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什麼是策略？」


在我們這個中文世界中的藝術社群中，當我們用「策略」來形容某個對象，多半表示了某種負面評價。像是「x的藝術很策略」，這大概是說他的藝術缺乏誠意，無論其藝術的真正所指是否夠深刻或碰觸了要命的生存意義。這種策略的說詞除了意指x用了「機巧」、「表面」的手法來做藝術，還假設了某種二元的批評觀——藝術有其屬於手法的、亦有其真正所指的兩個分離部分。這種分離還可擴大成三種情形：（1）暗示了無論這裡的藝術應用了多謹慎的反思，只要它看起來討人喜歡、能引起笑聲，它都可能是策略的；其次，（2）作為「策略」的對象物，這種批評往往也意指這類作品與提供了一致性的藝術本質發生某種斷裂；再者，（3）作為作品內部的修辭結構的語意反射也提供了被看成機巧的條件，在這種情形下，「策略」的批評語言使用往往也暗示了作品內部的某種智識傾向，例如指涉若干創作者運用同音異義方式來給出作品標題等。


我無意為x的藝術做辯護，但事實上，以「策略」來描繪某些廣受歡迎的藝術作品的情況並不少見，或許廣受歡迎的現象剛好促成了「策略」的爭議性，或者，用通俗點的說法說，在藝術家身上，透過這類的爭議性可以加分，而作為職業藝術家的x的成功恰恰是因為他兼具了這種受歡迎與適於理論詮釋的雙重性，他迎向日常生活又不讓蛋頭感到乏味，這是他成功之處，但我卻懷疑這是否就表示我們可以說x是策略的（依照上段中的界定）？這是否是批評意識的合宜起點？


我之所以想花力氣解釋「策略」，主要是因為這種假設了有手法的、也有其真正所指的分離的批評觀，可能一開始便對「策略」採取偏狹的的解讀方式，並且，這還是因為，我認為這種二元論的批評觀所隱含的道德化立場，將可能暗自助長了那些其原先其所欲批判的對象，那種「不道德」的藝術。


我們來試著定義何謂「策略」：如果說「策略」表示「透過某種計畫性的計算，使得結果符合原先的預期」，這個「策略」就是由兩個元素所組成，一者是所謂的「計畫性」，就是說策略是一種本身不是目的之「方法」，再者，就「使結果符合預期」的含意來說，則使得這個「方法」變成有主觀目的，於此，用拗口的方式說，策略就是「出於某種主觀目的之審度下對某客觀方法的應用」，經過修過的這個定義所凸顯的是：策略從來都不是純粹客觀的東西，它是想造成結果改變的主體介入，它突出的並非現成的規則，而是如何讓這套已知規則產生最大的效益，如同只有方法的情況對於目的之實現並無直接影響，同樣地，徒有目的卻無方法也不能被理解成所謂的策略。


非但這種解釋與帶著貶意的所謂「機巧」、「表面」缺乏直接關係，機巧和表面所說的——反而是在我前述的二元論批評觀中，將「手法」獨立出來的這種狀況，這種狀況就像傳統批評觀將作品的形式／內容區分出的方式，以假設這兩者具有某種互斥原則，進一步地將作為貶意的「機巧和表面」拿來取代其真正所指——我們該怎麼想像一件作品、一位創作者，它／他既具備機巧表面的特徵同時又擁有真正的所指？要想像這種雙重性有其困難，這多少也意味著所謂的機巧表面並未與可能的真正所指有什麼分離，換言之，機巧表面訴諸的同樣是一種「內容」。


但這就讓上述二元論的批評觀面臨了某種矛盾，也許恰恰相反，機巧表面必須是作品最後唯一剩下的東西，但造成這種不對稱關係的原因卻不是「策略」，而是對於方法的過度重視或真正所指的缺席等……「策略」的引入只是在說明在這平行於作品形式、對一件作品的組構方式、賦予一個作品以意義價值的各式脈絡以外尚有另一套實踐原則，這個原則著眼於「效益」，無論這個效益是好笑的還是嚴肅的。


我認為以「策略」來產生評價的方式簡化了某些複雜的事實。無論是多麼嚴肅的藝術皆難以撇除所謂策略的身影。事實上，只要涉及某種實現的過程，這裡就提供了策略的口實。即便這個實現僅是在海邊撿拾一根漂流木驅趕流浪狗，只要當它完備了所謂「現成物」的最小限定義，換言之，這就是應用某種規則以完成特定主觀目的行為，由於這個被描述成陰影的東西——策略——甚且具有那樣一種實現的過程，我們很可能就必須承認，實現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策略，它只會在下面的事例中遭遇所謂二元論批評觀的判斷：當這個現成物被擺在藝術體制內時，它被事先算計的東西是否與後來從形式上辨識出來的對象呈現相等？還是面臨了某種失衡狀況？


前面說到的「二元論的藝術批評觀所隱含的道德化立場」，這套繼承了那區別了形式與內容的批評觀放大了「只有形式」的部分，這種評價方式本來無可爭議（沒有內容的藝術怎麼能不是負面的？），但對於策略的敵意卻導致了任何實現過程被推延——由於這種實現總是與具體、單一的、彷彿與一個穩定而不曾中斷的背景保持著某種距離，對於策略的拒絕就將造成任何單一行動不再可能（如果說，作為單篇藝術批評的作者，每一篇文章的出現都對應了特定的事件，也就是說，每個單篇文章都是一次單一行動，這究竟是「實現」的特徵還是「策略」性的特徵？），某種空洞的整體觀將被放置在對單一事件的個別關注以上的地方，正是這種整體觀才是我們所要批判的那種形式主義式的產物，要將某些對象放在「策略」欄位中，其實並未抹除真正所指，相反，某種連綿不絕的背景的假設才會抹平了真正所指所可能具有的個殊性，這種輕率地以二元論方式看待紛雜事態的作法只能撰寫出一部理念史，卻不可能形構一部考古學。


於是它可以完全不去考慮表面上毫不機巧的藝術在某個意義上可能是幽默的，至少是嘲諷的，迎向觀眾並不表示這裡就沒有所謂的嚴肅，令人擔憂的是藉著對嚴肅不花俏藝術的歡迎與對觀眾笑聲的敵意，如此的批評方式可能忽略了所謂嚴肅的藝術有可能只是不假思索地對持著同樣範式之藝術前輩的繼承，而回應這些的自覺卻都需要所謂的策略。


總之，與其將某個對象指稱為策略的，不如指出它是怎麼樣的策略。

如果友善。它們向你微笑。你一定要當心藍底白字的螢幕後面有張無法想像的臉。那麼想微笑的臉動作著我記不起的常理，是易感的眼珠子，是剝離自我的街道，以及故事不管再怎麼改變我卻一直維持的第一印象。你帶著擔心迎向這張臉對你的蠱惑，用了彷彿經受得住整座城市的力量，那些無法應用常理以獲得解釋的東西稱為憎恨。


如果日光燈管正閃爍。它們忽明忽暗就像在一條快跳電的地下甬道車廂。那張臉，你恐懼深陷卻與之同一，你還有力氣回應它一個嘔吐或爽朗地打過招呼然後離開，在這個當刻隨便的什麼聲響就能燃燒狹小的世界。它們一道下了舞台，你在觀眾席沒打算離開。


如果「真正的空虛」就在你角膜破了的那個角落。如果所謂的陌生就是人和人之間過多的友善。如果你仍覺得生命正燦爛地崩解。如果你覺得今天與昨天與前天毫無不同而明天也不會怎樣。


在這難得的沁涼夏夜，歡迎加入心靈殘缺但身體仍在扭動俱樂部，我們幾個動作遲緩，我們慢動作咬滑鼠，我打字以捕捉從開始到結束無從遮掩的鬼。

「疲憊與等待之屋：向德慶致敬」
陳愷璜個展
展地◎大趨勢畫廊
展期◎2006.07.2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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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的雨夜，我坐在家中客廳的長桌上工作。又是很想寫點什麼的狀態，但又不想出有什麼可寫。最近每天還是在做編輯工作，做到煩就上網看報紙，由於我傾向的黨最近的樣子實在不太好看，雖然對棒球並無真正的熱情，但我最常看的就是王建民又勝利的好消息。


不過今天有個政治新聞卻讓我讀來感覺良好。一些深綠學者發表了公開聲明，意思是要總統下台。我的政治傾向讓我不太想談這件事真正的內容，況且我認為透過主流媒體所得到的資訊未必符合事實。我想說的是，報導中由同樣親綠的旁人對學者聲明的回應讓我動容，這些回應中有句話說「你們的聲明，讓我有繼續在台灣住下去的理由」。這個理由無疑來自對於聲明中的理想主義的辨認。這群學者要總統下台的重點在於總統應該負起的不只是法律責任、而是政治的道德責任，這似乎也是理想主義的表達。這也讓我想起當年阿扁選上總統，馬上就辭去黨職的林義雄說，黨創造理想，政府要把現實拉近理想。


到底什麼是理想什麼是現實？在藝術場域我們可以輕率地標舉某種理想主義，但在政治的場域，我想我沒有能力說清楚。然而，一般來說，藝術上要進行這種理想／現實的比對卻是尋常之事——我們可能已經不會用好壞來當作判斷藝術的價值，但至少在藝術場域進行比較的絕不會是誰更爛，也不會把例如展場條件之類的現實就當成判準，相反，我們關注的是如何在現實中進行理想主義式的「轉化」。當然也許，在政治環境中，空洞的理想也許比折衷的現實會帶來更多的恐怖後果，但我為何在這種讓我這類人沮喪到極點的時候，當有些同屬我這類的傢伙甘冒失去「我們的政權」之風險，然後說「我們要做的就只是把現實拉近理想」，這麼簡單的道理會讓我感動？


也許是因為我看到某種批判性的現實轉化。當他們說要「豐富民主的內容」，終究不若其對手只能也只會藉著民主之名來剷除異己。這群人的訴求是要更好，而不是你更爛。這群人沒有黨產，在自己的黨裡也沒有現實的位置，所以他們好像夠乾淨。他們針對的是自己的普遍性，也就是他們的黨，但他們不服管，他們發現重要的差異。總之，在「民主」這件事情上，這些人確實讓我看到所謂的「進步」的可能。當這個黨有人跳出來說這些學者只是理想主義蛋頭，不曉得他們對自己的黨名、他們黨的理想主義式的衝撞歷史，究竟抱著什麼樣的想像。


話說回來，我想到幾年前台北雙年展的那次連署，那真是雷聲既不大雨點也很小的聲明行動。他們訴求的問題雖然沒有要總統下台這麼嚴重，但換個角度想，這也等於說明了「要達到他們的訴求也沒那麼難」。但最後的結果，不管是公部門、藝術家自己、幾位連署發起人、有點正義感的媒體，對此只能保持短暫的熱情。就這點來說藝術的現實難以轉化，也許我們這種做藝術的就比較難找到「繼續待在台灣的理由」。

7月6日因為小班的邀約，在大趨勢陳與我進行了一場所謂對談。某個意義上，對談結果不能算成功，我與陳的話語不能接合成一個完整的論述，我不僅岔不出什麼有意思的議題，話也顯得太少。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在澄清所使用的詞語而非談論的對象，對於如何與這個展有意地與另一位藝術家所建立的關聯，我們談的太淺或者說太個人，而在小班設定議題中的「不同世代」，我只能隱約地察覺其中存在著若干一般性的差異，卻說不出啥有意思的話。


我在想也許跟天氣太熱有關。下午在大趨勢那冷氣不夠冷的小房間中，溫度讓人昏沈以致難以思考。最近我有種感覺，這個夏天大概就會在這樣的昏沈中度過，腦袋比尋常表現出的更遲鈍，我甚至覺得做點清潔類的家事流些汗甚至還踏實些，這個夏天的循環很可能是：我盡可能喝冰水，然後流汗，然後設法活動我的腦子，然後電腦不一會兒就開始轉動那警告它快燒掉的風扇。


岔題了，寫我在這裡如何抵抗高溫並不有趣。剛剛讀到一個我覺得挺有趣的句子：「人類一切不幸只有一個根源：不能無所事事地呆在一個屋子裡。」（Peter Bürger，《主體的退隱》，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36）


這讓我想回到對話這件事。具體的場景先是這樣：為了避免無所事事，我們在這個小房間裡必須說點什麼，而我們談論的對象之一卻做了一件一年內不與人交談、不寫字、不閱讀，把自己監禁在一個牢籠的作品。我在這個小房間內用一種極力避免無聊的想話頭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們對遭遇不幸的預知彷彿已經有了一個巨大的默契，不幸在上述引句的前後文中還意味著某種真正「反映人的特性」東西：「空虛」。


小班一定同意空虛沒啥不好，她提到小蛋糕時露出難得的微笑，而陳始終在他藝術的軌道上提醒我們要回去那裡，他甚至打算在他的疲憊與等待之屋錦上添花地刻上「不思考」，這裡好像只有我對空虛有所懼怕，所以我現在寫了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