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氣氛中，眼裡看的嘴裡說的耳中聞的，要不沾染到政治，無異緣木求魚。

我也一直在猶豫，到底要不要為這個題目寫點什麼自己的看法。讀了一點書的人，對事情總是無法把自己的看法安安靜靜的嚥下去。

但是我猶豫了很久。

我知道，寫了跟政治有關的事情之後，要嘛，就是引來一批尖酸刻薄之士，要嘛，就是大家都安靜了下來。縱然，我並不怕論戰（但是漸漸的，也討厭起論戰了），不喜的卻是誤解，那種安安靜靜的誤解。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就是這樣一種心情～

但是我還是一直認為，不同立場的人，應該是有可能透過理性來溝通的。對於不同的意見，不應該只有「深惡痛絕」一種感覺。我當然也有自己的喜好，但是我更喜歡透過事實來檢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我會覺得，既然一定要做一個判斷，多一些根據事實的判斷，要比多一些根據情緒做的判斷要恰當。

大部分的人對政治人物的看法，往往都只有個印象，只有很少人有時間去把政治人物的作為拿出來研究一下，這古今中外皆然。因此，掌握了政治人物印象的媒體，就可以在這其中肆無忌憚的上下其手。

媒體可以將政治人物塑造成溫文儒雅，謙恭自持的形象，也可以讓彼方表現成尖酸刻薄，咄咄逼人。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民眾厭惡媒體，但是資訊的來源又不得不從媒體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憑僅某些刻板印象來選擇未來的總統，難道不會失之危險？

日前在網路上遇到一位許久沒見的學妹，談到總統大選。學妹說她會投給二號。我聽了很好奇問原因，學妹說：因為對他有信心。

是什麼樣的信心呢？我很有興趣知道。這樣的信心，是來自於對候選人過去的政績？還是來自於媒體塑造的印象？這樣的好奇，不只發生在特定候選人身上。不管是想投誰，我都會想知道選民的心裡在想什麼。

說到信心，我想起「恐懼」這件事情。恐懼，是一個現代執政者必須面對的議題之一。在一個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群眾的恐懼有可能造成不可預期的集體行為。而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傷害，往往遠大過危機本身。好比，銀行的破產常常不是來自於存款不足，而是來自於恐慌存戶的擠兌。好比，戰時驚嚇的群眾囤積貨物讓原本體質不良的經濟瞬間瓦解。這些，在歷史上一再地被印證。

也因此，在一個國家發生危機時，往往考驗領導者的能力與智慧。有能力的領導者可以帶著群眾度過難關，無能的領導者確有可能讓情勢雪上加霜，甚至，操弄著恐懼從中大發利市。

往往，在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群眾會願意犧牲一部份基本人權，以期換得更安全的環境。這個時候，執政者經常掌握著比平常更大的權力（有形的）與支持（無形的）。恐慌的群眾往往會傾向各種極端的危機處理，而任何提出激烈手段的政治人物都會被認為是「更關心群眾」或「更有魄力」，然而極端的手段除了激化群眾的恐懼以外，往往只會讓癱瘓原來社會的運作，反而是試著去安撫群眾與維持社會正常運作的政治人物會遭到質疑與不信任。「被群眾信任與鼓勵」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是多麼大的甜頭，因此在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政治人物如何在這其中拿捏，非常容易看出一個政治人物的品格與智慧。

歷史總是不斷的出現危機與轉機，考驗著當代的政治人物。然而，在這幾年中，我想起真正能稱的上是「國家級危機」的，恐怕只有一件。而很巧，現在的幾位候選人，當時都在不同的地方擔任行政首長，也許剛好，可以檢驗一下他們的危機處理能力。

這件事情，就是2003年的全球SARS風暴。

寫在前面的是，這裡大部分的資料，都是從「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這本書來的。本書的作者高志文，公衛背景，也是一位活躍的社會運動者。當年是紐約大學的博士班學生，在2003年回台灣蒐集資料時適逢SARS爆發，剛好也參與了許多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跟美國疾管局CDC的協調工作。因此他用公共衛生專業背景，將所見所聞第一手資料詳實的紀錄下來。

這篇文章，算是這本書的書摘吧。

其他的資料，在google上打入SARS跟台灣的關鍵字，幾乎都可以找到。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縮寫，現在我們知道，他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冠狀病毒所引起的。如果從2003年3月8號台灣勤姓商人到台大就醫算起，一直到七月5日WHO將台灣從感染區除名為止，這四個月間台灣損失73條人命，上億元的財產（亞洲整體損失八百億美元，台灣股市瞬間蒸發六千七百億台幣，行政院另外增列五百億台幣作為防疫特別預算），作者認為這樣慘重的損失，絕大部分不是來自SARS本身，而是來自於錯誤的防疫政策與人民的恐慌。

防疫政策錯在哪裡？如何判斷這樣說不是後見之名？作者在該書中有詳細的探討。然而由於書中內容太豐富，有時候還夾雜作者個人的情緒，不容易一目瞭然。因此我將整個SARS其間重大事件，依照時間順序列出來。

我認為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格外的重要，因為，透過時間順序，我們才瞭解為什麼作者會下結論說，人民的恐慌是被錯誤的防疫政策所激化，也才能看出，政府如何重蹈別人已經犯過的錯誤。

2003年2月21日，一名中國廣東劉姓醫師在香港生病，他的肺炎非常猛烈，在到達醫院幾天以後就死了。他曾主動警告香港醫護人員，說自己患了一種具高度傳染性的疾病。這是世人第一次聽到SARS。然而在此之前，這個怪病其實已經在廣東悶燒了三個月，但是中國一直沒有將消息釋放出來。

2月28日，河內的越南法國醫院接著傳出疫情。越南法國醫院是一間只有六十床的私人小醫院，他們來了一位病人，曾經跟劉醫師住在同一間飯店同一樓，因而被感染。WHO駐河內首席傳染病學家Carlo Urbani在接到消息後，立即前往越法醫院坐鎮指揮。Urbani一踏進越法醫院，就察覺他所面對的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傳染病。六十多名症狀類似的病患，其中有一半是醫護人員。Urbani指示所有病人要隔離，並且醫護人員要採取防護措施。他很詳細的描述了SARS的潛伏期約為3-7天，這對未來SARS的防制，是極為重要的資訊。

在這段期間，雖然大家對SARS資訊一片空白，但香港與越南所發出的初期報告指出，SARS的傳染力似乎並不高，他只發生在「密切接觸」人之間，而不會發生在偶爾接觸的人身上。這解釋了為什麼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有高感染率，而病患的家人卻很少生病，曾跟病患一起旅行的旅客更絕少傳出疫情。這樣的消息，讓WHO與全世界的衛生人員稍微鬆了一口氣。

而Urbani在短時間之內就知道他面對一種極不尋常的傳染病，對照起後來台北和平醫院院長說不知道發生院內感染，實在是相當的諷刺。

雖然SARS只在近距離傳染，然而越法醫院的醫護人員，因為不知道在疫情爆發初期是否受到感染，為了怕把疾病傳染給家人，因此自願留在醫院過夜。這個例子，後來被台北和平醫院誤用來封院。

3月5日SARS在加拿大爆發。

3月11日，Urbani飛往曼谷會見同事。在飛機上他開始感到不舒服，在曼谷他警告前來的同事不要接近他。美國國家傳染病中心主任Dr. Hughes曾表示，他們是看到Urbani醫師虛弱的步下飛機並警告大家不要接近之後，才察覺事態嚴重。18天以後，Urbani病逝。

3月14日，剛從大陸回來，在台大醫院就醫的勤姓商人被通報為 SARS病患。這是台灣第一宗SARS病例。有趣的是，勤姓商人並不是台大通報的，而是他在台灣疾病管制局工作的小孩主動通報。勤姓商人在重病的時候感染了自己的太太、小孩，還有一位為他插管的台大醫師。

勤姓商人的就醫史其實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所有公衛人員最不願意見到的事情。他在二月底發病到3月8日住進台大為止，總共看了三家醫院，接觸了許多人。在傳染病的防治上面，如果說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可以化成一條線的話，那我們會希望每一個病人都是線上的最後一點，然後就停在醫院裡面，而且這條線越短越好。如同勤姓商人這樣的流浪病人，如果在第一時間就被醫院發現，那就不會有其他的感染。

3月16日衛生署召開記者會，說明SARS的防治策略。這時候已經確定了：「雖然SARS的症狀跟肺炎非常相似，然而他具有一些「非典型」的特徵。一般醫療院所遇到發燒的肺炎病人，只需要提高警覺，發覺用傳統療法無法治療，然後確定病人曾經有接觸SARS的歷史，才需要懷疑是SARS」的策略。衛生署的策略，比較起香港與越南的經驗，非常清楚的說明了，醫院，才是對抗SARS最重要的戰場。所有的防疫工作，應該加強在醫院的隔離，而不是在學校，捷運等等公眾場所。這點，對照起日後台北市政府錯誤的防疫政策，顯得格外重要。

整個三月，SARS疫情在衛生署與台灣疾病管制局的控制之下，在台灣交出漂亮的成績單。美國CDC稱讚台灣以前所未見的努力做的非常好

3月25日，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吳育昇跟衛生局長邱淑媞開記者會砲轟中央。邱淑媞表示如果中央不將SARS列入法定傳染病，台北市無法進行防疫。吳育昇則撂下一句：「一旦SARS疫情擴大，當然是中央的責任。。」

3月27日，在強大的壓力下，衛生署將SARS列為法定傳染病。

作者在這裡指出，這是台灣SARS疫情由穩定轉為惡化的關鍵點之一。一般人也許會以為，如同SARS這般兇惡的疾病，當然是越早列為法定傳染病越好，防治可以更徹底。

其實不然。

對於一種新興的傳染病如SARS，在當時還沒有準確的試劑，也沒有明確的臨床特徵，許多症狀都與感冒類似，醫生與防疫人員都還在學習如何判斷的時候，將SARS列入法定傳染病只會增加醫院「胡報亂報」的案例，最後造成過多的「假案例」，然後是醫療體系的超載。因為法定傳染病是「不報會受罰」，因此許多醫生寧可亂報也不願受罰。很不幸的，這竟成為事實。台灣最後就是在醫療院所塞滿大量發燒病人的情況下，忙得焦頭爛額的醫師與防疫人員根本沒空處理真正的SARS病人。

作者更指出，在SARS期間衛生署每天早上都會開會討論，與會人員均是國內一時之選的學者專家，直轄市首長是理所當然的成員。何以在早上的會報無法反應法定傳染病的問題，卻要在下午自行召開記者會砲轟中央？難道台北市市長不知道在國家危急的時候，政府對外發言矛盾互不信任，將造成嚴重的民眾恐慌跟困擾嗎？

三月底，WHO幾乎已經確定了SARS在沒有症狀以前不會傳染。也就是說，所有與SARS病人接觸過的人，除非是在發病以後照顧病人者，並不需要強制隔離。越南法國醫院也結束自願留院。再次印證了，加強醫院管控才是防治的重點。

4月11日，WHO針對民眾對口罩的需求，明確的指出：一般民眾購買口罩，可能會造成口罩短缺，反而會讓病人與照顧他們的人沒有口罩。。。我們不鼓勵「愚蠢的行為」，因為我們不想見到口罩短缺。

這裡，WHO的責備，在後來看起來，似乎是事前預見了將有一位熱中作秀的市長，即將掀起全國口罩大恐慌。

4月24日，SARS期間最恐怖的和平醫院封院事件爆發。和平醫院院內爆發群聚感染，經台北市政府會同行政院決定封院。但因封院過程不當，引此全院癱瘓，一名病患上吊自殺。

和平醫院封院事件處處透露著怪異。根據壹週刊的調查，和平醫院感染科主任曾表示「和平醫院在政策上不收SARS病患」。高志文則進一步認為，不收SARS病患恐怕是台北市衛生局給所有市立醫院的政策指示：一遇到SARS病患就推往台大。還記得之前說過要縮短傳染病的那條線嗎？醫院遇到病人往外推，是防疫上的大忌。和平醫院很可能早就知道有病患感染SARS，但是礙於政策，又為了避免影響收入跟業績（怕其他病人不敢來），隱匿不報，最後爆發出院內感染。如果不是衛生局只注意把病患往外推，卻完全不加強醫院管裡，以台北市醫療資源之進步，竟然六所市立醫院先後就有和平，中興跟陽明三所爆發院內感染，台北市政府的危機動員能力呢？

根據之前香港的經驗，已經知道SARS是只有密切接觸的人才會被傳染。要控制和平醫院的感染，應該掌握所有跟病患有接觸的人，然後讓其他的人自行居家檢疫。然而因為恐慌完全失去分寸的邱局長，卻決定將九百多名人員與病患全部隔離在和平醫院裡。這樣的舉動引起所有人員的抗議，醫護人員在這不合理的措施之下士氣低落，結果最後造成和平醫院抗議、辭職、上吊種種戲劇性的事件，以及超高的SARS死亡率（36%比起一般SARS死亡率的15%，因為全院癱瘓沒有人要照顧病人）。最後甚至引起全國醫護人員大辭職。

此時，因為和平醫院已經失控，台北市徵求全國具有專業的人員入院支援。最後台大葉金川教授自願入院指揮。若不是整個台北市政府也跟著陷入恐慌與癱瘓，豈有指揮不動有數十億預算的其他市立醫院支援，反而要號召全國的義勇軍進入和平醫院幫忙的道理？邱淑媞局長在封院之後更荒謬的表示「我知道封院之後院內進一步感染難以避免。。。」。高志文表示，這完全暴露出她防疫專業上的缺陷，因為WHO早已經指出，SARS只會在近距離接觸者之間傳染。沒有任何一家醫院在封院之後會有不可避免的傳染發生。

和平醫院不當封院更造成了病患的大流竄，病人沒有在和平得到妥善的照顧，最後流入仁濟與高雄長庚，造成這兩家醫院的院內感染，以及一名醫師跟一名護士的死亡。

至此，台灣SARS零死亡記錄被打破。看著電視上和平醫院的慘狀，人民的恐慌被激到最高點。

然而市府，卻仍然把焦點放在人民看的到的「社區」上面，派了消毒車噴灑消毒水，派了X光車到社區巡迴拍照，但是就是無法做好人民看不到的醫院管控。

4月25日，馬市長號召「將愛帶進和平，因為不忍見人死就是悲憫。。」然而，此時和平醫院最需要的是醫療人員，有擔當的政府首長，而不是愛跟口號。

4月28日，聯合報呼籲陳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由此可見人民恐慌到什麼地步。

4月29日，台北仁濟醫院封院。這一次，亂了分寸的市政府乾脆直接打電話給行政院，要求政院出面處理。衛生署與仁濟醫院的醫護人員簽切結書，允許居家自我隔離。因此沒有發生如和平醫院的慘劇。

5月1日，馬市長發表驚人的「一個擦身而過的人，都有可能讓你得到SARS」廣告，完全不顧WHO的建議與全國已經進入歇斯底里的狀態。全國口罩荒蔓延開來，成為國際奇觀。許多SARS高感染地區紛紛捐贈台灣口罩，包括疫情比台灣嚴重的新加坡，捐贈十萬只口罩，國際間總共捐了七十五萬只N95口罩。

5月3日，在沒有證實以前（找到了兩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患），邱局長對媒體宣布台北淪陷，萬華社區有社區感染（事後證明這只是一般肺炎）。

5月10日，又是在沒有證據之前，市府吳育昇發言人宣布，華昌社區水源遭到不明來源的SARS污染。一時之間，台北草木皆兵。後來又有SOGO百貨爆發SARS感染，事後證明又是烏龍一場。

接著，市府宣布一連串完全沒有與中央討論過的大動作，包括搭乘捷運與市府洽公強制戴口罩（中央與WHO都不鼓勵戴口罩），體溫37.5度必須自行隔離三天（衛生署建議38度，美國CDC也認為調低0.5度意義不大）。。。種種與中央不同調又不符合防疫專業的政策，讓人民無所適從。高志文指出，這是極為高明的政治操作手法，處處小動作讓人民認為台北市政府比中央更關心SARS疫情，可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但卻完全不顧人民的恐慌心理與負面影響以及防疫的困難。

5月15日，因為口罩供應調度不佳，衛生署長與防疫局長辭職。（竟然不是因為政策缺失，卻是因為調度口罩的問題？但是，普天下，有那個首長能在短時間內調動出幾千萬只口罩，還要兼顧防疫呢？）

5月21日，因為接二連三的院內感染，以及眾多的SARS病例（包括真實的與烏龍的），WHO將台灣列為旅遊警告區。

之後台灣在恐慌下，內政部總共隔離了十五萬人，甚至不顧國際慣例隔離由SARS感染區入境的旅客，花費近十億。除了對旅遊業嚴重的打擊以外，更別提種種對隔離者隱私的剝奪（比如鼓勵鄰居監視，允許媒體採訪等）與不人道的待遇。

5月31日，陳總統呼籲大家到戶外旅遊與正常生活。

6月1日，馬市長反駁說，市府從來沒有說過台北市已經沒有問題了。

6月2日，雖然強制戴口罩坐捷運是市府的決策，但市府被詢問到何時可以停止，則表示需要中央來決定。

後來案例減少，7月5日台灣正式從SARS感染區除名。

由上面的時間表可以看出來，在人民恐慌的時候，會做出種種非理性的判斷，並且不顧一切的追求安全。以台灣當時對強制隔離政策的支持來講，台灣總共有可疑病例600多人，平均一名病例我們要隔離227人，而以鐵腕著稱而且疫情慘重的新加坡，每一名病例也不過隔離35人。香港每一名病例隔離不到一人。我們花了十億，隔離十五萬人，到最後只篩檢出20人左右的案例。平均一人花掉五千萬元，這是極為誇張的恐慌效應。這不只是過猶不及，這是「太過」的策略。

由這個時間表更可以看出來，一旦恐慌被激起了，政府會被迫做出越來越多荒腔走板的政策。拿口罩的例子來講好了，儘管WHO完全不鼓勵戴口罩，但是在強大的壓力下，最後台灣只有陳總統與少數中央首長堅持不戴口罩到最後。甚至有許多媒體與立委誇張的「懇請總統戴口罩」。

這樣譴責台北市政府帶動恐懼，並不是事後之明。因為同時間疫情慘重的加拿大，多倫多市長跟加拿大內閣，都紛紛出外活動，更呼籲人民要正常生活。香港也發起消費運動，希望在SARS流行的時候不會影響到經濟太多。而陳總統也在恐慌中呼籲人民正常生活，台北市團隊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將自己國家當成黑死病蔓延的地方，停止各種戶外活動，呼籲大家不要來台北市。

在全台灣充滿危機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治人物的心態表露無遺。

馬市長一如他不沾鍋的特色，所有偏激的政策，都由市府推動，至於何時結束，則由中央來承擔責任。所有台北市在SARS中錯誤的政策與激化人民的恐懼，都是衛生局長闖的禍，與市長無關。但是果如此，這樣的市長要來何用？看著種種荒腔走板的錯誤政策，市長竟然四個月來毫無所動？更別提，市長不知道在國家危急時，應該以國家為優先考慮，放下對抗，全面與中央配合嗎？難不成，市府發言人與衛生局長天天開記者會砲轟中央，都是背著馬市長的私自作為？市長本身完全管不住？

在SARS疫情與防治方法都已經漸漸明朗了之後，我們的首都市長與衛生局長，竟還刻意在電視前面不斷的戴上口罩，甚至穿上化學防護衣，或者只專注在召開記者會，宣布自己比中央更體貼卻無助於防疫的政策。這果真是負責任的政治人物該有的作為嗎？

政治人物的行為，可以透過事實來檢驗。至於揣測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則應當盡量避免，否則就跟漫天撒謊的政治名嘴無異了。我不知道馬市長在防治SARS時是否為了跟中央別苗頭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本分內的工作。然而從市府種種荒腔走板的防疫政策來看，就算市府真心在防疫，他們的專業與資訊也顯得極度不足，而最重要的首長竟然無法適時調整。這樣的首長，如何能賦予他更大的權力呢？我認為，這不是信心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許多無辜在錯誤政策下所直接或間接導致的SARS死亡病例，更不應該輕易的用「愛與和平」來消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