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濁水溪社

（本文為施正峰先生「吳濁流的民族認同 －－以《亞細亞的孤兒》作初探」論文之摘要，原文請見：http://www.wufi.org.tw/shih/asiawu.htm）

 

所謂「認同」(identity) 是指一個人對自己的綿密感覺(a coherent sense of self) (Wheelis,1958: 19)，它強調的是自覺(self consciousness)，比如洛克 (Locke) 就認為「個人認同並不是來自對於實體 (substance) 的認同，它只不過是對於意識 (consciousness) 的認同。 」而「民族認同」是一群人在意識上有共同的自覺，也就是「我們」相對於「他們」或「你們」的獨特感覺，同時這群人相信彼此休戚與共，在主觀上希望透過建立國家來保障共同福祉(Shafer, 1972: 14-15; Gellner, 1983: 49)；這裡，我們由「個人的認同」遞進到「共同的認同感」。也就是說，我們將探討胡太明如何將他個人的認同，延伸至整個民族的認同。

   
         一般在討論「民族」的時候，我們會把其構成的因素分為客觀與主觀兩大類。客觀因素又可歸納成 (1) 觀察得到的有形特色，比如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習慣；(2) 無形的基礎則為共同的歷史或經驗。在眾多客觀因素中，又以無形（或想像出來）的共同歷史經驗最為重要，因為它可以超越不同的有形特色而加以整合。而主觀意識才是決定民族認同的關鍵。

        民族認同又是怎麼產生的呢？呼應以上對於民族構成因素的分類，我們也可將民族認同的產生原因分為三類：一為原生的血緣論（或文化決定論），一為權力結構論（或工具論）：前者認為民族認同建立於一群人在客觀上有形的共同文化基礎，比如語言、宗教、生活習慣，甚或共同的血緣(Isaacs, 1975)；後者則以為民族認同是因為一群人針對自己人在政治權力、或經濟財富上的分配不公而形成主觀上的集團意識，而血緣或文化的特色只不過是動員的工具(Smith,1991,1983; Snyder, 1976)。另外的第三類以研究文化的學者為主，他們強調無形的基礎，也就是共同歷史、經驗與記憶（不管是真的或想像出來的）才是決定民族認同的關鍵 (Anderson, 1991; Bhabha, 1990; Horton & Baumeister, 1996)；Smith(1986: 2) 甚至這樣說：沒有記憶就沒有認同－－儘管是選擇性的記憶。

       在心理學上，心理學者大致追尋 Erik H. Erikson 的傳統，以為認同除了建立在由個人、族群、或民族的特色所組成的核心 (core) 外，更重要的是要由外在的社會、文化結構或情境 (context) 的影響力所塑造。認同是個人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惟有核心與情境能獲得平衡，認同才能確保 (Graafsma,et al.,1994: 159-63)。也因此，認同不僅是內省後的自我想像，也是自己所投射給他人的意像，所以，認同是一種互動的、相對的社會關係，也必須由他人的反應來獲得意義 (Klapp,1969:viii, 39-40; McCall & Simmons,1978: 65: Grotevant,et al., 1994: 10-12)。既然如此，認同並非天生自然而且一成不變的，它必須在適切的環境下發展，並且不斷地接受滋養與維護；隨著環境的改變，認同也必須不斷地作調整，以維護其均衡 (Klapp,1969: 6)。也因此，任何認同都是建構出來的、獨特的、是歷史的偶然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Connolly, 1991: 46-48)。先前所提的有形特色與結構上的條件，恰好可與Erikson 所提供的核心與情境作一對一的相互對照與呼應。

        表面上來看，無論是歷史、或是經驗，似乎都是客觀存在的，然而，它們與記憶一樣，往往是人們選擇性認知的結果，甚至是想像或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在「客觀」的共同歷史經驗轉化為主觀的認同之前，必須先經過人們的認知來加以篩選。我們甚至可以說，共同歷史經驗只不過是過去的情境罷了，而在此情境與上段所提到的「核心」交互作用下，認同便產生了。

       在對於認同有了基本認識後，我們便可以討論在《亞細亞的孤兒》書中，胡太明的認同究竟為何？是日本人？中國人？原生的漢人？還是隱約成型的現代台灣人 (embryo modern Taiwa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