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20, 2007
生態主義的興起、演進與意義
鐘丁茂 徐雪麗
鐘丁茂、徐雪麗，2007f/11，〈生態主義的興起、演進與意義〉，第八屆《現代思潮》研討會，台中縣，23-44頁。
摘 要
「生態主義」（Ecologism）係指以維護整體生態環境之動態平衡為優先的思想，其興起過程受下列四種因素之影響：（一）工業革命後，思想家對人類文明所進行的生態批判，尤其針對「工業主義」、「資本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與「科技中心主義」。（二）1960年代以降科學家所從事的生態危機論述。（三）1970年代以來環保團體聯盟。（四）1980年代以來結合新社會運動的生態運動。「生態主義」之演進受到三種基進生態哲學（radical ecological philosophy）深遠之影響，形成生態運動的主流；三種基進生態哲學係指：「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和「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他們試圖找出環境危機的哲學根源，並主張只有透過革命或是進行文化典範大轉移才能解決環境問題，然而，此三種基進的生態哲學對於什麼是構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卻有不同的見解。「深層生態學」將生態危機之根源歸因於「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作祟；「社會生態學」則以「社會階級」為禍根；而「生態女性主義」則將之歸結於「父權制」（patriarchy）的社會結構。「生態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時代意義，乃在喚起重新思考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人類評價自然的態度，及去人類中心化、去社會階級化、去父權宰制化。
關鍵字：生態主義、深層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生態女性主義、生態中心主義
Key Word：ecologism、deep ecology、social ecology、eco-feminism、
ecocentrism
一、前言
「生態主義」係指以維護整體生態環境之動態平衡為優先的思想。生態主義運動起源於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許多環境問題震驚整個社會，這個時期出現許多生態批判的重要文章，論述生態危機的發生。「生態主義」的思想支柱由「生命中心論」（Biocentrism）與「生態中心論」（Ecocentrism）所構成，分別代表生態哲學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陳劍瀾，2004）。「生態主義」的基本特徵是：強烈質疑「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主流價值核心、不滿「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改變自然環境、反「科技中心主義」帶給人類虛假的進步、主張實行「生態經濟」－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達到平衡、創造一種可選擇的「政治生態學」與「社會生態學」、進而建立一個人類與環境和諧共存的「綠色環境」、推動一個可持續的社會。
「生態主義」批判啟蒙理性，否定「工業主義」的主流發展模式，是一種綠色的生態運動，也被稱為一種綠色的基進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有用的警告與恰當的控制。「生態主義」更深入地批判政治與文化層面，從根本上質疑當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它對傳統的政治、社會理論帶來衝擊，甚至進一步地綠化這些傳統理論。然而，「生態主義」往往被視為限制工業生長、反對資本主義擴張而被批評為是一種「生態恐怖主義」、或是「後工業時代的浪漫主義」，甚至被冠上濃厚的宗教色彩（徐覺哉，1999）。
「生態主義」之興起是人類忽略生態改變的警訊，因應工業革命後的環境變遷與生態危機而生，經過無數環境聯盟的努力與奔走，結合新社會運動共同解決環境問題，期望為環境正義與永續發展提供一線生機，開創一種生態文明。「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和「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是影響生態主義思潮最重要的三種基進生態哲學，形成二十世紀生態主義的主流思想。「生態主義」從生態學出發建構其理論，分析生態危機的根源，認為主流價值觀與生產消費模式需要根本改變，對社會體系與生態體系進行基進的改造，是一種人類價值的轉向與典範的轉移。為了拯救生態危機與維持生態系的健康，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奉行「生態主義」的和諧社會。
二、生態主義之興起
「生態主義」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18-19世紀的「生態浪漫主義」，梭羅是「生態浪漫主義」的代表；「生態浪漫主義」源於阿卡狄亞式（Arcardia’s）的田園主義生態學－主張人類需要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思想延續18世紀吉爾伯特、懷特（Gelbert White）的田園思想，表現在梭羅的作品中最為明顯，所以又稱為「梭羅浪漫主義生態學」。梭羅的文章批判工業革命的文明發展與物質主義的風格，試圖顛覆科學與資本主義的價值與結構，以及西方宗教反自然的傳統偏見。梭羅的自然寫作對美國文化提出嚴峻的批判，因而被冠上啟蒙生態意識的美名（徐雪麗，2006）。梭羅的感受是基於自然環境的美學欣賞以及人類生活與自然的整體性關係，他不願意見到自然因人類一時的興致被剝削，因為人類在廣大且複雜的生態系中只是一小部份。特別是他強調小規模的家庭工業和小型的農業經營模式，才不會干擾影響自然的秩序（Smith,1998）。
「生態主義」之興起受到下列四種因素的影響：
（一）思想家對工業革命後的文明予以生態批判：
「生態主義」的興起是對「工業主義」、「資本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科技中心主義」進行生態批評，因為它們將持續削弱生態系統，製造環境正義與資源掠奪的問題。
1.「工業主義」引發工廠需要龐大的物質原料、勞力與水資源，工業革命從大規模工廠生產和都市化發展，到全球化市場體系的出現，不斷改變自然的環境，造成工業化社會的汙染與環境惡化。李奧波在1941年的演講中對工業與文明提出精闢的見解：「文明發展是人類與地球之間基本的工具和媒介者，人類對地球的覺知似乎越來越弱，我們幻想工業支撐我們，卻忘記了究竟是什麼支撐工業？」（徐雪麗，2006）。
2.「資本主義」以追逐利潤為目的，引發「過度生產」與「過度消費」的問題，「過度生產」－需要更多的技術、原料與人口；「過度消費」－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越來越膨脹，超出自然的承載能力。資本主義過度的擴張，甚至是病態性的擴張，以及它扭曲的道德價值觀，使我們以商業與工業所建立的消費價值觀為主。
3.「人類中心主義」以人類的利益為中心，扭曲人類與自然的關係，認為人類可以支配自然萬物，所有自然物的存在是為了人類的使用與福祉，人類因而開啟一場生態的浩劫。「生態主義」的目標是解放人類中心的傳統思維，營造一個可以存活、可以持續的社會（洪鐮德，2004）。約翰‧謬爾（John Muir）曾經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嚴重的批判，他說：「人類只不過是造物者創造的一小部份，為什麼人類卻過度地重視自己，超越其他造物者創造的生命」（徐雪麗，2006）。
4.「科技中心主義」經常與「人類中心主義」相連結，相信人類能夠透過科學知識的擁有，進而瞭解和控制自然的過程，甚至可以利用科技的方法來解決所有環境的問題，因此，「科技中心主義」有時被稱為技術性處理（technofix）的方法（Smith,1998）。「科技中心主義」的核心目標乃是以促進人類進步並滿足人類的物質需求為主，科學的發明是為了征服與掌控自然的力量。奈斯曾經說過：「現代科技比以前更沒有幫助，因為科技無法滿足基本的人類需求，例如，科技的生產無法讓我們在一個有意義的環境中從事有意義的工作。科技的進步是一種虛假的進步，因為「科技進步」一辭是文化的語言而非技術的術語。我們的文化是人類歷史上唯一適應科技的文化，科技是無法適應文化的」（Smith,1998）。
「生態主義」批判人類對自然物的「工具主義觀」（instrumental view）－認為自然物存在的價值只能依照人類的需求而定；打破“生存就是競爭，消費就是增長”等傳統價值觀，不再認為人類只要不斷征服自然界，就可以實現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累積。因此「生態主義」的思考方針應該是：人類過去獨霸社會和政治的中心地位應該被取代；以及評價自然物的模式必須轉變（Smith,1998）。
（二）科學界在1960年代以來對生態危機的論述：
喚醒這種生態危機的代表是一連串關懷人類對環境衝擊的作品，從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 ,1962)這本書開始，卡森確定殺蟲劑對生態系的危害，提醒人類濫用化學藥劑終將自食惡果的道理。卡森提出兩個重要的議題：那就是人類的活動能夠產生急遽且無法預料的結果，以及生態系比我們過去所瞭解的更加脆弱（Smith,1998）；緊接的是羅馬俱樂部出版的《成長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 , Meadows et al. 1972)，這本書強調人類經濟活動的方式所造成的資源消耗與汙染，已經超過地球的承載能力，從長遠來看，持續目前的方式是一件不永續的事情。世界人口的增加為地球帶來嚴重的壓力、給生態環境帶來無與倫比的破壞，且高度開發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之間的人口成長又有明顯的差異，高度開發國家的人口每年自然成長率是0.5％，而低度開發國家高達2.0％（鐘丁茂，1999）。至於每一位工業化國家的人民，其破壞環境的能力是孟加拉共和國人民的一百倍，因此奈斯認為「深層生態學」的目標不僅要穩定人類的人口數，還需要經由人性化的方法，將人類的人口數削減至可持續的最小數量。奈斯認為維持一百年前人類所擁有的文化多樣性，人口數不應該超過十億人（Smith,1998）。
還有《生態者》雜誌的編輯群撰寫的《生存藍圖》(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Goldsmith et al. 1972)一書，他們認為如果想要解決複雜的工業社會所產生的生態問題，則需要建立一套重新評估的方式，而文化價值與社會秩序必須被改變。這兩篇報告的重要性源自於他們重寫環境的議程，透過工業主義的問題以及現代社會的價值建立綠色評論的基礎，綠色評論能突顯出左派與右派的傳統政治是基於物質主義與經濟成長，以及自然物的工具主義觀點。
60年代的生態危機所引發的生態意識，使美國從重「物質價值」轉向追求「後物質價值」，重「物質價值」－反應出人類對經濟與物質安全的基本需求；而追求「後物質價值」－則是反映出人類對自我發展、知識和美學等高級需求。這種「後物質價值」成為環境改革的內在原因（Hajer,1995; cited in中國現代化報告，2007）。傳統「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特徵是：重產量、效率、追求個人財富、只顧眼前利益、不考慮長遠後果等；而「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的相處、自我實現、自我反省以及更多政治與社會的參與。
（三）1970年代以來的環境聯盟：
1970年首次的地球日是「生態主義」的分水嶺，1972年聯合國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進而促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之成立，是「生態主義」重要的里程碑。它促使一批哲學家、生態學家、科學家和政治家投身生態主義運動，擔當起反省和規範運動的任務，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運動的方向。隨後聯合國、OECD、歐盟、和許多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推動全球化的環境改革。
70年代「生態主義」之興起，首先與“環境聯盟”的形成有關，特別是國際環境聯盟之形成。Hajer（1995）認為生態現代化興起的三個路徑（cited in中國現代化報告，2007）：
第一條路徑與1980年發表的「世界保護戰略」（WCS）有關，這個報告是「自然保護國際聯盟」（IUCN）、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教科文組織（UNESCO）合作完成的。這個報告建議：以資源高效率利用和環境規劃為基礎，保護瀕危物種和生態系統，促進自然保護和環境政策的制定，形成一個環境保護的聯盟。
第二條路徑與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活動有關。1970年OECD環境委員會成立，作為環境問題的指揮所與協調者，特別強調經濟與環境的關係。在1979-1984年期間，組織許多會議，發表研究報告；1984年6月，它召開環境與經濟的國際會議（ICEE），討論環境政策與環境管理的效益與效率、經濟政策的作用等。會議的主要結論是：合理的管理可以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輔相成（OECD,1985）。
第三條路徑與聯合國的發展、安全和環境問題的委員會有關。聯合國的一系列報告，包括《北方－南方：生存規劃》（North-South：A Programme For Survival,1980）、《公共安全》（Public Security,1982）、《公共危機》（Public Crisis,1983）和《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rture,1987）等，形成環境與經濟相互作用的「超國家共識」。
其次，除了國際上的“環境聯盟”之外，從1981年起，西歐許多國家如芬蘭、比利時、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盧森堡和瑞士的「綠黨」相繼進入議會，成為議會中綠色政治的力量。綠黨又可稱為「生態黨」，以環保、和平、社會正義為共同訴求，是全世界唯一進行跨國串連的政治力量。在歐洲地區，二十九個國家的三十二個綠黨和綠色組織結合成立歐洲綠色聯盟（European Greens Federation），2004年二月因應歐盟的運作，進而成立歐洲綠黨（European Green Party），現在是歐洲議會中的第四大黨。亞洲各國綠黨曾於2001年4月在澳洲坎培拉舉行亞太綠色聯盟籌備會議，成立於1996年的台灣綠黨也是此一聯盟的重要發起人。2005年2月亞洲各國綠黨和綠色團體進一步在日本京都聚會，確認了亞太綠色聯盟二十三個國家二十七個綠黨或環保團體的成員身份。這個聯盟也是極少數接受以「台灣」為國家名義參與運作的國際組織（綠黨簡介，2007）。
第三，私有、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環保團體的誕生，在人權、環保、兩性平權、國際開發、人道救援、安全等議題與工作上，非政府組織整合了民間的資源，結合了志工的力量，在環境保護的議題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發揮無可取代的功能。例如，綠色和平組織、地球優先、荒野協會、山巒協會、生態學會、主婦聯盟、動物保護協會、永續聯盟等，他們不僅關心社會和政治哲學的層面，也關懷人類和社會組織之關係。
（四）1980年代以來結合新社會運動的新生態運動：
1980年代以來的生態運動與新社會運動密切結合，而形成了多種思潮的複合體；新社會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反核運動、反戰運動及援助第三世界運動等。此一思潮的基本特徵是：對現實的不滿、懷疑工業化社會盲目增長的動機與意義、主張實行生態經濟、反對核擴散、要求加強基層民主和改變政治黨派的作用、改革傳統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徐覺哉，1999）。生態主義者企圖挑戰或改變既有存在於階級、種族、性別、國籍、信仰等等的平等關係，認為階級、種族、國家間的政治社會經濟關係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因而引發追求「環境正義」的運動。部分生態主義者結合婦女運動，藉以揮別長期以來男人宰制女人的既有體制，而演變成為「生態女性主義」；部分結合反核運動與反戰運動，呼籲停止自我毀滅與浪費資源的武器競賽，例如，抗議軍工業研究反「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運動；部份關注開發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環境歧視，進而展開反「生態殖民主義」的運動等。「生態殖民主義」是開發國家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然資源，並且將高污染與高耗能的產業移植到第三世界國家，造成落後國家飽嚐工業污染與環境破壞的苦果，然而大多數的經濟利益則是進入已開發國家的口袋。邁斯(Maria Mies)認為北半球居民得以維持高水準物質生活和經濟成長，部分是因為殖民化的成果，將經濟、社會、生態成本轉嫁給南半球（顧燕翎，1996）。
這說明「生態主義」不再只是關切生態環境等議題，甚至擴展為重視「環境正義」的原則與可持續發展的議題，涵蓋了「環境平等主義」與「環境種族平等主義」的思惟，把環境不平等的因素推向政策議程，透過政治與社會的力量進行改革。生態主義者開始思考分配價值原則：為什麼富有的國家與個人總是從經濟開發中得到絕大部分的好處，卻因此犧牲貧窮國家與弱勢人民的權益？為什麼高污染性的工廠總是建在窮人或弱勢者的家園附近？污染的代價似乎無法由所有階級公平地承擔。
三、「生態主義」之演進及其對生態危機之見解
「生態主義」又稱為一種「基進的環境主義」（radial environmentalism），二十世紀的生態主義思潮，受到三種基進生態哲學的深遠影響，形成生態運動的主流，包括：「深層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生態女性主義」（Zimmerman,1998；Merchant,1998；魯思燕，2007）。Carolyn Merchant認為「基進生態學」採取一個全新的觀點：當前環境問題源自於人類對自然的支配，且伴隨人類對自己種族、階級和性別的支配；想要解決環境的問題，必須找出環境危機的哲學根源（引自林朝成，2003）。基進的生態學者自視為「基進」的原因有二：首先，他們宣稱透過他們的分析得以找出生態危機的概念、態度及社會的源頭；其次，他們主張只有透過革命或是進行文化典範大轉移才能拯救地球於日趨毀滅之中。同時他們雖然承認改革現行規範（例如，要求嚴厲管制工業污染、鼓勵回收再利用等），在短期內對事情的解決也許有用，但是就長期而言，改革是不夠的，因為改革只能解決問題的症候，而非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源（Zimmerman,1998；鐘丁茂譯，2003）。三種基進的生態哲學雖致力於推動社會體系與生態體系的改造，然而，對於什麼是構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卻有不同的見解：
（一）「深層生態學」：
「深層生態學」源自挪威著名哲學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於1972年發表的〈淺層與深層：長程的生態運動〉一文，他用深層與淺層的對比，創立出一種現代環境倫理學的新理論，成為當代西方生態主義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戰性的生態哲學。「深層生態學」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之一為「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無法瞭解生態系的重要性，只在乎生態系提供人類想要的一切。奈斯認為人類處理全球暖化與臭氧層破洞的議題時，往往將人類的價值與利益視為至高無上，以「工具主義」的方式來對待自然物；而「工具主義」的本質就是一種「淺層生態學」。奈斯認為，如果把「淺層生態學」的邏輯推到極端―「淺層生態學」就像是經過電腦計算過的成本效益分析，一切的設計只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已（Bodian,1998；鐘丁茂，徐雪麗譯，2007）。
奈斯認為「深層生態學」的本質在探究更深層的問題。「深層」（deep）這個形容詞，著重在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why）與「如何做」（how），這是其他人所輕忽的事情。在深層生態學演化的過程中，奈斯提出一個看起來像一件圍裙（Apron）的圖解，可以稱之為「圍裙圖示」，這個圍裙圖示共分為四個階層：
階層一：深層生態學的「基本前提」與「生態智慧」－屬於「形而上學」的理論；深層生態學的「基本前提」－融入佛教、基督教、哲學（例如，Spinosa和Whitehead）的觀點，是一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生態智慧」－是指「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與「生命中心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兩個最高的道德規範，以「內在價值」與「生物多樣性」作為基礎原則。
階層二：「八項深層生態學的平台或原則」－屬於「規範倫理學」的範疇，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宣言。透過邏輯演化將深層生態學的「基本前提」與「生態智慧」轉換成具有規範功能的平台或原則。
階層三：「一般標準的結果與實際的假設」－屬於「應用倫理學」的範疇，可依實際問題發生的狀況，設定解決問題的假設。將八項深層生態學的平台或原則融入解決問題的假設上。
階層四：「對特別的情況採取的特殊規則或決定」－同樣屬於「應用倫理學」的範疇，依循階層三所設定的假設，對實際的問題採取可行的原則，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
奈斯圍裙圖示的基本概念，主張必須以各種深度哲學思想的「基本前提」與最高道德規範的「生態智慧」，建構「深層生態學」的八點基本原則，再依實際發生的問題，設定解決問題的假設，採取可行的方法來解決，這正是深層生態學的倫理意涵以及典範的轉移。
基本上，「深層生態學」是要突破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認識的局限，對環境提出深層的問題並尋求深層的答案，以生態智慧追求一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深層生態學」基進的本質為所有志在拯救地球免於遭受人類宰制與剝削的生態運動提供激勵的力量。陳劍瀾（2004）認為「深層生態學」本質上不是一種倫理學理論，而是生態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其目的在於為生態運動提供合法性證明，從而推動生態運動的發展。由此可推，奈斯的深層生態學真可謂是一種「深層生態主義」。
（二）「社會生態學」：
「社會生態學」一辭是1987年由Murray Bookchin所提出，社會生態學家認為社會階級（social hierarchy）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之一，階級的社會結構，不但允許少數人統治其他人，也允許他們濫用、奪取或摧毀非人類的一切（Zimmerman,1998；鐘丁茂譯，2003）。Bookchin認為社會階級提供宰制自然的心理和物質情境，因此社會型態決定人類宰制大自然的「意識形態」，進而宰制與控制大自然。「社會生態學」強調人類支配大自然的觀念，與社會階級存在人類支配人類的觀念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改造或顛覆社會制度才是解決生態問題的「社會根源」。
Bookchin的「社會生態學」著重「階級」(hierarchy)的概念，「階級」來自「意識形態」，人們被自己的意識、信念和認知所壓抑，從而接受社會階級長期的宰制。社會的宰制結構，是人類宰制大自然的原因，但是社會的宰制結構，和人類宰制大自然之間不一定存在必然的關連性。社會是一個由人類的行為和決定所組成的「有機體」，具有共享的信念和價值觀，只有當人們產生免於其他人宰制的信念與價值觀時，大自然才能免於受人類的宰制(Bookchin,1987；DesJardins,2001)。Bookchin主張社會的政治經濟階級應解放，方能建構一個多元、平衡與和諧的社會，他認為要了解生態危機的根源，必須先了解社會的階級，社會階級是人類創造的，社會階級鼓勵人類宰制大自然，這才是環境問題的根源。
（三）生態女性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一詞在1974年由Francoise d'Eaubonne所創，結合女性主義與生態運動的反思。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生態危機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父權制」（patriarchy），父權制是一種壓制性的社會結構，視剝削女人與自然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女人與自然都是從屬於男人的「下屬劣等之物」（Zimmerman,1998；鐘丁茂譯，2003）。不論從歷史、經驗、符號和理論的層面觀之，男性宰制大自然和女性之間存在關聯性，因而導致大自然和女性被利用和剝削，甚至發展出不當的政策（Warren,2001）。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對女性的壓迫是一種主要的社會宰制類型，男性的霸權意識企圖同時佔有女性與自然。
女性主義認為人類社會長久以來嚴重犯錯，誤認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具有不同的特質，而不同的特質則代表不同的價值階級（理性優於感性）；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間產生不同的階級（男人優於女人）(Warren,1990；DesJardins,2001）。深層生態學運動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試圖消除文明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把自然從人類傲慢的宰制下解放出來；女性主義則批判「男權中心主義」，試圖改變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消解男女兩性的二元對立，因此，女性主義和生態運動的結合是必然的結果。實際上，「人類中心主義」和「男權中心主義」有著相同的思維方式（韋清琦，2004）。
「生態女性主義」屬於「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im）的分支，又稱為文化生態女性主義(cultural ecofeminisim)。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人類的本質立基在生物學，人類可以按生物性別(sex)和社會屬性(gender)來區分男人/女人，性別／屬性關係分別給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力量基礎(Warren，2001)。生態女性主義的哲學強調女人特有的直覺與關懷的倫理，運用特殊的「女性方式」(women's ways)來經驗、了解和評價世界。大自然也如同女性一樣，長期受到壓抑，必須透過「女性文化」(women's culture)的建立來治療生態的問題。他們主張必須拋棄傳統的性別角色，透過直接的政治行動，提高並解放女人的地位，連結女性文化與生態關懷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的核心策略是：建構女性文化作為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尊重兩性差異，解構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體、理智/情感等傳統文化中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確立非等級的觀念（韋清琦，2004）。
斯特奈（Spretnak）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判主流生態保育者的「性別」盲點，使他們疏於檢討父權思想對個人心理層面的影響，過於仰賴理性說服，往往在處理環境議題時，未將男性權力慾的軍國主義納入考慮（顧燕翎，1996）。因此，即使在環保團體中，只要男性宰制繼續存在，女人與大自然的處境便根本不可能改變。「主婦聯盟」是一個從屬於生態女性主義最有名的環保團體，「主婦聯盟」提倡女性文化的環保意識與保育運動，她們質疑消費者導向的生活方式，提倡「生活者－消費材」的關係，並且從事有機耕作與養殖，推行共同採買政策，重視區域性而非集中式的生產方式;從女性的生活經驗關心和照顧大自然，致力於解決環境問題。由此可知，為了現實的環境壓力，女性主義和生態運動的結合已經成為婦女解放的合理選擇。
「深層生態學」的兩個最高道德規範是所有生命個體的「自我實現」與「生命中心平等」；「自我實現」—人類了解自己只是大整體的一部份，不能脫離大自然生存，必須明確地反對工具價值的評價；「生命中心平等」—所有生命形式都有其「內在價值」，生命的存在不能做為達成目的的手段。奈斯認為追求簡樸生活，才能創造豐富人生以及可以實現自我的人生，「深層生態學」運動是指成功地維持一種較低的生活水準，將「深層生態學」作為行為的準則（Bodian,1998；鐘丁茂，徐雪麗譯；2007）。因此，「深層生態學」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只有人類看待世界的方法經過基進的轉變，經過所謂的「典範轉移」，才能使價值轉向與整體生態觀轉向，方能真正解決環境問題。
「社會生態學」認為人類的「理性」和「社會」本身就是演化的產物，是大自然所給予的「自我意識」，因此否定任何將人類從大自然中移除或貶低人類價值的學說，認為「生命中心倫理」和「深層生態學」，都貶低了人類理性的能力和大自然演化的能力(Bookchin，1987；DesJardins,2001)。Bookchin挑戰「深層生態學」以及「生命中心主義」，他認為「人類是高等形式的生命」，因此，「社會生態學」被認為是一種經過生態性修正後的「人類中心倫理」。「社會生態學」認為「社會階級」的意識形態才是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只有改變社會的型態，解放社會的階級，才能解放人類的階級宰制，進而解放大自然被人類宰制，才能徹底解決環境問題。
「生態女性主義」不喜歡傳統哲學中抽象和理性的倫理法則，認為現存的倫理體系主要建基於某些特定男人階層之上，從一個男性至上的社會存有論，如何衍生出一個立基於公平與正義的倫理？「生態女性主義」透過挑戰現存倫理體系的「性別概念」，重視具體和感性的關懷行動；生態女性主義者提出「關心的倫理」，提倡「關心」、「關係」、「愛」、「責任」、「信任」的價值，以主動「關心他人」替代「權利和義務的約束」；以「合作關係」取代「衝突對峙」（Warren,2001）。「生態女性主義」強調人類支配大自然的觀念，與男人支配女人觀念的密切相關，他們認為社會階級存在宰制與壓迫女性的原因是性別歧視，唯有給予女性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致力於解放女性在經濟和社會的階層，使女性參與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的工作，方能終止人類對自然長期的宰制。因此，解放「父權制」的男性宰制論才是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源，才有可能實現生態性社會。
四、「生態主義」在當代之意義
「生態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時代意義，乃在喚起重新思考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人類評價自然的態度，及去人類中心化、去社會階級化、去父權宰制化。
生態危機是一種廣義的文化危機，透過生態學這門「顛覆性學科」，不僅解構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結構，顛覆人類主體的特權，也戳破經濟成長的神話。因此，「生態主義」運動應致力於環境政策的監督與批評，對今日文明所採取的路徑予以照明與修正，期望公眾理解並參與環境問題，並提供科學家和專業機構解決環境問題的新思維與新方法。
「生態主義」在當代之目標：透過各種環境聯盟的合縱連橫以及生態運動的努力，解決「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帶來的生態浩劫與環境問題，推動全球化的環境改革與生態轉型，以資源高效率利用和環境規劃為基礎，保護瀕危物種和生態系統，促進自然保護和環境政策的制定。透過議會中綠色政治的力量，以環保、和平、社會正義為共同訴求，期望一個不追求高物質成長、高科技、高消費的社會。當代的「生態主義」和三種基進的環境哲學如出一轍，重新檢討人與其他生物的平等關係、追求資源的分配正義、企圖挑戰或改變既有的權利關係，建構人與一切生物共生共榮的生態圈。
「生態主義」在當代之意義：
1.創造環境、經濟與生活品質三贏的結果，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相輔相成。
2.政府和企業可以合作共同解決環境問題，從而達到高生活品質的環境效益。
3.迫使企業了解「環境保護」並不會降低經濟成長，反而能創造新的市場商
機，產生更高的資源生產效率與收益。
4.使環境問題成為民主國家的選舉議題，迫使政黨關注環境議題，實施新的
環境制度與政策。
5.透過聯合國的努力形成環境與經濟相互作用的「超國家意識」。
五、結論
「生態主義」從生態學出發建構其理論，它需要人類的價值理念與整體生態觀的轉向，以生態性思考取代科學性思考的方向，找出生態危機的根源。雖然「生態主義」興起的深層原因也許不是為了環境，政府決策的優先考量仍是連結經濟目的的環境政策；但是這種環境改革與生態轉型，開啟生態經濟的新領域，進而漸漸綠化傳統的政治與社會理論，這意味「生態主義」是真正的綠色價值、綠色運動和綠色政治。「生態主義」關注“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衝擊，並且讓我們認識工業主義改變後的自然環境，拯救生態危機與人類的存活。人類並沒有面臨能源危機的問題，我們所面臨的是消費危機，因為消費危機已經變成開發國家的一種生活型態，它讓我們對生活的價值觀產生困惑與迷惘、它讓我們無法與自然和諧相處。因此，「生態主義」真正要批判的是人性的貪婪與無窮的慾望，「生態主義」正是一種人類價值的轉向與典範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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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態主義」（Ecologism）係指以維護整體生態環境之動態平衡為優先的思想，其興起過程受下列四種因素之影響：（一）工業革命後，思想家對人類文明所進行的生態批判，尤其針對「工業主義」、「資本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與「科技中心主義」。（二）1960年代以降科學家所從事的生態危機論述。（三）1970年代以來環保團體聯盟。（四）1980年代以來結合新社會運動的生態運動。「生態主義」之演進受到三種基進生態哲學（radical ecological philosophy）深遠之影響，形成生態運動的主流；三種基進生態哲學係指：「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和「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他們試圖找出環境危機的哲學根源，並主張只有透過革命或是進行文化典範大轉移才能解決環境問題，然而，此三種基進的生態哲學對於什麼是構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卻有不同的見解。「深層生態學」將生態危機之根源歸因於「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作祟；「社會生態學」則以「社會階級」為禍根；而「生態女性主義」則將之歸結於「父權制」（patriarchy）的社會結構。「生態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時代意義，乃在喚起重新思考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人類評價自然的態度，及去人類中心化、去社會階級化、去父權宰制化。
關鍵字：生態主義、深層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生態女性主義、生態中心主義
Key Word：ecologism、deep ecology、social ecology、eco-feminism、
ecocentrism
一、前言
「生態主義」係指以維護整體生態環境之動態平衡為優先的思想。生態主義運動起源於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許多環境問題震驚整個社會，這個時期出現許多生態批判的重要文章，論述生態危機的發生。「生態主義」的思想支柱由「生命中心論」（Biocentrism）與「生態中心論」（Ecocentrism）所構成，分別代表生態哲學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陳劍瀾，2004）。「生態主義」的基本特徵是：強烈質疑「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主流價值核心、不滿「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改變自然環境、反「科技中心主義」帶給人類虛假的進步、主張實行「生態經濟」－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達到平衡、創造一種可選擇的「政治生態學」與「社會生態學」、進而建立一個人類與環境和諧共存的「綠色環境」、推動一個可持續的社會。
「生態主義」批判啟蒙理性，否定「工業主義」的主流發展模式，是一種綠色的生態運動，也被稱為一種綠色的基進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有用的警告與恰當的控制。「生態主義」更深入地批判政治與文化層面，從根本上質疑當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它對傳統的政治、社會理論帶來衝擊，甚至進一步地綠化這些傳統理論。然而，「生態主義」往往被視為限制工業生長、反對資本主義擴張而被批評為是一種「生態恐怖主義」、或是「後工業時代的浪漫主義」，甚至被冠上濃厚的宗教色彩（徐覺哉，1999）。
「生態主義」之興起是人類忽略生態改變的警訊，因應工業革命後的環境變遷與生態危機而生，經過無數環境聯盟的努力與奔走，結合新社會運動共同解決環境問題，期望為環境正義與永續發展提供一線生機，開創一種生態文明。「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和「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是影響生態主義思潮最重要的三種基進生態哲學，形成二十世紀生態主義的主流思想。「生態主義」從生態學出發建構其理論，分析生態危機的根源，認為主流價值觀與生產消費模式需要根本改變，對社會體系與生態體系進行基進的改造，是一種人類價值的轉向與典範的轉移。為了拯救生態危機與維持生態系的健康，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奉行「生態主義」的和諧社會。
二、生態主義之興起
「生態主義」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18-19世紀的「生態浪漫主義」，梭羅是「生態浪漫主義」的代表；「生態浪漫主義」源於阿卡狄亞式（Arcardia’s）的田園主義生態學－主張人類需要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思想延續18世紀吉爾伯特、懷特（Gelbert White）的田園思想，表現在梭羅的作品中最為明顯，所以又稱為「梭羅浪漫主義生態學」。梭羅的文章批判工業革命的文明發展與物質主義的風格，試圖顛覆科學與資本主義的價值與結構，以及西方宗教反自然的傳統偏見。梭羅的自然寫作對美國文化提出嚴峻的批判，因而被冠上啟蒙生態意識的美名（徐雪麗，2006）。梭羅的感受是基於自然環境的美學欣賞以及人類生活與自然的整體性關係，他不願意見到自然因人類一時的興致被剝削，因為人類在廣大且複雜的生態系中只是一小部份。特別是他強調小規模的家庭工業和小型的農業經營模式，才不會干擾影響自然的秩序（Smith,1998）。
「生態主義」之興起受到下列四種因素的影響：
（一）思想家對工業革命後的文明予以生態批判：
「生態主義」的興起是對「工業主義」、「資本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科技中心主義」進行生態批評，因為它們將持續削弱生態系統，製造環境正義與資源掠奪的問題。
1.「工業主義」引發工廠需要龐大的物質原料、勞力與水資源，工業革命從大規模工廠生產和都市化發展，到全球化市場體系的出現，不斷改變自然的環境，造成工業化社會的汙染與環境惡化。李奧波在1941年的演講中對工業與文明提出精闢的見解：「文明發展是人類與地球之間基本的工具和媒介者，人類對地球的覺知似乎越來越弱，我們幻想工業支撐我們，卻忘記了究竟是什麼支撐工業？」（徐雪麗，2006）。
2.「資本主義」以追逐利潤為目的，引發「過度生產」與「過度消費」的問題，「過度生產」－需要更多的技術、原料與人口；「過度消費」－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越來越膨脹，超出自然的承載能力。資本主義過度的擴張，甚至是病態性的擴張，以及它扭曲的道德價值觀，使我們以商業與工業所建立的消費價值觀為主。
3.「人類中心主義」以人類的利益為中心，扭曲人類與自然的關係，認為人類可以支配自然萬物，所有自然物的存在是為了人類的使用與福祉，人類因而開啟一場生態的浩劫。「生態主義」的目標是解放人類中心的傳統思維，營造一個可以存活、可以持續的社會（洪鐮德，2004）。約翰‧謬爾（John Muir）曾經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嚴重的批判，他說：「人類只不過是造物者創造的一小部份，為什麼人類卻過度地重視自己，超越其他造物者創造的生命」（徐雪麗，2006）。
4.「科技中心主義」經常與「人類中心主義」相連結，相信人類能夠透過科學知識的擁有，進而瞭解和控制自然的過程，甚至可以利用科技的方法來解決所有環境的問題，因此，「科技中心主義」有時被稱為技術性處理（technofix）的方法（Smith,1998）。「科技中心主義」的核心目標乃是以促進人類進步並滿足人類的物質需求為主，科學的發明是為了征服與掌控自然的力量。奈斯曾經說過：「現代科技比以前更沒有幫助，因為科技無法滿足基本的人類需求，例如，科技的生產無法讓我們在一個有意義的環境中從事有意義的工作。科技的進步是一種虛假的進步，因為「科技進步」一辭是文化的語言而非技術的術語。我們的文化是人類歷史上唯一適應科技的文化，科技是無法適應文化的」（Smith,1998）。
「生態主義」批判人類對自然物的「工具主義觀」（instrumental view）－認為自然物存在的價值只能依照人類的需求而定；打破“生存就是競爭，消費就是增長”等傳統價值觀，不再認為人類只要不斷征服自然界，就可以實現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累積。因此「生態主義」的思考方針應該是：人類過去獨霸社會和政治的中心地位應該被取代；以及評價自然物的模式必須轉變（Smith,1998）。
（二）科學界在1960年代以來對生態危機的論述：
喚醒這種生態危機的代表是一連串關懷人類對環境衝擊的作品，從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 ,1962)這本書開始，卡森確定殺蟲劑對生態系的危害，提醒人類濫用化學藥劑終將自食惡果的道理。卡森提出兩個重要的議題：那就是人類的活動能夠產生急遽且無法預料的結果，以及生態系比我們過去所瞭解的更加脆弱（Smith,1998）；緊接的是羅馬俱樂部出版的《成長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 , Meadows et al. 1972)，這本書強調人類經濟活動的方式所造成的資源消耗與汙染，已經超過地球的承載能力，從長遠來看，持續目前的方式是一件不永續的事情。世界人口的增加為地球帶來嚴重的壓力、給生態環境帶來無與倫比的破壞，且高度開發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之間的人口成長又有明顯的差異，高度開發國家的人口每年自然成長率是0.5％，而低度開發國家高達2.0％（鐘丁茂，1999）。至於每一位工業化國家的人民，其破壞環境的能力是孟加拉共和國人民的一百倍，因此奈斯認為「深層生態學」的目標不僅要穩定人類的人口數，還需要經由人性化的方法，將人類的人口數削減至可持續的最小數量。奈斯認為維持一百年前人類所擁有的文化多樣性，人口數不應該超過十億人（Smith,1998）。
還有《生態者》雜誌的編輯群撰寫的《生存藍圖》(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Goldsmith et al. 1972)一書，他們認為如果想要解決複雜的工業社會所產生的生態問題，則需要建立一套重新評估的方式，而文化價值與社會秩序必須被改變。這兩篇報告的重要性源自於他們重寫環境的議程，透過工業主義的問題以及現代社會的價值建立綠色評論的基礎，綠色評論能突顯出左派與右派的傳統政治是基於物質主義與經濟成長，以及自然物的工具主義觀點。
60年代的生態危機所引發的生態意識，使美國從重「物質價值」轉向追求「後物質價值」，重「物質價值」－反應出人類對經濟與物質安全的基本需求；而追求「後物質價值」－則是反映出人類對自我發展、知識和美學等高級需求。這種「後物質價值」成為環境改革的內在原因（Hajer,1995; cited in中國現代化報告，2007）。傳統「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特徵是：重產量、效率、追求個人財富、只顧眼前利益、不考慮長遠後果等；而「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的相處、自我實現、自我反省以及更多政治與社會的參與。
（三）1970年代以來的環境聯盟：
1970年首次的地球日是「生態主義」的分水嶺，1972年聯合國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進而促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之成立，是「生態主義」重要的里程碑。它促使一批哲學家、生態學家、科學家和政治家投身生態主義運動，擔當起反省和規範運動的任務，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運動的方向。隨後聯合國、OECD、歐盟、和許多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推動全球化的環境改革。
70年代「生態主義」之興起，首先與“環境聯盟”的形成有關，特別是國際環境聯盟之形成。Hajer（1995）認為生態現代化興起的三個路徑（cited in中國現代化報告，2007）：
第一條路徑與1980年發表的「世界保護戰略」（WCS）有關，這個報告是「自然保護國際聯盟」（IUCN）、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教科文組織（UNESCO）合作完成的。這個報告建議：以資源高效率利用和環境規劃為基礎，保護瀕危物種和生態系統，促進自然保護和環境政策的制定，形成一個環境保護的聯盟。
第二條路徑與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活動有關。1970年OECD環境委員會成立，作為環境問題的指揮所與協調者，特別強調經濟與環境的關係。在1979-1984年期間，組織許多會議，發表研究報告；1984年6月，它召開環境與經濟的國際會議（ICEE），討論環境政策與環境管理的效益與效率、經濟政策的作用等。會議的主要結論是：合理的管理可以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輔相成（OECD,1985）。
第三條路徑與聯合國的發展、安全和環境問題的委員會有關。聯合國的一系列報告，包括《北方－南方：生存規劃》（North-South：A Programme For Survival,1980）、《公共安全》（Public Security,1982）、《公共危機》（Public Crisis,1983）和《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rture,1987）等，形成環境與經濟相互作用的「超國家共識」。
其次，除了國際上的“環境聯盟”之外，從1981年起，西歐許多國家如芬蘭、比利時、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盧森堡和瑞士的「綠黨」相繼進入議會，成為議會中綠色政治的力量。綠黨又可稱為「生態黨」，以環保、和平、社會正義為共同訴求，是全世界唯一進行跨國串連的政治力量。在歐洲地區，二十九個國家的三十二個綠黨和綠色組織結合成立歐洲綠色聯盟（European Greens Federation），2004年二月因應歐盟的運作，進而成立歐洲綠黨（European Green Party），現在是歐洲議會中的第四大黨。亞洲各國綠黨曾於2001年4月在澳洲坎培拉舉行亞太綠色聯盟籌備會議，成立於1996年的台灣綠黨也是此一聯盟的重要發起人。2005年2月亞洲各國綠黨和綠色團體進一步在日本京都聚會，確認了亞太綠色聯盟二十三個國家二十七個綠黨或環保團體的成員身份。這個聯盟也是極少數接受以「台灣」為國家名義參與運作的國際組織（綠黨簡介，2007）。
第三，私有、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環保團體的誕生，在人權、環保、兩性平權、國際開發、人道救援、安全等議題與工作上，非政府組織整合了民間的資源，結合了志工的力量，在環境保護的議題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發揮無可取代的功能。例如，綠色和平組織、地球優先、荒野協會、山巒協會、生態學會、主婦聯盟、動物保護協會、永續聯盟等，他們不僅關心社會和政治哲學的層面，也關懷人類和社會組織之關係。
（四）1980年代以來結合新社會運動的新生態運動：
1980年代以來的生態運動與新社會運動密切結合，而形成了多種思潮的複合體；新社會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反核運動、反戰運動及援助第三世界運動等。此一思潮的基本特徵是：對現實的不滿、懷疑工業化社會盲目增長的動機與意義、主張實行生態經濟、反對核擴散、要求加強基層民主和改變政治黨派的作用、改革傳統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徐覺哉，1999）。生態主義者企圖挑戰或改變既有存在於階級、種族、性別、國籍、信仰等等的平等關係，認為階級、種族、國家間的政治社會經濟關係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因而引發追求「環境正義」的運動。部分生態主義者結合婦女運動，藉以揮別長期以來男人宰制女人的既有體制，而演變成為「生態女性主義」；部分結合反核運動與反戰運動，呼籲停止自我毀滅與浪費資源的武器競賽，例如，抗議軍工業研究反「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運動；部份關注開發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環境歧視，進而展開反「生態殖民主義」的運動等。「生態殖民主義」是開發國家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然資源，並且將高污染與高耗能的產業移植到第三世界國家，造成落後國家飽嚐工業污染與環境破壞的苦果，然而大多數的經濟利益則是進入已開發國家的口袋。邁斯(Maria Mies)認為北半球居民得以維持高水準物質生活和經濟成長，部分是因為殖民化的成果，將經濟、社會、生態成本轉嫁給南半球（顧燕翎，1996）。
這說明「生態主義」不再只是關切生態環境等議題，甚至擴展為重視「環境正義」的原則與可持續發展的議題，涵蓋了「環境平等主義」與「環境種族平等主義」的思惟，把環境不平等的因素推向政策議程，透過政治與社會的力量進行改革。生態主義者開始思考分配價值原則：為什麼富有的國家與個人總是從經濟開發中得到絕大部分的好處，卻因此犧牲貧窮國家與弱勢人民的權益？為什麼高污染性的工廠總是建在窮人或弱勢者的家園附近？污染的代價似乎無法由所有階級公平地承擔。
三、「生態主義」之演進及其對生態危機之見解
「生態主義」又稱為一種「基進的環境主義」（radial environmentalism），二十世紀的生態主義思潮，受到三種基進生態哲學的深遠影響，形成生態運動的主流，包括：「深層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生態女性主義」（Zimmerman,1998；Merchant,1998；魯思燕，2007）。Carolyn Merchant認為「基進生態學」採取一個全新的觀點：當前環境問題源自於人類對自然的支配，且伴隨人類對自己種族、階級和性別的支配；想要解決環境的問題，必須找出環境危機的哲學根源（引自林朝成，2003）。基進的生態學者自視為「基進」的原因有二：首先，他們宣稱透過他們的分析得以找出生態危機的概念、態度及社會的源頭；其次，他們主張只有透過革命或是進行文化典範大轉移才能拯救地球於日趨毀滅之中。同時他們雖然承認改革現行規範（例如，要求嚴厲管制工業污染、鼓勵回收再利用等），在短期內對事情的解決也許有用，但是就長期而言，改革是不夠的，因為改革只能解決問題的症候，而非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源（Zimmerman,1998；鐘丁茂譯，2003）。三種基進的生態哲學雖致力於推動社會體系與生態體系的改造，然而，對於什麼是構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卻有不同的見解：
（一）「深層生態學」：
「深層生態學」源自挪威著名哲學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於1972年發表的〈淺層與深層：長程的生態運動〉一文，他用深層與淺層的對比，創立出一種現代環境倫理學的新理論，成為當代西方生態主義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戰性的生態哲學。「深層生態學」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之一為「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無法瞭解生態系的重要性，只在乎生態系提供人類想要的一切。奈斯認為人類處理全球暖化與臭氧層破洞的議題時，往往將人類的價值與利益視為至高無上，以「工具主義」的方式來對待自然物；而「工具主義」的本質就是一種「淺層生態學」。奈斯認為，如果把「淺層生態學」的邏輯推到極端―「淺層生態學」就像是經過電腦計算過的成本效益分析，一切的設計只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已（Bodian,1998；鐘丁茂，徐雪麗譯，2007）。
奈斯認為「深層生態學」的本質在探究更深層的問題。「深層」（deep）這個形容詞，著重在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why）與「如何做」（how），這是其他人所輕忽的事情。在深層生態學演化的過程中，奈斯提出一個看起來像一件圍裙（Apron）的圖解，可以稱之為「圍裙圖示」，這個圍裙圖示共分為四個階層：
階層一：深層生態學的「基本前提」與「生態智慧」－屬於「形而上學」的理論；深層生態學的「基本前提」－融入佛教、基督教、哲學（例如，Spinosa和Whitehead）的觀點，是一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生態智慧」－是指「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與「生命中心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兩個最高的道德規範，以「內在價值」與「生物多樣性」作為基礎原則。
階層二：「八項深層生態學的平台或原則」－屬於「規範倫理學」的範疇，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宣言。透過邏輯演化將深層生態學的「基本前提」與「生態智慧」轉換成具有規範功能的平台或原則。
階層三：「一般標準的結果與實際的假設」－屬於「應用倫理學」的範疇，可依實際問題發生的狀況，設定解決問題的假設。將八項深層生態學的平台或原則融入解決問題的假設上。
階層四：「對特別的情況採取的特殊規則或決定」－同樣屬於「應用倫理學」的範疇，依循階層三所設定的假設，對實際的問題採取可行的原則，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
奈斯圍裙圖示的基本概念，主張必須以各種深度哲學思想的「基本前提」與最高道德規範的「生態智慧」，建構「深層生態學」的八點基本原則，再依實際發生的問題，設定解決問題的假設，採取可行的方法來解決，這正是深層生態學的倫理意涵以及典範的轉移。
基本上，「深層生態學」是要突破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認識的局限，對環境提出深層的問題並尋求深層的答案，以生態智慧追求一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深層生態學」基進的本質為所有志在拯救地球免於遭受人類宰制與剝削的生態運動提供激勵的力量。陳劍瀾（2004）認為「深層生態學」本質上不是一種倫理學理論，而是生態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其目的在於為生態運動提供合法性證明，從而推動生態運動的發展。由此可推，奈斯的深層生態學真可謂是一種「深層生態主義」。
（二）「社會生態學」：
「社會生態學」一辭是1987年由Murray Bookchin所提出，社會生態學家認為社會階級（social hierarchy）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之一，階級的社會結構，不但允許少數人統治其他人，也允許他們濫用、奪取或摧毀非人類的一切（Zimmerman,1998；鐘丁茂譯，2003）。Bookchin認為社會階級提供宰制自然的心理和物質情境，因此社會型態決定人類宰制大自然的「意識形態」，進而宰制與控制大自然。「社會生態學」強調人類支配大自然的觀念，與社會階級存在人類支配人類的觀念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改造或顛覆社會制度才是解決生態問題的「社會根源」。
Bookchin的「社會生態學」著重「階級」(hierarchy)的概念，「階級」來自「意識形態」，人們被自己的意識、信念和認知所壓抑，從而接受社會階級長期的宰制。社會的宰制結構，是人類宰制大自然的原因，但是社會的宰制結構，和人類宰制大自然之間不一定存在必然的關連性。社會是一個由人類的行為和決定所組成的「有機體」，具有共享的信念和價值觀，只有當人們產生免於其他人宰制的信念與價值觀時，大自然才能免於受人類的宰制(Bookchin,1987；DesJardins,2001)。Bookchin主張社會的政治經濟階級應解放，方能建構一個多元、平衡與和諧的社會，他認為要了解生態危機的根源，必須先了解社會的階級，社會階級是人類創造的，社會階級鼓勵人類宰制大自然，這才是環境問題的根源。
（三）生態女性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一詞在1974年由Francoise d'Eaubonne所創，結合女性主義與生態運動的反思。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生態危機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父權制」（patriarchy），父權制是一種壓制性的社會結構，視剝削女人與自然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女人與自然都是從屬於男人的「下屬劣等之物」（Zimmerman,1998；鐘丁茂譯，2003）。不論從歷史、經驗、符號和理論的層面觀之，男性宰制大自然和女性之間存在關聯性，因而導致大自然和女性被利用和剝削，甚至發展出不當的政策（Warren,2001）。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對女性的壓迫是一種主要的社會宰制類型，男性的霸權意識企圖同時佔有女性與自然。
女性主義認為人類社會長久以來嚴重犯錯，誤認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具有不同的特質，而不同的特質則代表不同的價值階級（理性優於感性）；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間產生不同的階級（男人優於女人）(Warren,1990；DesJardins,2001）。深層生態學運動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試圖消除文明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把自然從人類傲慢的宰制下解放出來；女性主義則批判「男權中心主義」，試圖改變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消解男女兩性的二元對立，因此，女性主義和生態運動的結合是必然的結果。實際上，「人類中心主義」和「男權中心主義」有著相同的思維方式（韋清琦，2004）。
「生態女性主義」屬於「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im）的分支，又稱為文化生態女性主義(cultural ecofeminisim)。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人類的本質立基在生物學，人類可以按生物性別(sex)和社會屬性(gender)來區分男人/女人，性別／屬性關係分別給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力量基礎(Warren，2001)。生態女性主義的哲學強調女人特有的直覺與關懷的倫理，運用特殊的「女性方式」(women's ways)來經驗、了解和評價世界。大自然也如同女性一樣，長期受到壓抑，必須透過「女性文化」(women's culture)的建立來治療生態的問題。他們主張必須拋棄傳統的性別角色，透過直接的政治行動，提高並解放女人的地位，連結女性文化與生態關懷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的核心策略是：建構女性文化作為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尊重兩性差異，解構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體、理智/情感等傳統文化中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確立非等級的觀念（韋清琦，2004）。
斯特奈（Spretnak）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判主流生態保育者的「性別」盲點，使他們疏於檢討父權思想對個人心理層面的影響，過於仰賴理性說服，往往在處理環境議題時，未將男性權力慾的軍國主義納入考慮（顧燕翎，1996）。因此，即使在環保團體中，只要男性宰制繼續存在，女人與大自然的處境便根本不可能改變。「主婦聯盟」是一個從屬於生態女性主義最有名的環保團體，「主婦聯盟」提倡女性文化的環保意識與保育運動，她們質疑消費者導向的生活方式，提倡「生活者－消費材」的關係，並且從事有機耕作與養殖，推行共同採買政策，重視區域性而非集中式的生產方式;從女性的生活經驗關心和照顧大自然，致力於解決環境問題。由此可知，為了現實的環境壓力，女性主義和生態運動的結合已經成為婦女解放的合理選擇。
「深層生態學」的兩個最高道德規範是所有生命個體的「自我實現」與「生命中心平等」；「自我實現」—人類了解自己只是大整體的一部份，不能脫離大自然生存，必須明確地反對工具價值的評價；「生命中心平等」—所有生命形式都有其「內在價值」，生命的存在不能做為達成目的的手段。奈斯認為追求簡樸生活，才能創造豐富人生以及可以實現自我的人生，「深層生態學」運動是指成功地維持一種較低的生活水準，將「深層生態學」作為行為的準則（Bodian,1998；鐘丁茂，徐雪麗譯；2007）。因此，「深層生態學」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只有人類看待世界的方法經過基進的轉變，經過所謂的「典範轉移」，才能使價值轉向與整體生態觀轉向，方能真正解決環境問題。
「社會生態學」認為人類的「理性」和「社會」本身就是演化的產物，是大自然所給予的「自我意識」，因此否定任何將人類從大自然中移除或貶低人類價值的學說，認為「生命中心倫理」和「深層生態學」，都貶低了人類理性的能力和大自然演化的能力(Bookchin，1987；DesJardins,2001)。Bookchin挑戰「深層生態學」以及「生命中心主義」，他認為「人類是高等形式的生命」，因此，「社會生態學」被認為是一種經過生態性修正後的「人類中心倫理」。「社會生態學」認為「社會階級」的意識形態才是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只有改變社會的型態，解放社會的階級，才能解放人類的階級宰制，進而解放大自然被人類宰制，才能徹底解決環境問題。
「生態女性主義」不喜歡傳統哲學中抽象和理性的倫理法則，認為現存的倫理體系主要建基於某些特定男人階層之上，從一個男性至上的社會存有論，如何衍生出一個立基於公平與正義的倫理？「生態女性主義」透過挑戰現存倫理體系的「性別概念」，重視具體和感性的關懷行動；生態女性主義者提出「關心的倫理」，提倡「關心」、「關係」、「愛」、「責任」、「信任」的價值，以主動「關心他人」替代「權利和義務的約束」；以「合作關係」取代「衝突對峙」（Warren,2001）。「生態女性主義」強調人類支配大自然的觀念，與男人支配女人觀念的密切相關，他們認為社會階級存在宰制與壓迫女性的原因是性別歧視，唯有給予女性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致力於解放女性在經濟和社會的階層，使女性參與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的工作，方能終止人類對自然長期的宰制。因此，解放「父權制」的男性宰制論才是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源，才有可能實現生態性社會。
四、「生態主義」在當代之意義
「生態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時代意義，乃在喚起重新思考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人類評價自然的態度，及去人類中心化、去社會階級化、去父權宰制化。
生態危機是一種廣義的文化危機，透過生態學這門「顛覆性學科」，不僅解構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結構，顛覆人類主體的特權，也戳破經濟成長的神話。因此，「生態主義」運動應致力於環境政策的監督與批評，對今日文明所採取的路徑予以照明與修正，期望公眾理解並參與環境問題，並提供科學家和專業機構解決環境問題的新思維與新方法。
「生態主義」在當代之目標：透過各種環境聯盟的合縱連橫以及生態運動的努力，解決「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帶來的生態浩劫與環境問題，推動全球化的環境改革與生態轉型，以資源高效率利用和環境規劃為基礎，保護瀕危物種和生態系統，促進自然保護和環境政策的制定。透過議會中綠色政治的力量，以環保、和平、社會正義為共同訴求，期望一個不追求高物質成長、高科技、高消費的社會。當代的「生態主義」和三種基進的環境哲學如出一轍，重新檢討人與其他生物的平等關係、追求資源的分配正義、企圖挑戰或改變既有的權利關係，建構人與一切生物共生共榮的生態圈。
「生態主義」在當代之意義：
1.創造環境、經濟與生活品質三贏的結果，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相輔相成。
2.政府和企業可以合作共同解決環境問題，從而達到高生活品質的環境效益。
3.迫使企業了解「環境保護」並不會降低經濟成長，反而能創造新的市場商
機，產生更高的資源生產效率與收益。
4.使環境問題成為民主國家的選舉議題，迫使政黨關注環境議題，實施新的
環境制度與政策。
5.透過聯合國的努力形成環境與經濟相互作用的「超國家意識」。
五、結論
「生態主義」從生態學出發建構其理論，它需要人類的價值理念與整體生態觀的轉向，以生態性思考取代科學性思考的方向，找出生態危機的根源。雖然「生態主義」興起的深層原因也許不是為了環境，政府決策的優先考量仍是連結經濟目的的環境政策；但是這種環境改革與生態轉型，開啟生態經濟的新領域，進而漸漸綠化傳統的政治與社會理論，這意味「生態主義」是真正的綠色價值、綠色運動和綠色政治。「生態主義」關注“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衝擊，並且讓我們認識工業主義改變後的自然環境，拯救生態危機與人類的存活。人類並沒有面臨能源危機的問題，我們所面臨的是消費危機，因為消費危機已經變成開發國家的一種生活型態，它讓我們對生活的價值觀產生困惑與迷惘、它讓我們無法與自然和諧相處。因此，「生態主義」真正要批判的是人性的貪婪與無窮的慾望，「生態主義」正是一種人類價值的轉向與典範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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