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蔣廷黻（1895－1965）
＜兩個蔣廷黻＞
5月27日讀《民國人物小傳》冊1＜蔣廷黻＞時，驚覺清末亦有一同名同姓者。鄭偉章《文獻家通考》頁1092有一蔣廷黻，為蔣光煦之子，字直博，號盥廬，浙江海寧人。而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家蔣廷黻則是湖南邵陽人。「黻」字可稱之為一罕見字，蔣也非如陳、李、劉之類大姓，竟有二蔣廷黻，令人吃驚。
＜可笑之誤＞
陳灨一《新語林》有可笑之誤。頁76，載袁世凱對徐世昌曰：「公他日功業名望當不在謝安、王導之下。」徐曰：「安石、夷甫何如人？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顏。」王導字茂弘，王衍才是字夷甫，連此都誤，編造傳說的人學問之鄙，由此可知。徐世昌比王導，不如遠矣；若比之王衍，還算是比喻恰當。
＜姦屍＞
《資治通鑑》光武帝建武二年：「（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貨寶。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屍。」這個故事跟孫殿英盜慈禧墓姦屍的故事如出一轍。「皆如生」應是事實，從馬王堆可知；「汙辱屍體」也有可能，姦屍事件見怪不怪。但姦污呂雉或慈禧這就有政治宣傳的意圖了，想想呂雉死時62歲、慈禧則是74歲，若是年輕貌美就算了，沒事去姦汙老太婆的屍體幹嘛？貶抑呂雉的地位，是劉恒以庶子政變即位的必要手段，但貶抑過了頭，變成一種情緒性的負面印象，於是姦污呂太后屍體的故事應運而出。這種不明究理的負面印象，充滿整個中國歷史書寫，結果使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更為猖獗。
＜鰒魚與鮑魚＞
《通鑑》光武帝建武二年：「張步遣其掾孫昱詣闕上書，獻鰒魚。」查了字典，鰒魚就是鮑魚。《漢書王莽傳》有：「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魚。」王莽憂慮變民軍將攻入長安，吃不下飯，只喝酒跟吃鮑魚。《東觀漢紀吳良傳》也有吳良直言批評諂媚太守者，太守嘉許，「賜鰒魚百枚」。《三國志》中記載的倭人，也「好捕魚鰒」。現在日文的鮑魚還是稱之為「鰒」，清末黃遵憲的《日本食貨志》指日本在鎖國時代，鰒魚是一輸出大宗。《宋書》裡劉穆之的孫子劉邕愛吃瘡痂，認為這味可跟鰒魚相比。《南史褚彥回傳》中有人送江南稀有的鮑魚三十枚給褚淵，當時鮑魚「一枚直數千錢」。而中國古代的鮑魚，事實上是一種腥臭的鹹魚，所以才有「入鮑魚之肆，日久不聞其臭」之語，秦始皇嬴政在巡行路上時，李斯、趙高運來一堆鮑魚置入車中，以掩蓋屍體腐爛的臭味。什麼時候鰒魚被稱之為鮑魚的，一時找不到資料，但有一説指「鮑」是「鰒」的誤寫，但唐朝人顏師古在注漢書時認為「鰒」音「雹」，若說是誤寫，早在唐朝就已誤寫了。
在台灣志書裡，把澎湖產的九孔認為是鮑魚的一種。板橋人林景仁就認為九孔比鰒魚來的味美。而台灣的鰒魚，反而是洋人從日本運來的。但鮑魚的鮮美，無論古今都說讚啊！
＜亂七八糟的學術著作＞
讀王先明《近代新學－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嬗變與重構》，才讀沒幾頁，就發現一些相當奇怪的「錯誤」。如頁5「還有一些學術造詣極深的學者們，也是循同樣的路向，來拓展和深化自己的思想，認為近代新學乃是中學在兼取西學的基礎上，由傳統學術轉向近代學術的產物，其間影響頗著者如顧頡剛、汪榮祖、陳寅恪等人。」這句話寫的有點拗口，不過最大的問題出在「顧頡剛（1893－1980）、汪榮祖、陳寅恪」三個學者的排比之上。考證一下三人的生年，陳寅恪（1890－1969）是最早出生也是最早逝世的，顧頡剛（1893－1980）則是第二，汪榮祖（1940－）。汪可謂陳、顧二老的孫兒輩了，而且汪成長的年代哪還有什麼中學、西學、新學、舊學的爭論？姑且不論汪榮祖的學術地位，光是學術倫理就不會把汪榮祖跟陳、顧二位大師擺在一起。而且老實說，汪先生的影響力是遠遠不及陳寅恪與顧頡剛啊！同書頁6，王先明寫到「美國有影響的學者蕭公權在他新近出版的《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中…。」《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原書名為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出版在1975年，蕭公權死於1981年，台灣譯本由汪榮祖所譯，名為《康有為思想研究》，出版於1987年。王先明的書出版在2000年，一個已經死去19年的蕭公權，竟然會新近出版他25年前的舊作。可見作者對學術市場認知之貧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