的時候
甚麼也看不到。

 

 讀書的時候，我幾乎不參加課外活動。所以，對著這幅四米乘十二米的布幅，我實在不知道該怎樣把它變成「七‧一」遊行用的橫額。

九點半，我和彭先到。雨正下得天昏地暗，我們躲在咖啡室內，把A4紙裁成正方形，再在上面畫個九宮格，稍後要在布上畫字時，用作比例參考。不知何故，總有人覺得讀中文的人中文字也會好，而事實並非如此。我一口氣寫了「動」「物」兩個字，自己都不甚滿意。彭說：「你去買杯咖啡，我來。」彭小時候有書寫困難症。咖啡買回來，我發現他竟在看報紙，不由得拍了他一下：「你不是說你寫字的嗎﹖」他指著桌面：「為甚麼打我﹖早寫好了。」果然，是一個工工整整的「罪」字。之後，他寫了「無」字，又把之前我寫得不好的都重寫了。

十點，程也來了。他事前已把字體的呎吋量好。天雨，沒有場地，我們只能躲在建築物的後面，攤開報紙，把紅布摺成橫向的四份，按比例用粉筆在布上畫四個大方格。程本來打算先把方格分成三十六個小格——比九宮格還多——再在上面劃字；當我們發現畫第一個大方格也花掉接近兩個小時的時候，就決定分成四格好了。某些時候，妥協並不羞恥。

彭和程商議好做法，有事先走了，然後程的女友盈到了。她拿起木呎，在紅布上逐少逐少地點出一行又一行的直線，比我們都細心。另一端，程和我劃的「直」線分別向內外兩邊傾斜。盈說：「你不是以上一條直線做標準嗎﹖」程說：「上一條也不見得準確……以整幅布闊四米來說，誤差在十公分之內也可以接受吧。」我們都笑了。盈說：「你開始把事情合理化了。」

畫了第一個，之後的三個就愈來愈快完成。盈說：「畫完第三個我要去吃下午茶。」之後，她又說：「乾脆畫完第四個才去吧﹗」方格每邊長兩米，我們當然沒有那麼長的呎。盈索性躺在布上：「我是一米六零。在我的腳底加四十公分好了。」盈帶了一瓶西瓜汁來，有滋有味地喝著，程只在旁邊垂涎，因為他在咳嗽。她另外拿出一個保暖杯：「喝這個吧，我媽媽煲的。」

我在旁邊看著他們，微笑不語。盈很適合讀哲學的程。

下午三時半，大家都不得不休息了。程和盈往食堂點補點補，我說我留下來看守物資。實情是我累得站不起；實情是，我在生氣。我莫名其妙地在生氣。

我伏在長桌上。雨雲經過的時候，陽光就會忽明忽暗地，在幾步之遙的空地上閃動；在我的視線範圍內，一切變得陰睛不定。我索性閉起眼睛，任由紛亂的感覺往上翻騰，像這個夏天的暑氣，像這年多以來自以為是、疲倦與失望。

彭回來了。我沒有作聲，依舊伏在那兒。他說了幾句我沒有回應的話後，靜默了一會，然後問：「為甚麼你讓我覺得你不忿呢﹖為動物發聲不是你的使命嗎﹖」我無言以對。

人齊了，我們又繼續。原先的方案是用磁漆把字油上去。彭聽了，想了一會，說：「似乎有點不妥。」於是他坐下來打電話給做裝修的朋友。我一邊工作，一邊聽到他對著電話的另一端打哈哈，寒喧，在適當的時候表示驚奇與佩服……於我，這些功夫的難度不下於向後翻騰兩周半與湯馬斯旋轉，也不禁想到有些人，包括自己，有時不屑(其實是不懂)圓滑；到了迫不得已時，就把責任推到另一些人身上，再裝出一個清高的樣子。彭掛上電話：「磁油至少要十個小時才乾，而且布不夠厚，可能會被天拿水蝕成小洞洞。」

我的腦袋已不太懂得運作。。彭又說：「可以用牆紙貼紙裁成一條條長條，當成筆劃砌上去。」見我們站在當地發呆，他動手收拾殘局：「走吧，到油麻地一帶問問。」沿途彭還是不斷打電話和打哈哈，終於趕在文具店關門前買到需要的物料。

花了一整天時間，我們就只畫了四個正方形，已經全身痠痛。橫額必須在七月一日前完工，明天工作必須繼續，我覺得必須慰勞自己。結果，晚飯時分，我花了四百多元，買了一條牛仔褲與一對紅鞋。鞋店的售貨員是個溫柔的男士，我本來試穿一對黑色的，他看看，說：「腳掌好像窄了一點，我換另一個碼給你。」然而三十九號的只有紅色了。曾幾何時，我喜歡紅鞋，紅色毛衣，紅色的一切；然後，又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我沒穿紅。這一剎，我把紅鞋穿上，因為這一點點關於紅的回憶，因為售貨員的體貼與細心，三十秒內我買了這雙紅鞋子。

後來彭跟我說：「你難道不知道那只是表面功夫嗎﹖」我明白他的意思。然而那一刻我只是個膚淺的消費者。

第二天，我獨自拿著大包小包的工具，等候升降機。又是另一個雨天。外面是校園的平台，一個陌生的男人蹲在有蓋的地方，一邊避雨，一邊看報紙。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搞社運的人才。我怕人，怕集體活動，容易沮喪。可是我也知道，許多流浪貓狗想要的，也就是一個避雨的空間而已。可惜的是，在這個社會中，牠們並沒有靜靜地蹲著的權利。我本想為牠們吶喊，結果卻發現自身的軟弱。原來真正的堅強是無聲的，無所謂驕恣，像一頭靜靜地站在街角的貓，誰也不等待。

           自從老師去世以來，我多次想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只是數度下筆，總是無法完成。是的。悼念的文章總是難為的。 

        知道老師病了的消息，是某一個黃昏，我在尖沙咀的馬路上走著，接到林幸謙師兄的電話。我對生老病死之類的事情一直有點反應遲鈍，當下心中並沒有很強烈的感覺。事實上，到了老師離世以後，我也沒有太大的情緒波動——直至三月十七日出殯那天早上，在靈堂上聽到和尚們頌經的聲音，我心想：「有甚麼好吟呢﹖老師還沒有死。」忽然我的腦袋中閃過一道白光；我醒悟過來，知道老師真的不在人世了。那時我才開始哭了，哭到不能坐直身體，哭到前排兩個學生模樣的少女不住轉過頭來看著我。 

        只是，過了數天，我再次覺得老師還活著。過去，每隔三數個月，我們就出來飯聚，一般就在旺角，接近老師住的地方。我總覺得，再過兩三個月，我就會搖電話到老師的家，聽到他帶笑呼喊我的名字，然後，出來吃晚飯。 

        我和老師相識於我進入中文大學之時。當時我不到十八歲，胖胖的，短頭髮，老是繃著臉，一副我行我素的模樣。現在想起來，我不明白為甚麼老師要忍受這個幼稚、無知、自以為是的傢伙——這樣的年輕人是每個年代、每所學校、每個學系都會有的，然而我和老師卻熟落起來了。我不喜歡用「緣份」這類含糊的字眼。是的，第一次相會，那是緣份；然而，之後的交往，必須彼此要付出時間與關心。那不是單單能以「緣份」這樣被動的說法能解釋的。 

        我想起我最後一次見他，那是在他的家。當時他的病情不大好，我給他送藥去。他說：「謝謝。」我說：「別謝了，我們相識十多年了…」說到這裡我就哭了。在我所愛的人面前，我不願意哭，於是轉身走出房間，孰料那就是我們之間最後的對話。老師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謝謝」。其實，他是我的老師，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怎麼他以「謝謝」作為對我的遺言呢﹖我唯一想到的理由是：這個老師愛我。面對所愛的人，我們的習慣是懷著感激的心情道謝。 

        第一次見老師發病，應該是念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春天，杜鵑花紫紅了整個聯合書院的山頭，老師卻艱難地用一隻手的手臂夾著書本，另一手扶著扶手，吃力提著腳步，步上通往課室的那三級石級。老師一直這樣地瘦，是因為哮喘。他說，發病的時候，連坐起來喘氣的能力也沒有。自此以後，老師的講壇上有時就會多了一杯杏仁霜；又有時，我會和文珊買一些啤梨到老師的房間。老師身體不好，常常是我們來了，他才趕忙開空調。因此在我的印象中，老師的房間如同一個書籍組成的雨林，有一種溫熱。窗外的陽光照進老師的房間；老師背著光坐，因為我看不清他的臉，然而我知道他確實是笑著的。我們批啤梨，把軟的熟的留給老師，一邊和他玩無聊的心理測驗，問他喜歡甚麼水果。他說：奇異果吧，因為層次夠複雜。我說我喜歡西瓜，因為紅紅綠綠的，顏色好看。老師說我總是被色相所迷。到我不再是這樣的時候，老師自己先捨棄了諸色諸相。我念大學時，曾經歷一段情緒極度低落而激盪的日子。那時老師一直聽著我重複又重複的憶述、假設、與幻想。事後，一位同學對我說：老師是陪你一起衝向崖邊，然後把你拉回來。只是這一次，當我真的在崖邊站穩，能回首看看身旁時，才發現老師已經不見了。他消失於空氣當中；四週只得我幼長而昏暗的身影。 

        正如鄧仕樑老師所說，老師最受歡迎，也最讓他掛心的，就是莊子的課。那一年的導修，我穿著一件白色男裝汗衣，一條破破的牛仔褲，就這樣面對著同學侃侃而談。老師的評語是「有點靈機，有點附會。」然而他當時的笑容令我不禁有點飄飄然。有小聰明的人，總是不願下功夫的。事情過了關，就算了——所以，當同學說起我的論文時，老師就說：「雖然如此，她不是寫論文的人。」現在，每當有朋友問我會否再念一個學位時，我就會想起這句話。 

可是，我知道，我暗地裡也有另一種想法。即使寫完一篇、十篇、一百篇博士論文，又怎樣﹖這個世界不會好起來。所以，我常常覺得，老師的死，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代表著整個時代的結束——最後一代懷抱著人文主義的知識份子的王朝的結束。老師曾經告訴我，念大學時，曾經和同學討論存在主義，從尖沙咀走到樂富，走了一個晚上，邊談邊走。他們那一代，幾乎是需要命運特殊的恩賜，方能跨進大學的門檻。或許，當時的老師，和老師的伙伴，都相信知識能夠改變世界；他們或多或少帶著一種報恩的心情來追求學問。然而，在香港教育制度底下，知識份子真的變成只有「知識」，再沒有質素上的培養——只要掏出信用咭，一切就會很美好，有甚麼需要改變﹖ 

老師過身之後，我們到老師的家中探望師母，聽她說起一些老師的事情。她說，老師對學生寬鬆，其實對自己是很苛刻的。治學也好，從事創作也好，刻苦是必然的，而且必須忍受寂寞——因為群眾與掌聲都在身後。現在我彷彿看見彼岸的老師在茶色的迷霧中漸漸笑著遠去。他的背向著我們。 

所以，用師母的字眼，老師是「大寂寞」的。那是他自己的選擇。後來文珊對我說，看你怎樣待你的祖母，我覺得你對自己也是苛刻的。只是，我一心想著的，是怎樣衝出個寂寞的籠牢。 

現在，有點諷剌地，我自己也當上了別人的老師。許多我現在不能忍受的事情，例如發脾氣時用腳踢老師的桌子，又或是坐在他的辦公室三小時賴著不走等，我都曾對老師做過了。我記得我曾打過一條毛冷頸巾給老師，並且看見過他帶著。十多年後的今天，師母告訴我，其實老師有哮喘，是不能帶頸巾的。他只是帶給我看而已。 

        前兩天，我與師母通電話，她坦言對老師的思念，以及念及往後日子時的彷徨。我變得想多聽師母的聲音，多與她談天，因為在她身上有老師的身影；而我們都在想念著同一個人。在無眠的晚上，我會想起許多我愛的和愛我的人；在過去一年，他們彷彿約好了似的，幾乎在同一時間全部離我而去。我應該找老師談談——然而他卻是離開我的當中的一人。我一直稱呼老師為「黃生」；然而，在老師過身後，我和其餘學長同學談起老師時，我才發現大家都是喊他作「老師」的。於我，「黃生」是可親的，「老師」是可敬的。在我的心中，老師一直是「可親」超越了「可敬」。現在，隔著茫茫生死兩岸，我彷彿這才看到了老師的高大；我感到他與我們同在，甚至，在各人身上，看到他遙遠的延續不斷的未來。 

        以前，我總愛說，生命是荒謬的。可是我最近看了一本書，作者剛經歷喪妻之痛，他說：不，生命不是荒謬的，苦難才是荒謬。是的。不過是一場疾病，一次意外的遭遇而已。那並不改老師活在我們心中的生命；也不改老師本人面對這個世界時的姿態——從知道患病的那一天起，他早已跨過生命的這場災刦。以前上文學批評課，談到老莊的文藝觀，老師打了一個比喻，說：彈了宮，就沒有商、角、子、宇。現在，隨著老師的離開，他的一切反而更毫無遺漏地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我愛我的老師。那愛並不因著分離而減少。這愛令我和他一起跨過今天的苦難，必然也能令我跨過將來的不可期的波折。 

 

10/5/2002

 

 

 

從朋友家出來時，揮一揮手，告別不同路的友人，回頭就看見了。

那是一個阿婆，坐在一所關了門的地產公司的門口。門口有燈，是白色的光管。阿婆前面是幾棵菜，菜旁邊還有些不知是甚麼的東西。

夜深，酒醉，我一時無法解讀眼前情景。待上了車，回一回神，才想到：阿婆可能是在賣菜，雖然那時已經半夜十二點。

只要二十元，頂多三十元，她就能立刻收檔回家了。可是我沒有掏錢出來；我甚至沒有停下腳步，儘管心裡猶豫過。

十五分鐘的車程把我載離了現場，好遠好遠。空氣中有一陣米仔蘭的味道。夜半的春雨滴在我的面上，涼的，細的，像一顆縮得小小的心。我的酒醒了一半，忽然發現：原來不是每個冬天過後都是春天。

前兩天因公務與師姐碰面，她看看我，說：「你看來有點憔悴。」

之後，我們談起彼此的身體狀況；她說我可能是「虛」，教我多飲杏仁霜、桂圓茶。又告訴我她放假時會走幾小時的路，好幾個地鐵站，「比上健身房好。」師姐說。

要數的話，我和師姐相識超過十年。那時，我讀本科，她已是研究生，寫得一手好詩詞，拉得一手好二胡。她長得高，那時蓄短髮，英姿颯爽，也就是一個「大師姐」的模樣。

後來，我知道她遇上一些不甚愉快的事，離開了學院。再後來，我們又在工作的地方碰上。她比我先到任。到我來了，便相約吃一頓午飯，簡單地交代了彼此別後的生活。然後我們再沒有刻意約會。我會偶爾得知她一點消息，也沒有去證實。這些年，她變得嫵媚了，留了長髮，有了自己的家庭。

師姐和人說話的時候，一定看著對方的眼睛。很多年前是這樣，很多年後也是這樣。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我們會再聊天。也許很快，也許不。林黛玉和晴雯不會成為好朋友。小說中人的缺點是一彎待圓的新月。我們的，純粹是平凡的孤僻。

「你在幹甚麼﹖」我問。

男孩的手不住插進沙裡，然後又抽出來。插進去，又抽出來。大概是聽見我的話罷，他抬起頭。

「他們說，」他眨一眨眼睛，「那是不可能的。」

「甚麼不可能﹖」

「他們說，」他指一指海邊，「用沙去填平大海，那是不可能的。」

我低頭，合上了雙手。善哉善哉，阿彌陀佛。

「那麼，」我抬起頭來，「你還在這裡幹甚麼﹖」

男孩抓著拳頭，然而沙仍是在指縫中迅速溜走了。

「這是我的工作，」男孩任雙手忙碌著，「我的責任是填海，不是把海填平。我走了，還有別的人來。大概誰也不能將海填平的。」

「那麼，」我頓了一頓，「是誰讓你來的﹖」

男孩吃了一驚似的看著我，彷彿那是一個愚蠢的、不合理的問題，「當然沒有誰。是我自己要來的。你又為甚麼站在這裡﹖」

我低頭，又再合上雙手。阿彌陀佛，阿門。

字花串連：夢見卡夫卡的65個人

(這篇文章寫於兩三年前，當時陳映真應浸大邀請，來港主持創作坊)

世界上最難與別人分享的快樂，就是隨孤獨而來的自由。

每次讀到和映真先生有關的文章，我就不禁這樣想。

對上一次見映真先生，已是6年前的事。那時，我剛畢業，在一家出版社任編輯。當時的上司黃幗坤小姐知道我和映真先生有一面之緣，便著我先行聯絡，然後她去台灣探訪他。回來後，幗坤對我說：「他的身體看上去不太好。我和他道別的時候，回首看見他在微雨中踽踽而行的背影，真有點心酸。」碰巧那段期間時間配合，於是我便告了三天假過去了。到買了機票，才知映真先生的母親剛好病了；那實在不是一個招呼來客的好時機。然而映真先生並沒有拒絕我這個不速之客。我記得那一頓飯裡有「地瓜粥」，也就是蕃薯粥。映真先生說：「以前吃蕃薯就是飢荒，現在倒變成健康食品了。」他問我最近在看甚麼書，我說是《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他笑了。其實我看得很吃力，也只是不求甚解而已。吃過了飯，我們又轉了地方喝咖啡。談起寫作，映真先生忽然說：「你還得找個不介意你寫作的丈夫。」然後向著同行的我母親笑了。當時我因為難為情而沒有笑。現在回想起來，倒像是映真先生在預先提示我：寫作的路總是獨自走的。就像他自己「踽踽而行」的背影一樣。

這條路，到底是好走呢﹖還是難行﹖在最近獲得世界華文文學獎後的一次訪問中，映真先生說「我深信知識份子的路程是坎坷的。」知識份子活著不單靠食物，而是靠信念。有了這樣的信念，路就註定坎坷，因為會專挑坎坷的路走。這個獎項的其中一位評審是王安憶。談到陳映真，她有一段很坦白的話：「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我想映真先生不會介意，因為這實在是知音之言。

或許，正因如此，許多人都喜歡映真先生早期的作品；因為面對少年的夢，總比面對真實容易。起碼就我自己而言，我之所以鍾情於〈我的弟弟康雄〉、〈蘋果樹〉、〈加略人猶大的故事〉等，是因為從那些蒼白的主人公身上，我看見一個染血的靈魂在跳動。這個靈魂曾經出現在每一個人身上。只是，隨著歲月，靈魂或是枯死了，或是沉默了，只有在閱讀這些小說時，你又會隱約再聽見那飲泣。我不否認我是抱著一種戀舊的心情，一遍又一遍重讀映真先生的舊作的。那裡面也有我少年時的影子。

不過，當我向學生推薦映真先生的作品時，總是強調：「要看就看全部。」因為，不是每一個作家都願意在自己的作品呈現出這樣清晰、連綿的轉變，彷彿他在讀者面前是赤裸裸的，讓你看著他成長，改變，連皮肉都扭曲撕裂，然後從痛苦的裂縫中生出一個新人來。你會完全明白這種轉變是無可避免而又自然不過的一場苦行，加以接納，繼之而擁抱。在近作〈歸鄉〉、〈夜霧〉與〈忠孝公園〉中，楊斌、李清皓、林標等人，徘徊在日本人、大陸人、台灣人之間，時而激憤，時而囁嚅著瘋癲的囈語，彷彿是當年的康雄自殺未遂，在數十年後的某一個夜裡再次瘦骨伶仃地出現，終於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失去身分的孤兒。有時我會想，映真先生之所以透過這小人物來呈現歷史，是因為，他和他筆下人物的處境同樣難堪尷尬吧﹖在台獨呼聲高漲時追尋祖國統一的途徑、在祖國向資本主義大開門戶時批評企業文化，這種堅持甚至不是孤芳自賞；因為，連作家本人都不一定知道出路在哪裡。如果說文學是為人生的，那並不是因為我們逐漸找到人生的真相，而是真相逐步向我們迫近。年少幻想的濃霧逐漸散開，我們發現自己依然活在一個不公義的世上。唯一的選擇，就是決定停留在少年時代慘綠的自戀中，還是承認自己的渺小，然後去面對那些可能是我們無法回應的現實。有時，自由的體現是一個殘酷的抉擇。

同樣，歷史也是殘酷的。它的殘酷在於身處其中的群眾懞然不知，甚至在當中狂歡度日。「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然而我不是耶穌。我只是一個凡人，而凡人總想自己活得快樂。不久之前，我和一個久別的朋友見面。談到創作，他聽到我說想以南亞族裔人士為題材時，有點驚訝：你以前不是以自我出發的嗎﹖我沒有告訴他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該怎樣下筆，也不知道寫了有沒有人看。可是我只是聳聳肩，一副滿不在乎的模樣。有時，愈是認真看待文學，就愈不能抱太多的期望，才有氣力繼續這種寂寞的遊戲。映真先生有一段常被人引用的話：「文學畢竟是給失望的人以希望，給受到恥辱的人以尊嚴，給挫傷的人以安慰，給絕望的人以一點希望的火星。」如果我們衷心相信這話，那麼也就是相信在這個消費主義的社會下，文學應具有反建制力量，能改變世界。吊詭的是，現在文學也不免被商品化了。各式各樣的排行榜，自會把不受歡迎的聲音擠出去。先知在本家是不受歡迎的。這也許不是值得忿忿不平的事，而不過是現實的常態。

1995年暑假，我飛到台灣，和陳映真先生首次見面；事後的感受已寫在〈叔叔與我〉一文中。那次會面大約是兩三個小時左右。在人間出版社的辦公室中，我和映真先生談了些甚麼，坦白說我都忘了。現在能記得的，就是臨走時，他知道我未吃中午飯，於是給我買了一個飯盒，交在我的手中。為甚麼是一個飯盒﹖或許，現在我會這樣回答：如果有一天世上每一個角落的人都得到溫飽，文學就可以從天地間廢去。那次回港後，與先師繼持先生談起這件事，他說：「很少小說家是人比小說好的，陳映真是其中一個。」我覺得這是對映真先生其中一句最好的描述。

如果命運是一陣風
那麼人生就是一場紙屑的派對
那麼
至少我並不孤獨

有一次，和一班新相識的朋友聊天，我跟其中一位年紀差不多，也是中大畢業的提起「泳池邊」，她忽然轉過頭去，向另一個人說：「是不是﹖我早就說過，中大的泳池邊。」

「泳池邊」是同年代的記憶。我常常記得那裡的夏天，大家都穿著短袖上衣，一起研究檸檬批的餅皮材料、談所謂的戀愛經驗、易經占卜是否靈驗……這一切似乎都比研究學問有意義得多。

我曾和我第一個喜歡的男孩到泳池旁吃飯。我告訴他雞腿飯很好吃，他點了，一邊吃，一邊說：「很難吃。」他不是中大的學生。他甚至不是大學生。中文大學，又或是大學，兩者對他來說都太遙遠了。那一刻我隱隱知道自己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我不該和他來。我自以為美好的東西，對當時的他來說可能是一場遙不可及的夢。我不知道自己算是天真還是張狂。

我曾在泳池旁囂張過，彷彿世上的所有都任我揮霍，包括光陰，包括別人的感受。一群話不投機的同學走過來坐下，招呼未打完我抬起腿就走了。我背著她們大步離開，想像她們錯愕的表情。我憎恨她們的善良，彷彿這個世界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是友善的，我的莫名的憤怒是無聊的。某一個黃昏，我喝得滿面通紅，坐在泳池看台上，看著對面的山頭一點一點地隱沒在昏暗的天色中，如同不受控制的潑墨向四方八面滲透。濕透了的世界是那麼沉重、那麼冰涼。

升上研究院之後，我曾經和老師、幾個師兄在泳池旁閒聊。說是閒聊，其實我是在一旁聽。他們在談尼采，我知道自己沒有插咀的份。只記得問了一句：為甚麼中學沒有哲學課呢﹖為甚麼一定要上了大學才可讀哲學﹖師兄說：對啊，讓中學生也知道駱駝、獅子、嬰兒的比喻；讓讀書不成的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下午四時的太陽如常照耀；我忽然感到四肢熱起來，握著拳頭，分不淸那是激動還憂鬱。

我知道，人生的許多痛苦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做成的。可是，若沒有理想與現實的對照，我們根本不會知道自己正處身於甚麼樣的狀況中。沒有狂妄過，就不知道甚麼是世故；沒有露天的泳池邊，就不知道在商場和連瑣咖啡店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我也知道，現在的Snack Bar已經裝上了玻璃外牆、空調、金屬色的餐椅……已經和市面上許多快餐店一模一樣了。也許，學弟妹們不會知道，在沒有禽流感的時代，來這裡的人，喜歡看到麻雀啄食的模樣；喜歡凝視山上那間小白屋，如何消失在吐露港的霧氣中；一個相熟的同學在泳池中狠狠地划手，於是你知道她的個性，非得要自己筋疲力盡不可……風吹過，陽光貼著赤裸的手臂，有溫暖的觸感，是杜鵑被蒸出草木的腥氣。我不知道日後學弟妹想起中大會想起何處。但願那依然是與他們日後所踏足的有一點點不同的、可以讓他們失敗、任性、憤怒與悲哀的地方。


圖片來源：獨立媒體(「保護中大山城」行動)

蜥蝪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時半了。他坐起身來一會，才想起應該打開窗簾。於是他打開窗簾。猛烈的陽光一剎那讓他睜不開眼睛；他想了一會，才想起現在已經是六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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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已近乎清醒
是的
我已近乎清醒
只要把眼睛張開
我知道
我將會看見一片綠色的聰明葉
一條理路在中間分開
如同一雙濕潤的翅膀展開
我知道我已近乎清醒
生命的腥氣在我鼻尖下瀰漫

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已近乎清醒
我正在激烈地等待
那一刻的到來

寂寞是透明的
於是我把這個世界看得更清楚
卻觸摸不到

不如下一場透明的雨
讓我淋濕
讓我就此溶掉吧

玫瑰

玫瑰的名字，本不叫作玫瑰；因為我愛她，只好陪她一起撒謊。玫瑰的顏色緋紅，謊言是她的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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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我隨旅行團到韓國旅行。通過旅遊巴士的窗戶，我看見一個蹩腳的韓國人，一拐一拐地走著街上。當時我還是一個文藝少年，因此心中即時冒起的，是一首新詩，題目喚作「異鄉的跛子」。如同一切年輕的生命，我只有題目而想不到詩的內容，一直擱了下來；而這未嘗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因為現在我終於醒覺到，在異鄉的不是這位先生，而是我這個自以為孤獨，又以自以為是地用這種眼光看其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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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釵把粧抹掉後，對著鏡子端詳著自己；忽然，她發現了甚麼似的，把頭湊前了一點——額頭好像有點表情紋了。她撥開頭髮，向著鏡子一笑，果然看見額角的乾紋比以前明顯。寶釵的視線從額角移到自己的眼睛。都三十出頭了，還想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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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石頭容許青苔在裂口處生長
有些沙漠因為偶然出現綠洲
一個游子走過
吹響了無人聽到的口哨
聲音震碎了擠擁的空氣
天空無預警地下了一場暴雨

那個晚上我夢見貓在游泳
我看見牠伸展四肢
撥開朝側面來的波浪
我看見牠的下巴貼著水面
三角形的頭蓋如同向前的船艫
水在兩旁滑過
路過的水珠掛上了鬍子

腳下沒有路
牠不會抓到任何泥土

那個晚上我夢見貓在游泳
我夢見自己
因為愛而失去的勇氣

當我知道洪葉全線結業的消息時，這間書店已渡過了它的最後一夜了。在那淡淡的錯愕與傷感中，我清楚嘗到一絲澀口的虛偽：我也許久沒上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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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陰的日子老是讓我想起蝸牛
那種突然出現的生物
每一次蠕動都是對土地的親吻
每一次親吻都必須拖著沉重的身軀

潮濕是牠唯一的感觀
即使在露水中溺死也沒有人在意

我像蝸牛一樣搬動自己
在春日的微笑中邁開艱辛的腳步
每一步以後都有沼澤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