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卸防疫責任的移送 強化歧視的起訴
－評論男同志捐血被起訴一案
撰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常務理事喀飛
這個案子從「男性間性行為者不能捐血」的捐血規定，到衛生署疾管局前後發佈新聞，急於以「捐血驗愛滋」等各種理由入罪的函送，再到後來檢方在起訴書中以「明知自己有男性間性行為，係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高危險群，本應注意其可能感染愛滋病毒，若貿然捐血將導致受血者因而感染愛滋病毒」為理由起訴，不折不扣就是一個「官方推卸防疫責任」、「檢方強化對男同志歧視」的案例！
疾管局想避免不安全血液影響受血人被感染，可以理解其在公共衛生的立場考量。但使用的方式和援引的防疫理念卻讓人無法認同。不止一次，疾管局對媒體發佈的新聞，總把感染的責任放在感染者的身上，彷彿只要杜絕、管控感染者的行為，是防疫最重要的工作！完全忽視防疫的關鍵在教育社會大眾，應該是：每個人都有責任去認識愛滋、學習保護自己免於感染。
於是，欲藉司法起訴警告他們眼中認定的「蓄意傳染者」或「用捐血來篩檢者」，這樣的企圖，近幾年總是會從疾管局發佈的新聞看到。
本案中，最早是媒體引用疾管局說法，把當事人說成「利用捐血驗愛滋」，事實卻非如此（註1）。疾管局的作法，不但在防疫目標上不切實際、難以達成，反而是造成男同志被標籤化、感染者罪罰化，不公不義地踐踏著相關族群的人權。
更換篩檢方式才能維護血液安全
HIV篩檢隨著檢驗方式不同，空窗期（註2）長短不一。國外早已採用NAT（血液核酸擴增檢測法），將空窗期縮短到11天，也就是把「已感染卻檢驗為沒感染」的風險大大降低。這套檢驗方法用在捐血，大幅提高受血人的保障。據估計，台灣的捐血單位如果要改用這個檢驗方式，成本約三億。過去不斷有人呼籲改用此方法，卻被認為是「成本過高」。於是，寧可省錢不更換有效降低風險的技術，卻企圖將當事人因過長的空窗期，未知感染狀況下的捐血行為，以法律制裁。
捐血人在公益號召下奉獻鮮血，醫院為急需輸血的人花費向血液基金會購買血液。血液基金會的收入，應拿來改善篩檢方法，保障血液安全。作為供應血液的執行單位，或主管官署，在血液安全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受血人不幸感染，司法單位應看見在制度上篩檢技術未能改善造成的問題；要追究法律責任，也應該是握有資源、負責執行和把關的血液基金會，而不是無辜的捐血人。
限制捐血 該限的是行為？還是身份？
從「男同性戀者不能捐血」或後來更動為「男性間性行為者不能捐血」，此規定早被同志及人權團體抨擊為歧視。條文根據的「高危險群防治理論」（註3），更是和「行為重於身份」的世界防疫思維反其道而行。連疾管局都在同志團體長期呼籲、溝通、抗議下，於2010年愛滋日新聞稿開始改變防治口號：「愛滋病毒的標的『只有高風險行為，沒有高危險族群』。」（註4）此時卻抱著這個落伍的歧視條文、援引入罪於捐血人。
對愛滋常識、感染途徑瞭解的人都知道，不論身份是同性戀或異性戀，也不論是單一伴侶或多重伴侶，感染風險高低的關鍵在於戴套或不戴套（的行為）造成的體液或血液接觸，並不在哪種性傾向或道德標準（的身份）。明白這些才能理解，愛滋防治（或血液安全維護）應該靠具體防護技術/行為來解決，不在於劃分性道德身份。
禁止男性間性行為者捐血的規定，企圖以捐血人自我坦承方式，分辨或阻止特定族群捐血，期待達成維護血液安全的目的，顯然不是依據愛滋傳染途徑等醫學原理的有效方式。
捐血中心的操作方法是透過捐血人填寫問卷，自由心證地回答：「是否曾有男性間性行為？」一旦勾選「是」，紀錄永遠被儲存，不管過多久，換到另一個捐血中心，連線檔案都會跳出「此人不得捐血」的註記。
仰賴捐血人良心誠實填寫的制度，卻是根據貶抑特定族群、缺乏良心的歧視條款，其中的思維充滿矛盾。
「坦承同志」有罪，「身份」竟成起訴理由
男同志社群長期背負「男同志＝愛滋」、「愛滋＝道德敗壞」的雙重污名，影響其自我認同歷程，也讓許多同志父母知道孩子是男同志後，對其健康擔憂。把同志鎖進衣櫃的「身份不可說」壓力，部分原因來自這樣的雙重污名。
本案當事人面對檢察官偵察，大可隱瞞其男同志身份，謊稱是異性戀，就不會被檢察官以這樣的理由起訴。但是他沒有，他選擇承認自己是男同志，也問心無愧地表達，「因為有篩檢習慣，且最近一次篩檢是陰性，才去捐血」。但這樣的坦白，卻不是取得「已善盡注意」的理解，反而被認定為「明知是高危險群身份」的「刻意」！這樣的起訴，等於透過司法向社會宣示，同意「捐血規定排除男性間性行為者歧視條文」的正當性，也是對誠實承認男同志身份的被告一種懲罰！造成的影響，等於是把過去以來，平權運動努力恢復同志在社會上被公平對待、不需隱藏身份的平權目標，給予一大打擊！
若篩檢即證明有危險行為 誰還敢去篩檢？
疾管局近年鼓吹男同志作篩檢，特別是各大都會的男同志空間，篩檢頻頻。常見宣傳說法：「篩檢是為了更瞭解自身健康狀況。」現在，檢察官對此有不同詮釋，偵訊中詢問確認被告的「固定篩檢」，以此推論為「高危險群」。
本案當事人被起訴後，引發男同志社群最大的議論和擔憂就是，「為什麼一個有歧視的捐血規定被司法體系認可？」、「下次去捐血會不會成為被告？」「應該揭露固定篩檢的習慣嗎？」
疾管局為阻止男同志捐血移送本案當事人，卻造成檢察官用「固定篩檢」連結當事人「確為高危險群」的確證。此舉讓移送本案的疾管局，對自家推廣篩檢的政策打了一巴掌。
結語：經典歧視案例 象徵人權指標
從同志人權、法律平等原則、愛滋防治知識等不同面向來看，此案等於是把長久以來「高危險群防治論述」和「愛滋污名歧視」複製到司法審理的思維。一旦被司法定罪，等於確立對同志、對感染者歧視的正當性，悖離了司法制度保障人權公義平等的精神。
所有關心同志人權、感染者人權的同志社群和人權團體，都應該關注此案的後續發展。避免血液安全責任認定的傾斜與對政策制定的歧視，以及隨之影響的起訴認定之偏頗，或者因起訴認定造成了歧視的強化。
註1：2010年12月，疾管局發佈新聞，宣稱當事人「疑似透過捐血進行篩檢」，媒體立刻以「惡劣愛滋男 捐血害死人」的斗大標題刊出此新聞。此事同時在男同志社群及愛滋民間團體引起議論。
台灣愛滋行動聯盟瞭解詳情後，2010年12月9日發佈「聯合聲明」：一、重申「感染者捐血」之論絕非事實。二、「惡意傳染他人」乃不實指控。三、對於特定族群標籤化，降低全民對愛滋的重視，將不利防疫。四、愛滋訊息的錯誤傳遞，導致民眾恐懼愛滋。五、推動全面篩檢之相關環境與配套不足，阻礙愛滋疫情真正的呈現。六、全面更換NAT（血液核酸擴增檢測法）的愛滋血液檢驗方式，保障血液的安全。
註2：空窗期：意即，明明感染了，卻驗不出來的時期。
註3：高危險群理論：疾管局過去以來宣導時，總強調「男性間性行為者、性工作者、注射毒癮者為感染愛滋的高危險群」。長年宣傳結果，對特定族群產生標籤化的污名，也讓社會大眾誤以為自身非高危險群，而忽視對愛滋的重視和理解，反而形成防疫大漏洞。
註4：2010年12月1日疾管局新聞稿：「愛滋病毒不會找特定的族群，卻會找上有特定『危險行為』的人」
（http://www.cdc.gov.tw/ct.asp?xItem=31544&ctNode=220&mp=1）
「愛滋病毒的標的『只有高風險行為，沒有高危險族群』，一般人可能會覺得性工作者、男同志、嫖客、藥癮者才會感染愛滋，本局呼籲一個重要觀念，不戴保險套防護的性行為、與性交往史不明對象間的性行為、共用針具與稀釋液等不安全行為，才是愛滋病傳播的主因，而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同性戀或異性戀，有上述行為者都有被傳染的可能。」
這是非常難得疾管局防治思維開始轉變、值得鼓掌。但另一方面，疾管局卻不顧「愛滋除罪化」的呼籲，計畫修改愛滋相關法律，將「傳染給他人的感染者」明確地進行罪罰。
★本文發表於台灣人權促進會期刊 [TAHR PAS夏季號]專刊「愛滋 愛之」 （2011/6出刊）
內有其他愛滋人權相關三大主題：
1.外籍感染者權益、2.愛滋藥費部分負擔政策、3.同志捐血被起訴案。
網路刊物：http://issuu.com/eeling/docs/tahr2011summer
★同期刊物「同志捐血起訴專題」另有以下文章：
權促會張正學：過失何在—男同志捐血遭起訴案事件
台權會執行委員郭英調：似是而非的同意書—評論捐血登記表中禁止捐血者（高危險群）部分
司改會研究員陳雨凡：國家機器卸責的合作無間—從法律層面看男同志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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