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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作為一個在外闖蕩的大陸學生，難免經常遇到各種丟人的場面。
比如在南加州大學的電影討論會上，現場的大陸學生質問導演李楊﹕
「你難道不認為《盲井》這部電影抹黑了中國的形象，會讓外國人誤會我們國家真是那樣黑暗的嗎？」
我當時聽了就想掩面躲出去。
又比如在某個國際學生會議上，18歲的大陸學生一邊吃漢堡，一邊像大佬一樣對24歲的台灣學生說﹕
「台灣當然不可能獨立，我們大陸從來沒有說要放棄武力。」
我在一旁又想趕緊走開。
如今大陸學生在港大為中共辯護，我只能對覑電視機嘆氣，
心想﹕「這下可好，全香港人都要以為大陸學生就是一幫傻瓜了。」
丟死人，真是丟死人了！

　其實我很能理解這些大陸學生的反應，因為我曾經和他們一樣。


都有一個過程

　 從小學到中學，我無數次擔任光榮的升旗手，在眾目睽睽之下莊重地升起國旗。中二那年，鄧小平逝世，校長打電話到我家說：「明天你代表全校同學在『國旗下講 話』追悼一下。」可憐我一個初中生，與「鄧爺爺」非親非故素未謀面，哪有什麼哀思？可是這是校長交代下來的任務，所以我硬是聽了一下午的哀樂，回想了許多 傷心往事，再配合「春天的故事」歌詞，才終於炮製出一篇悼文。星期一拿到早會上對著全校同學念，居然把我自己也感動了。

　那一年我破格入 團（共青團員規定要滿14歲，我13歲就當上了）。全年級只有我一個人不用戴紅領巾而是戴團徽，走起路來也神氣。這以後我一路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中過關斬 將，從一所名校拼到下一所名校，政治和歷史一直都是奪分重鎮。（在香港上學，我的社會學教授──鑒於我對於馬克斯後期理論以及其他西方哲學的無知──曾經 十分訝異我對於馬克斯前期理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我只好告訴他，我的整個中學時到都在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80年代出生品學兼優的學生，一般都是政治正確的：愛國愛黨愛人民。

　記得我21歲第一次出國，在美國的一個夏令營工作。我見那裡從來沒有接收過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到那裡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紀念品陳列室裡掛上一面五星紅旗，就在青天白日旗的旁邊。我的旗子比它大。

　 那年夏天，在我們夏令營裡一共有三個華人：香港女生，台灣女生和我。開營那天，每個國家的大學生都要代表自己的國家作一個文化介紹，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 三人應該一組，台灣女生說：「我為什麼要代表中國？我要代表台灣！」香港女生見狀也不跟我幹了，說要代表香港。她們的不合作把我氣壞了，覺得這兩個人簡直 不可理喻，「國將不國」了。

　於是我們三人分別上台做了三個內容差不多的文化介紹，觀眾們看完後不解地問：「中國、台灣和香港，到底有什麼不同？」我們三人就站在台上開始吵起來，各持一副外交部發言人的辭令，被大家打圓場勸下台去。

　過了幾天，同一間屋的幾個女孩子決定集體搬到另一間屋去，因為和我們同屋的3個非洲女孩十分讓人討厭，我顧及到中非友誼，婉拒了她們的邀約，勉強留在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身邊。

　好幾個禮拜裡，那間屋裡只有我和3個黑人住，她們仨見我一人留下，反而對我很客氣。後來營長知道了此事，稱讚我為人友善大方，其實我當時真的只是為了「顧全大局」才沒有和別人一起搬出去。

　那年夏天之後的幾年，我一直在外面。時間長了，見多了世面，終於可以稍微卸下代表黨國的包袱，聽進去一些不同的聲音，也不再那麼容易生氣，可以冷靜地思考我要代表一個怎樣的自己了。


關於六四

　香港人對六四的執著和情緒，於我來說是很陌生的。我比較熟悉的是天安門上安插假遊客的名堂，看到那則新聞的時候會心一笑。

　 我們中國人，之所以能夠如此輕鬆地生活在一個沉重的國度裡，靠的就是這種忘性與抵賴。當我看到今日北京城裡嚴陣把守的制服與便衣警察，還有坐在天安門廣場 上忍著暴曬等待下班的假遊客（這情景使人不禁產生一種歷史荒誕感），他們年紀都不輕，大概對六四還是有記憶的吧？如果他們是老北京，那麼也許還聽到過槍 聲，看見過坦克，甚至同情和支持過學生的行動吧？你看，20年後的今天，他們就能夠抽離地把自己看作一個符號，一個黨徽──完全沒有難度。我看著他們，以 及我們這些別過臉去的沉默的大多數們，不禁想：這是一個黨的問題，還是一個民族的問題？

　此外，我們還擅長「說一套，做一套」，並引以為 智慧。自從鄧小平發明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後，我們觸類旁通，大肆宣傳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集中制」以及「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什麼是「中 國特色」？我在東莞的工廠做調查，得知老闆在趕工的時候給女工吃避孕藥來提高效率；電視新聞上，代表們總是在開會，而會議的表決結果，不管多少票贊成，總 是「1票棄權，0票反對」；至於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今天中國的每一個城市與鄉鎮，看起來聞上去，都是那樣的著急與不顧一切。

　最近幾天的「中國特色」，就是「該頁無法顯示」與眾網民的「翻牆技術」。在網上論壇與大陸朋友打聲招呼：「咦，你怎麼上來的？」答曰：「翻牆上來的。」為什麼我們連上個網都要比別人費勁，總要把寶貴時間浪費在與「網管」鬥智鬥勇的內耗上？

　可是在別的地方又處處講究效率。比如──

　「為什麼非要一黨專政不可？」答曰：「因為我們國家人多，一黨專政就能夠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最快把中央精神貫徹到各地方上去。」

　「為什麼不能給每一個公民投票的權利？」答曰：「民智未開，普通老百姓怎麼可能有判斷力？再說我們中國人那麼多。」

　「為什麼言論自由不能實現？」答曰：「因為中國人民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自由民主都是吃飽喝足以後的事情。」

　「照你這麼說，那現在我們吃飽了，為什麼還不能討論自由和民主？」答曰：「你看看蘇聯，看看台灣黨禁開放以後，不都是愈搞愈亂嗎？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這些問答，早已是這20年以來的濫調，一直這樣重複著，像「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個廟」。

　 六四至今，不過是這場老和尚給小和尚講故事的一段，下面的故事依舊是：「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個廟」。什麼時候，當我們大家能夠不再把對方僅僅看作一個符 號，不再只是義正辭嚴地向對方揮舞自己手上的符號，而是願意去看見對方符號的後面那個其實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直面那些讓人惱怒的人性，然後想，現在我們眼 前的問題是什麼，怎樣才能夠開始和對方有效地展開對話。就算對方不把我當人，我也可以把對方當作人來研究和對待。那麼，我們的事業也許能成。

　有些事情，如果講究不了效率，而我們又十分想做的話，便只能夠講究方法了，互相生氣叫板終歸是沒有用的。所以，每次看到叫我丟臉的大陸學生，我心裡就想：「慢慢來，總會改變的。」

　至於六四和我，那就是一群天真愛幻想的人為了讓別人聽到他們說話而付出了生命；而我的國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讓一代人不曾天真幻想，亦不會說話。

　那一代人，就是80 年代生的一代，我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