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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 曾芷筠
從台灣第一部以外籍移工為主角的劇情電影、導演身為一個補教界名師、到此片網羅了一等一的製作人員,甚至拍攝完傳出找不到戲院願意上映,《歧路天堂》一開始就充滿了話題,也在發行過程中跌跌撞撞,繞道而行。也許我們可以從這樣一個問題出發:為什麼一個高收入、搞電影理論的老師,願意拍一部以邊緣議題為主軸的電影呢?又為什麼這部電影在台灣難以尋找觀眾呢?
隨著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藍佩嘉學術著作《跨國灰姑娘》的出版與熱銷,台灣外籍勞工的故事、田野資料、統整分析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積累;電影 (尤其是劇情片) 也許不是紀錄最好的媒介,然更多更豐富的觀點和內容卻是理解他者必經的途徑。接收了台灣經濟起飛時期的豐碩果實,90年代初以來台灣不斷輸入來自東南亞各地的外籍移工,形成部分地區 (如桃園) 異質特殊的文化生活面貌。這部電影的出現,不僅代表同情理解,更展現了台灣此時此刻的文化高度與豐富程度,並企圖在電影再現的層次上磨合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扞格。
來台灣工作的印尼女子Setia,因為逃跑而流轉在鄉下的土雞城、城市裡的有錢人家或小吃店裡,並認識了來自泰國南邦的Wonpen;Setia的泰國男朋友Supayong是一位建築工,包辦了許多宏偉建築邊邊角角的柱子。他們在城市的臍帶中流竄,離開愛人、通往工作,在火車上躲避查票員、騎偷來的機車享受片刻微風。他們既是帶有距離的獨立個體,又在唯一卻單薄的關係上維繫彼此的呼吸。直到Setia認識一位過氣的女明星費曼光,兩人的生命互相有一些撞擊,也逐漸被捲入一個殘酷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本片最初的版本長達180分鐘,其中費曼光和Setia之間的對手戲被放置在此片的核心;最後院線上映的123分鐘版本,將焦點集中到外籍勞工真實而細緻的生活與心情。全片劇情張力強、演員功力到位,攝影和剪接也都是頂標之作。
本期【放映頭條】單元專訪《歧路天堂》導演李奇,暢談在教書與導演之間、理論與實務之間、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拉扯轉折,以及心之所向的天堂。也期望這部電影的上映,能夠擴大觀眾對於外籍勞工議題的想像與視野。
在寫劇本的時候,面臨到很多難以將背景資料直接拍出來的問題。我們收集到很多資料,卻覺得講出來實在太囉嗦了,我覺得不需要,另外一個編劇胡淑雯說,她沒想到後來拍成這樣。因為,到底要怎麼去拍這些社會主義的東西?後來她發現我全部都沒有拍,直接把它簡化掉,成為沒有說出來的底部東西。可能是我平常教電影的時候,就很強調場與場之間的省略法,所以我自己在拍的時候也都省略了。這對現在欣賞應該都不會有問題。
您導戲時怎麼指導溝通?
她阿姨是印尼的中文老師,拍片過程中也一起來,會幫她翻譯。我和她大部分用英文溝通,她聽得懂,不懂的我寫下來她就拿字典去查。很多場戲她都研究得很細,連中文都背下來了,非常認真。我覺得一個演員在一段時間裡全神貫注投入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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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場戲她去外勞街找她男朋友,那是一個泰國人的PUB,印尼人去那邊是非常怪的,大概只能點海鮮、飲料因為不能喝酒就只有可樂或汽水,而且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場戲基本上在表現印尼女生只有配合,而沒有真正融進,所以印尼人在台灣或是世界各地,他們比較保持距離,像一個被動者,必須慢慢被拉進去。Setia在整個生命情境當中是逐漸從有距離,到被拉至最難堪的地方。她對台灣這個地方抱持著觀察,和泰國男朋友在一起時也是,她接納這個男生,但是對於她所處的環境還是有距離的。Lola的演出之所以這麼好也是因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增加她的角色厚度(characterization)上。
她一開始是一個有距離的觀察,然後面面的被拉進去。她覺得好像碰到一個替代性的姊姊,就是費曼光 (楊貴媚飾),沒想到卻發現了驚人的事實。她中間路走得曲曲折折,沒辦法直接到達天堂,準備往那個方向的時候,又被別的事情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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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印尼的女生來台灣都有高中畢業,所以他們也受過相當多的文化教育訓練,比如說舞蹈,中間Setia在費曼光家裡跳的舞,就是印尼的傳統舞蹈手勢。不過她跳舞時穿的是台灣的小鳳仙裝,這是讓人最不安的 (笑) 。那個鏡頭有一點怪,很詭異,而且楊貴媚的笑法也很噁心。那一場戲我們拍了好幾個版本,有一個更噁心的是楊貴媚扮成修女唱聖歌,因為她以前有演過這樣的角色,等於像角色扮演。這裡面有一點擬仿的意味,就是Setia想要變成雇主那樣的形象,或者反過來說,是雇主強加個人的意志在她身上,有一個宰制的感覺。不論前者或是後者,都是怪,當印尼的舞蹈包裹著小鳳仙裝,那種很突兀、讓人覺得不安的情況。而且那一場我故意讓她從鏡子出來。
這種突兀的效果是刻意安排的,但有時候也蠻意外的,像是楊貴媚堅持不穿歌仔戲服,一定要穿寬鬆的、像三宅一生那種衣服來唱歌仔戲,出來的效果卻比較好。因為穿歌仔戲服的話,她們兩個人在扮演關係上是在同一個階序裡面,但是後來這樣的安排中有一些怪異的情況,她其實唱的是悲悽的曲調,卻穿著好像知識份子的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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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本來我想過找張艾嘉演這個角色,因為楊貴媚的關係,我的走向完全不同,讓這片子越來越有台灣味。本來我想把她設定成聽爵士樂的那種大明星,後來決定變成蔡明亮電影裡面的演員;可是《歧路天堂》不是這麼蔡明亮電影,反而有很多本土、草根的感覺。她在電影裡聽的音樂也不是爵士樂,是馬勒的《悼亡兒之歌》,是詠嘆調,講小孩被奪走的故事;有時候會聽台語歌,真正原鄉的音樂。因為她的生活都僵在那裡,所以自怨自憐的地方比較多。
奇怪的是,楊貴媚演的角色大多數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的,她在演出的方式也比較接近這樣,所以Setia送麵給她,就像是她跟外面溝通的一個橋樑。就算她出去也是帶著太陽眼鏡,把自己跟外面封閉起來;她只是形體在外面遊晃,但心靈上還是鎖在自己的世界,她等於是透過外勞有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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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口音是怎麼訓練的?
那是泰國北方南邦的口音。他們的中文相對於南方的泰國人來講比較好,因為他們的祖先是從雲南來的,膚色也比較白,是從中國最南方的大理那一帶,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去泰國躲起來。我問過其他泰國人,他們說他們知道的確有一個地區的泰國人講話就是這樣,他們聽這些北方泰國人在說話都以為他們在講中文,有點像我們台灣人聽福州人講話這樣,有一種特殊的腔調。
血統也不一樣,南邦比較接近清邁那一帶,清邁人幾乎都有華人血統、或客家人,他們前任總理就是客家人,所以泰國人都以為華僑比較有錢,但是也有華僑很窮,就在山區裡面的人,那邊有最多泰國人到國外工作,他們最窮,但在古代他們最有錢。泰國和越南最大的差別就是,泰國的華人幾乎不會講中文了,因為泰王一直懂得懷柔政策,讓這些人很輕易融入。另外一批靠近寮國的泰國人他們有一個神話,他們覺得自己是最富饒的,所以不把天當一回事,後來天就處罰他們,讓土地好多年乾旱,所以他們只好到世界各國打工。在曼谷的東南方,這是現在泰國最窮的地區。吳立淇的長相不可能像那邊的人,因為她太白、太高了,所以設定她從南邦來。
也有人覺得這部電影沒有看兩遍,根本不知道在做什麼。可能因為我有些地方沒有用直線方式來敘事,另外我設想了一些觀眾的心理,比如說外勞的東西應該用自然主義的方式來拍,但這部電影不是。我覺得意外的反應是高雄的歐巴桑,他們喜歡,最明顯的是高雄。尤其一些照顧過去世老人的外勞,或者他自己受傷,例如有一個講得很激動,但他們最同情的是費曼光,對楊貴媚的演出非常有感覺。這讓我蠻訝異,跟我們的期望不太一樣。他們看到別的,看到我對這些人的同情跟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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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我發覺,也有自我抹掉的部份,擦掉過去學術上的訓練,我覺得人格特質很重要,因為我教補習班,常常處理突發學生的狀況,這部份我不害怕。老實說,學院裡面的東西是可預測的;商業活動可預測的地方很少,拍攝又跟商業活動很接近。到了現場,安排的景沒有了怎麼辦?像這種東西就是突發,你要去做判斷,這很麻煩。我學院裡面的朋友,可能沒有幾個有這種能力,或許被激發就會有。我本來給別人的感覺是很學院的,但其實我在外面的工作也做過很商業的,所以還有這個空間。我想如果一開始就一股腦地栽進學院,拍電影就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
我從小就有比較同情弱者的傾向,看到別人家裏的傭人,我都對傭人興趣多過主人,外省家庭會找本省傭人,或是本省家庭找外省傭人、菲律賓人,然後小孩都是他們在接送;小孩也不背書包,都是傭人在背,好怪異的景象,讓我覺得很憤怒、厭惡。我大概五六歲就意識到這種階級上的問題,覺得不能接受的,雖然是我們給他們工作機會,但是相處的方式相當困難,大家都是人,你要怎麼跟他互動?有時候是我們自己一廂情願地對她們好,可是這可能不是她們真正要的,包括電影裡楊貴媚送衣服給她,很多時候就會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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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屏賓的秘訣是他用了一種很特別的濾鏡,有點黃綠色的濾鏡,讓整個的光線好像擴散出來,產生一種像稻草的效果,所以很多電影——像陳英雄《夏天的滋味》,他也用了好多這種感覺;他拍《花樣年華》最多,畫面是黃色配上一點金色。我跟李屏賓說不要那麼漂亮飽滿的光,因為那太美了,美到好像把這些外勞的尖酸都美化了,我覺得這有點怪,在美學上很不道德,而他知道我在講什麼。這比較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比如我在博士班時候也討論過寫實主義電影拍得非常精緻有沒有問題?我覺得,內容跟形式是合一的,我們用了李屏賓這麼好的攝影師、這麼棒的團隊,但如何不要變得太過漂亮、有熱帶的感覺,但是有高質感,這是我們一直要追求的。這種美不是一般的美、不是東北亞 (像日本) 的美,那不是我要的,而是指本質的美,其實一點髒髒的比較對,那種身體的感覺,氣味、顏色、那種熱度、工作後的汗才出得來,所以調光就花很多心血在上面。
我覺得美學形式和紀實內容是一個兩難,我很怕大家覺得這只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又怕過於露馬腳的美學安排太過多餘,我希望在兩者之間打平,我很怕觀眾看出我用了什麼技巧。一端是心理寫實主義、一端是社會寫實主義,或是在自然主義跟形式主義的美學之間拉扯,所以拍電影是在反芻我博士班念的所有東西,這種經驗好珍貴。我後來才了解到,甚至覺得對不起我的學生,因為以前教電影時斬釘截鐵講的東西,現在全部打破;我以前會把它們歸納成光譜中的兩端,學院中最容易講這種話,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在灰色地帶。這是我很深刻的體驗,所以現在我對知識會謙卑、對技術本身、對從業人員也都充滿了謙卑,這是我還沒拍電影以前不瞭解的。
現在看電影除了看到很多肌理,那是學術訓練給我的,現在我就進入那個氣氛,去感受當時導演拍攝時候的猶豫不決,感覺演員的表演是不是即興、到不到位,或是這一段用幾台攝影機拍之類的。以前分析電影要算秒數,英國的哲學傳統又很強;拍電影比較像寫詩和散文,假如用分析的話會毀掉自己的電影。像李屏賓就會跟我說:「導演你又在吊書袋了」,他知道你在玩什麼,後來他越來越不知道我在講什麼的時候,他就覺得有意思了。你在當下要判斷好多事情,他們要你判斷,這才是考驗的開始,他不是看你懂多少,而是看你能夠對付多少。從一開始懷疑你,到完全欣賞你、變成好搭擋,這個過程其實是蠻有成就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