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Life/Focus on People

    　馬政府新內閣的一大特色，就是博士、校長超多。這其實不稀奇，「學而優則仕」是台灣政壇的常見現象，但在追求民主深化的廿一世紀台灣，我們有必要對於「學者專家」的這頂方巾禮冠重新檢視。

    　自從我開始在大學教書以來，經常接到來自政府機關的各式各樣工作邀請。例如政府機關的委員會、公共電視節目的顧問，以及審查政府對外招標的計畫、民間團體跟政府申請的經費補助等等。這些工作中，有些與我的專業還算相近，有些則有千里之遠。例如，我曾被找去參與國小教科書的的編審，以及擔任僑生生活輔導的委員，聽到這些徵詢時，我經常驚訝地扶住下巴，心中旁白：難道真是學者萬能？

    　學者之所以被視為多才多藝的策士，我想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台灣承襲了儒家社會的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即便台灣的大學教授的薪資，相對於業界的專業與管理階層偏低，但仍享有「知識分子」、「學者專家」的高社會地位。台灣社會對學位的迷思與崇拜，讓許多從政者視博士學位、過水學界等資歷為邁入政界的台階，也為大學教授衍生了各式委託工作與外快。

    　其次，中華民國的諸多法規，讓學者專家成為公部門運作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例如，政府採購法規定招標過程必須聘請學者專家作為評選委員，各項政府基金的運作、公營事業的董事或監察人也都明定要由一定人數的學者專家擔任。

    　這些規定固有監督政府運作、廣納專家意見的美意，然而，類似的編制規定，旨在除弊，而非興利，結果可能造成行政的欠缺效率、編制的疊床架屋。我們亟需的，是文官體制的專業化，以行政績效作為責任政治的判定基準（政策的失敗由行政官負起責任），而非僅僅依賴學者專家扮演「公正人士」的緩衝角色，奉行決策過程中的形式理性（把沒有違反規定等同於沒有貪汙瀆職）。

    　「學者萬能」與其說是一種確實有效的信念，更不如說是一個有正當性的神主牌。在行政部門工作的朋友常開玩笑說，學者專家的開場白總是跨國比較、理論參照，委託學者的研究適合當行政報告的開場白，可以把他們已經早已做好的決策黏貼在後面。

    　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實有著不同的價值、目標與操作方式，不宜將兩者混為一談。可惜的是，在台灣，專業的智庫仍然不多，或缺乏足夠的資源與專業性進行政策研究。學者固然應該走出象牙塔，活化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但其公共參與應植基在專業研究的基礎上，而不是把專家名牌當作跨界的萬靈丹。

    　專業主義不等於學位主義，學者不一定是專家，專家不一定是學者。丟掉「學者萬能」的神主牌，可以讓學者適得其所地克盡學術與公共責任，也有助於落實文官專業、責任政治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