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將出版社

   

  

   陈徽崇是很执着的，就像他执着为音乐事业付出心血，无怨无悔；就像他执着到台湾师大念音乐系，同样是抱着一颗坚定不移的心。

   首创廿四节令鼓，让振奋人心的鼓声传遍全国，甚至邻国新加坡的幕后英雄──陈徽崇，从学生时代开始，便把音乐当成是生命中的脉搏。即使到大学深造选系，他在表格填上音乐系后，便打定主意不再做其他的选择，虽然父亲反对，而当时念音乐系的风气也并不流行。

   “到现在，一些家长还是会觉得念音乐、美术是不切实际的，反而鼓励他们选择商科、理科等比较有出息的课程！”

   当陈徽崇申请保送到师大念音乐系时，做父亲的马上想到地方上的送殡乐队，极力反对，两父子就为了科系的问题，相持不下了几个晚上。

   终于，有一晚，父子俩各自睡在床上，“旧事重提”。陈徽崇无奈地说：“如果不念音乐，不知道要念什么，打工啰！”结果，父亲心也软了，点点头，让孩子往音乐的领域发挥。

   “父亲其实不是固执，他只是希望孩子能有成就。他的观念是认为选择其他的系，将来就不用吃苦，或许他并不知道音乐是怎么一回事。”

  

  

   陈徽崇于1947年出生，六岁前的童年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度过。

   “印象中，那时过的农村生活，到处都是田地、黄梨园、椰树，我家后面还养蜜蜂！”

   “父亲在我们很小时，便随祖父到南洋找工作。他什么都做过，最后一份是当旅店管工。日军入侵大马时，父亲还被追杀，差点连命也没了，幸亏他跑得快！”

   陈徽崇六岁时，母亲带着他南下，两年后生了个弟弟。再过兩年，却为了第二个弟弟，不幸流产而逝世。

   “我对母亲的爱是当她已离我而去，不再回头时，才慢慢体会到的。之后，一听到跳跃的音符，都会触动我思念母亲的感情。這份感情一旦流露，是那么真实，又是那么遥远……。”

   陈徽崇的父亲自此便没有再为孩子找个“新妈妈”，因為他们改变不了“后母都是坏女人”的观念。结果，套句陈徽崇的形容：“一只老鸭带着两只小鸭过日子！”

   “我的父亲是明理的，他一直都让我们随自己的理想、兴趣而发展。”

   陈徽崇高中时便已开始教音乐，加上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众多，师长也鼓励他们往音乐方面学习，更加强他对音乐的情怀。

   “我记得有位陈裕胜老师，他说我有天份，常带我去看歌舞团表演。当时的歌舞团都很有水准，表演者都受过正规的训练。”

   陈徽崇对音乐的热爱是一点一滴培养的，他可以为了观赏一场合唱团表演，独自踏着脚车，身上带着仅有的二、三元，从安顺骑到怡保，一百公里的路程，花了入门票和晚上住会馆的费用，剩下的一毛半，就到街边的“印度档”买杯一毛的咖啡和五分的面包充饥。隔天，只带了一支水瓶，又沿着同样的路程，骑着“铁马”回家。

  

  

   “那是从新加坡来的合唱团表演，非常精彩，非常动听。”虽然那已是久远的事，陈徽崇仍以回味无穷的心情细细诉说。

   从幼稚园到高中，陈徽崇都是安顺三民学校的校友。1966年中学毕业后，他获保送到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深造。

   “三十年前，到台湾念书的费用比起赴欧美国家并不算高，加上我进的是师大，吃住都免费，一个月生活费只需马币一百元。”

   在台湾进修的日子，陈徽崇才发现音乐超乎自己的想象。大学里有系统的教学、有正规的理论，也有一批批比自己更出色的人才。

   基础不强，先天没有良好训练的环境，陈徽崇比别人付出多一份的艰辛。

   “当时我好自卑，唱又唱不过人家、弹又弹不过人家！台湾本土的学生自小便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基础都比侨生强。”

   “幸好，班上同学都能在相处融洽的情况下，互相学习，也让我进一步领悟音乐的生命力。”

   按照陈徽崇的理想，是希望大学毕业后，再到欧美国家进修，当个音乐教授，不过却因经济环境不允许，于71年毕业后，便在台湾实习教学了一年。73年，他回到大马宽中执教 。

   在台湾实习工作的日子，陈徽崇引以為豪的是當年的台湾国庆，台北市举行一场合唱会，而他就担任这场演唱会的总指挥。

   这场由该市好几间中学所组成的大合唱表演，人数就有一万多名。站在黑压压的人群前擔任指挥，陈徽崇的感觉是“很有满足感”。

   陈徽崇对音乐充满热忱，回到大马后，却发现本土的音乐文化是个沙漠，他拚命想改变环境，却往往吃力不讨好。

   “我起初从学校、学生方面着手，尽量去推动各类音乐表演活动，让公众了解音乐的意义和熏陶。”

  

  

   “本地的音乐文化是逐步在改善中，虽然效果并不显著。不过，这也难怪，毕竟我国的客观环境与外国不同。”

   刚留台回国的陈徽崇，可说是“热血青年”，很多东西看不顺眼，也想不通。看见观众穿拖鞋、带小孩来到宽中礼堂，坐在位子上边看音乐会边嗑瓜子、吵杂的场面，令他愤怒、令他感到这些群众已把礼堂当成是夜总会了！

   当时的他，可以带着满肚子气，跑到台上，对着观众大骂！

从事音乐教育二十年，陈徽崇对音乐人才遭埋没和音乐文化没有提升的现象，是无奈、失望與痛心交织。

   91年6月间，在一批热心朋友的支持下，他开创“柔佛音乐艺术学院”，离开执教多年的校园，持着要普及本地音乐艺术文化的信心，盼望学院能培植出一片绿色音乐丛林。

   “老实说，我不是没有心灰意冷过，但又能怎样呢？只能朝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向走。”

   执着，让陈徽崇做了很多事，越做越多，别人讲的也多。但，他的观念是：成功人士有哪个不是执着於自己的意念？成功的路程，有人或许只花一、两年的时间，有人却花了毕生的精力。

   “我现在是自己不表演，而是做出成绩让人欣赏。人家也许什么都不用做，可是我却觉得自己是不能再回头。”

   陈徽崇认为，华社有条件推动具有精神价值的活动，但往往这股推动力却没有多少人接受。

   “搞教育者并不等于是文化人，教育制度已忽略提倡内在美。华社或许有人可以花二、三十万买车、买房子，却嫌三万元的钢琴太贵。”

   他感慨地说，除了谈生意、赚钱，我们并没有建立精神文明。有些东西并不是靠钱得来，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失去的将会更多。

   “我们缺乏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音乐厅。要推动文化事业，就得比别人付出多番心血。或许是祖先南来时，只为了赚钱养活家乡的人，所以没有培养任何的文化气息，结果造成现在轻视文化的现象。”陈徽崇还是觉得独中教育有些方面需待改进；他同样觉得留台生的力量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人，都是为生活而忙碌，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对社会没有害处。不过，只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忙碌，那么在历史、族群，整体性看，就没有力量了。”

   “安定的社会更需要建设，我们无需面对混乱的局面，也不必用生命去争取任何事物。将来，很难预测。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做，没有建设，以后可能就毁了……。”

  

  

18.2.1995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