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陸陸續續看了些展覽，或是類似展覽的展覽。但促使我寫這篇部落格的原因，倒不是觀展心得或批評欲望，而是今天晚上的一個小聚會，這個聚會由北藝在職班同學邀約，一開始，也是藝術學院畢業的wilson學長劈頭就問：老師你對上禮拜評鑑有何看法？

這是一個大問題，我有點尷尬並不斷地自我懷疑，所謂的「自我懷疑」意味著向著自己投射出不甚清晰的輪廓，而填充這個輪廓的內容物則是「意識到自己的欠缺」，但很可能不是專業知識的欠缺（那是另一個問題），而是對於「評圖」這種儀式性的公開場合，置身在那裡，我總是感受到一股荒謬感，我左思右想問題出在哪，欠缺並不陌生，欠缺是一種很貼近自己的沒有。


很可能是我搖擺不定的立場，欠缺在這裡也可以表達為「沒有自信」。

這年頭講立場這件事有點阿Q，但平常自覺為等待被審視的學生，忽然又變成要檢查別人的老師，如果說藝評式的檢查還可以將自己隱藏在文字介面之後，這裡的立場卻必須簡便地切換，某方面來說，評鑑場合擺明了就是要老師修理學生，而我驚訝地發現自己也深受修理氣氛所影響，我感受到雙重的壓力（其他的評鑑人也是我的老師），儘管較熟悉課程中的少數幾位同學，對於他們脈絡的理解卻也無法挽回這氣氛之於我的作用。

也許我應該維持阿Q式的信念：應該盡可能維持沒有立場的立場，或者，就接受那搖擺不定的狀態，這是一個隨時可以任意切換的內在平面，讓虛擬的話語成為學生將來創作的潛在性，品嚐沒有自信帶來的種種好處。

而所謂評鑑其實無所謂好壞，我們只是用在現場的當下判斷去取代個別創作者已行進多年的脈絡與生命經歷，在展示自己即席發揮的瞎掰能力時，不需要顧慮那種始終有個對象的歷史，這就好像藝術對我們有些人來說，幾乎只剩下那很像打手槍的直觀，由這些直觀而來、看似非常清楚的評價行為則根源自機制因素，不是你或者我在這個場合所佔據的不同身份所造成，是權力獨自在作用。

藝評是一種緊緊抓住詞語並喬裝成可以精確表達的說話腔調，權力讓我們更具體，說一點我現在想說的什麼鬼，但那未必對應於你們展示給我的。

文∣秦雅君‧簡子傑


來自北京的年輕藝術家齊星與盧征遠，將在台北的誠品畫廊展出一件作品。說是「一件作品」，其實是由數個物件所組成的兩個獨立作品，再一同構成的整體；另外，這兩個作品在展覽現場的安排方式，也將讓它們演示著某種心理內容——如果「心理」這個詞有點太含糊，那不妨說，它們產生了某種戲劇性。

這兩個獨立作品，一是齊星那有點超現實氣味的具象油畫，畫中景物包含：金色的火車、羊、老虎、彩虹，以及一些花草，這些不知為何湊合在一起的物件，是齊星依據患了精神病的姑姑的夢境所繪，她同時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對天堂的許諾深以為是，畫中景象便是她夢境中的「天堂」；另一個作品，則是盧征遠七個等身大、型態寫實的單色塑像，這些人像是盧征遠在精神病院待了兩週、實地經驗過精神病患生活之後的產物。

這兩個似乎各自獨立的作品，在展場被有意地擺放：盧征遠的一個雕像盯視著齊星那尺幅巨大的橫幅油畫，是病患在自己的夢境之中？但那橫幅的畫框又有點像是某種投影螢幕，塑像與畫當然不會產生真正的觀看，而是透過我們的觀看，發現他們在觀看。

令人好奇的是，不論是哪種觀看關係，都暗示了其中存在著某種指向性，總是有什麼正在看、什麼正被看。而展覽名稱叫作「天堂」就讓這個觀看不只是一種獵奇式的觀看，它更是一種「仰望」，我們在卑下的位置抬頭看著高高在上的神，這很可能還比較像「天堂」一詞所暗示的觀看模式。

兩位藝術家都畢業自中央美院，齊星學的是油畫，盧征遠學的是雕塑，後者目前仍在中央美院雕塑系研讀碩士。這次合作的發生在兩人口中充滿了偶然性，他們原來就認識，住的也近，齊星當時正想發展精神病患的題材，初見盧征遠的雕塑時還不太上心，在得知這批雕塑的對象是精神病患後大感興趣，便談起合作的可能，結果一拍即合。因為盧征遠的雕塑已經完成，所以齊星的畫作就依著雕塑發展，例如對應雕塑的等身尺寸，發展出2.5x3.6公尺的大型尺幅；七個雕塑均為單一的灰色調，畫作則呈現色彩豐富鮮明的高度反差。兩人的作品同樣是寫實表現，但雕塑再現的是真實的精神病患，畫作再現的卻是虛幻的夢境；雕塑透過視覺性的描摩，卻夾纏了作者的感受與記憶，畫作雖無視覺性的客觀參照，卻流洩出此境若真的臨場感。最終，藉由裝置的空間形式，這些相異相同、虛虛實實的元素被兜攏在一起，創造出一個脈絡交錯、觀看層次複雜的「天堂」。

儘管「我們」和齊星、盧征遠兩人置身於差異不算小的文化環境中，對於他們作品的形式閱讀，卻讓我們感受到資訊時代所牽動的影像化轉向，這種轉向很可能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作品的當代性來源之一——無論創作發生在哪裡，似乎都先是一種薄層化的影像肌理——具體地說，雖然他們的作品奠基在「寫實」這種較為傳統的藝術技法，但對於內容的取決與適合於該內容的表達方式，卻相對削弱了來自傳統技藝的自主價值，之所以是這種或那種形式，只是源起於一個選擇事件，而非對於某種媒材的持續信仰——於此，技藝不過是為了滿足影像製造的內在需求，傳統早已被碎裂的創作身體所取代，也因此我們可以說：「天堂」提供了一組夾在正常與不正常縫隙中的身體影像。

正是在這個略顯奇異的縫隙中，我們才得以在他們的「天堂」世界裡迴旋。如果「天堂」意味著現世的憧憬與對來世的許諾，那麼透過精神病患所再現的「天堂」又意味著什麼？撇開嚴格的醫學診斷，我們會將某些人視為精神病患，多半是因為我們無法依著自己習以為常的方式與其溝通，由於對其言語、行為背後的意識無從理解，他們的思想對其他人而言，便宛如難以窺知的神秘界。至於慣常附屬於宗教的「天堂」之說，對於虔誠教徒來說，卻是毋須透過經驗或實證即可被堅信不疑的信仰，換言之，他們相信一個他們從未到過的地方是他們終極真正想去的地點。於此，透過一個未知來再現另一個未知，讓我們忍不住想到，雙重的否定可以得出一個肯定句？

正因為精神病患不同於所謂正常人，才使得他們的觀點被關注，被藝術家採用、並視為有被特別表述價值的題材？然而，如此雖然可能是重複了排除他者的現代式作法，卻也可能暗示了其他觀看位置的可能，除了正常人對精神病患的觀看、鑑別與劃分之外，也有一種出自精神病患的視線？

作為一個自認理性的正常人，我們或許永遠無法得知精神病患所見所感，究竟是怎樣的景象。但就如同理性很可能不過是對客觀性有著非理性的執念，我們又如何斷定自己不是另一個陣營眼中的精神病患？當兩位中國年輕藝術家讓各自作品成為一個作品，這是否也暗示了，還是有一種可以涵攝前述種種的觀看位置？「天堂」不就該許諾有著永恆？永恆不就表達了有一個涵攝此前所有位置的觀視角度？

這一切顯得未知：「天堂」的未知，我們之於作為展覽的「天堂」的那種未知。在「天堂」展中，對於精神病患的「未知」暗示了現代社會將精神病患劃為他者／異類的排除措施，但對於天堂的仰望卻表達了兩位創作者貼近他者／異類的傾向——於是這裡的「天堂」，很可能更涉及了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種天堂，用齊星的話說，「大家對生活都有憧憬吧」。事實上，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些精神困擾，只是所謂的正常人會去思考、會產生病識感，然而，特別當作品又是透過傾向寫實手法被捕捉成形，這裡的「精神病患」、「天堂」似乎可以被理解成某種自我投射，在塑出精神病患的雕像與描繪出精神病患夢境之時，創作者的欲望也被投射，他自己的身影疊加在這些被描摩的對象上，這雙重的身影藉由一幅畫、七件雕塑所構成。

在這個看似單純的構作之中，藉由「老土」（齊星語）的寫實技法，兩位年輕藝術家操演著觀念化的格式，從精神病患的夢境、精神病患、再現精神病患夢境的作者、再現精神病患的作者、觀視作品的觀眾、觀視觀眾的作者……這個觀視的位置還可以不斷推演下去，彷彿一個執拗孩子的遊戲：比賽誰可以站到最後面，因為，站在最後面的那個人，將佔據最偉大的位置，得以看穿此前所有視線的相對關係，同時，也看清了事實的真相。只不過，這仍然是遊戲的假設而已，就像我們從未見過那個心目中的天堂，我們無從得知自己是否站到了那個最終的位置，於是，我們假設，假裝對這個作品的觀視存在著什麼關鍵，這個關鍵或許正是從質疑我們所站的位置開始，它正輕輕晃動，就像兩位藝術家疊加在作品上的自我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