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論戰的硝煙怎麼來？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 藍士博
(本文為作者課堂發言整理)
我想關於論戰的經過已被人詳述，我想提及的是：對於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別忘了以鄉土為名的戰爭一打有三次）開打的原因與要點，除了學者過去所提及的之外，應該還有一些可以再多加注意的部分。
首先還是得簡單地爬梳，葉石濤在《臺灣文學史綱》中以時代動蕩的觀點對鄉土文學論戰進行闡述，提出經濟發展與外交挫折成為臺灣民主運動與文人自覺的雙重主因，不論彭瑞金、游勝冠等所謂「本土派」學者的論述也大多以此作為基調。只是時空背景固然是論戰打的必然條件，但從時空背景的內涵去細細區分，則應該也有其必要才對。
我們必須瞭解，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對臺灣所造成的影響層面，就如同臺灣在接受現代性或殖民性一般，往往是漸層性的滲透，而非斷裂性的翻轉。過去只就外國企業與外交困境上加以考量，雖然考慮到外在因素的影響，卻忽略了臺灣戰後在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之下，其實也有促進政治民主化與文學在地化的可能（例如：《臺灣文藝》、《笠》的出現，戰後世代的崛起），而臺灣各地區在接受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影響時的不共時性，便也造成了在考量鄉土文學論戰時的一個要點。
因為如果用陳芳明對臺灣新文學史的大略區分（殖民->再殖民->後殖民）來看，則第三次鄉土文學論戰的開打與歷程，尚在臺灣尚未解嚴、「再殖民」時期的階段，於是鄉土文學論戰所意味著必然是反殖民/後殖民的問題，同時也讓它成為許多文學之外的議題化身。換言之，鄉土文學論戰的導火線與火藥成份不盡然是「純文學」公司的出品，而是自基層的臺灣社會夾帶走私而來。
於是鄉土文學論戰之所以複雜，一部分便與臺灣社會城鄉發展不勻的經濟差距有關，外國資本主義對臺灣的影響無疑是全面的，但對不同地區的影響程度如何，則必須被放入確切的歷史情境中來加以考慮。臺灣都市與鄉村在受到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面與文化面）影響下，對於文藝美學的接受標準也有所不同。例如現代主義文學的風潮雖然早自六○年代就開始躍動，但時至七○年代，以官方立場為主導的文壇風氣仍未完全轉換，而它們這種以寫實主義為標準的美學眼光，甚至相當程度地被鄉土文學擁護者引用，形成了論戰時的一個焦點。
況且，一旦再將政治上的意識型態與認同因素代入，則鄉土文學論戰即便不宜以「統」vs. 「獨」作雙方立場不同的旗號，但至少嗅聞得出「官方」vs.「民間」的味道。然而即便同樣歸屬於寫實主義立場，卻也有以反映臺灣民間疾苦為訴求的鄉土文學支持者，和強調光明樂觀的官方文藝立場的擁護者的不同區別。而主張幽暗批判面的民間文人，後來因為在國族認同上的抉擇不同，進而在八○年代分道揚鑣、正面朝彼此開火。
所以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臺灣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面貌？我個人會嘗試以這樣的角度加以解釋：它所觸及到的其實與戰後臺灣場域上一直存在的族群問題有關，同時配合著都市、鄉村所受到的不同程度資本主義影響，還有國族與認同的岐見，進而使鄉土文學論戰必然無法以當時因再殖民/反殖民結構而產生的二元對立架構來加以討論。因為不論從文學觀、階級、意識型態、認同等標準所進行分類的所得，答案往往會是互斥（KMT的文藝政策=寫實主義，寫實主義=鄉土文學陣營，KMT的文藝政策≠鄉土文學陣營）或互文（陳映真=鄉土文學=左派=中國）的牽扯不清。
然而至少有一點我們可以是確定的，那就是以國民黨為主體的官方文藝政策，在歷經鄉土文學論戰以後便一去不再復返。時至今日，倘若我們可以用多元並立的後殖民（現代）觀點，重新回頭檢索鄉土文學論戰的問題核心與過程，我相信必然可以對臺灣文學史的詮釋上開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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