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Zoo

這是為《在政大不可不幹的八十件事》寫的書序。謹以此文獻給寫到一半的梅興珍寫作團隊，儘管實驗不成功，但情分永遠在。


我不得不承認，這件事從頭錯到尾。

首先，地下創作怎麼可能發生在政大呢？
政大沒有美術系、設計系，沒有藝術學院，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個重理論、重學術，疑似專門培育政治人才與EMBA的學校。還有，雖然位於台北，在社運和學運的脈絡裡，政大經常被視作邊陲不重鎮，距離風暴核心不遠也不近。儘管這些年來許多政大的社團、學系、學程和學院意圖靠近美學與創意，希望培養一群「喜歡想」跟「動手做」的學生，但大概沒什麼人知道，政大的學風比從前自由，老師們經常交換各種「怎麼想」和「怎麼做」的可能，但大概也沒什麼人相信。
兩年前，政大精品開始在書城裡設櫃。主修企管雙主修廣告的林函潔代表幾個同學來找我，彷彿把我當作設計公司負責人，生氣地質問：「為什麼政大精品不能交給學生設計？為什麼大學的紀念品只能把校徽印在T恤、帽子、雨傘跟馬克杯上，這麼做，每個大學不都一樣嗎？政大的特色在哪裡？」我無言以對，只好答應擔 任指導 老師，讓他們在廣告系第十六屆畢業展裡創作了一套「政大驚品」，這組作品的完成度普通，可行度也是，但的確展現了政大的特色（部分作品收錄為本書第12件不可不幹的事）--尤其是政大學生彪悍的作風。
幾個月之後，原班人馬又出現在我的電子信箱裡。這次發聲的叫做褚伊哲，新聞系畢業，正要退伍，還沒找到工作卻先丟了女友。大概是心情不好，他寫信給我：「明年是政大八十週年校慶。我在政大待了四年，對這個地方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能不能做點什麼，例如列舉在政大不可不幹的事情，當作學生創作的地下版校慶特刊？」當時我很忙，但讀到「創作」、「地下」和「不可不幹」這些字眼時，隱約感覺自己毫無招架之力，不知道這次麻煩惹大了。
林函潔召集，褚伊哲執行，我聲援兼押陣，第一輪，團隊就我們三個。既然是集體創作，免不了招兵買馬，於是找來不同時期跟我一起工作過的學生，也在課堂上廣發英雄帖，第二輪，團隊約莫十來人。我們辦了一個學期的讀書會，每兩週見一面，一旦對某件不可不幹之事有了共識，就分頭觀察、採訪跟記錄，然後創作。我們也帶著這個實驗創作計畫往行政大樓、研究大樓跟校史館移動，向職員、老師跟校友溫情喊話，希望開發更多不可不看見的觀點。歷史系鄧心勝中途加入，透過網路跟廣播，在校園裡公開募集點子，向所有政大人提出不可不參與的邀請。半年之後，雪球越滾越大，創作團隊人數直逼三十。

不過，大學生怎麼可能自動自發呢？
大概是卡債、轟趴的新聞看太多，朋友喜歡調侃我：「怎麼樣，現在的大學生很難教吧？」我多半含糊地回答：「嗯。」
大學生的確不好教，不過，原因跟一般人猜想的不一樣。
這群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晚上不睡覺，早上不起床，作業隨便寫，閱讀看不完，上課時還猛打瞌睡，滿臉不在乎的模樣，但是這種大學生其實很好教，他們的問題只是還沒找到知識跟自己的關連罷了，老師的工作也很單純（但有時得花點時間跟心思），就是耐心地導引每個學生用自己的步調找到知識與生命的連結，一旦有過一個有感的學習經驗，他們就會啟動內在那顆神奇的自動學習按鍵。難教的，反而是這群嘗過學習滋味的學生，他們花樣百出，每天纏著彼此纏著老師纏著學校纏著社會做這個試那個，譬如拖我下水寫這本書的，個個都是百分百的問題學生。
然而，並非每個問題學生都是憤怒青年，這種刻板印象無疑過份簡化了大學的樣貌。這個團隊裡有人KUSO，有人溫暖，有人嚴肅，有人脫線，有人寡言，有人多事……我們「地下」的目的不在對抗「地上」，因為我們不覺得主流有什麼了不起，非得靠著對抗才能確認自己的座標、證明自己的存在，我們的共通點其實是喜歡創作。
我重讀《破週報》試刊號的〈香蕉宣言〉：「我們自稱是『孽世代（generation next）』，因為我們『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思路求通達，但我們絕對不是大家所談的新新人類『X世代（generation X）』，因為我們不是虛無主義的一群混男混女。我們追求我們稱之為『非主流的』、『地下的』、『另類的』、『波西米亞的』青年文化。……我們要唱自己的歌，要卡車搖滾，要情慾自主，要游牧創作。」在楊弦和金韻獎的那個年代，青年唱了自己的歌，從墾丁一路吶喊到松山菸場，青年在卡車上下搖滾，世紀末社會運動現場裡外，青年夢想並實踐著情慾自主，現在，終於輪到游牧創作上場了。
有別於紀錄、報導、運動或者抱怨，創作這件事，對這個世代來說，是另外一種深化想法並且賦予事物意義的手段。我們創作的目的之一是經由文字和影像表達個人對於自己、對於大學和對於世界的真實感受，之二則是藉此呈現當代青年文化多樣、去中心化和具備主體性的樣貌。
一位心理醫生在Gomori的家庭雕塑工作坊裡抱怨台灣的教育：「在我成長的過程裡，老師只在乎鐘走得準不準，卻不在乎鐘是方的還是圓的。」開始的時候，這個創作團隊是一群方的、圓的和不規則的鐘，一起工作了近一年之後，我們仍然維持著自己的方、圓和不規則，只不過每座鐘都多了兩個黑眼圈。

可是，不成熟的創作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不久之前，《三十雜誌》以「美學作為一種能力」為主題，發現「不知不覺間，強調美感風格、溫柔感性的美學經濟，已經輕柔卻強悍地打敗鋼鐵紀律般的製造業經濟」，編輯提出一些數據，「根據104人力銀行外包網分析，2005年美術設計類新增案件較前一年同期成長25％，產品設計類、工業設計類成長36％」，結論是「心經濟來臨，『美力學』已是工作者的必修學分。」
美學越來越重要，風潮如是說。但是如果我們只是把梳妝台上的香奈兒No.5換成浴室裡的肯園No.23，櫥櫃裡的LV換成客廳裡的瑞典家具，美學就跟「樂活」、「慢活」、「壯遊」一樣，不過是這個時代一個漂亮的商業口號而已。
美學的意義，不應該只是在「這裡」消費（甚至消耗）「那裡」的北歐精品，而應該深入思考「那裡」的設計理念，然後依據「這裡」的特性試著發明與創新。簡單地說，我覺得美學不是現象，不是風潮，不是時代，而是運動；換言之，美學不是用來感受的，而是用來實踐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這一年，這群政大學生自發地開了一堂零學分美學課。他們多數在解嚴前後出生，見證了政權輪替，身處全球化的浪潮裡，試圖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做中學美，在美學中做。
創作團隊很認真，也很用心，但我們知道這樣還不夠。北歐精品在遠方招手，我們拼了命也只能做出現在的成績，這些參差的創作距離美學還很遠，只能勉強說結果靠自己很近，所以這個回合美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我們鼓起勇氣展現的，正是這個曲折但必要的between。

但為什麼要以政大為題？又怎麼會是這八十件事呢？
學生跟我去出版社開會，編輯、美術和行銷不停地嘆氣，「我們很願意幫忙啊，可是，這個題目……實在太小眾了。」
創作團隊討論過這個困境，那是今天春天，距離截稿約莫還有兩個月的時候。有人問（廣告系畢業，任職於出版業）：「到底策略是什麼？這本書想說什麼？賣給誰？怎麼賣？」有人答（廣告系畢業，在紐約唸攝影）：「為什麼一定要有策略？市場很重要嗎？結果很重要嗎？」有人接嘴（企研所學生，剛從歐洲交換回來）：「其實市場可以分做兩群，一群是願意讀的人，一群是願意買的人。」我問大家，「你們願意買這本書嗎？」負責攝影的學生不解地說，「難道每個人不會拿到一本免費的書嗎？」我又問，「那你們願意讀這本書嗎？」現場一片沈寂。我們在靜默中宣布散會，隔了一週，文章和圖像的品質顯著進步，於是我繼續透過e-mail放狠話，「為了減輕出版社的負擔，我們應該認購三百本，也就是說，每個人至少要認購十本。」再見面時，作品的可讀性又提高許多，不過，題材還是繞著政大打轉，我們不肯離開這座象牙塔。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小眾的、自我中心的實驗創作計畫。這麼說不是因為太天真，只是決定不世故。我一直記得張作驥導演跟廣電系大四學生說，「做畢業製作，不要只想著那些經世濟民、又高又遠的題目，如果你不能用十分鐘的影像說清楚自己的媽媽，又如何能夠說清楚其他的事情呢？」這個團隊創作的初衷，就是不要等別人告訴我們或者為我們做決定，我們要自己動手打造政大的樣貌。
當然，校園裡正發生許多事，不是這八十件或者那八十件就可以定義的。換做另外一個團隊，可能會寫出完全不同的一本書，看見一個完全不同的政大。我畢業於輔大資管系，這些年來，經常因為走在政大校園裡不必忙著跟大學時代的師長打招呼而偷笑，但自從被捲進這個實驗創作計畫，突然有點懊惱自己沒有在政大過20歲生日。對我來說，一個模糊的認同，就是這本書的價值。
或許有個政大學生看了書以後上G板痛罵，或 許有個 老師看了書以後比較體諒打瞌睡的學生，或許有位研究助理看了書以後不再覺得自己跟這個學校毫無連結，或許有個媽媽看了書以後恍然大悟原來學費就是這樣浪費掉了，或許有個高中生看了書以後立志過一個更有意義的大學生活，或許每個大學生都會開始想哪些是我的學校不可不幹的事。對每個人來說，這本書會有不同的價值。

不管怎麼說，一開始就不應該答應褚伊哲。
這些日子以來，我上課時心不在焉，兩個月沒運動，逛書店扭到腳，過完年後就再沒見過住在林口養生文化村的爸爸，還兩次在路上跟他車輕微擦撞。
但是，教書廿年來，我一直牢牢記住《化名奧林匹亞》裡的一句話：「學校可以是澆熄慾望的理想場所，也可以是做夢的理想場所。」如果沒有跟學生一起做這個創作夢，就更大錯特錯了。

最後，本書目錄列出了八十件不可不幹的事，但偷偷在內文裡暗嵌了第八十一件，留給讀者自己揭開迷團。為此，我代表全體創作團隊認錯。

在台北和花蓮之間來來回回，比以前更覺寂寞，尤其是在台北的那些教完書寫完稿畫完圖下著雨又冷又濕不知道該吃什麼於是回到半山小套房裡躺著失眠的夜晚。

fortysomething告訴我一個故事：某天傍晚，傾盆大雨，溫佑君挺著大肚子，趕搭飛機去南部演講，天氣實在糟糕，心情也是，所以她自問究竟所為何來，這時她聞到一種熟悉的氣味，抬頭看，面前有株高大的玉蘭，在雨裡開著花，溫佑君對精油課的學生說，「是啊，就算我不在，花還是在，時間到了，玉蘭就要開花，這是它的天職，沒什麼好說的。」

我很被這個故事鼓舞，時間到了，我就教書，就寫字，就畫圖，這些是我的天職，是我最擅長以及最有熱情的開花的方式。

我用skype跟豬羅和花蓮分享這個感人的領悟，謙稱自己不像玉蘭，比較像嬌美的日日春，並期許自己轉型成為善理財的牡丹花，結果他們兩人異口同聲地說，「妳明明就是喇叭花！」氣死我了。

Project Zoo始於一堂2005年秋天的身體律動課。

下課之前，老師要我們把當下內在的圖像畫出來，拿起蠟筆，我隨手就畫了一隻看起來像狗的狼和一隻看起來像老鼠的狐狸，這兩隻動物後來逐步演化為《找阿寶‧玩創意》的封面故事〈狐狼〉，我的「中年動物期」也隨之揭開序幕。

這些年來，內在一直是我教學和創作的動力，既然腦袋裡和身體裡住了那麼多動物，加上小學同學曹先紹長大成為一位動物學博士，任職於台北市立動物園多年，2006年，我開始有計畫地帶學生去動物園，想知道同在文山區的「政大」跟「動物園」可以衝撞出什麼。

紀念品區

我跟盧非易合開的「基礎創意寫作」是一門跨媒材創作學程的入門課，修課的多半是傳院大一、大二的學生，還沒有足夠的創作資源、工具跟經驗。他們的任務是經由觀察和體驗找出insight，並據此設計一套專屬於台北市立動物園的紀念品。班級很大，分成十組，我挑選了其中六組作品放在這裡。

擁抱缺乏症候群     慢活‧懶猴       小三的故事

你一口我一口         環保餐具組       跑跑跑

廣告稿區
「廣告文案」是一堂進階創意寫作課，前半段邀請廣告系第五屆畢業生，目前在靈智廣告擔任創意總監的 樂君凱來解釋what to say和how to say，後半段則分組針對台北市立動物園提幾套形象廣告。班級不大，分成七組，作品待補。

夢裡，我有兩間辦公室，一間在律師事務所裡，負責人是大華小學的同學（同學會裡，他發給在座每人一張名片跟一張婚照，看得出事業有成且婚姻亮眼），我顯然很久沒進這間辦公室了，打算撤掉。

另外一間辦公室在廣告公司裡，面積更大一些，燈火通明，擺了幾張辦公桌，還有一扇落地大窗。夢裡我是這家公司的兼職顧問，但顯然也很久沒來了，我跟隔壁房間裡穿著俐落的女生吐個舌頭，打算當場就把東西搬回家。我站在窗前，戶外黝黑一片，突然理解這是夢，想試試電影裡衝破玻璃跳出去的感覺，於是往落地窗撞過去，結果我緩緩地穿透了玻璃，漂浮在城市上方，低頭，所有的房舍都沒有光，心想，來點燈吧，於是疏疏落落幾點黃光就從不同的角落亮起來。

要解這個夢，得回到前幾天的夢。那個夢也分成兩段。

Lillian帶我們去找一位夢大師，一進門我就被護士抓去做量表，分數落在左上和右下兩個象限。一位很像醫生的中年男子拉開座椅要我躺在地毯上，他為我把脈，看出我有頭痛跟過敏的毛病。他說可以開藥給我，但今天不說夢，下次報名收費才開課。我想爭取免費上課的機會，就說我博覽夢的書，但他在我耳邊輕語：「我就是夢精靈本人！」我感覺自己所學沒有價值，打算付費報名上課，但他暗示要吃我的豆腐，還給我一個用來練手臂肌肉的器材，我走出門，留下器材，也沒報名，手上拿著一根枯萎的電動按摩棒。 

坐進計程車，發現自己在駕駛座上，但前方沒有方向盤。我往右邊看，坐著兩個吵鬧的小孩，再往後座看，右後方有個煩躁無比的母親在開車。我擔心她會分心，但其實她開得又快又好。某個瞬間，我覺得車子在倒退，但定神看，才發現是以飛快的速度向前。有人攔下車子，跟後座的司機商量包車事宜，他需要穿越一個無菌真空的區塊，彷彿只有那個母親才有技術和能力可以做到。

舊的夢，講的是內在「陽剛」和「陰柔」的消長，新的夢，說的則是對應之道：該關掉「外面」或者「對外」的辦公室了。

過去這半年，心情起伏極大。豬羅不在，在台北有種失根的落寞。花蓮的生活很開心，卻擔心太開心會不會帶來不開心的後果。剛寫完兩本書，還來不及鬆一口氣，就又開始焦慮接下來要幹嘛。在帶工作坊或者演講時，常常冒出想當村姑的念頭，但至今我還是把大部分的時間交給了「台北的工作」，那些種花、做菜和彈吉他的夢想仍停留在夢想階段，形成了另外一種焦慮。

所以真的該關掉「外面」或者「對外」的辦公室，好好地做一次內在的大掃除了。我第一個想關掉的，就是這個部落格，但真正想關掉的，「應該」就是各種自己想出來的「應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