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19, 2009
時間與上帝
早期的偉大自由主義者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曾寬大地召喚徹底多元主義，像杜威 (John Dewey)極力描述在非實證主義式科學探求中，所隱含的民主精神，但這正如其敵對的新保守派一般，在面對盛行的科技文化時，均顯得軟弱無力。無可置疑，近年在歐陸與北美，中興的實用主義與修正的詮釋學之間的理性聯盟似乎提供了一種真確的盼望緣由，但即使此種理性也只不過是一種單純理性的盼望，就是與當前主流的科學與科技文化的社會現實脫節的理性。
總的來說，現代性最終陷入了與其最對立與懼怕的結局，就是成為了另一種的傳統。無數現代世俗思想家的坦誠掙扎，顯明了我們這代自由主義的哀憐：啟蒙運動與現代革命運動所釋放的解放力量，最終被困囿於一種純然技術化的理性，並沒有任何光明的出路。沒有出路，亦沒有倫理。最重要的，再沒有真正的政治之道。我們身處難以置信的世紀，始於對科學、理性、啟蒙與現代性的信賴，但至終自己所面對的卻是那些以為早被埋葬的：尤其是那些最激進的原教旨式宗教的復辟。現代性從不反抗宗教，只要宗教仍舊是私人化與隱藏的。從不反對藝術，只要藝術依舊是邊緣化，只供那些工作過勞的中產者作消閒之樂。但現代代性絕不期望有天連理性亦失去了其溝通性、解放性的功能，在一種日益高漲的技術與經濟掛帥的文化中，淪為一種純然的技術理性。
假若我們只能理性地論述手段而非目標，那我們還有甚麼盼望去尋找一種公眾的空間-就是可以供所有理智人士參與、共同探索美好生活、快樂、歷史與社會之意義盼望的空間？關乎快樂、美善生活、歷史意義之古典政治問題，一起與宗教與藝術的古典提問成為了私人化與非理性化的觀念。無怪乎韋伯(Max Weber) 稱我們所身處的為「鐵籠」 (iron cage) 的時代，或如米勤(Henry Miller) 所言，視我們的文化為「空調室的惡夢」。
在此我是分享了大部份韋伯的悲觀論調，但最終地，此種悲調是這過份全盤式與虛幻的。事實上，此種全盤式的悲觀其實乃早期現代進步觀的反面。此種進步的神話，甚至以較溫和的形式，表現于哈伯瑪斯與孔伯(Kohlberg) 二人的那種理所當然的社會進化觀之中。
正如早期的世俗神學所指出，我們仍需為現代性的真理，亦即神學的真理，作出申辯，包括神學式的申辯。因為在失效了的進步神話之外，與及相對於全盤的韋伯式悲觀主義之後，仍存有著現代的真理，就是哈伯瑪斯與許多現代者致力維護的真理-作為傳通的理性真際；在所有抗衡技術與經濟主流的反傳統中的盼望；致力尋求詹姆士式的文化多元主義，與及一種不與民主經濟脫節的民主政治。湧現于前蘇聯、中國、波蘭、匈牙利、波羅的海諸國，與世界各地的民主力量，均示明瞭此種尋索現代民主與多元主義的動力。然而，縱使許多西方媒體大力地描寫這些劃時代的事件，加上許多西方的政治與知識份子領袖的自我恭維，這些偉大的蘇醒所呈現的盼望，並非要成為現代西方的拷貝。正如波蘭的華里沙(Lech Walsea)所言明，他的盼望是不在乎西方的科技經濟文化，就是消費主義，進步式的個人主義與享樂主義的混合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