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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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累了合起书,看窗外头艳阳底下的椰影婆娑又蕉叶摆摇,才发现文字的里外,原来也得以交融成声息相通的两个世界,现实与虚构,界限似乎不再那么清楚分明了...
乃健先生拨电来,说要我担当“筹募出版《方北方全集》新闻发布会”槟城场次的主持任务,我二话不说地当即应允。允承的当儿,我既没考虑自己能否能胜任愉快,也没探问相关的细节,只觉得既然前辈来以事相托,就不该让他失望才是。
乃健先生拨电来,说要我担当“筹募出版《方北方全集》新闻发布会”槟城场次的主持任务,我二话不说地当即应允。允承的当儿,我既没考虑自己能否能胜任愉快,也没探问相关的细节,只觉得既然前辈来以事相托,就不该让他失望才是。
贸然接下任务之后,我才在脑海里搜寻点滴记忆:身为晚辈,我毕竟不曾与方北方有过生活层面的交错,除了他是作家,我是小读者,我们始终只在文字的点逗之间接触着。然而,方北方毕竟是马华文坛的一面旗帜,如今八字辈以降的爱书人或写作人,或许对方老其人其书略感陌生,但直到我们这一年龄层的人,倘若青涩的少年时期稍涉文艺阅读,大概很少没读过方老的书的。于我而言,最初接触方北方的书,终究还是从父亲留下的旧藏书里掏出来的。那时父亲早已去世,储存父亲留下的旧藏书的,那书橱也不再是我童年时两个叠高了立起摆置的木箱,而是有一大面透视玻璃的大橱,那是祖母搬离老屋时没带走的多用途储物橱吗?我一直没问,但在我获得允准自行打开书橱找书之时,它就是父亲的书橱了。
父亲去世之后,这书橱也不晓得经何人之手给收拾整理,一些年代久远的旧课本——有物理自然簿记商概等等的,那是只有高小毕业的父亲工余进修以求自我长进的?这些早已过时的自修教程,都被摆在最底层的内里一排,大概认定不会有人再有兴趣取阅,但也舍不得丢弃一份记忆,所以暂且给留着?至于摆在前排取放方便的书,当然更不是杂乱无序地任意摆置,而是按一定的类别来分层安放的。方北方的书,那三几册都给并列在一处,里头有《娘惹与峇峇》、《迟亮的早晨》、《说谎世界》等中长篇小说,放在一起的,还有连士升、邝国祥等人的书和巴素博士的《马来亚华侨史》,显然那里是马新本土出版品专区。头一回,我从那角落抽出一本书来读,那就是方北方的《说谎世界》了。
父亲留下的这一册本土旧书,它的书页都已发黄,书角略有磨损,封面尤其带有虫蛀的痕迹,装订的钉针也严重锈蚀了,随手摸上一把,往往还会掉出些许锈渣来。弹去锈渣了再把书页轻轻翻开——太粗暴恐怕要掉页的,那样就仿佛掀开了一个跟我们生活的周遭很切近的现实世界,无论是作家的叙述用语还是人物对白,在在都与以往读的五四文学作品来得不同,感觉亲切得很。
方北方的文字,以及里头那没有四季轮转的热带生活,于是成为我对马华新文学作品的最初体验;读累了合起书,看窗外头艳阳底下的椰影婆娑又蕉叶摆摇,才发现文字的里外,原来也得以交融成声息相通的两个世界,现实与虚构,界限似乎不再那么清楚分明了。在那之后,是否还接着读方氏的其他作品,我毕竟不记得了,但对于《说谎世界》,却印象深刻得很——多年以后似乎还重读了一遍。小说里长得脑满肠肥的大头家坐在办公桌前一把抓起了电话听筒,接着一边拨号又一边在嘴里喃喃念着电话号码“吓吓死猪”(6632的英语谐音)的一幕画面,后来一直烙印在我脑海,至今都不曾剥落。那个时候,当然还不曾听闻作家所经历的现实原型,也不曾把小说人物与现实世界给对上号,但我最初的马华文学阅读体验,就在那泛黄的旧书里掀开了头。
父亲的年代,方北方是活跃的本土作家,几本小说出版之后,据说销路颇广,爱书成癖的父亲,于是也成为方老的读者之一。于是乎,父亲留下的旧藏书,也就让我在字里行间窥见了生活周遭的南洋热带。之后再过些年头的高中时期,我也开始经营自己的藏书了,而笔耕数十年的方老,却还依然在创作的路上。那时节刚出版的《树大根深》,我当时买了读了,至今仍在我的书橱里好端端地藏存着,就像父亲当年那样……
一直到现在,我都经常打升旗山下那海客园外的大马路驰行而过,然而,我当然不曾见到方老沿着那条长路往学校步行而去的画面。唯一一次见到方老,那是1986年在槟州华人大会堂举行的一场马华文学研讨会。方老在早年少有的马华文学研讨会主讲的马华文学发展历程,于是成了我马华文学的第一堂课。那唯一的一次照面,方老端坐在讲台上宣读讲稿,而我是初扣文艺门径的后生小辈,演讲结束,当然也没敢挤上前去攀谈或提问。最后,最后就是到老人家的灵前致一份心意了。
因为两代人的藏书里都有着他的作品,也因为那拉开长距离的唯一一次会场接触,所以自己才不加思索地当下应允乃健先生的献议,我想,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2009年5月24日完稿)
10.6.2009刊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