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2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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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書迷和寫作者的心路歷程
一个书迷和写作者的心路历程 ／叶河
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追溯起来，已有一段相当湮远的时日。一路来，断断续续地买书、看书、写作，间中掺杂了一些人事的变迁，一些零星以及逐渐模糊的记忆，像光与影、明与暗，纵横交错地构成一幅支离破碎的心灵版图。
记得开始对写作产生兴趣是在197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距离家乡三英里半的一间英文中学里就学初中班。教我们华文的是一位姓蔡的年轻女老师。她满脸姣致的秀气，气质非凡，谈吐温文尔雅，特别关注我的作文和周记，经常在批阅后，不厌其烦地留下评语，循循善诱，激发我的思维，使我受益匪浅，对写作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潜意识里，我把她当成倾泻的对象，把一些年少的心事，宣泄在青涩和困顿的文字里。那时，我确实有一些委屈的心事要纾解，因家境贫困，父母经常为生活上的拮据而对峙，发生激烈的口角，把整个家搞到鸡犬不宁，在我童稚的心灵上，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使我落落寡欢。家乡坐落在河口，我常在黄昏时刻到河堤静坐、沉思，等待落日的余晖把水面铺上一片柔和的橘黄色，才重拾低落的心情回家。
初中时，冥冥中注定要和《学报月刊》结缘。不知是在什么机缘的牵引下，我买了刚从《学生周报》改成小开本的《学报月刊》，特别喜爱悄凌编的文艺专题，对那些绝美的配图与画面，爱不释手，有诸多低回的迷思，以及遥不可及的幻想。我把一些幼作投给《学报月刊》的习作版，大多难逃投篮的厄运，一、两篇侥幸被刊登，使我振奋不已。我陆陆续续地订购了十多年的《学报月刊》，直至停刊。虽然过后《椰子屋》尝试承担《学报月刊》所背负的文化包袱，但遗憾的是，《椰子屋》也同样难逃停刊的厄运。不管怎样，《学报月刊》确实陪我度过惨绿的少年期，在成长的过程中，以及摸索的空间里，烙下深刻的印记。
同样是在初中时期，我开始接触《蕉风》，似懂非懂地啃读着那些艰深的文字，流连在文学的边陲地带，尝试伸出心灵的触角，去试探文学微妙的脉动，偷偷地潜入文学的领域里。我也陆陆续续地订购了好多年的《蕉风》，直至休刊。复刊后的《蕉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质与量方面已有显著的提升。想到这份历史悠久的文学刊物得以继续传递文化的香火，开拓更辽阔的文学疆土，心里感到非常欣慰，仿佛看到一道久等的曙光，出现在马华文坛阴霾的上空。
初中时，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许姓同学。他热爱文学，对古典诗词有所偏爱。我们经常在周末的夜晚，相约到河畔破旧的公园，在轻微的浪涛声中，昂望漆黑的夜空，追踪流星的过迹，一起在星空下谈文论艺，总会有一些无谓的对峙，以及缄默的沉思。那时，我邮购了雅波的《深山寄简》，和他一起交换阅读的心得。《深山寄简》的女主角是柔柔，我们对她飘逸的形象都怀有绮丽的幻想，在年少的情怀里，留下许多无辜的梦迹。后来，我离乡背井，到外地求学，我们只能在年杪的假期里晤面。年杪，酬神戏在小镇的戏台上演出，这是小镇里一年一度的盛事，小孩们的脸上都流露出等待的喜悦，大人们则忙于准备祭品。小镇民风淳朴，庙宇林立，香火鼎盛，居民多是虔诚的信徒，敬畏鬼神，以酬神戏来祈求神明的保佑，求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约定时间一起去看酬神戏，聚集在戏台下拥挤的人潮中，在袅绕的香火里，以及铜钹和锣鼓的声浪中，感染一点古典的气息，仿佛回返古代，有一种时空位移的错觉。过后，我们会到路边临时搭起的小贩摊子吃夜宵，边吃边谈，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同个时期，我邮购了梅淑贞的《梅诗集》。那时，对诗还不甚了解，只知道文字优美和浓缩就是诗，分行和压韵就是诗。梅淑贞是当时文坛公认的才女，买她的诗集，纯粹是对才女仰慕的情结所致。为了感染一点诗意，我似懂非懂地背诵着梅诗里脍炙人口的诗句：“山啊请伸出你宽厚的掌／巨人的臂弯／若不／将悲凄地下山……”后来，我又邮购了温瑞安的《将军令》。那时，温瑞安刚出道不久，年少的锋芒备露，在文坛上掀风涌浪，颇受众人的瞩目。他诗中的江湖本色，以及侠客柔情，使我读后沾染侠义的精神，耽溺于古典的浪漫中。
1970年代中叶，考完初级文凭后，我从偏僻的小镇转入槟岛一间半寄宿学校，就读两年的高中理科班。这两年，我住在宿舍里。刚住进宿舍时，在陌生的环境里，初次面对花样层出不穷的拖尸活动，感到有点震惊，但并不敢公然违抗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那时还没有所谓的迎新周，拖尸活动长年猖獗地进行。每天放学后，吃了午餐，我们这批新生都战战兢兢地躲进房里，怕一外出就会被刁蛮的高年生戏弄。我记得高年生们都故意为自己取个很长很长的绰号，只要能把这些绰号背好，我们就安然无事，否则，将面对心灵及肉体上残酷的摧折。因临时背不起一些特长的绰号，我经常被罚做十次的掌上压。高年生们把我围在中间，双手叉腰，意气风发地在一旁点算。当他们从1数到9时，我还以为任务已完备，可松一口气，没想到他们竟然从9.1重新数起，数到9.9时，再从9.91数起，数个没完没了，直至我精疲力尽为止。我们这批新生都期望年杪快速到来，好让我们擢升为低年生，不再被视为新生，拖尸活动也自动终止。我记得擢升的仪式在食堂里进行，我们都戴上圆锥形的彩色纸帽。仪式一过，在欣然的欢呼声中，我们把纸帽抛掉，发现高年生们对我们的态度突然转变，温和得多了，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一分子，我们对他们的厌恨也就此烟消云灭，只觉得苦尽甘来，之前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是值得的。
我就读的这间学校没有增设华文班，但是，我对文学的热忱并没因此而减温。住在宿舍里，生活过得异常单调和沉闷。每隔两周，校方都会允准我们外出。这是令我亢奋及久等的一刻，除了到街边的小食摊饱食一顿，我会趁这个机会，到德顺街的旧书摊选购文艺书籍。如今的德顺街已失去原貌，在光大城市发展的规划下，只残剩一小截不显眼的道路，勾勒不起昔日的形迹。我记得我在德顺街买了《当代文艺》、《教与学月刊》、《伴侣月刊》、《海洋文艺》，也买了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丛书，如：徐速、黄崖、黄思骋的小说。我把这些破烂及发黄的旧书，藏匿在抽屉里一个隐秘的角落，不敢公然摆在案头，怕和那些数理书籍互相顶撞。高中的课程繁重，每天面对枯燥及机械化的数理公式，心里郁闷时，总会忍不住把文学书籍拿出来翻阅，借以滋润日渐干枯的心灵。但是，读后往往滋生沉重的负罪感，深怕耽误了神圣的学业。果不出我所料，这种习惯对我的学业带来负面的影响。
考完大马教育文凭后，我在同一间学校继续就读中六数理班，但是，我却不能住进宿舍。宿舍的名额有限，专供中四和中五的外地生寄宿。因家里经济拮据，我无法像其他同学那样，在邻近的住宅区租房，只好寄人篱下，住在外婆的家。外婆家在峇都茅，属于郊外地区。槟城人惯称郊外为“山顶”，有荒僻的意味。郊外的人把进城说为“下坡”，把市区称为“坡底”，也反映出同样的含意。那时，外婆刚搬迁至峇都茅，还在适应生活上的遽变。外婆老家本在万角兰一座离蛇庙不远的小山上。那时，万角兰一带还是一片田园风光，可以看到一畦畦的菜园，以及疏落的典型农村小屋。年杪的长假，我会到外婆那儿小住。正月四日是蛇庙清水祖师的公诞，庙前搭起戏棚，上演几天的酬神戏，我们都挤在戏台下凑热闹。那时，蛇庙的后山还是一片葱翠的丛林，据说庙里的青蛇都来自那里。庙里还饲养几条大莽蛇，青蛇则四处盘踞，不像现在那样稀少，难得一睹。
外婆的老家四周种满各类果树，如番石榴、香蕉、橘子、柚子、波罗蜜等，随时可以采撷，大口大口地咬吃。山上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我和表弟们经常在那里赤手捉鱼，嬉水玩乐，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外婆是典型的农家，以养猪、鸡、鸭维持生计。我记得大人们用刀把香蕉树的茎切成薄片，我们这些小孩就举起双刀，把这些薄片砧碎，再掺入一些现成的饲料，倒进大灶里煮烂后拿去喂猪。山中的生活简朴，小孩们都有各自的玩乐。我常把椰叶卷成号角，吹出低沉的声调，为山中的岁月增添了原始部落的诡异氛围。1970年代，槟州政府在东南区的郊外，大事征地兴建电子工厂，以求突破失去自由港的经济窘境。外婆首当其冲，被迫搬迁，那段山居的日子也从此沉淀在岁月模糊的记忆里。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女儿，早年远嫁他乡，生活艰辛困苦。外婆把对女儿的怜惜，转投于我这个外孙身上，对我关怀备至，常悄悄地在我的校裤口袋内，塞进零用钱。
住在郊外，我需要经历两段截然不同的上学和放学路程。每天清晨，天还未破晓，我乘坐学生巴士上学。从郊外到市区读书的莘莘学子散布各地，就读于不同学校，整个运载的过程很费时，我经常在摇晃的巴士里昏昏欲睡，醒来时已抵达学校的路口。从路口，我需要走一条弯曲的小路进入校园。我记得这条路叫艾柏申路，两旁长了高大的黄花树。每逢落花的季节，黄花像急雨般骤然下完，路面铺满清香的花瓣，走在黄花路上，有一种又浪漫又凄迷的感觉。天气比较冷时，四周迷漫着潮湿的雾气，展现朦胧的美感。走这一段小路，总有偶发的联想。有时，我会想到电影《一颗红豆》里浪漫的一幕：林青霞在树下跃起，拨弄满树的黄花，乍然之间，花落如雨，叶飘如蝶，散落在她身上。那时，林青霞红透半天，她秀发披肩，笑容甜美，衬托出清秀的气质和亮丽的形象，是许多纯真少男心中的偶像。我也在房里张贴她的海报，烦闷时凝视她的颜面，仿佛心中已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放学的路程则不同。因我的时间无法和学生巴士配合，只好改搭公共巴士。首先，我要乘搭林成成的绿色巴士到港仔墘的转站，再改乘骆文秀的黄色巴士，赶赴一小时的车程到郊外。每逢星期五，放学比较早，隔天也不必上学，我不用急着赶回去，心情比往常轻松多了，有逛街的闲情逸致。我会趁这个机会到庇能律一带，恣意地溜达，浏览商店的橱窗，口渴时到街边吃遐迩闻名的煎蕊，或到格成茶室吃红豆冰。偶尔，我会到首都或丽士戏院看午间电影。我记得我看了几套奥斯卡电影，包括阿尔柏奇奴的《狗日下午》、蕙丹娜薇的《唐人街》、杰尼克森的《飞越疯人院》、保罗纽曼的《火烧摩天楼》、达斯汀荷夫曼的《克拉玛对克拉玛》。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歇息，无心的离轨，过后，我还是要面对每天来回颠簸的路程，仿佛每天都和匆促的时间竞赛，导致我无比的疲惫，精神濒临崩溃，功课也赶不上，对数理的兴趣逐渐减低。因此，中六的第二年，我毅然申请进入师训学院就读，想脱离这段波折的生活。我的级任老师对这唐突的决定感到非常讶异，不断向我追问个中原因，我只是无奈地对他耸肩摇头，想到不久后将和同窗三年的朋友分道扬镳，离开环境幽美的校园，有点黯然神伤。我特别怀念校园里那片葱郁的竹林，以及缓缓流过竹林边的小河。我记得在运动会时，我们到那里砍竹，在草场边搭盖凉棚，供队友使用。传言有马来学生在砍竹时中邪，导致行径怪诞，喃喃自语地陷入昏迷的状况，需要劳动舍监念诵《可兰经》里的经文驱邪；又听说有人在夜里看到魑魅的鬼火，在竹林间闪烁，搞到宿舍里人心惶惶。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师训学院接受两年的工艺师资培训。师训学院坐落在吉隆坡蕉赖的一座小山冈上。从大路旁，需要转入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途经一个不知为什么被称为刚果村的零星马来村落，才抵达学院的门口，再走上一段陡斜的山坡小路，才算进入学院的建筑群里。初入学院时，学院生理事会为我们安排迎新周的活动。除了正规活动，我们要面对高年学院生的戏弄和奚落。我在高中时期已尝过更苦涩的拖尸味道，并不把这些变相的玩意当一回事，倒是那些娇生惯养的女生，初次离乡背井，被戏弄和奚落后，总是流露出委屈之情，以及羞辱之气，令人惨不忍睹。我记得因某个新生向院方投诉受到不公的虐待，院方决定插手，导致学院生理事会成员集体辞职，抗议院方的干涉，我们被夹在其中，无辜地在酷热的太阳底下，曝晒了一个午后，直至僵局缓和，理事会成员回归岗位，迎新周的活动才
得以继续下去。
那两年的师范课程意外的轻松，和中六繁琐的课程相比，真有天渊之别，我也有较多闲暇看书和写作，恣意地开拓自己私有的空间。师训学院那两年，我都住在宿舍里，每个月杪到半山芭的渣打银行，心急地挤在人群中，只为了领取区区几十元的津贴。当天夜晚，我们一群朋友悄悄地溜出学院的后门，穿越隔邻医院的宿舍，走一条迂回曲折的幽径，到附近一个叫宝登的小市镇，一边吃夜宵，一边尽情地高谈阔论，在喧闹的夜市中放纵地欢笑，神采飞扬，对未来没有丝毫的疑虑。
读完第一年的师训课程后，我被学院派往森美兰州一个小村落，进行一个月的实习教学。当我接获这个指示时，我并没有极度的惊慌和恐惧，反而有点期待的喜悦，想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去实践在讲堂里学习到的一些教学理念。这个村落叫Sendayan，偏离大路，几排高脚木屋密集在一大片葱郁的油棕园里，是联邦土地发展局开拓的一个典型马来村落。村里设备简陋，只有一间小邮政局、一间小警察局、一间小杂货店、一间马来小学，以及我在那里实习教学的国民中学。我住宿在一个马来家庭里，屋主淳厚，没有种族的偏见，我也入乡随俗，和他们一家人融洽地用餐。村里有一座小山冈，长满茅草，开出白茫茫和轻盈盈的花。我常在黄昏时刻独步经过这里，有一种飘逸的感觉，仿佛脱离尘世的混浊，心中特别的祥和，特别的淡然，这种感觉使我写了一些文章。周末时，我并没有返回学院，一个人乘坐一小时的巴士，到芙蓉市镇四处游荡，走在陌生的街道上，有一种流落的感觉，以及漂泊的心态。
在师训学院那两年，不自觉中，我已流露出文艺青年的特质，陷入一种忧郁的情结意识里，经常穿着蓝中泛白的褪色牛仔裤，摇晃着喇叭款式的裤角，拨弄着流云般的散发，独来独往，以为孤僻和离群就等同于超凡脱俗，对任何事情都比别人想得深、想得久，耽溺于孤独的思想国度里，一副多愁善感、不识愁滋味的样子。有时候，我会在周末的午后，一个人乘坐东风巴士，到茨厂街和苏丹街一带，无所事事地从街头闲晃到巷尾，在络绎不绝的购物人潮中，反觉得有点轻微的落寞，不想随波逐流，只想专注地浏览老街的人文景观。偶尔，我会坐在丽士戏院的栏杆上，观赏都市少女卓越的风姿，对她们怀有诸多不实际的幻想。有时，我会走得更远，到臭名昭彰的秋杰路，对风月场所好奇地张望，总觉得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暗中蠕蠕地进行着。有时，我会走到繁华的端姑阿都拉曼路，进入第一购物中心或雪兰莪购物中心，浏览琳琅满目的货品。我记得第一次吃肯德基家乡鸡，就在这条街的某间店里。1970年代，连锁快餐店的潮流还没在本国风行，对我这个来自于小镇，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能吃到肯德基家乡鸡，已是一种全新的经验。过后，在金河广场也吃过几次。那时，大家都用刀叉，不像现在，都用手。我记得有一次，坐在邻座的一位雍容华贵的妇女，拿不准手势，切割鸡肉时过于用力，整块炸鸡飞落地上，令她非常尴尬，不知所措。我偷偷地看在眼里，想笑但是不敢笑出来，至今，我还栩栩如生地记得这一幕。
在师训学院时，我参加了班台渔村的一个文友会。这个文友会油印文友们的作品，装订成册子，同时也主办集会。我在假期中参加了两次的集会，地点都在浓雾迷漫的太平山。第一次在海拔最低的沃申别墅，第二次则是在海拔最高的草舍别墅。第一次的集会，我遇到了文臣和雅白夫妇。雅白曾在中四时和我同班一阵子，我转校后，不知她的动向，竟然在集会中意外邂逅，令人感叹命运的难以捉摸，人生际遇的无常。我曾到文臣坐落在爱大华某个园丘里的老家，在深夜里和几位文友，到天定河划舟、捕鱼、捉螃蟹，在寂寂的星空下，以及波光荡漾的水声中，度过一个奇妙的夜晚。
同个时期，我以不同的笔名，投稿给《星槟日报》的“星座”版和《建国日报》的“金色年华”版。我想，影响我至深的应该是《星槟日报》的“星座”版吧。“星座”版由里诺主编，深受北马一带年轻写作者的支持和拥戴。里诺经常在假期主办集会，地点不是在葱绿的山上，就是在蔚蓝的海边。他喜欢和年轻的作者打成一片，交融在一起，像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后来，我才知道里诺是Linus的音译，是花生漫画里那个离不开毛巾，一天到晚都含吸着拇指，经常受到查利布朗揶揄，极其缺乏自信的小男孩。
通过“星座”这个管道，我参加了多次的集会，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升旗山半山腰槟光学院里的集会。通过集会，我认识和结交了一些文友，其中，我和徐若洋最熟络。那时，若洋在《建国日报》北马办事处当采访记者，他写一手好散文，有一把感性的嗓子，是北马年轻写作者心仪的偶像。他身子高瘦，在生活上几经波折，脸上流露疏淡的沧桑。他几度搬迁，曾在打枪埔、日落洞、亚依淡租过房子。我曾多次在他房里留宿，和他通宵促膝长谈，谈文学、理想、人生、恋爱等切身的话题，度过无数个难忘的不眠夜。我记得我曾经以这样的文字形容过他：“你是高高的挺秀，以阳光充饥后，用影子来印证你的存在”。
这期间，北马一带的年轻作者，经常出版合集，如：《如梦集》、《荒野流泉》、《花开阳光好》。说真的，我对他们洋溢着欣羡之情，也冀望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像他们那样结集出书。这种为出书而写作的心理，使我操之过急，无法脚踏实地，让急躁的思路慢慢地在心中酝酿，继而发酵成芬芳的文字。
那时，我还没有真正接触到可以令我爱不释手的海外文学书籍，阅读的范围仅限于一些本地作品，如：棕榈出版社、犀牛出版社的书籍，唯一的例外是三毛。我记得有一回从槟岛坐渡轮回来，在码头一个杂乱的小书摊里，买了三毛的《雨季不再来》。坐在渡轮临窗的位子，在海风轻轻地吹拂下，以及摇荡的波涛中，进入了这个早年患上自闭症女孩的内心世界。过后，我买了《撒哈拉的沙漠》，对三毛浪迹天涯的事迹，怀着浪漫的遥想，对她的崇拜到了如痴似迷的地步。三毛走向撒哈拉沙漠是因《国家地理杂志》一篇报道而起，这也间接地带动我对这本杂志的初步涉猎，以及后来的长期订阅。我几乎把三毛的书籍都搜集齐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毛迷。三毛的夫婿荷西，不幸在一宗潜水意外中丧生，以及几年后她的猝逝，给我带来极大的震荡。
在师训学院受训那两年，有缘结识天狼星诗社吉隆坡分社的风客，和他志同道合，颇谈得来，由他引进诗社。我从风客的藏书中，初次接触到台湾的现代文学，跨入现代文学海外的重镇，畏怯地面对坐镇的现代文学大师，如：周梦蝶、余光中、张系国、林怀民、王文兴、痖弦、罗门、管管、洛夫、蓉子、陈映真、王祯和、叶维廉、叶珊（后来的杨牧）、陈若曦、白先勇、郑愁予、欧阳子等。这个另类的接触，开启了文学的拱门，把我带入一个辽阔的境地，扩展我的文学视域。若干年后，当我有一点点经济能力时，这些大师的经典书籍，我都一一购买，摆放在书架上最显著的位置，丝毫不敢亵渎这些不朽的名作。
我加入诗社时正值它的没落期，以及多事之秋。诗社的支柱，如：温瑞安、黄昏星、殷建波、方娥真、廖雁平等，已赴台追寻他们的神州梦，我无缘在诗社的鼎盛时期，沾染一点神话王国的气息。不管怎样，加入诗社确实巩固了我对文学的信念，这个信念在心中凝结成一股无形的推动力，使我对写作更加执着，更加狂热的投入。这段时期，我买了诗社成员的一些书籍，如：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张树林的《易水萧萧》、雷似痴的《寻菊》、蓝启元的《橡胶树的话》。他们的书，在我和诗社之间搭上一座桥梁，加强了心灵上的联系。
我只参加了一次诗社的集会，地点在金马仑高原。我记得和韵儿一同上山赴约，一路蜿蜒曲折，心中虽有兴奋的期待，却也有怯怯的不安和焦虑，不知和陌生的社员们会面时，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在这个高原的集会里，我首次会晤社长温任平，不敢直望他炯炯的眼神。潜意识里，总觉得他深不可测，遥不可及，高高在上，是马华现代文坛的泰斗，我这个刚出道，且又籍籍无名的文坛小卒，岂敢冒然和他搭讪？我断断续续地买了他的《黄皮肤的月亮》、《精致的鼎》、《人间烟火》、《众生的神》、《文学、教育、文化》、《文化人的心事》，还搜索了他的两本少作：《无弦琴》和《风雨飘摇的路》。说真的，我对他的作品，已到崇拜的地步，尤其是收集在《黄皮肤的月亮》里面的散文篇章，理性和感性的交融，意象的堆砌，意境的深邃，思维的周密，以及笔触的尖锐，现今读来，还能感觉到初读时的那种震撼力。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喜欢张树林的诗和散文，总觉得他纤细的感性，是从他岭峋的傲骨里，一点一滴、活生生地流淌出来的。
我和诗社的因缘只是昙花一现。加入诗社不久后，风客步随女友的后尘，旅居法国。临行，他送我几册书籍，包括《天狼星新锐诗选》和《诗风》，我至今还保存这些书籍。偶尔翻阅逐渐昏黄的册页，总有一些漂泊的记忆，在脑海中悄悄地浮现，有一种岁月流失的失落感。不知滞留异国的风客，是否还保持当年那种孤羁，但是至情至性的性格。少了风客，我和诗社唯一的联系也断绝了。风客走后不久，我也离开吉隆坡，被派往东海岸瓜拉登嘉楼的中华维新中学执教，开始另一段未知的生涯。另一方面，因时空的疏离，我和北马文友的联系也逐渐转淡，最终告一段落。
我抵达东海岸时已接近1980年代。1980年代，越南难民偷渡南中国海域，常在东海岸的海域外自行破舟，断绝归路，挣扎地在汹涌的浪涛里游向海岸，寻求政治庇护。我曾目睹他们上岸后，蜷缩在堤岸的一角，在海警荷枪实弹地驻守下，哆嗦着单薄、干瘦、湿漉漉的身子，流露出极其疲惫，以及畏怯的目光。这令我震惊的一幕，触动了心中悲悯的一角，目睹他们惨绝人寰的遭遇，使我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沉重与尊严。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都被暂时安顿在海域外的一个孤岛上，等待被遣送到另外一个肯收留他们的国家。我常在洁白的沙滩上，看到被浪涛冲上岸的破舟残骸，感觉到海岸线的风雨，特别飘零和凄迷，也领悟到世事的无常，一切可能与不可能，可知与不可知的事情，都随时会在瞬间刹那发生。这一切使我对生命中的变数，感到极其的无奈，同时对这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以及未来的日子，滋生一种沉郁的感觉。
几个月后，当我渐渐地适应了东海岸的生活格调时，仿佛是前生无法了断的情缘，我在一个舞会里，认识了现在的妻。那时盛行周末舞会，我们这一群从外地来的单身男子，总在舞池中，疯狂地扭曲着身体，模仿尊特拉沃达的舞步，在比知士快节奏劲歌的带动下，在霓虹灯的闪烁中，踩碎摇晃的身影，尽情地放纵自我，发泄心中压抑的苦闷。舞会后，我们拖着蹒跚的步伐，醉意酩酊地走在寥落的午夜街道上，把路边一些空罐踢入沟渠里，响起空荡荡的声音，在夜空里回旋激荡，赫然地惊醒在街边打盹的野狗。
认识现在的妻，使我陷入一段痛苦的恋情中。我们都各有一段阴霾的过去要遗忘。师训学院毕业的前夕，劳燕分飞之际，我决定和女友分手。我记得那个晚上，学院刚好停电，我们在幽暗的回廊里，静默地对立着。我抽了生平中的第一支烟，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她显然有点惊愕，有点不知所措，未语先咽，眼眶中闪烁着润湿的泪光，我心中有点歉然，不知如何启口。那时，我毕竟太年轻了，对未来的生活有诸多的疑惑，无法确定人生的取向，不想太早有任何不必要的束缚。我是背负着这段初恋的点点遗情，心情异常低落的来到东海岸的。妻也为了苦守一段两地相隔的变质恋情，而内心有所挣扎。我记得在离开市区不远的峇都布落海滩，我们共度无数个互相依偎的夜晚，在漆黑中望向南中国海的浪涛，一波波汹涌地翻滚过来，击打着脆弱的堤岸，在洁白的沙滩上，激起破碎的浪花，使我们难以把持心中的激荡。后来，我们挣脱了各自的阴影，坦诚地走向彼此，南中国海的浪涛，终于在我们的心中，化为一片宁静和辽阔的海域，展现出另一种旖旎的风情与魅力。
在东海岸长达八年之久的流离岁月里，写作成了我宣泄感情的唯一管道。这段时期，我对年轻的生命有诸多的寻思，在理想与现实的对峙和拉锯中，面临抉择的困扰，难以坚守心中的理念，使我异常落寞，经常到海堤静坐，任由澎湃的潮音在心中跌宕；或走在唐人坡的老街上，踽踽独行，沉浸在百年的孤寂中，和两旁的古厝一样，感觉到时光遽然地停顿在某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就连心情也斑驳起来了，像青苔那样，在潮湿的阴影里繁衍滋长。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使我写了不少低调的散文，投给《学报月刊》的“文卉”版。与此同时，我开始大量的买书，想在书中寻找心灵的依据，脱离低调的心境，也希望能从书籍中，汲取更多的文学养分，滋润创作的泉源。我向吉隆坡的新欣图书公司邮购台湾洪范出版社的现代文学书籍，也向学报社、人间出版社、十方出版社邮购一些本土的文学书籍。除此之外，香港的素叶文丛对我这个书迷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但这些丛书都很难在本地的书店里买到。搜索多年，我只买到钟玲玲的《我的灿烂》、古苍梧的《铜莲》、何福仁的《龙的访问》、蓬草的《亲爱的苏姗娜》。
在东海岸执教的那段日子，每逢短假，我会乘坐夜班长途巴士，熬过漫漫的长夜，到吉隆坡武吉明登路的马来亚图书公司和金河广场里的长青书店买书，总是满载而归。年杪长假返回北马小镇时，我会抽空到槟岛逛书店。那时岛上还没有大众书局，我通常到沓田仔街的远东文化有限公司、商行唱片书局、亚洲书局，或光大二楼的绿苑书廊，沉潜在浩瀚的书海里，摩挲心仪的书籍，消磨一个书香盎然的午后。最使我怀念的是绿苑书廊。绿苑书廊专卖纯文学书籍，布置典雅，独具风格。我在那里买了几本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封面设计得朴素雅致的余光中散文集，也如获至宝地买了方思和林泠的诗集。令人无限感叹惋惜的是，绿苑书廊最后也悄然停止营业。另一方面，自从大众书局的连锁店在岛上崛起，沓田仔街的传统书局也面对严峻的冲击，惨淡经营，一间一间的沦为文具店，有些甚至关门大吉，这条昔日散发着书香的书街也渐渐地没落，隐入时光灰暗的隧道里，成了记忆中的浮光掠影。
回溯起来，东海岸的日子并没有完全虚度。有一阵子，我对几本书非常的偏爱和执迷，这几本书影响我至深，引发诸多的省思。渡也的《历山手记》是其一。渡也在手记里，流露出对爱情无比的执着，在绞缠的情感纠结里，留下了挣扎过后的累累伤痕。这种无法自拔的苦恋，和我当时的心境有点类似，深深地触及我内心中感情最脆弱的隐秘地带。除了《历山手记》，我也耽溺于他图文并茂的情诗集《手套与爱》。这本诗集也记录了他对爱情的迷惑，在幻灭的情感中，留下了他对爱情难以割舍的痴迷。方娥真的《日子正当少女》可以说是我的床头书。方娥真那种不沾人间烟火、又纯真又灵气的少女情怀，宛若神话中的梦呓，在虚幻和真实之间，引发我诸多的迷思。另一本我随便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的书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读张爱玲的都市传奇故事，使我一步一步地陷入一个没落与湮远的年代，感觉到人世间的无常、灰暗、沧桑、沉沦，久久不能自拔。我同时也喜欢也斯充满生活格调的散文，读《灰鸽早晨的话》和《神话午餐》，使我悟彻许多生活小节里的大哲理；读《山水人物》，我则体会到贯穿山水之间的人生，悠悠中自有清淡的韵致，使我益加注意周遭的人事和景物的变更，细嚼生活的韵味。另一本我经常来回翻阅的书是《叶珊散文集》。叶珊的文字婉约如涓涓细流，在寂寂的心壑中，慢慢地流淌成天长地久的迷情。除此之外，我对亦舒的《豆芽集》也有所偏爱。亦舒的文字清新简洁，写的都是生活里的小节，点到为止，颇能引发深入浅出的反思。我记得那时我住在瓜拉登嘉楼市区里万莪街旁一座三层楼店屋的顶层。我租的房间面街，对面恰好是一座廉价的红灯酒店，叫大红花酒店，一个充满诱惑且非常暧昧的名字。每当读到夜深，感觉有点困倦时，我会把书暂搁一旁，依在窗沿往下望。那时，空荡的街道已静寂寥落，几辆三轮车，稀稀落落地停放在酒店前。三轮车夫嘴角叼着廉价的草烟，等着载送在酒店里出卖色相的风尘女郎。这些风尘女郎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中年妇女，过度的浓妆已挽不回流失的青春，她们和三轮车夫打情骂俏时传来粗俗的淫笑声，听起来令人格外恶心。看到这一幕，使我感觉到人性的沦丧，无法定下心来把书读完。后来，我搬离闹市，远离城市生活的阴暗面。
在中华维新中学执教那几年，几位学生和我相处得分外融洽。他们是邢福光、蔡慧菊、张燕美。他们对文学都有几分偏爱和执着，我想，是文学的脉络把我们交汇在一起的吧！福光的心思敏锐和慎密，学业卓越，写一手好字，又具备绘画天分，也喜爱音乐，常和我一起在斗室里听歌和聊天。那时，他在听费玉清、郑怡的歌，我则沉耽于另一些歌者的专辑，如：罗大佑的《之呼者也》和《家》、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张艾嘉的《忙与盲》、李寿全的《8又二分之一》。除此之外，我也钟意另外一些零零散散的歌曲，如：潘越云的《天天天蓝》、林子祥的《水中莲》和《零时十分》、爱迪罗宾的《星》、齐豫的《橄榄树》、刘文正的《秋蝉》、苏芮的《一样的月光》、蔡琴的《最后一夜》、邓丽君的《海韵》等。同时，我也醉心于一些西洋的经典歌曲，如：纽洋的《疯狂的马》、卜狄伦的《在风中飘扬》、董麦林的《梵谷》、保罗赛门和葛芳哥的《烦恼河上的桥梁》、占士泰莱和卡露金的《你有一个朋友》、杰申布朗的《空跑》、卡莉赛门的《你很无知》、约翰连侬的《想像》、凯史提芬斯的《清晨已破晓》、占库西的《瓶中的时间》、戴安娜罗丝的《在早晨触摸我》、荷西费利赛奴的《火和雨》、艾顿尊的《抱歉似乎是最难启口之言》、比利祖尔的《第五十二街》。这些歌曲陪我度过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日子，为我的生活谱上不同的音符，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平定过于浮躁的思绪。
福光在中五毕业后到新加坡深造，后来成为海洋工程师。慧菊清秀亮丽，敏慧过人，颇有文才，一副才女的外型，但是却不热衷于写作，实为可惜。毕业后，她到新加坡就读，事业有成，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燕美则比较情绪化，对生命怀有隐恻的迷思，有显著的反逆倾向。毕业后，只知她远赴吉隆坡攻读商业专科，继而在那里工作和定居，成为一个典型的都市白领丽人。她以雨子为笔名，写了很多悲情的小说，小说最后结集出版，以她的笔名为书名。出版后，她托她的妹妹送我一本，想是要让我知道她已出书，成名了。我读后觉得欣慰，毕竟，我曾目睹她在文学道路上艰难的起步，也知道她对写作确实有一番野心，有一种狂热的追求，以及一股坚毅的使命感。
1986年杪，当季候风在东海岸海域外如期的刮起，我冒着灰蒙蒙的风雨，心中充满复杂的离愁别绪，告别东海岸，返回家乡执教。驱车离开时，沿途一些低洼地带已开始浸水，车轮辗过，留下两道湿润的轮迹，像我的心迹，还残留着对这片土地的眷念。想起坐落在小山冈上的学校，以及每天都要经过的陡斜山路，那毕竟是我执教生涯的起点，心中难免有依依不舍之悲情。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学生和同事熟稔的脸孔，不断地在我脑海里萦绕，无法抛诸脑后，难以排遣心中的惆怅。在中华维新中学执教时，我还年轻，对教学充满理想，和学生们也颇合得来，没有什么隔阂和冲突，尤其是多次带领华文学会主办的旅行团，以及篮球校队，南下北上，匆匆地走过许多陌生的地方，一同留下仓促的足迹，以及欢欣的笑语。八年的岁月毕竟不短，也是我生命中一段关键时期，我从单身到恋爱直至结婚，体验到生命中不同的转折，不同的蜕变，进入不同的生活层次和面向，是一段充满意义的人生历程。几年前，我曾重返中华维新中学校园，见到几位旧同事，但是，经过一段邈远的时日，事过境迁，人事已非，过去和现在之间存有巨大的反差，使我无法重温当初的记忆，找回昔日斑驳的心迹，唯有在心中唏嘘不已。
我从东海岸带回几箱文学书籍，以及福光送我的卡带。卡带是约翰连侬和大洋野子的《牛奶和蜜糖》。好多年后，卡带坏了，把它丢弃的那一刹那，心中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好像将永远挽不回某种东西那样的怅惘。刚返回北马时，福光和慧菊还和我保持联系，尤其是福光，每年都从远岸寄来别致的生日卡。但是，时空的暌隔是难以跨越的极限，我和他们的联系无法持续下去，最终音讯沓然，唯有无奈地接受因缘了断的残酷事实。
离开东海岸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在外流荡多年，而且已成家，想稳定生活的定向，找一个舒适的落角处，安顿下一站的生活。另一方面，我正在理大校外系就读第三年的课程，想住在比较靠近大学的地方，方便到图书馆里参考，以及寻找资料。跨入大学神圣的殿堂，接触的都是冷肃的学术书籍和期刊，思维方式趋向于冷静的理性剖析，以及逻辑性的推理，进入一种与文学截然不同的读书心态，使我渐渐地疏远文学书籍，对写作的热忱也降到最低点，最终黯然停笔，结束以文字书写情怀的日子。
其实，在东海岸时，我已读了两年的理大校外课程。那时，我经常在周末的早晨，到一间名为Al－Yunani的书店，购买国家语文出版局的书籍，以及一些杂志，作为课程上的参考资料。书店由一位祖籍云南的回教徒经营，他的皮肤异常皙白，几个女儿好像是由同一个模型铸造出来似的，脸颊白里透红，秀丽可人。除了必读的书籍，我也旁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书籍，阅读的空间慢慢地扩大，增加了更多层次的思考空间。书店的对面是大巴刹，周末时人潮熙来攘往，喧哗杂乱，让人轻易地感觉到生活紧凑的脉动。巴刹的左侧是老渡头，可以坐船通往对岸的马来村落。渡头边总停放着三三两两的三轮车，老迈的车夫一边吸着廉价的草烟，一边招揽顾客。当地人把三轮车称为“德士”，我刚来时难以启口，但是，听久后，也习惯了这种另类的称呼。
我经常在买完书后，在早晨温煦的阳光普照下，悠闲与舒缓地走过巴刹和渡头，再走一小段凭海临风的公路，到皇宫外的公园里，细读刚买的书籍。公园里的树木扶疏，把草地遮盖成一片凉阴。海风习习地吹来，在茂密的树叶间撩起细碎的哆嗦声。我在微凉的树阴下，专注地读我的书，偶尔搁下书，思考一些课题。读累时，我会到公园旁，马来人经营的小摊子里，喝一杯热香的奶茶，吃道地的早餐，用本土的马来方言与摊主交谈，已有落地生根的感觉。公园的对面是开向南中国海域的河口，有一道水泥砌成的防波堤，以及围栏。入夜时分，这里非常多风，是情侣们拍拖的地点。我也曾在这里停驻，面对着河口，以及对岸稀稀落落的灯光，在起伏不定的潮音里，感觉到爱情的难以把持。
调返北马后，除了理大合作社的书店，我经常到坐落在车水路槟城广场二楼里的时光书店买书。除此之外，我也不会错过从德顺街搬迁至中路的旧书摊。旧书摊的设计有如凉亭，一间一间整齐地排列在路边。这段时期，我专门收藏《国家地理杂志》，摊主一看到我，就洞悉我的来意，从隐秘的一角，搬出一大叠的《国家地理杂志》，在讨价还价声中，完成廉价的交易。旧书摊再度搬迁至吉灵万山巴刹二楼后，我已少去光顾，一来泊车不方便，二来环境龌龊。最后一次去时，看到很多摊位已关门大吉，顾客稀少，感觉到旧书摊的行业已逐渐式微，无声地没落，有被淘汰的隐忧，心中无比的伤感。不管怎样，在买书的过程中，旧书摊是不可磨灭的记忆，一、两位摊主，我甚至是看着他们长大，从上一代的手中接管破烂的书摊，无法不感觉到岁月的倥偬，时空的隐退，以及人事变迁的惘然。
修完学士学位后，我被调往北马一个小镇的国民型中学执教。因为对学术研究已产生浓郁的兴趣，我决定继续深造，扩大学问的领域，以自修方式撰写硕士论文，研究华文教育在多元社会中寻求定位时所涉及的族群政治斗争。为了搜索资料，我专程到教总购买有关华文教育的历史文献，如：《教总33年》、《董总卅年》、林连玉的《风雨十八年》、《教师杂志》合订本等。我也到附设在雪华堂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寻索资料，尤其是剪报。研究华文教育坎坷，以及血迹斑斑的历史，使我感触良深，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历经几代的风云人事，华文教育始终在逆境中求生，是华族难以割舍的血缘，难以卸下的文化包袱。研究华文教育在本土扎根的历史，也间接地引发我对华侨历史的兴趣。在寻根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我开始搜集这方面的史料，试图在历史的洪流里溯源而上。
我在北马执教时已进入1990年代。那时，我封笔已久，很少涉猎文学书籍，从东海岸携带回来的几箱书籍，大多已尘封，散发腐朽的霉味，奉养了许许多多的蠹鱼，对国内外的文坛动态，极其生疏。冥冥中，在某种机缘巧妙地安排下，我拂去蒙在书上的那一层厚厚的尘埃，在沉淀的时光里，重新翻阅这些被我冷落了一段漫长时日的书籍。在翻阅的过程中，仿佛时光倒流，想起那段写作的日子，因才情的局限，我始终无法突破小我的情怀，进入大我的境界，唯有黯然及无奈地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重新翻阅这些尘封的书籍是因为我有两位非常喜爱写作的学生，他们是张惠思和许玉燕，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死党，也是华文学会的中坚分子，热衷于搞基层活动，在校内的创作比赛中屡次夺奖，才华横溢。惠思在上我的地理课时，经常不专心听课，心底下有过多的寻思，总流露出迷惑的眼神。有时，她低着头涂涂写写；有时则偷偷地阅读文学书籍。有一回被我发现，看到她阅读的竟是残旧的五四文学书籍，心有不忍，并没有厉声呵责，反而向她推荐一些台湾的现代文学作品。此后，她缠着我，屡屡向我借书，而且越借越多，使我难以招架。
惠思笔触敏锐，心思纤细，才情过人，在中五时，已写出超逾她实际年龄的佳作。她有时会托来一大叠文稿，要我修改，我也尝试给予意见，给予鼓励。惠思后来进入马大的中文系深造，进入了她心中的梦土。我预测她在写作上必有一番大作为，果不出我所料，她时有佳作在主流报章的文艺版上发表。后来，她荣获《星洲日报》的花踪新秀新诗奖，才情受到赏识和肯定，是她写作生涯里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她的一些作品也收入马大中文系出版的文集里。她在2000年出版散文集《心事红红》，送我一本。过后，她又想要出版诗集，寄来诗稿，要我写序。我因久没动笔，而且读的又多是国、英文的学术书籍，文思萎缩，写不出行云流水的文字。另一方面，我又忙于撰写论文，想在短期内呈交，恐无法胜任，拖了一段时日，最终只好推卸这个重任。和惠思相比，玉燕并没有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她是《南洋商报》北马办事处的记者，从事和文字有关的事业，也算是对得起当初她对文学的执迷。回想起来，当记者也是她梦中的理想啊！我读过她在北马版上写的美食系列，想起以前她笑开来时，那种又开朗又灿烂的青春少女模样，想必她现在的日子一定是过得很惬意吧！
时日经年，买书、看书、写作已构成我生命中一部分难以割舍的记忆。追溯起来，感觉到时光流转，岁月嬗递，恍如隔世；一些模糊的过去，在恍惚的心态里，若隐若现，只觉得千头万绪，尽是流离的伤感，也不知该如何娓娓细诉，才能把点点滴滴的细节，串成完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