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早期的小學：大龍國小

很慚愧，我是福州人，可是我不會講福州話，小時候祖母還在時還會講，可是祖母過逝之後就沒人講了。不過各位講的話我大概聽的懂一些。 

我們台大城鄉基金會受縣政府委託來這裡做一個十二村的調查，然後在牛角村作一個示範性的社區規劃師計畫，社區規劃師，這個名稱很學術，很專業，所以要我來講一講。  

我就用講故事的方式來跟各位談一下。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 

雖然我是福州人，但是我不是出生在福州，我是出生在貴陽，貴州的貴陽。出生在打仗的時候，跟日本人打仗的時候，然後我在台灣唸小學，唸完小學之後我的家人就搬到印度去了，所以我的中學是在印度唸的。唸完中學之後我就到美國去了，所以大學、研究所，畢業之後就在美國工作，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書，然後一直到十二年前，我才回到台灣來。 

我在教書的時候，有一年，民國73年，1984年，我帶著我的家人，我太太跟兩個小孩子，回到福州去，那時福建省政府請我當顧問去做城市的規劃，我們在福州住了3個月，這個經驗讓我對我自己的家鄉有了一個新的認識。 

回家鄉對我來講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我要讓我的孩子對他的家鄉有一個感覺，雖然也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家鄉，但是我刻意的要把他們帶回去，對他們祖先住的地方有一個認識；第二點就是我想要去了解福州這個地方、它的社會與文化。那時候印象最深的事，是常常可以在公園聽到老人家說故事，像各位在座的老先生老太太，下午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講故事，旁邊就坐著一群小孩子，這是一個文化傳承的方式。

我從小就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這經驗告訴我，很多的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在營造生活環境，在處理生活問題上都有個別的特性，而我以一個外來者的身分去觀看、去體驗當地的生活方式，感受到的就是每個地方的特色。

這對我影響很大，到了美國之後，我唸的是建築，學的是建築設計。當我作為專業著，要做一個建築設計的時候，我時常面臨一種焦慮。比如說你要蓋房子，來找我做設計，但是我怎麼知道你需要什麼，然後設計一個最符合你需要的房子，尤其是在不同文化之下，作為一個外來者我要怎麼來幫你這個忙，比如說我到馬祖來幫你做一個設計，如果我不了解你的文化，那要用什麼方式來做設計。我在學習的過程裡，一直感受到這個問題，這也許跟我的背景有關係，接觸過不同的文化，所以對這件事情比較敏感。之後我們必須認真面對這個專業的問題，就是專業者與民眾之間的互動的方法。  

比如說在馬祖，這裡的建築因為在地的石材，因為它獨特的地形，因為氣候，因為人文背景，在蓋房子的時候，形成這樣子的聚落，可是這只有在這裡才是這個樣子，在別的地方就不會是這個樣子。在別的地方它就會長成另外一個樣子，這對我來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福建省也有很多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聚落，這也包括可能各位所知道的福建土樓，福建圓樓，蓋的大大圓圓的房子這裡面住了上百戶人家，全中國、全世界只有在福建有這圓樓。為什麼會有這一種建築形式？這跟地方文化、地方環境、地方的人共同去營造環境有密切的關係。這我曾經去訪問當地的人為什麼會有圓的，而不是方的。依他們的說法，大型土樓是為了防禦，開窗比較小，為了要防外面的人。除了這之外，我們還得去研究是圓的是方的。圓的跟地方的信仰、地方的習俗、跟風水跟地景有很大的關連。那這些關聯是我們作為外來的專業者無法理解的，但是在地的居民，長期生活在地方的環境裡，他們會慢慢累積一種地方的知識，就是地方的智慧，才會演變成地方的特殊性，一個文化的實質表現。  

如果我們來這裡，但是不了解一個地方的特色，風俗習慣、生活習慣、經濟狀況、社會的狀況，氣候環境、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對這些都不知道的話，就沒有辦法去解決問題。其實真正了解地方的就是年紀大一點，在這裡生活長時間的居民，他們知道這地方的歷史，地方的文化。由他們來跟我們討論這地方應該怎麼改善，要如何克服如何解決問題，這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工作方式。 

美國有來自不同種族的人，有白人、黑人、西班牙人、印地安人，他們住在同一個城市，同一個社區，但生活方式都不一樣。黑人的家庭的社交關係跟白人的社區不一樣，但是他們同一個都市空間，包括住的空間。在這情況下，我們要怎麼去做設計，就成為一個很特殊的課題。在美國白人的地位比較高，所以大部分的專業者是白人，那他做出來的東西多半比較符合白人，比較不符合其他種族和其他文化，時常造成矛盾。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們學設計學規劃的，就要去了解該怎麼辦。比如說我接到一個任務要去幫黑人的社區。在一個不了解他們的文化情況下我要如何做設計。這就是我在美國學習的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因此我們這專業就發展了一些方法，比如說調查、訪談。我想各位也有很多經驗，可能有人來訪問過你，你家有多少人口，經濟狀況怎麼樣，或者他要你寫一個問卷等等。回答這些問題，這些社會性的調查，都是為了瞭解民眾的需求。這是很重要的沒有錯，但在這同時我們也在發展參與式設計，意思就是說，這間房間要怎麼設計最好用，客廳跟廚房要怎麼設計是最好用，只有你最清楚，只有你最清礎這個空間要怎麼用最好。這樣子的話，最好你跟我，你作為一個居民，我作為一個專業者或設計者，我們一起來做設計，這就是是參與式設計的方法。 

我的意思是說針對你這環境，你居住的環境，最了解復興村的人是住在復興村的人。你就是對這個環境的專家，而我們是另一種專家，我們都是專家。 

這裡面有一種學習，學習如何建立一個更民主的社會，這是整個世界的潮流，往民主社會的方向走，我剛講的參與跟這有關。當你參與在這過程裡面，你就比較有講話的聲音，比較有發言權，你有權決定這房子要怎麼蓋，藤時你也有義務去保護它。

在12年前我回到台灣來了。我在台灣大學服務，我們嘗試用參與式的方法來作規劃設計，試圖解決台灣的問題。台灣的問題跟美國不一樣，但也是有很多種族，很多元的文化，各種樣子的人居住在同一個地方。台灣人口密度更高，我們要使用同一個空間的情況更嚴重，在這情況下做一個設計者或一個規劃者，我們如何來幫助台灣的社區，幫助台灣的民眾塑造更理想的環境，我想舉幾個簡單的例子給各位聽聽看。第一個比如說我們設計一個公園，可是公園有很多人要去使用他，有老人、婦女、小朋友、青少年。當這麼多人要去使用這空間的時候，我們如何滿足所有的這些人。如果我們不用一個參與式設計，我而只靠專業判斷的話，我們可能因為我們自己的價值觀，而影響了設計，而沒有去照顧老人的需求或小孩子的需求。我們曾經在台北市設計一個公園，就是用一個參與的辦法，把未來可能使用這公園的居民都請來。然後我們要讓他們來表達使用的需求。我們請他們畫一張圖，做一個模型，讓居民直接在模型上表達他們的看法，這包括小朋友的參與。我印象很深刻，在做這一個參與的活動時，小朋友的意見被他們的家長否決，他們就很生氣，覺得爸爸媽媽以為他們不懂事，不應該參與。但是我們規劃團隊，看到小朋友的一些想法認為需要被考慮，所以我們就跟家長們協調，其實小朋友的意見及對公園的看法也相當重要，我們是不是把小朋友的意見也納在設計裡面。最後達成一個協議，讓小朋友們的意見也都在設計裡呈現出來。這一個設計在台北市已經完成，而且是很成功的案例，各種人都可以使用，而且小朋友也很開心。 

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廣告，我是在公車上看到的，施明德委員抱著一個小孩子，然後小孩子指著往前走。施明德說他要去小朋友要去的地方，意思就是說我們做規劃，我們提一個政策，是要為我們的下一代。這道理我們都很清楚，現在我們所做的規劃是為了我們的年輕一代的福利，因此他們的構想是要被考慮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在澎湖二崁，做聚落保存，只有一百多戶，是一個小小的聚落。十年來，我們的工作同仁，長期在二崁協助這個聚落。這工作裡面有一項很重要的課題，是跟我們傳統的社會有關，就是婦女比較沒有機會表達的意見。以前在澎湖開會的時候，沒有婦女在的，都是男人，我們是透過一些活動，讓那些媽媽們可以來把她們的專長，比如說她們做的手工藝，她們做的 一些美食，很精緻的點心，把它變成為一種文化的展現，因此而讓她們在活動裡受到尊重、得到一個表現的機會，然後在慢慢的讓她們在公共的場合有發言的聲音。這樣她們比較敢出來講話，在這過程裡面，一方面是讓社區的居民都有參與機會，一方面是往剛才講的民主的大方向走一步，也就是逐漸的建構更民主的機制。 

宜蘭縣有一個地方叫二結，二結有一個王公廟，二結的居民想要蓋一個新的廟，所以舊的廟要拆除。要拆舊廟的時候，建築界古蹟保存專家們都覺得這一個老的二結王公廟是非常漂亮典型的一個廟，最好不要把他拆掉，想要把他保留下來。但是這社區呢，想要蓋一個新的廟。我們就跟社區的居民來討論，就像現在這樣子坐在這裡討論，說你們要蓋新的廟沒有問題，因為香火旺盛，但這老的廟也很寶貴，是不是把他留下來，不要把他拆掉，那到底怎麼辦。我們跟社區的居民坐在廟前面的大樹底下一起討論，討論的結果就是把他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然後在原來的位置蓋一個新的廟。怎麼去移這個廟，當然你可以一磚一瓦把它拆解，但是社區討論出來說要大家一起來移這個廟，所以後來就發展成我們文建會補助的一個專案-千人移廟，就是用繩子，把廟拉起來，然後社區所有人，包括親朋好友，用繩子一起拉，拉了大概有三、五百公尺吧，完全用人力把廟從一個地方拉到另一個地方去，然後在原來的地方開始蓋一個新的廟。  

所以我們把原本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轉化成一個文化活動。技術性是說把廟拆掉或搬開，然後蓋一個新廟，如果說從一個技術性的角度思考，交給專家去做就好了。我們讓社區居民都可以參與這個社區文化活動，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現在廟已經移過來了，新的廟也開始在蓋了，這老的廟要做什麼用呢？它變成一個社區活動中心，平常辦活動、開會就在這老的廟裡面，王公在新的廟蓋好的時候再遷到新的廟裡面去。我們把公共性的事務從技術面轉換到文化面，把它變成社區共同的事情。 

這些案例的意思是，一個社區建設，社區營造，除了技術問題外，更重要的部分是在社區參與，創造文化意義，結合日常生活，我們過去十多年來推動社區營造，意思就是在這一點，我們到馬祖來，也是希望透過這一個過程，讓居民能參與在過程裡面，讓原來的文化，原來的的日常習俗，能夠納入在我們未來的規劃裡面。

我現在另外再講一個題目，有關世界性潮流.我剛也提到一個民主的潮流，我們在這大潮流裡面應該如何發展.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我們要怎麼來面對，就是全球的經濟發展，是慢慢的把權力集結到少數人的手裡，因為全球的經濟分工，讓比較有錢有勢力的國家跟集團控制了全球。可是在那同時我們希望把地方在地的特色也發揮出來，做一個平衡，不然再過一些時候這世界會變的一質化、單一化，因為這些產品，這些消費品會變成全球的消費，因為地方的特性沒辦法被發揮出來。地方的特色、地方的力量怎麼被發揮出來，可以變成一種產業，變成一種寶貴的資源。這課題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需要來面對。馬祖有這個資源，有這個特色，雖然它是一個非常小的地方，是一個很邊陲的地方，但是它有特色，那現在的課題是馬祖的特色如何在全球化下有一個立足點，有一個角色。

這在其它國家已經有一些很重要的案例，比如說一個縣或是一個社區一個州或一個省，他們如何發展一個由下而上的制度，能讓這東西維護一個地方的特色，同時跟全球化做一個平衡，做一個對抗。我舉例一個地方，在南美洲巴西，巴西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在巴西一個城市他可以發展出一個制度，就是城市的預算，年度的預算要花多少錢，可以直接的、草根的、由下而上的過程，來形成這個預算。這些預算不是上面來決定，比如說我有一百塊錢，給你兩塊錢，你只有兩塊錢來做事。巴西那城市的預算是用一個草根的做法，用社區居民討論的方式，分小單元，自己來決定下年度你這單元需要多少錢，你要修條路、你要建學校、你要蓋公園，要這麼多錢，然後提報上面，上面再集合所有的鄰里單元，再提報到上面，就是從下面累積起來到上面，形成這城市的一個預算。他們已經做到這一點，這就是最直接的草根民主的方式。那為什麼這是有意義的？將來這預算再落回來的時候，是真正去解決那社區要做的事情，因為是社區講的嘛，今天我們要五塊錢修馬路，不需要十塊錢，今天要修馬路，不要叫我們去修水溝。在這情況下，經費變的有效率，又因為所有居民都參與在其中，所以居民有自主性。這樣子的話所有居民都有興趣啦，今天要開個會，你就要來開啦，因為你說的話算數嘛，有用。這樣他就會來參與，做的品質就會提升，這是巴西的案例，在全世界已經有很多小型的城市都能做到這地步，這是一種非常先進，非常進步的做法。我個人是認為，台灣有很好的條件，發展出這樣的方式，從小的地方來做這種嘗試。

最後我想講馬祖的機會和它的潛力。台灣的人、經濟條件、自然環境都非常優勢，非常優厚。我們的經濟已發展到一個程度，我們的人，教育水準文化素養比其他國家要來的高多了，自然環境也很特殊，非常的好。在這些條件下，其實台灣做一個單元，往這方向去，往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去發展是非常好。馬祖是代表台灣與中國大陸中間的多元文化的一環。從文化角度來看，他是屬於大陸文化，事實上他就是在福州生活圈裡面。同時他跟台灣的關係又很密切，所以他是在一個中間點，也可以是一個很重要的中間點。過去他被邊緣化，但未來他是一個仲介的角色。從這觀點，從這多元文化發展的觀點，我認為他有潛力，假設我們可以把文化發展出來。第二點就是我們現在著手的一個計畫，推動的一些計畫，把地方的居民、地方知識份子、地方精英跟專業團隊的結合，透過一個好的互動跟參與的方式，讓我們對一些理想，對品質的理想，對生活的理想、對環境改造的理想能夠慢慢的提升。我想這潛力是非常大，不像在台灣社區，政治角力、利益糾葛都已經到一種程度，很難去突破一些事情，我想這在馬祖比台灣還有一些優勢。第三點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我剛才講的，草根的智慧，就是長期居住在這裡的生活方式，對地方的認同，對地方所代表的歷史意義，這部分把他發展成為一個我們叫做地方的智慧，在馬祖有潛力，需要被組合、被發展出來。我剛才聽到音樂，我也聽不懂，但他有一個非常特殊的音調，他要被發展出來。或者是福州戲，小時後我們家奶媽非常喜歡福州戲，福州戲在中國戲劇裡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文化表現上應該是很重要的。再來就是飲食，福州菜是中國四大菜之一，可是在台灣不容易吃到福州菜，這些文化表現、這些資源我認為都該把他整合起來，再加上我們的專業，空間、聚落、建築形式等，這種特色，世界其它地方看不到的特色，他是應該被發展出來。這就是地方的智慧。

最後，馬祖生活方式，跟他的文化表現應該是一種資源、資產，這資產應該是有種智慧財產權。這是馬祖的智慧財產，應該是有專利的。我們工作同仁跟我說，麥當勞已經到二崁去了，把二崁拍成廣告。麥當勞已經把別人的智慧財產變成他們的廣告。我覺得這是要收費的，你不能隨便來消費我們的智慧。我的意思是說這在台灣還沒有一個法規，可是在國外你要到人家家拍廣告，是要付他錢的。這概念我們應該要來發展，馬祖整體是擁有一個智慧財產權。這資源就是我們的財富，有這之後我們就有自信心，肯定我們自己，我們在全球化的過程裡面，在台灣中國的仲介過程裡面，我們有很清楚的立足點，我們站的住，雖然我們只是小小的一點，但是他卻有一個特殊性，有一個特色、一個無法取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