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柔軟」「滑溜」！定義鋼筆書寫的味道〉，《趣味的文具箱》，第10號，2008年4月，頁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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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輕視文具。要追根究底其枝葉末節，來看其本質。要立志於此。文具研究室，簡稱「STLB！」第一次深思熟慮鋼筆的書寫味道的用詞。

鋼筆的書寫味道是從筆尖的設計至墨水中水分的蒸發量，因為各種不同的要素組合而有差異。特別是左右大的書寫味道的是字幅、筆尖中間溝的寬度、墨水的黏度三個因素。因此根據上述來調整筆尖而有大的變化。嚴謹來說，一樣的型號也沒有相同的書寫味道（參考下述）。
並且使用者的感覺敏銳，對書寫的味道也會有嚴謹與喜好，在表現上的用詞不同。因此說到與紙無法配合的情況很多。依個人的感覺是很曖昧，依賴調整後來表現希望的書寫味道。
因此，超越興趣水準，得到每天都進行調整鋼筆的森睦先生們的鋼筆研究會WAGNER協助，來進行調整各樣式的鋼筆書寫的味道，以實例來試著定義其模擬的狀態。不是數位式的分「良好」、「不好」，不只是表現出「柔軟」「滑溜」，試著去做書寫味道的分類。
森先生進而從調整的立場來界定書寫的味道，舉出無法界定的例子。
你現在試著分析手邊筆書寫的感覺。為了可以更接近理想的書寫味道，必要了解鋼筆的各種書寫味道及其奧妙之處。
左右鋼筆書寫味道的3大要素
字幅：筆尖的前端、筆尖前端大小（粗體字或細字），可大致上分其書寫的味道。筆尖前端的形狀也很重要。
筆尖溝的幅度：從中心的孔延續到筆尖前端（長條狀）的狀態，可改變墨水的出水量。
墨水的黏稠度：使用黏度低輕快的墨水，如潤滑劑般黏稠度高的墨水，在書寫的味道上也會改變。
決定鋼筆書寫味道的要素
設計、狀態：筆尖設計、材料 中心孔的大小、筆尖磨合程度：雕刻的深淺、筆蕊設計、材料、彎曲的強度、鋼筆本身的重量、筆軸的粗細、重心位置、筆尖前端的形狀、筆尖前半部的長短、筆尖溝漕的密合度、中心孔的位置
使用者的書寫方式：筆蓋插在筆軸後或不插、握筆的位置、筆壓、鋼筆的傾斜度（書寫的角度、扭轉等）
紙、墨水：紙的材質（平滑性、吸水性等）、墨水的黏稠度、墨水的酸化度、墨水的水分含量
調整：調整筆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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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例來看各種「書寫的味道」
黏黏的（ぬらぬら）：較開筆尖的溝漕，墨水出水量大，可表現從粗體到極粗的書寫味道。筆尖前端是由調整師父之手配合書寫角度來研磨，表面會滑滑的。表現出「昇天的樣子」，可以有好的書寫味道，鋼筆愛好家是喜歡此道的人很多。
百利金M800（80年代） 字幅：OBB 溝漕：廣
「黏黏」的表現必須有黏稠度高的墨水。黏度低墨水的話，有點淡感覺上有點「滑溜」。
User’s Voice：ユーロボックス的藤井先生，由WAGNER會長森先生調整，銥點可以滲出滿滿的墨水書寫出「黏黏」的1支筆。不用加壓書寫出跳躍的動感，在握筆時也會有好心情。

かさかさ（磨在乾紙的聲音）：
百利金M800（90年代） 字幅：3B 溝漕：狹小
溝漕很小，要研磨適合出水量少的粗體鋼筆，使用黏稠度低的墨水，可以書寫出「刮紙」的味道。因為用極粗也很少接觸到紙的感覺，好喜這樣的人很多。因為墨水很快就乾，最好是直書。
以鋼筆快速書寫，也有刮紙的感覺。留下這樣筆跡是喜好人的願望。
ザラザラ（不滑，粗糙的）
萬寶龍146 字幅：M 溝漕：狹小
溝漕小，墨水出水量少。筆尖點磨成滑滑的，不是以面，因為球上的一點沒有與紙接觸，有「粗糙的」感覺。筆尖的前端沒與紙接觸，不固定書寫角度的人，及動態使用鋼筆的人最適合。
User’s Voice：有點抵抗感「黏黏的」「滑滑的」不是滑的樣子，加入一點硬的書寫味道。不再調整，經過數年後成為自己習慣的一支，會愈來愈喜歡他。（DEROSA齋藤）
不是以面，是以點與紙接觸。

シャラシャラ（與布磨擦的聲音）
寫樂鋼筆專業ギア長刀研 字幅：M 溝漕：寬 以高速上下左右來書寫，墨水也不會切斷。最適合表現有力量的字體。
用「長刀研」時立起來寫細字，橫著寫則粗體，有獨特的書寫味道。立著寫從左至右畫線會有「與布磨擦的聲音」，最後以圓餅狀停止。研磨出停止時很清潔，書寫大字的人可以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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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ゅるにゅる（滑溜）

以細字來書寫有特殊的書寫味道
筆尖有彈性，溝漕有點開時墨水出水量剛好，字幅若狹小，可書寫出墨水量大的字。喜歡「黏黏的」的粗體字，有細字的書寫味道。使用黏度高的墨水，可以有「滑溜」感。

User’s Voice：在筆尖接觸紙的瞬間，漸漸引出墨水，同時也傳遞想法。也可以用少少的力量輕易的寫出軟性與濃濃的線條，其字體很乾淨（福田 卓）。
萬寶龍256（50年代） 字幅：EF 溝漕：寬
可寫出乾淨的線條

ピーピー（吹笛聲）

筆尖厚或薄都是柔軟的，筆尖前端有點刮紙，從左至右快速橫書時，以直立書寫有BB聲，墨水如雨滴散落。這是「筆在鳴聲」，多書寫細字，也可寫粗體。

User’s Voice：有點過滑的書寫味道，書寫在紙上從內容來看，寫字可以浸淫在感官中的喜悅。忠實的表現出思想的流暢，徹底的跟著思想，我覺得其書寫味道不超過書寫者的想法（常塚聽）。

百利金140（50～60年代） 字幅：KF 溝漕：普通
墨水向書寫方向如雨般散落。

しゃきしゃき（牙齒咬東西的聲音）

筆尖有很強的剛性，溝漕有點開，不用加筆壓及施力，可以書寫出「しゃきしゃき」。喜歡字體小及低筆壓的人最適合。不只是書寫味道，書寫的聲音也很有趣。

白金鋼筆3776ギャザード 字幅：細 溝漕：普通
由心情決定停止、躍、はら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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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リカリ（咬堅硬物的聲音）
筆尖前端較小，溝漕狹小，墨水出水量少，可以書寫出「卡利卡利」的味道。因為墨水出水量少，無法滲透到紙上。要加點筆壓，書寫小字適用在手札上。
百樂custom67 字幅：F 溝漕：狹小
可畫出纖細的線，也可輕易寫出小字。

コリコリ（脆脆的）
穗先（筆尖的前端部分）是短的，出水量中間的鋼筆，握在筆軸的前端立著書寫有著「脆脆的」的書寫味道。因為使用筆尖前端的頂點附近，使用穗先長的的筆尖書寫味道是不好的。最適合慢慢書寫小字的人。

アウロラ　アウレック 字幅：F 溝漕：普通

以使用感來分類墨水的黏稠度

使用者感覺「滑滑的」，是黏稠度低的墨水。一般是以染料製作的新鮮墨水。另方面感覺「黏黏的」，是濃度高的墨水，一般是用顏料製作。代表的有白金炭素墨水及寫樂極墨。此外，特別是墨水的水分書寫時，長時間水分才會蒸發的墨水黏度較高。
同樣的製造者因為顏色，而有黏稠度上的差異。因為生產的單位也有差別。試舉左邊的代表墨水。

感覺「黏稠度低」的墨水：
萬寶龍－皇家藍 萬寶龍－黑色 百利金－皇家藍 水人－藍黑色 水人－フロリダブルー 百樂－藍色

感覺「黏度中等」的墨水：
萬寶龍－藍黑色 萬寶龍－レーシング綠 水人－黑色 百樂－藍黑色

感覺「黏度高」的墨水：
百利金－茶色（褐色） 白金鋼筆－炭素 寫樂鋼筆－極黑

以調整經驗來了解不能的組合

黏度高的墨水（雜誌寫錯了，他寫不高），無法「滑滑的」：「滑滑的」是筆尖前端與紙之間墨水的感覺。隨著黏度低，且紙吸墨容易，無法達到膜的功效，也就「滑滑」的。

用厚的筆尖不會有「BB」聲

筆尖的板較厚（金屬的厚度），筆尖在書寫時的搖晃少，筆尖在紙上以高速左右，常常也有衝突，不會有「BB」聲。用粗尖要有「BB」聲時，筆尖要薄。

以極粗則不會有「牙齒咬東西的聲音」
因為極粗的筆尖前端是大的，在筆尖前端的部分金屬一定是厚的，字幅也較廣。因此筆尖前端與紙的摩擦係數很大，在寫字方面會慢，無法體會出輕快書寫。

以細字則不會「黏黏」的

在調整時現場，聽到拿著細字筆的人希望可以「黏黏的」，細字因為接觸紙面較狹小。在調整之後會有「滑溜」，讓大家都感到很滿足。

〈這也是國策的犧牲？記錄埋葬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以鉛筆寫下更始一新之名〉，《實業之臺灣》，
頁36
伊澤總督就任以來提出「更始一新」為各方所用，同時成為國策犧牲的用詞。
我材疏學淺不知「更始一新」的意義，主要在舊新來使用，更始一新的意義是毀掉舊的，以新的來替代，國策的犧牲，最近為掩飾世間所要毀掉的的用詞。
只是我很遲純無法想像得出來，在這次的更始一新中常常有，例如毀壞即取其首。這時不必要的是預想之外是沒用的。來迴更始一新、更始一新的話，不是簡單容易的一件事。
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在大正十一年五月訓令第百號發佈以來，以前專任囑託設置數名也有其進步。
督府緩慢的前進，決心就史料編纂事業，對於留下臺灣的紀錄是千載之事，實為南方文化應要慶賀之事，同委員會的誕生是島民感動而歡迎。可是第一次的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是適材適所而受贊賞，在此時同會事業進行中的一大挫折是持地突然去世。
接著第二而來的，是編纂實際負責人的田原天南去世。
漸漸感到同業的事業失去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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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尾崎秀真、鷹取田一郎、豬口安喜其他囑託辛勞的繼續工作至今，失去中心的同會事業無法看到如預期的事業進步是事實。
隨著失去中心人員，多少產生了不順，這不是成為史料編纂事業中止的理由。換言之據消息該事業在本年度從十四年度停止是胡說的。我們的賢明總督長官作的是有意義的事業，總督府定要完成此事業，對於更始一新的犧牲是不可確信的。有關風評想到此對於史料編纂有何議論可想像出來。
為何總督府中止又廢止，且無期限延期，是所謂為了節省經費，總督府的史料編纂總計五萬及七萬，應不至破產。
這樣的話各種事業都要中止，如屏東的飛行班至今要花費數十萬圓，這些如何有節約方法。
從前後左右觀察，使料編纂事業的中止，是前任者的計畫留下的工作，不是光榮之事，以漢字來寫是所謂不急的事業。
因此中止，當然就事業不是一年、二年的問題，今要考量持續下去。以前，縮少而至廢止。何況是用少數的預算可得到國家的事業。
我們現在看到的人員來完成這個大事業是困難的，由於以上的人材及經費應可迅速完成。
在原編纂事業的規則及時間束縛下是不可能的，總之總督府的事業在龐大的組織，導致制度及規則無法巧妙運用。
史料編纂委員會其例也無法洩漏，今試以大正十三年七月現在的職員錄來看其有限的事實。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
內容
頁38
內容
頁39
在這個大袈裟中，實際工作只有囑託二、三人。因此今之官制與制度下不是其時機，將之停止，寫出弔辭。

二、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事業
編纂委員會的人事在七月十九日發表於《府報》，在《臺灣日日新報》接著報告其陣容。
史料編纂委員會人員發表
從全島官民詮衡
總督府就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各委員、評議員、顧問、幹事等的人員，以全島官民來詮衡，決定在十八日發表陣容。不用多言編纂委員長持地六三郎是委員，除了持地、田原、尾崎外，府內各事務官、參事官、翻譯官、技師外田阪(臺北)岡本（新竹）本山（臺中）伊藤（臺南）各州
內務部長 武藤市尹等數十名，又評議員新元、末松、吉田、相賀、富島、高田、阿部、常吉、吉岡、池田、梅谷、喜多、市來、江口、和田的府內各部局長、各州知事、廳長、佐藤少將、立野海軍大佐之外，從民間有高木博士、中川小十郎、赤石定藏、木村匡、坂本素曹哉、富地近思、津田毅一、古賀三千人、李春生、林熊徵、鄭拱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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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顯榮、吳德功、許廷光、陳中和、藍高川十六人被囑託。為顧問的有井村大吉、石阪莊作、伊能嘉矩、高山仰、矢野豬之八、山口邊、小松吉久、三村三平、三好德三郎、鈴木三郎、土屋達太郎、藤野幹、鈴村讓、今井周三郎、林知義、王慶忠、陳信齋、洪以南、蔡蓮舫、陳鴻鳴、蘇雲英等二十名被囑託。幹事則有宇野理蕃課長、下村參事官、松田秘書官、大津事務官諸氏被任命，因此各委員、評議員、顧問、幹事在二十四日於總督府會議室集合召開第一次會，為期二日，其通知內容（參見府報）。
同紙中，日本語文外有漢語文欄，關於編纂委員會的記事中以「史料編纂會規程」為題記事，根據訓令第百四十七號改正規程「督府日前發布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者番更加改正。欲於該委員會置編纂顧問若干名。則以府內高等官。或民間適當者。由總府任命。或囑託之。不日行見評議員。及顧問之任命囑託矣」，就人事也「內本島人之被囑託為委員者」李春生以下八日，「被囑託為顧問者」林知義以下六名，在此漢族系臺灣人的參加大大的報導。
在史料編纂事業，《臺灣時報》的卷頭言：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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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領臺四半世紀，統治實績是求史料編纂事業以作為「新臺灣史」的編述。為了「一朝改隸」，由於「一視同仁之治」，而圖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近代化，加強天皇統治下的臺灣為「朝廷二十餘年善政」，有其政治目的。
編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預定七月二十四日午前十點起在總督府二樓會議室召開。會議中，有居住臺灣的委員、評議員、顧問等數十名參加，在臺北除了三好德三郎外都出席，漢族臺灣人委員中只有王慶忠及林知義兩人。所謂買辨的漢族系臺灣人學識者、名望家，對於編纂異民族征服統治史，有其屈辱感與抵抗感。會議中，首從賀來委員長從臺灣統治、總督府史編纂的致詞後，持地編纂部長就編纂演講後，開始審查編纂的目錄草案，審議有新元、高木、今川、鼓、武藤、森岡、松下各種委員的質詢及發言，對此持地同以答辯形式進行，午前十一時三十分散會。可是這個會議只檢討事業計畫的大概，二日後二十六日關於史料編纂事項再召開部局長會議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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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四日會議時，賀來委員長的致辭
內文
根據上述致辭，臺灣統治自開始已有「二十有七年」，「統治的成績綜合大觀應無著作」，有關統治初期的關係人也多已去世，「現無文書，史料埋葬在黑暗中」，且已存的關係文書也「湮滅」，調查、收集關係史料是為了「臺灣統治史蹟留給後人」，而計畫這個編纂事業。在其中，賀來委員長出席各種委員「關於本調查編纂，請同意提供資料及諮詢的答申」。選出各種委員可以找出共同意見。賀來的目的，是綜合臺灣統治的大觀成為著作，因此不僅是總督府部內的關係文書，同時收集陸海軍等府外的關係文書，不問日本人、漢族系臺灣人對於所藏私家文書為對象，進行收集。特別是漢族系臺灣人參加編纂事業，顯示日本統治實績中，其服從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總督府，為了推進臺灣人的日本化，有其政治意圖。賀來委員長的致辭後，持地六三郎編編部長關於編纂事業進行的方針，如左
本會設置的理由為，領臺以來已有二十七年，在今日經過四分之一的世紀，還未有編纂統治史蹟，在此，相關文書湮滅，領臺以來與本府有關人士相繼去世，在無發表於社會的機會下消失，此實為編纂完整的臺灣總督府史，最要緊之事，因此從大正十一年至十三年間以三年來完成事業，本事業完成。即本史編纂的目的、內容及其程度於自身右理由指示來調查
(一)蒐集關於臺灣的官、公、私、的已刊未刊的著作物。
(二)蒐集關於臺灣的外國著作物（中國、英國、法、德、荷、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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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抄錄官府保存的文書記中必要的史料
(四)就當時可信任的人士對其提出問題，並製作紀錄
(五)對於本史料文書、照片的蒐集
等各方面廣博搜求，當然努力蒐集史料是必要的，限於經費及時間，在數名專任者下得以克服，此點希望各位體察，並不得不尋求各位協助。
就編纂中，修史的體裁為何，是編纂負責人最要費心思的地方。以前中國形式的府史主要是官方行動的進退、盛衰紀事，很少談到政治上、經濟上、民生休戚的消長興廢，不限現修史的範例，而仿效西洋形式的史論體，私人著述的文明史體，不是作為官選的述作，因此本史參酌是中國形式的府史、西洋形式的各種著書體裁而折衷，鑒於本事業的目的、內容、程度，因其制宜，製作成本史的目錄、草稿，本史的目的是在編述改棣之後的統治史，在本紀中綜述統治大綱，同時表明臺灣統治的創設、發達、成功的過程，在其間努力闡明進化的原理，最後是改棣以後臺灣統治的成績，以比較對照中國在政治、興廢的史實，以期讀者理解日本統治臺灣的文化價值，在志類有各種行政的細項，詳敘興衰消長，作為以後人的參考，以本紀、志類作為綱舉目張，希望提供臺灣統治成績的詳細，而本紀的體裁是隨著總督政治的時代而分，在其時代內載揭重要事項在紀事的本末明示，每時代都有年表，以便橫看側看，最後總括統治通觀，作為編纂者的我，如編年體、紀事體、史論體併用，以發揮臺灣統治的真相，闡明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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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本史主要是為了編述日本的臺灣統治史蹟，本紀、志類是在一起，雖然與期望的史實不存，記載改棣以前的史實，可知其前後的關係，在前紀中略述臺灣開闢以來的沿革，特別是希望明白日本與臺灣過去的關係。志類是加在地方志，別有一卷，也更要考究。
最後應說的，是作為事業的副產品，而製作臺灣圖書總目錄與臺灣圖書解題，是在本事業完後，甄別、選擇、分類、整理而保存，由各方面蒐集的史料，雖屬本事業的範圍外，本事業的副產物是在必要事業發生後。我覺得修史是大事業，不肖的我才疏學淺，多少有鄙見，在限於經費、年月下，也苦心，希望各位委員能同情、援助、協力。
以上是持地編纂部長在作為編纂委員會設立的理由，與賀來委員長一樣，編纂統治史蹟，同時對於沒留下的關係文書感到恐懼，為了防止「湮滅」而舉出「編纂完全的臺灣總督府史」。在此經過領臺後二十七年對於統治實績，統治進入安定期認識上還不足。的確，臺灣統治的狀況為總督府行政機構的整備，從斷髮會來看漢族系臺灣人的同化，與上奏對「臺灣人」的理蕃政策，進而實現皇太子來臺行啟，作為第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對於殖民地本國的國際地位提昇是對異民族支配深具信心。有關認識之中，臺灣統治的實蹟，是鼓勵著統治支配的正當性理論化，總督府史的編纂是有其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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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地編纂部長調查的方向（一）蒐集關於臺灣內外的著作物（二）收集官府保存的文書紀錄（三）對相關人士進行意見及史料調查，賀來與持地的編纂委員會設置目的有些微不同。設置目的完全以編纂「臺灣總督府史」，在持地演說的（一）（二）不外主要的調查對象。特別是（二）是領臺前史，即為「總督府前史」必要的，「總督府」與其沒有直接關係。又（六）是充實豐富「總督府史」。進行調查對象擴大其範圍。持地在編纂目的談到「編述統治的史蹟」，在後述的構想中有編述「新臺灣史」，超越了「統治史蹟」，跨越了「總督府史」。當然，在編纂的意圖中「臺灣統治的成績、與中國的政治、興廢史實相對比較，讓讀者知道日本的臺灣統治的文化價值」，可見其政治目的。可是「預定在三年計畫中，編成光榮的新臺灣史」，在限定期間，因為預算的制約，進而史料編纂委員會役員「評議員是作為諮詢，委員是為了材料的蒐集，民間側評議員及顧問諸氏是關於史料的提供」而編成，其中核心委員為「常任委員」持地、田原、尾崎，「田原、尾崎二氏在本島專門負責編纂資料的調查，而持地則在東京作監修工作」，人事有其問題。關於時程、預算、人事等問題在壯大的編纂計畫下，只是調查對像無限制的擴大，結果是編纂委員會對編纂事業的挫折之一因。並且，持地表示「修史的體裁」，是分為前紀、本紀與志類，本紀區分「隨著總督政治的年代」合併編年體、紀事體、史論體而著述，志類是編纂地方志，是遠大的計畫。
之後編纂委員會的詳細活動狀況無法了解，七月二十七日持地編纂部長與府內各委員在總務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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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編纂，開始進行編纂事業。對於編纂事業，《臺灣日日新報》的社論有其意義：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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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論來說，對編纂事業的意義評價很高，對於編纂委員會也指出有重大的缺陷。第一是對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他常不在當地，位東京本部，從臺灣送去的材來編纂，如從二階點眼藥」，作為部長的配合，給與批評。第二是「當時的思想、內地的政情，進而世界的大勢，沒有精通之人，而在委員中略通的是誰呢？作為確信大基礎的動力，可以判斷史料與執史筆的有幾人呢？」，同時對委員的學識等有本質上的疑問，委員能力的條件是「各國殖民地的事情，特別是精通南支南洋方面，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對於各種事物無法批判，材料與怎樣整理，從統治上不過是死材料嗎？」同社說，對委員的人事有相當的不滿。第三就編纂的預算上，「為了日後的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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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可以運作」是重要的，因此「在金錢的問題，希望有適當的部下」，僅僅是組織與事業的規模的預算上，編纂委員會內部已有不滿的聲音。社論指摘中，對於編纂委員組織的缺點有尖銳的批評，在此暗示著編纂事業的失敗。
在許多內部問題之下開始的編纂事業。就計畫概要如持地編纂部長前述七月二十四日史料編纂會議中的演講所述左記「新臺灣史的目錄草稿」中條史構想，詳細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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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錄內容
持地編纂部長所提示「新臺灣史」的目錄草稿，第一卷前紀、第二、三卷本紀、第四、五志類，全體分為五卷，第一卷前紀「臺灣的地理」「領有以前的歷史概要」「日本與臺灣的關係」，第二卷本紀之一是從明治二十八年五月至同三十一年二月的樺山、桂、乃木總督時代，同三十一年二月起至同三十九年四的兒玉總督時代的統治各事項，第三卷本紀之二是從明治三十九年至大正八年十月的佐久間、安東、明石總督時代及同八年十月以降「田總督的統治」關於統治各種事項與統治上的問題，第四卷志類之一是官制志以下二十三志，第五卷志類之二是地理志以下十五志與南支那志、南洋志的對外關係二志。在這裡要注意是第一「新臺灣史」的著述構想是日本統治的臺灣史，第二著述方法例如日後發刊的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史》是追述統督的治績，大概是以總督統治的時期來區分，以時期的特徵為基礎來列出治績上的問題，再論述各種項目，第三是附於前紀、本紀的重要記事年表及各種項目在各卷不重覆的地方，第二卷五的「憲法適用論的經過」及第三卷「田總督的統治」及作為史論的統治通觀的「臺灣統治之史的觀察」「中國政治的消長與臺灣統治」，大膽的論證統治上的現代問題，第四是第四、五卷志類是總督府各局部署競相就自己職掌編述治績中，第五是第三卷「田總督之統治」的時間是沒有限定，留空欄，對編纂事業的對象已出刊的「臺灣史料」的《臺灣史料綱文》《臺灣史料稿本》不是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的二十五年史，應是要超過的想法。第四點是在史料編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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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構成，為何要大量組織動員總督府官吏的原因。第五點是編纂事業不僅是歷史敘述，在當時作為現代課題來考量，進而不只是限於此事業在領臺的二十五年，應至於領臺三十年。總之，一方面「要發掘在黑暗中失去的史料並調查及保存為歷史學的需求，另方面領臺三十年的臺灣史在日本統治中是位於什麼位置，是背負著時代的需求。
在事業的一端，田原天南（貞次郎）往長崎出差調查途中，在乘船備後丸中記下以「歷史之跡」為題，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田原是在最初項。首先編纂委員會有著史料散逸的危機感，與「蘭領東印度有東印度叢書、美領菲律賓有叢書，臺灣豈能沒有臺灣史」，在日本的臺灣統治支配的良信與民族主義的情感下高唱修史的意義，接著為受到很多批評的持地辯護，「臺灣修史的目的」是「與普通的臺灣史撰寫不同，詳述領臺以來我統治經營，應知悉各種行政成績與沿革，因此簡略領臺前的前紀，詳述要注力於本紀與志類，換言之其方針是在帝國治下的臺灣政治史、文明史、產業史。根據此方針，編纂部長不是普通的史學家，是關於臺灣經營有相當的關係，是參與機要事務的人材，因此督府對於是否可得其人很辛苦，接著才物色到持地。持地氏夙有歷史眼光，是經營田口鼎軒與史海之人，爾來參與臺灣經營十多年，為參事官、行政官，在中央及地方，在行政與立法多有貢獻」，作為研究實蹟持地著有《臺灣殖民政策》可「證明適材適所」。另根據改正規程，作為追加人事採用伊能梅陰（嘉矩），伊能「不只是日本的臺灣史權威，在世界是臺灣史第一人，自明治二十九年以來埋頭於臺灣史的研究，旅行全島數年，不問平地、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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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西都有其足跡。當然氏通人類學、考古學，略通生蕃語、臺灣語，也篤學篤志，二十年如一日孜孜汲汲，不知老而將至，關於臺灣的著書有名如《臺灣志》二卷開始，多至十多部，考證論據正確，不少是前人未發之見，因其氏在家庭關係上，無法渡臺專致於府史編纂，所幸其同意最得意的《清朝治下的臺灣》執筆，在鄉里中起稿，恐怕是本史中一道光彩」，就受批評很多的委員缺乏專任的編纂者，今後應增加二、三名篤學者作為修史事業」。其次在「本修史的骨架及精華」「諸志類」的進度，這編輯「各部局來分擔」，「各部局的編纂委員來督促補助委員對於史料的蒐集、整理、編述」，「在此時最遺憾的行政整理的結果，各部局都沒有充分的時間，人與經費也無法如事業進行的順遂，我覺得要有另一個辦法」。「臺灣統治的成績如何，在志類顯示的事實如何」，在志類的編纂中「各部局的責任重大，要熱心專念，擔任志類的工作是玉成美化，沒有遺憾，當然名譽上、信用上，是必須的」。各部局責任者列於編纂委員會，在背景上不僅是史料調查的理由，實際上他們要分擔志類的編纂，在成果是「各部局之力測試，人也是問題」。因此各部局太著重派門主義的官僚意識，由於各部局的競爭，在史料的選擇也可看出其意圖。從開始編纂事業，經過半年以上，田原天南談述中，這個事業的「副產品」，田原舉出「史料的蒐集保存」，首先就史料有已刊、未刊的著書與紀錄文書之外，也有天然物與紀念物，廣泛的蒐集，進而蒐集活動「遠經過外務省向英、荷、伊、西、中等交涉」，對此成果特別記載「在已得的貴重史料中，有明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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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年故樺山總督的陸軍少佐時代，親自至臺灣探險視察所記錄的日記」。又，收錄了「本島舊家學的秘藏」，聽取「臺灣關係者的口述歷史」，蒐集的是龐大的史料，在「許可的場合」下，在「東大編輯的《大日本史料》印刷如《臺灣史料》」的構想。其他作為副產物也有「臺灣關係書解題」「臺灣大年表」。在末尾，田原就臺灣史的編纂「本修史的目的是對中外發揚臺灣統治的成績，除了不朽的宣傳，」不僅單獨官府，在民間也願意協力，民間識者依囑任職督府有本會的評議員、顧問。」
田原談到樺山資紀手記中，「樺山資紀日記」現藏於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原件是以鉛筆書寫的，因耗損無法判讀。編纂委員會的調查下，持地六三郎採訪樺山家調查原本，作成抄本。抄本現也存在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由藤崎濟之助的再抄本現藏中華民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就此藤崎寫作《臺灣史與樺山大將》在改版《臺灣全誌》的序中談到。
偶然大正十二年三月四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同委員尾崎秀真，以史料調查之務來郡，談到史實調查，持地言好材料，自己從樺山伯爵家中，但沒談到明治七年的征臺紀錄，以前採訪樺山家，所幸發現大將的手札中當年的《日記》，寫本是放在東京的臺灣總督府出張所，經過謄寫，六月二十二日尾崎氏送來。
持地在事業開始後，相當早的時機至樺山家拜訪，蒐集樺山資紀文書，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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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用由藤崎提供的作成二部。持地與田原的史料蒐集活動是相當廣泛且著實進行。在求這些史料時，是十分雄大的臺灣史料編纂事業。這個活動是尾崎秀真至中南部的調查出差中，從嘉南大圳的工事現場發現了先住民的遺跡，又持地部長從三月十四日至「蕃界視察」進行史料蒐集。對象是含古碑，在前述有獨力著作《北臺灣之古碑》，經營基隆夜校自費設立石坂文庫任石坂莊作為編纂委員會顧問的理由是，可「借閱石坂文庫的珍貴書籍」，為求對石坂的古碑知識，石坂不外是「臺灣隱匿的歷史家」。特別是南臺灣比起北臺灣有「一些貴重的史跡」，古碑等史跡「在風雨破壞後的貴重古碑成為料理店的庭石，有名的史跡也被牧童破壞，改葬泉州後的鄭成功墓在今也不知其處」，這樣的狀況堪慮，期待「防止史跡、紀念物的湮滅」。
「與鄭成功父子關係很深之事，南洋臺灣貿易家有力者末次平藏的根據地之事、熱蘭遮城中懲罰荷蘭總督ヌイツ濱田彌兵衛出生地」停留在長崎五天的田原，為了蒐集臺灣關係史料拜訪長崎縣立圖書館時，得到永山時英館長與司書增田廉吉等的協力，此為田原的「歷史之跡」是長崎圖書館古賀十二郎，長崎與天主教，從其紀錄持地、田原、尾崎已開始蒐集廣泛的史料，可自到質量很高的臺灣史料。
可是，遠大的構想有著預算與期程的制約，無法達到。田原引用臺灣的舊慣調查事情「他的舊慣調查經過十餘年，花費百萬元在今天的修史不過多少分之一不得不在經濟且速成下完成」其皮肉，從考古學古碑，至私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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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史料要熟悉是很困難的。動員總督府內吏員，部局也競相編纂志類，由持地、田原、伊能等分擔執筆著作史，如《大日本史料》般的《臺灣史料》的編纂，是有其挫折。
編纂事業開始但一年多在大正十二年主查田原貞次郎，接著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相繼去世，進而作為理解事業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在九月二日就任農商務大臣兼司法大臣，總督一職由內田嘉吉，到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事業推進者同會委員長兼庶務部長賀來佐賀太郎免除總務長官，由總督府參事官後藤文夫接任，大正十四年九月三十日臺灣史研究第一人在持地、田原之後少數的專門家伊能嘉矩在鄉里岩手縣死去。
田原貞次郎是在《臺灣時報》發表「戰後的獨逸」、「世界的砂糖產額與戰後的獨逸糖業」等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論說，繼續以「世界戰後的阿弗利加」及「獨逸的物價調節與暴利令」的論文，之後大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進入東京慶應大學醫院死去。之前二月五日持地編纂部長來臺，同月十二日在總務長官辦公室召開編纂委員會的史料編纂打合會，翌十三日田原以「史料編纂事務被命從內地出張」至臺灣。可是回京後四月十七日在慶應大學醫院進例大手術，因為心臟衰弱在同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過世。
田原的訃報是翌翌五月二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以親族田中丈夫與親戚中目孝太郎、三澤文郁及友人後藤新平、持地六三郎、赤石定藏、大內丑之助、守屋善兵衛之名在廣告欄發表訃報。連名的持地六三郎，在田原死後三個月多在八月十五日於千葉縣安房郡北條町以腸潰瘍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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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六年七月畢業於法科大學政治科，成為大藏省試補，之後一時為山口高等中學校任職，明治三十年成為石川縣參事官，歷經石川縣書記官、文部省視學官兼參事官，同三十三年七月渡臺任職臺南縣書記官，轉任總督府參事官、同通信局長，歷任朝鮮總督府土木局長、同遞信局長，大正九年六月退官，同十年十二月成為錦雞間祗候，翌十一年成為臺灣總督府南支事業調查囑託，任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部長，一年有餘。亮年五十八才。持地昏追悼式，八月十八日在臺北陸軍偕行社進行，編纂委員會在田原之後也失去持地，從編纂事業開始才一年多，編纂部長與主查的編纂大將失去。對於田原的死亡，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體制的補缺，在《臺灣日日新報》有其記事。
史料編纂新囑託 木村增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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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後任內定由隈元繁吉接任，在蘭領時代由村上直次郎負責。作為「支那研究家」的木村增太郎來臺，的確是為了史料編纂委員會，留臺從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可是木村是何時參加史料編纂委員會，在委員會擔任什麼職務則無法得知。的確木村「以前是關於臺灣金融、南支南洋貿易的史料編纂」，從木村當時的研究業績來看可推測得知。只是限於筆者的管見，沒有看到木村的人事派令，在總督府職員錄也沒有木村的名字。就村上直次郎也一樣，最後村上何時任何職於史料編纂委員，無法知道。在《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村上是「外國語學校的村上直吉」，有「蘭領時代的臺灣著述」一文。我認為這不是村上直次郎。此時村上以《日蘭三百年的親交》為題著書，其他還有《貿易史上的平戶》著述。特別是後書以有著「東京外國學校長」「史料編纂官」，大正十一年出席ブリッセル萬國學士院會議後日為了編譯與荷蘭交涉。總之，欠缺以田原為中心的史料編纂委員會，調整態勢進行新人事，補足編纂事業的混亂階段。之後，另一個核心持地的訃報。史料收集的基礎，一部分開始進行執筆活動。由於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事業有很大的挫折。
可是，人的不幸還不只如此。評議員鄭拱辰在大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去世，同樣李春生也在翌十三年九月七日去世。進而，編纂事業經過三年的予定，在大正十四年九月三十日伊能嘉矩在鄉里的岩手縣永眠。伊能的去世，對於編纂事業中挫的對應時期。伊能在那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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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熱疫，醫藥沒用，五十九歲過世」。對於伊能的去世，在臺灣十月十三日臺北新起町有滹山大悲閣有木村匡、小松吉久、松下芳三郎、小川尚義、法水了禪、尾崎秀真、稻垣孫兵衛、鷹取田一郎、藤田捨次郎等舊知二十餘名參加追悼會，在當時尾崎則負責讀弔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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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編纂事業何時中止，無法判定。在《臺灣時報》的人事消息欄中大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東鄉實（代議士、農博）十二日因史料編纂而來臺」。編纂事業在大正「十三年同事業被中止」，東鄉來臺繼續此業。可是，編纂事業的總責任者較理解者是賀來總務長官，在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辭任長官，之後由後藤文夫任總務長官心得。可是後藤也上京中，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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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吉田平吾遞信局長以長官不在中代理。並网由於賀來長官突然更迭，此時賀來出席外務省的國際關係會議，依願免除本官，同二十四日在ゼネバ（日內瓦）召開的國際鴉片會議擔任日本代表，翌十月四日由橫濱經由加拿大直至巴黎。
在第一表，持地、田原沒有後任繼續，缺乏編纂部長與編纂部主查的編纂委員會實際上是解體的，事業被休止。但是編纂委員會沒有被消滅。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中，從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三年記載了「臺灣總督府編纂委員會規程」。當然沒有記載各種委員，僅是空記規程。
三、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
在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事業於大正十三年事實上被中止了。可是，要求繼續編纂事業的聲音並沒消失。要求該事業的背景是對領臺二十五年時代的請求，以此作為事業的開始。對「新臺灣史」的期待，在臺灣成為一種雰圍氣氛。在此臺灣總督府機關誌的《臺灣時報》來看，同誌在大正八年七月一日東洋協會臺灣支部發行的舊《臺灣時報》廢刊，在臺灣總督府構內發行所的「臺灣時報發行所」重新發刊，新的《臺灣時報》創刊連載了「領臺二十五年誌」，回顧領臺以降及史料的揭載。「領臺二十五年誌」是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以比志島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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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枝隊從占領澎湖島，由記載形式來看是日誌體，與《臺灣史料綱文》類似，成為領臺二十五史的基礎。並且，同誌積極的揭載關於臺灣史的史料，例如回憶、回顧史料有「回憶始政紀念」、佐田實年「追憶二十年」、木村匡「二十五年的回顧」、高木友枝「官場十有八年的回顧」（已揭），日記有「土匪襲擊臺北城的日記」，史料則有「劉永福的請隆書」、「由伊藤總理給樺山總督的訓令」。特別要注意的，是木村匡「呈現征蕃的私記樺山伯的事蹟」、「樺山伯的臺灣視察－牡丹社征討以前的－（朝比奈正二談）」及「征蕃事歷的有力史料」，從大正十一年四月號起長期的連載大路主人水野遵纂述的「征蕃私記」，是開始史料編纂的意義。
在臺灣總督府於大正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迎接始政三十年。此日總督府在臺灣神社由伊澤總督、菅野臺灣軍司令官、後藤文夫總務長官與官民二百餘人進行始政三十年紀念祭祀，在總督府第二會議室有紀念祝賀會，在總督官邸舉行始政紀念日官邸園遊會，在臺北市的新公園也集合官民二千餘民舉行臺北市主辦的官民合同始政三十年紀念祝賀會，從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十二天，在總督府博物館、植物園（園內的商品陳列館、武德殿、林產館、地方館、現場販賣館）、總督府舊廳舍、專賣局本館等四個會場，展示關於文教、衛生、一般產業、鐵道、遞信、鴉片、酒、菸草、鹽、樟腦，在總督府圖書館陳列圖書，舉辦臺灣始政三十年紀念展。原本始政三十年紀念事業應該展出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的成果「新臺灣史」，應可錦上添花。
可是，因組織、人事、偶然的結果，造成史料編纂事業的挫折，進而「有臺灣行」之聲，受到大正十三年本國的加藤高明內閣的「兩政整理」政策，在伊澤總督之下進行臺灣總督府行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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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所屬官廳及地方廳官吏中，減少高等官六十三年、判任官七百二十三人，同時行政組織大幅變更，受到行政整理政策的影像而中斷。「領臺三十年的今日還沒有一個完全的臺灣史研究發表，實在是日本學界的恥辱」，提供「領臺以來已三十年『日本人對於領有臺灣的意義為何』，對之記載有幾個人有完全的答案」作為問題意識，不僅僅是「臺灣的歷史，領臺以來也完全沒研究」，在「地理方面領臺以來也沒有一本完全的調查記述」「遺憾千萬」，在史料編纂事業有大期待任史料編纂委員會中負責臺灣太古史的尾崎秀真，對前述的編纂委員會組織問題強烈的批評，進而對於事業中斷「在官廳的政策下，中止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表達激烈的憤慨。尾崎的憤慨，進而也轉向總督府行政官吏的態度「以前總督府設置史料編纂委員會，為保存歷史的一道光明，因為組織不得宜，因此無法舉出成績，在行政整理的結果而中止事業」，嚴格的追求其責任。
年間預算2萬餘圓開始編纂的事業，「編纂正確的本島史，是基本的工作，非常重大在大正十一年中止了三年為期」，「書寫本紀的持地在五、六十頁後病死，田原也只寫一貝就病死，在大正十三年結束是悲慘的命運」。「爾來史料只是一人寂默的在調查課的法規，留下的空文，有復活之日」。
昭和三年六月十六日前任者上山滿之進後繼者為川村竹治，同二十六日繼任後藤文夫的是總務長官河原田稼吉之下，昭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訓令第二十九號編纂事業得以復活，「以完整的陣容三年來繼續事業」定下新的編纂組織。訓令第二十九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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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會規程是沿襲舊編纂委員會規程，但目的是大幅的組織改編。
第一是組織名稱的變更，舊規程是「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根據新規程削「委員」為「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意思是組織縮編。第二是職務分擔明確化，特別是舊規程不明確編纂負責委員的職務規定，新規程第二條明定編纂員，同第五條第二項「編纂員服從上司之命而從事史料的調查、編纂」，第三是命令體係與代理體係的明確化，在舊規程沒有明確表示委員長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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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規程第三條第二項「會長總理會務」，庶務部長（第四條第二項）、編纂部長（同條第四項）「承會長之命」任各職掌。又從舊規程對於代理體制，庶務部長「會長有事時代理之」（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是舊組織依據舊規程第三條第一項表示庶務、編纂業務的分擔，沒有敢於作組織的分割。第五關於庶務，在舊規程第三條第二項「庶務部長由委員長兼任，擔任委員長的總務長官的權限有強烈的統轄力，在新規程總務長官留任會長（第三條第一項），庶務部長由文教局長任職（第四條第一項），變的有實務及機能性。第六與前項有關，庶務部長由文教局長任職，因為編纂事業是文教局所管轄。與舊規程最大不同是編纂事業所管部局的明確化，因此史料編纂事業由總督府文教局負責。特別是舊規程很多的幹事、評議員制，在資格及責任相同，沒有特別變動。
可是，運用上比起舊組織有大幅的變更。在編纂會的人事上明顯的表現。
人事派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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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比起舊史料編纂委員會的人事命令要少很多。由人事派令來看，村上直次郎從四月二十六日任郃，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與波多野清太州，分別在四月三十日、五月七日、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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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任命編纂員，幹事及書記是在四月二十六日任命。史料編纂會的陣容，波多野臺北高等學校教授的派令來看是很好的。編纂員是臺北帝大的村上、久保、神田與臺北高校的波多野任命，對此在《臺灣日日新報》也有報導。
內容
史料編纂會，在編纂委員會的事業計畫主要在修史事業，目標是類似《大日本史料》的「臺灣史料」編纂為目標。根據同內容，編纂是分為領臺前、後，進而領臺以前分日本、西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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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負責日本、西洋，久保負責中國，但後都沒記褲，無法特定，從經過來看尾崎、豬口、塩見負責不是嗎？這是《臺灣史料稿本》、《臺灣史料綱文》上有重要的意義。
史料編纂會規程，評議員、幹事等編纂會組織的有設定，實際上成員是一些是與規程有關。在第三表中根據《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整理了史料編纂會成員的變遷，由表看會規程第六條事實上沒有執行。在表中記載，編纂會會長有若干說明的必要。會長由總務長官任命，在歷任會長人見次郎、木下信、平塚廣義及高橋守雄。依據《職員錄》除高橋守雄外，可從總督長官的人事變遷看出。人見次郎是昭和四年八月三日在河原田稼吉之後繼任總務長官，昭和六年一月十六日石塚英藏總督改任關東廳長官，由太田政弘繼任，翌十七日人見次郎由兵庫縣知事高橋守雄代理。可是高橋長官在任僅二個半月，同年四月十四日轉任警察總監，後任為同四月十五日長崎縣知事木下信來任命。木下也在翌一月十三日被命休職，同日由平塚廣義替代。會長的人事，與史料編纂會無關，是在總督府上層部人事的紛擾中改變。庶務部長的移動也是一樣的，是行政高等官吏的宿命。可是會長、庶務部長頻繁的交替，使單純的編纂事業有其困難，無法有強而有力的行政指導力，來確保編纂員的獨自性。
編纂會的陣容在人事上是充實的，自昭和四年至六年在尾崎秀真、豬口安喜、塩田平之助加入編纂員。人員數來看，昭和四年是十五名，同五年度是十六名，同六年度十四名，平均為十五名，在七年度減為十一名。編纂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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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表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職員變遷一覽
昭和四年六名、五年與六年七名，同七年減少為四名。特別是史料編纂會是「以專任者來進行調查編纂」，對組織規程事業內容不小，事業預算也與編纂委員會一樣「昭和四年總計二萬圓」。
前揭《臺灣日日新報》在史料編纂事業計畫期間，指摘「三年間可否完成是有疑問的」，對編纂事業有期待。
對臺灣的史料曖昧，對編纂會有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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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編纂事業再出發，有相當的期待。就內容井出的《臺灣治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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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編纂的成績來看，改隸前的臺灣史料中，村上編纂部長為巴達維亞城日誌翻譯，由久保及神田編纂員由中國及臺灣關係史料抄錄史料，作為改隸後的臺灣史料尾崎、豬口及塩見等囑託員在日清戰史、陸軍幕僚史草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同事務成績提要、平臺紀念錄、治匪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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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新聞雜誌中以編年體抄錄，明治二十八年以降至大正八年明石總督時代，編史料稿本本編二十七冊，追加二十四冊，合計五十一冊，各存三部。
因此史料編纂會的編纂事業進行。「改隸後臺灣史料」即領臺後的總督府史料是由編纂委員會囑託的尾崎、豬口、塩見負責，在編纂委員會繼續其事業。在昭和四年的事業內內中以《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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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濁點的部分來看，在事務成績提要中舊史料編纂委員會的事業在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中斷，依「經費的配合」並非僅僅如前述的事實。由於事業預算上的理由中斷的確是如此，在編纂核心的持地、田原相繼去世，後繼無人才是最大的原因。同委員會的尾崎、豬口、鷹取、隈元、今關、木村主要來說，缺乏統籌的編纂部長，在組織的進步上有大障礙。又作為史料編纂會的編纂員「最初的八名編纂委員的任命」，在前揭第三表村上、波多野、久保、神田、尾崎、豬口、鹽見七名，但第八名不知。加上向山斧太郎的話，有若干的疑問。假設，加上向山的話，《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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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度的單年度成績提要，記上「頭初」是有誤的吧。特別是單年度編纂，實際上在印刷刊行是數年之後，此卷實際上是昭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提出，若有小缺失並非無法理解。
再次展開的事業中，首先是「改隸以後史料」的蒐集編纂，在昭和四年「從明治二十八至三十四年的史料蒐集編纂」，就「臺灣史料」，領臺以降史料編纂收錄於《臺灣史料稿本》，對象年度是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事業計畫考量為三年，全體是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同三十四年的七年開始，剩下的明治三十五年至大正八年的十八年推測分為二年來編纂。之後《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記載。昭和五年「前年同樣各編纂員編纂調查的史實」，同六年「前年同樣史實的調查編纂進行中」，同七年「昭和七年度史實調查編纂結束」。前揭昭和四年（第三十五編）度版本相比相當簡略的記載，在事業的進程無法理解在昭和七年完了。
《臺灣史料稿本》為主的編纂事業中心，關於臺灣總督府的統治，同稿本「改隸後」在本書復刻《臺灣史料綱文》，在編纂作業負責該部分的尾崎、豬口、鹽見的解任而結束。編纂事業結束，大場鑑次郎文教局長在昭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進太田政弘總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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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場文教局長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完了」而解除了編纂員尾崎、豬口、鹽見的囑託，進而因為「事務格別勉勵」而由府費事務費賞給尾崎225圓、豬口250圓、鹽見56圓，並向上報告，太田總督於一月二十六日決定這個人事命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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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與其他二名被解雇囑託，他們被支給的賞金的計算值是一年之數，也是編纂委員的合算。例如尾崎任編纂委員會委員是大正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尾崎工作是自大正十一年四月與同十四年三月，從昭和四年四月與月七年一月的六年一個月。根據前揭表，每個月尾崎是250圓，豬口在大正十二年100圓，同十三年、十四年是200圓。在史料編纂會尾崎204圓，豬口是188圓，每個月比起編纂委員會時要少。
根據總督府的編纂事業是自大正十一年經過十一年，完成府史關係史料的編纂。《臺灣史料稿本》中，在領臺前史不過是中國關係史料的編纂上補助，府史及至統治史的史料編纂完了，是指事業上事實結束。史料編纂會，是在整理殘務，規模縮小而續存。昭和八年五月一日中川健藏總督發表了訓令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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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健治郎總督府來，總督是內田嘉吉（大正十二年九月六日～同十三年九月一日），伊澤多喜男（同九月一日～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上山滿之進（同七月十六日～昭和三年六月十六日）、川村竹治（同六月十六日～同四年七月三十日）、石塚英藏（同七月三十日～同六年一月十六日）、太田政弘（同一月十六日～同七年三月二日）、南弘（同三月二日～同五月二十六日）、中川健藏（同五月二十七日）經常換人，編纂事業的總負責人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大正十年七月十一日～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以來，後藤文夫（同九月二十二日～昭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原稼吉（同六月二十六日～同四年八月三日）、人見次郎（同八月三日～同六年一月十七日）、高橋守雄（同一月十七日～同年四月四日）、木下信（同四月十五日～同七年一月十三日）、平塚廣義（同一月十三日）改變。在總督是九名、總務長官為七名。經過十二年的困難事業。比起持地、田原的構想相比相差減少，只完成史料稿本。原因是持地、田原的病死及缺乏預算，臺灣統治政策與本國政治也有關。在異民族支配開始沒到二十餘年時，為鼓舞統治支配的成功與正當性，而有政策的意圖。編纂事業是在鼓舞臺灣統治之中，所謂文官總督時代的大正民主期開始企畫。的確史蹟、古碑、的破損等史料的散逸，為防止上述，在文化事業是編纂事業的大工作。可是文官總督的特徵是總督奱動大，田健治郎總督（第八代）任職農商務大臣兼司法大臣，在任僅二個月半的南弘總督（第十五代）任遞信大臣，由於反對者由貴族院議員任總督的石塚英藏總督（第十三代），由關東廳長任職的太田政弘總督（第十四代），本國政界與總督人事直接關係。又總務長官高橋守雄也僅在任二月個轉任警視總監，由內務省社會局勞動部長轉任的河原田稼吉，由兵庫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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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橋守雄，由長崎縣知事任職的木下信。由總督府內直接任為總務長官的只有專賣局長賀來佐賀太郎與總督府參事官後藤文夫二人。河原田長官就任是在昭和三年六月以降，長官人見次郎、高橋、木下。在中央政界的影響下，不只是總督也波及總務長官。從第八代總督田健治郎至第十六代總督中川健藏十七年間文官總督時代總督的黨派系列，有政友會系總督的田健治郎、內田嘉吉、川村竹治，憲政會系總督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民政黨系有石塚、太田、中川。因為臺灣總督府是中央政界權力抗爭的縮圖。進而，文官總督的出現，大幅的縮減總督的權限。總督在明治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敕令第三百六十二號臺灣總督府官制第二條「總督為親任陸海軍大將中將充任」，總督「總督在委任範圍內統率陸海軍，受內閣總理大臣監察，統理諸般任務」（同第三條），握有政軍兩權。可是任命文官總督，關於陸海軍的統率權限，從統帥權的問題，由於總督的權限而去除軍事指揮權。大正八年八月十九日「明治三十六年敕令第二百九十六號在臺灣設置臺灣守備軍司令官之件裁可廢止件」，敕令第三百九十四號也有「明治三十六年敕令第二百九十六號廢止」，接著同敕令第三百九十五號廢止臺灣總督府海軍幕僚條例，根據同敕令第三百九十六號陸軍兵器部令、陸軍監獄官令、陸軍經理部條例、陸軍軍醫部條例、陸軍獸醫部條例、陸軍法官條例、陸軍補充令、陸軍倉庫條例中「臺灣總督府陸軍」為「臺灣軍」，「臺灣總督」改為「臺灣司令官」。新的軍事編成。除軍事指揮權外，同日敕令第三百九三號臺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第二條「總督親任」，第三條「總督由內閣總理大臣監督統理諸般政務」，第三條之二追加「總督在保持安寧秩序必要下，在其管轄區域內，請求陸海軍的司令官使用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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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產生了文官總督，武官總督的象徵民政長官的名稱在同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改為「總務長官」。「臺灣史料」的編纂事業，在臺灣統治組織的大幅變更中，象徵文官總督開啟了事業。
設置了持地、田原的編纂委員會，對於臺灣總督府統治史的修史編纂，及模仿《大日本史料》有了「臺灣史料」的構想，在持地、田原病沒與臺灣統治支配的狀況而受挫，以村上直次郎為中心復活以臺北帝大為主導的史料編纂會繼續，這個編纂構想有了大改變。作為總督府官吏很深的統治行政，以統治支配，持續支配總督府史的編纂，以誇示其支配成果，比起持地臺北帝大教員為中心的史料編纂會的想法大不同。特別是村上是東京外國學校教授的經驗來任史料編纂會的編纂構想，這指舊事業的繼續可能性。村上作為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是自昭和三年四月起，至退職離臺是同十年十月八日有七年多。村上赴任臺北帝大，成為史料編纂事業復活的契機。編纂事業是在昭和九年完了，從臺北帝大的史學科職員來看，國史教授是桑田六郎（東洋史概說前期「二」、東洋史特殊講議「二」），風俗、人種學教授移川子之藏（土俗學人種學概論「三」）、西洋史講師庄司萬太郎（西洋史概說「二」）、地理學講師小野鐵二（地理學概論）、助手宮本延人、副手松本盛長，特別是南洋史教授村上直次郎（史學概論「二」、南洋史概說「四」、南洋史講讀「二」、西班語初級）、助教授岩生成一（南洋史特殊講義「二」、南洋史講讀及演習）。這年度村上在南洋史講讀“J.Montersy Vidal:Historia de Filipinas”，岩生南洋史講讀與演習”De Jong:Overzigt der betrekkingen van de Nederlandsch Oost-;Indische Compagnie met Siam“，進而在南洋史特殊講義中講授日暹交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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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洋史研究中，臺北帝大的史學科水準很高。後來村上譯注《巴達維雅城日誌》未刊，加校注後復刻中村孝志在昭和九年畢業論文發表「在臺灣的西、蘭兩國的教化事業」，翌十年成為史學科職員簿的副手。
但是南洋史專家的村上任職編纂部長，從「新臺灣史」的編纂事業的視點來看不過是權威意義的人事。的確以尾崎、豬口、鹽見為編纂事業為中心擔任總督府史，完成了作為「臺灣史料」的《臺灣史料綱文》、《臺灣史料稿本》，編纂事業中的村上位置有其問題。在《綱文》和《稿本》中，產生了編纂作業的疑問，是基本的誤記與收錄史料的選擇及收集作業所產生的問題，其原因是人事構成，不可曲解其評價吧。可是無法編修史，在前述的樺山資紀日記的抄錄，編纂委員會的功勞也不少。現在藏於央圖臺分館中，這是編纂委員會蒐集相當多散見的史料，在臺灣統治支配上有其重要性。另史料編纂會編纂的「臺灣史料」有不少問題，含領臺前史料《巴達維亞成日誌》及《中國史料》，領臺後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的總督府統治史料有《臺灣史料稿本》和從內容抄錄《臺灣史料綱文》是唯一有體系的綜合史料。當然，由於總督府的編纂事業成果只有三部的稿本，不只是在總督府書庫內。史料編纂會作為事業無法刊行史料，事業結束後提供民間臺灣史研究的貴重史料。例如，昭和十二年村上直次郎將自己負責編纂的稿本《在巴達維亞城的日記》其《抄譯巴達維亞城日誌》從日蘭交通史料研究會中開始刊行，「未刊的臺灣史料稿本」「從數年前著手集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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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山季和太根據此完成《臺灣治績志》，而尾崎秀真的「新臺灣史」的構想長期連載於《臺灣時報》的「臺灣四十年史話」。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事業，其事業並沒結束，其中一部分史料編纂會繼續，由臺灣史研究者來引用。
四、 臺灣史料綱文
本書《臺灣史料綱文》（以下簡稱《綱文》），印刷《臺灣史料稿本》的以活字印刷994張來印，作成後以複寫紙二枚作成三部。本書原件是在央圖臺分館典藏，因該本是由複寫紙作成的抄本有不清楚的部分。現在臺分館所藏《綱文》是沿自舊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由其所載是「府大教局編修課」所寄贈，其典藏編號是○七四一－二一三。
現在《綱文》是以994張臺灣史料稿本的用紙來記，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有各年度的封面，分為二十五冊。封面是該年度與「臺灣史料綱文」的分類號以毛筆墨書，分類編號是明治二十舉年的「三之一、二」以下大正八年的「三之二七」分成二十七，小分類不是二十七冊。 大分類的「三」不是所謂「臺灣史料」內的分類。《綱文》是本書蒐集、編纂從史料中抄錄，記載了年月日、件名、出處。年月日、件名、出處，加上出處的史料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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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稿言之是《臺灣史料稿本》（以下簡稱《稿本》）。在《稿本》沒有加上書上題名，本稿中與《綱文》方便上區分以《稿本》。在《綱文》與《稿本》之外，《古代支那史料》《古代 日本史料西洋史料》《和蘭占據時代 支那史料》《和蘭人占據時代西浶史料》《鄭氏時代》《清領時代》，沒題名的收入了「イスパニヤ（西班牙）軍佔領基隆公文」，即所謂臺灣史料。進而在「臺灣史料」中完成臺灣史料編纂事業主要目的的《稿本》。《稿本》是以編年體來編纂，不寫上名稱。只在其背後加上《臺灣史料稿本 明治三十一年》。在年度中，沒有封面，只有本文的記載。
相較《稿本》，《綱文》的體載是有各年度的封面，每年一本。封面有年度、「臺灣史料綱文」及分類編號。《綱文》記載的內容基本與《稿本》一樣。除了部分《稿本》的內容即為《綱文》。可是筆者在本書的註解 指出，《稿本》與《綱文》的關係是很複雜的，不能單純從《綱文》是《稿本》濃本來看。因為《綱文》與《稿本》的編纂方式是不同的，記載事項也有不同。當然兩者可大致看成一體，不看記載內容，在活字印刷及書寫字是共通的。
在此就《綱文》的編纂有檢討的必要，因篇幅的關係，只討論二點，第一是就編纂經過檢討編纂組織相關文書及擔任者的文書，編纂事業則省略。第二就收錄的史料與《稿本》的關係，在註解已有述，在此避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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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總督府事務囑託的伊能嘉矩，在書名名中從明治三十五年以後同四十二年的理蕃涗革，從第二編成為《理蕃誌稿》，「五年計畫的理蕃事業概要在明治四十二年蕃考本署的設至大正四年廢止」，以下省代補
從以上來看《稿本》依據的主要史料有《公文類纂》、《府報》、《官報》、《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臺灣時報》、《理蕃誌稿》、《警察通報》、《陸軍幕僚歷史草案》、《近衛師團軍迺部衛生彙報》。（中略）從比例上，《稿本》蒐集主要史料為《公文類纂》、《府報》、《官報》、《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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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臺灣史料稿本》有相當多的問題，因編纂時間很多，無法作嚴密的校對。史料編纂會的組織缺點，由持地六三郎的編纂委員會以來的編纂事業中，村上直次郎史料編纂會繼續使用。編纂起初受到「臺灣史料」構想的挫折，不得不以《臺灣史料稿本》來滿足。對於「改隸後的臺灣史料」《臺灣史料稿本》尾崎秀真、豬口安喜、鹽見平之助起草，他們在昭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被解雇，史料編纂會被廢，在翌昭和八年五月一日實質活動史料編纂會開始，自昭和四年五月才二年八個不到，時間及預算上有困難。嚴密的校對有其問題。《臺灣史料稿本》所收的龐大史料來看，相當一部分是史料編纂委員會蒐集的。史料編纂委員會組織龐大，且由總督府內部直接負責，「公文類纂」的總督府文書容易收得。可是規模縮小且編纂部長也改由臺北帝大的村上直次郎來任職，蒐集總督府內部文書有其困難點。

檜山幸夫，〈解說〉，《臺灣史料綱文》，頁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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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序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日本以中日戰爭代償之一，定下割地臺灣的馬關條約，一個半月後六月二日樺山資紀第一任總督與清朝代表李經芳轉移臺灣主權，完成法律形式，開始了日本的臺灣統治歷史。臺灣統治有著日本近代史上最早的殖民地支配，開啟了第一次異民族支配，有其特殊的歷史性。可是，在領臺初期統治因殖民地經營的財政問題及內部利害關係的對立，由於先住民族「臺灣人」與漢族系臺灣人有了抵抗運動，導致相當程度困難的狀況。為了解決這種情形，兒玉源太郎總督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在統治期之後，計畫臺灣經濟的自主，佐久間左馬太總督進行大規模的「蕃匪討伐」，由於中國人對臺灣的移民是殖民支配以來最大的課題，日本統治及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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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系臺灣人共通的課題是對先住民族「臺灣人」的武力支配達到相當程度的安定統治期。同時鎮壓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而有臺灣獨立運動的漢族系臺灣人，由斷髮會及臺灣同化會成立，及林獻堂成立的啟發會來看這樣的漢族系臺灣人對現狀容忍度較強，確立了日本統治臺灣的基礎。在本書收錄的史料中，到進入一個新階段，是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間的二十五年。
在統治臺灣二十五年間，是臺灣統治五十年的前半期，臺灣總督府領臺是二十八年時，在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於臺灣總督府中設置了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進行收集及編纂「臺灣總督府」史料。這是在領臺的明治三十年有這樣的意識。可是史料編纂委員會欠缺組織結構，編纂事業的中心人物持地六三郎編纂部長與田原□次郎編纂部主查相繼病逝，不幸之事發生，造成中途的挫折。史料收集事業的二個編纂責任者沒有繼承者，並沒有任命替代持地、田原，無法預定年限完成初期事業的目的，僅僅編纂委員會的官制留下，事實上是中斷的。
收集的史料在總督府書庫沈寂了五年，至昭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新的編纂組織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被設立，承續的事業再度展開，新的編纂組織規模大幅縮減，由原收集的目的轉移到史料編纂的工作，至昭和七年完成。
在編纂中以「臺灣史料」主要部分是《臺灣史料稿本》，其基礎不外是《臺灣史料綱文》。《臺灣史料稿本》與《臺灣史料綱文》是相互關對應關係，缺一不可。進一步，兩書是臺灣總督府在其編纂事業最大政治的目標，作為「新臺灣史」編纂事業的基礎。可是，兩種編纂圖書在編纂組織的改組與編纂責任者、擔當者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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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並且編纂事業主要在後期進行編纂，可發現有誤植及缺乏統一性的記載，在註解指出其基本的錯誤。特別是《臺灣史料稿本》以《臺灣史料綱文》為基礎，其日期的確認是最重要的事項。若日期有錯，則導致社會對編纂事業的信賴。並且從《臺灣史料稿本》來看誤植很多，對於編纂者抱持著懷疑的心態。
從以上來看，本書在復刻《臺灣史料綱文》不得不多用註，基本上確定日期及史料出處的檢驗是必要的。近年不僅在臺灣關係，在以往出版品的復刻也很盛行，但多數沒有針對其內容作檢驗。特別是本書作為臺灣史的基礎史料，對於內容的檢討是復刻者的責任之一。當然，由於對史料的限定，無法得到充分的檢驗，對史料復刻的責任者要強調的。
本文的目的是就《臺灣史料綱文》試著作一些解說，為了這個目的，與本書相對關係之一的《臺灣史料稿本》其敘述是有其必要性。因此必要論及(一) 《臺灣史料稿本》的文書學問題、(二) 《臺灣史料稿本》的編纂過程、(三) 《臺灣史料稿本》的編纂組織、(四)《臺灣史料稿本》的？。可是因為篇幅的關係，無法全部論述。《臺灣史料綱文》與《臺灣史料稿本》的具體關係在註解中詳述，在此不得不省略。特別是各個事件註解，因為篇幅的關係，而對部分割愛，並且為了省略內容的問題，論述改稿。因此就本文中「臺灣史料」編纂，限定在編纂組織的問題與《臺灣史料稿本》的編纂上，具體論述「臺灣史料」編纂事業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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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再恢復。之後進行檢討以《臺灣史料綱文》為基礎的《臺灣史料稿本》的文書學的檢討。

一、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編纂委員會），依據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田健治郎總督時訓令第一○一號設立。作為形式上的編纂委員會察際上被設立，不外是在此之後。編纂委員會，實質上在同年五月十四日的訓令第一○一號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正式成立。
下引訓令第百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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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於總督府內設立史料編纂委員會，實際上與這個有關的規程已開始進行。即在同規程於五月十四日制定、公告時，由於同規程中附則溯及四月一日適用，在該規程公布日已於四月一日正式成立。作為法令上，沒有體裁上的理由。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組織，是不等同臺灣總督府行政機構，為立成立委員會，無法對應總督府內的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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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規程」的立案、構想階段，離開總督府內的行政機關為專門機構是必要的。可是可是，對此委員會規程制定留下缺陷。因此，對於編纂事業無法充分的檢討與準備。形式上，溯及法的適用，依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制定回溯一個月前發布持地六三郎、田原 貞次郎等的派令。
派令內容
持地是第一個，田原、宇野英種、下村充部為四月一日，尾崎委員則同月三十日，各個委員又任職幹事，持地則任職編纂部長。當然在人事由訓令第百零一號來看的話，作為實質機關的史料編纂委員在之前已有組織。為了整理形式的體裁，在人事上是不自然的。在人事命令發布之前，已有史料編纂的組織設置，然而規程被制定的前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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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全貌仍是不明確的狀態，會名名稱、職稱、配置等都沒有決定。因此右邊的人事命令在持地以下四名，實際上是在同會規程立案同時討論編纂委員會的目的及活動內容的準備階段。特別是他們的人事命令在《府報》公布是在二個月以上的七月十九日。
在此，由「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來檢討其同會的目的與內容。同會的目的是在「調查、編纂臺灣總督府史料」(規程第1條)，如此的話同會調查編纂的是限定在「臺灣總督府史料」。並無法判定所謂「臺灣總督府史料」具體內容是指何物。臺灣總督府所典藏的全部史料，是由臺灣總督府所有的全部史料。前者的話，調查、編纂的對象是總督府及其機關所作成及繼承的史料；後者是指總督府所統轄的全部史料。同會編纂具體的「臺灣史料」為例，前者是《臺灣史料稿本》的「臺灣統治史料」有關，後者是《巴達維亞城日記》。嚴謹的來看該規程，同會設置的目的應為前者，總之關於臺灣總督府的臺灣統治史料的調查、編纂，是視為臺灣總督府史的編纂，主要不是以臺灣統治以前為對象。可是，實際上並非如此，與臺灣史料編纂事業有關，進一步在設置初期，最後影響到後期。為了臺灣總督府史編纂，而尋求領臺前史，是為了讓臺灣史中日本的臺灣支配其正當性明確化，是有政治意圖的。
設置目的並不明確，由組織規程表示一定的方向。同會主要的事業對象是設定「臺灣總督府史料」的編纂，在規程第二條以後各條項。在第二條總務長官為委員長，由總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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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設置若干委員，委員長管轄該會的庶務部由總督任命，編纂部長是管理編纂部(同第三條)，庶務部長是「關於庶務的一切事務」(同第四條第一項)，編纂部長是掌握「關於史料的調查、編纂一切事務」(同條第二項)。第四條第二項編纂部長負責「史料」的調查、編纂，限定「臺灣總督府史料」。第四條第二項就「史料」不限定與第一條「臺灣總督府史料」不同義，是含其意義嗎？
為了主要以「臺灣總督府史料」為調查、編纂對象，必須有總督府行政官吏的協力與動員。為此，同規程主要依據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委員長總務長官，進一步加上幹事與評議員。總督由總督府高等官中任命幹事(第五條第一項)，幹事在委員長的管轄下從事庶務(同條第二項)，另方面由總督府高等官、陸海軍所屬職員任命評議員(第六條第一項)，評議員職掌是「關於委員長諮詢史料調查與編纂」而提供意見(同條第二、第三項)。在第五條與第六條規程，說明含陸海軍的總督府行政關係史料、軍方關係史料與民間史料的圓滑調查、收集。史料編纂委員會是以學識經驗者的高等官、陸海軍職員、民間人士的大組織，這個事業是總督府的一大事業。這個事業是怎樣的大規模、組織如何龐大，在下面的人事命令可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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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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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七月十八日人事命令顯示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大半陣容，大部分是總督府的行政官吏及陸海軍人士。評議員是新元鹿之助鐵道部長以下十五名的局長、部長、州知事、廳長任職，在民間人士則是李春生以下十六名，陸海軍則是佐藤小次郎參謀長與立野德次郎海軍大佐。幹事在四月一日任命宇野警視、下村參事官加上松田三德秘書官、大澤清高事務官，委員在四月一日持地、田原與同三十日尾崎及鼓包美參事官以下二十五名的事務官、技師、翻譯官、理事官、警視、市尹，進一步有森岡□陸軍大尉。加上委員長賀來佐賀太郎總務長官，總人數中委員二十九名、幹事四名、評議員三十三名共計六十七名。可是總督府、陸海軍中樞及各行政官加入李春生、林熊徵、辜顯榮的買辦漢族系臺灣人中有力者及赤石定藏臺灣日日新報社長、富地近思臺南新報社長的加入，在史料調查、編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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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知道。在其中作為學者，不過只有吳德功與許廷光。
因此，同編纂委員會在實際的創立前的七月十四日，由田健治郎總督進行規程改正。
訓令第百四十七號

依據改正規程，編纂委員會新設立編纂顧問，但在此不敘述編纂委員會人事的派令。依據訓令第百四十七號改正規程，委員、幹事、議事在七月十八日被派任編纂顧問。
顧問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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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名單
依據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在製定後僅二個月追加改正，之前六十七名，加上顧問二十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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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表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構成員變遷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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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八十八名。在持地、田原、尾崎等的人事任命之日與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制定日的關係而言，評議員、委員、幹事的任命乃至囑託的人事派任日及編纂顧問的人事派任日，與訓令第百四十七號的公佈日的關係，是十分不自然。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的公佈與規程的改正及各種委員的人事命令的關係也是不外如此。各種委員會的人事派令發佈延遲，是委員會規程的缺點，在規程的訂定方面，實際上是不適用的。在各種委員的人事派令，期間的規程改正詮衡著各種委員。描述作為臺灣史研究者的持地、田原、尾崎的編纂構想與作為行政官廳的總督府意圖的編纂構想是大大的不同，有其調整的必要。在此妥協的產物，是大規模的編纂組織產生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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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整理全部陣容作為編纂事業的構成員是有基本的缺陷。在其中專門家與臺灣史研究者，僅有持地六三郎、田原貞次郎、尾崎秀真、吳德功、許廷光、伊能嘉矩、林知義、陳信齋、蘇雲芸等，其他人不外乎實質上在臺灣史是很貧弱的。從大正十一年至十三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來整理右邊的第一表關於編纂委員會的人事變遷，從表來看持地六三郎病死後空出的編纂委員長的席次也不補充，進一步田原貞次郎死後也沒有任命編纂部主查，這是中間核心的人事問題。第二與總督府官吏有關的人事，當然由各部署來任命，人事也沒有固定。第三是委員會的態勢固定一年後的大正十二年才完整。大正十二年與十三年官吏人事大幅變動，木村增太郎等加入計畫，陣容才能理解。
由第一表，史料編纂委員會構成人員的變遷過程來看，就委員首先大正十二年七月的階段，在宇野英種警視、田坂千助州事務官更迭，也無任命後繼者，加入新的伊能嘉矩、隈元繁吉、藤田捨次郎、鷹取田一郎。特別是伊能由編纂顧問轉任委員。可是大正十三年七月大幅移動。淺野安吉事務官、近藤十郎技師、大橋毅州理事官更迭，替代事務官有田端幸三郎、佐藤正俊、中瀨拙夫、戶水昇、松岡一衛、野口滿，在州事務官中三浦碌郎、東忠藏，技師中福留喜之助、井出熏、山口鈕五郎被派任，代替林岡□臺灣軍幕僚附陸軍步兵大尉是三浦忠次郎陸軍步兵大尉，同時新的高田雄種與木村增太郎加入計畫。在幹事中，宇野警視更迭後也不派任，新任松下芳三郎事務官，翌大正十三年替代松田三德秘書官昏是小林音八秘書官。在評議員中，大正十二年替代末松偕一郎內務局長的警務局長轉任內務局長的相賀照鄉，相賀警務局長的後任是竹內友治郎警務局長，在立野德治郎海軍大佐沒有後任。但是，大正十三年立野更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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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席由藤澤宅雄海軍中佐就任，替代吉岡荒造臺南州知事是松井榮堯臺南州知事，替代梅谷光貞新竹州知事的是佐藤勸新竹州知事，替代池田幸甚專賣局長的由臺南州知事轉任專賣局長的吉岡荒造，臺灣軍參謀長陸軍少將佐藤小次郎的後任是渡邊金造陸軍少將，替代竹內警察局長的是尾崎勇次郎警務局長。在此是關於總督府的人事移動。書記豐原瑞穗屬的後任，同樣是屬的武井雪三與門田幸吉，但武井在大正十三年沒有記名。就囑託，有其重覆，無法一率來看，除小川清，屬中的藤田忠四郎、中山孝太郎、中野洋與技手橫尾善夫全部在大正十二年被解任，替代的是持地、尾崎、鷹取、藤田、豬口安喜、今關壽麿，翌大正十三年替代持地、小川、今關的是東鄉實、高田雄種、陳炎甫。雇在大正十二年加入了廣田員子與關根哲，翌十三年減少了西山初太郎與廣田員子二名。在其中，僅編集顧問全沒有異動。大正十二年七月一日現在與同十三年七月七日現在，總督府官吏與軍關係者的移動是顯著的，臺灣總督與臺灣軍司令官的替換。從大正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成為第八代總督的田健治郎，同年十二年九月六日由內田嘉吉任職第九代總督，並且從大正十年五月三日任職臺灣軍司令官的福田雅太郎，在同十二年八月七日由鈴木莊六陸軍大將替任。特別是受到總督更迭有重大影響。田總督在大正十二年九月二日任職農商務大臣兼司法大臣，同九月六日元民政長官的內田嘉田任職第九任總督。特別是內田總督從神戶搭因幡丸渡臺是在十月十一日，同十五日到基隆，內田在翌十六日初登總督廳舍。
十一月三日代替梅谷光貞任職新竹州知事為總督府事務官兼參事官佐藤勸，翌十二月八日吉岡荒造仿文官分限令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號休職臺南州知事，由任職專賣局長池田幸甚替代，同時法院檢察官松井榮堯任職臺南縣知事，佐藤新竹州知事與松井臺南州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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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任職史料編纂委員會評議員。但是佐藤是在大正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總督府參事官任職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即佐藤以參事官任委員，新竹州知事時為評議員。
並且宇野英種警視委員(理蕃課長兼警官司獄官練習所舍監)，在大正十二年因為車禍意外去世，內定田坂千助州事務官為名古屋市高級助役，大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榮轉參事高等官二等，翌二十七日依願退休，七月六日離臺。在評議員中，總督府評議員、勳六等新竹的名望家鄭拼辰，在大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四歲病死。
有關任免狀況，竹內友治郎警務局長在大正十二年一月四日任職評議員，總督府屬門田幸吉以最早的書記任職，同年五月十二日總督府屬武井雪三任職書記，用七月二十六日東忠藏、三浦碌郎兩州事務官任職委員，藤澤宅雄海軍中佐被委任評議員，同七月二十六日前述佐藤勸參事官、福留喜之助技師、羽生雅則事務官、松岡一衛同、野口滿同、山口鈕五郎技師任職委員，淺野安吉事務官則免除委員，同年十月一日佐藤正俊事務官任委員，同年十一月七日井手薰技師任委員，同年十二月十日小林音八臺灣總督府秘書官任職幹事。翌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前述的松井臺南州知事、佐藤新竹州知事及尾崎勇次郎警務局長任職評議員，同時事務官田端幸三郎、中瀨拙夫、戶水昇任職委員，同年五月三日渡邊金造陸軍少將被囑託評議員，三浦忠次郎陸軍步兵大尉被囑託為委員，另佐藤小次郎陸軍少將囑託評議員，森岡□陸軍步兵大尉放解除委員，佐藤新竹州知事免除委員，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任命木下信內務局長兼土木局長與坂本森一警務局長被命為評議員。特別是這些官吏的場合不是以個人為對象，基於職種而規定為史料編纂委員會的職掌，這個的事例以大正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任職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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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林音八是很好的例子。臺灣總督秘書官小林音八是在大正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被任命為總督官房秘書課兼秘書官室勤務，同時任免文官普通懲戒委員、官國幣社神職尋常試驗委員、社司社掌試驗委員、社司社掌試驗委員、普通試驗委員、臺灣總督府評議幹事、市區計畫委員與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幹事，進一步解除了臺灣總督府遞信局及通信官署職員共濟組合審查會委員，但替代的臺灣總督府秘書官平山泰在小林任免後解職。
實際上負責編纂事業的人，在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任免塩谷新總督府屬以書記任職，替代的是同屬的永野能記。又，大正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任職委員的以農學博士的代議士東鄉實技師，是以總督府技師任免，之後同十三年七月一日改以委員任職，但這是特別的例子。
在編纂委員人事中，除了由總督府高等官及陸海軍所屬職員中任職，在民間被任用者的採用基準是必要的，但所幸史料編纂委員會設置翌年大正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起同年五月一日（滯留臺灣期間四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七）之間皇太子的臺灣行啟，此時被賜宴、賜茶的人及在皇太子行啟時下賜菓子的人，從賞勳局受敘勳及褒賞的，表彰其孝子、節婦、義僕者，以「本島學者」而下賜菓子，在各地治理臺灣於殖產經濟、慈善事業、社會事業、教育及軍事各種有功勞者，在各地泊所賞賜菓子，當時總督府留下以認定評價標準。從總督府的絕對人物評價中，史料編纂委員會的人選標準是可以推測的。在關於認識為前提，這是總督府的基準，從民間等任命來區分，如第二表。表中皇太子行啟欄沒用印者，山口透是臺灣神社神司，在人事命令中沒有記其職掌，而在表中另外加入區分。尚且，表中區分欄中的區分，是根據總督府在皇太子行啟時的評價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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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以外使用相關史料。由表來看的話，與編纂事業直接有關受到期待者，僅如前述的持地、田原、尾崎、伊能、吳、許、林、陳、蘇九名。特別，是臺灣電力會社社長高木友枝以醫學博士且研究所所長(高木任研究所所長是在明治四十二年四月一日，但根據同年三月二十七日敕令第四十三號在同年四月一日施行臺灣總督府研究所官制。請參見關於研究所在本書中卷註頁271～279全部收錄)
第二表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構成員中民間等任命者區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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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以撲滅傳染病最具貢獻的人物，有學職的人也在史料編纂職掌框架外可看到。另，吳德功是彰化銀行董事及彰化農會副會長之職，同時也以磚瓦製造業、石材販賣商任職彰化廳參事的紳商者，許廷光是以秀才、大地主為紳商，同時任職臺南州協議會員敘勳六等，另有販賣菸草八人、委赤鴉片煙膏。在其中，明治三十七年任職北支帝國義勇艦隊建設臺灣委員部臺灣支部分區委員，及臺灣私立商工學校講師及五股庄長的名望家學者林知義是以特例存在。
在學者以外來看，首先是是知望家(教育者)的富地近思是任職臺南新報社董事社長，陳鴻鳴是臺南州協議會員、擁紳章者，在臺南製糖株式會社、臺灣製鹽株式會社中歷任臺南煉瓦株式會社的董事、臺南印刷株式會社社長、阿片煙膏仲取業，也正任灣裡支廳善化里東堡庄長及臺南廳參事，同時「精通五經、古詞文，在領臺後進入國語練習所，專門研究國語作為普及同化，當時唱導要進行教育，希望當局設立灣裡公學校，獲得同意。率先投入巨大資金」的人物。
石坂莊作是以臺灣耐火煉瓦株式會社專務董事、藤田豆粕株式會社董事、基隆戲場株式會社董事任職臺北州協議會員，一方面專心於教育創設補習學校，設有石坂文庫，著有《北臺灣之古碑》，該書「認為在石頭上刻不朽的文字，以存當時史實，留於後世是有意義之事，雖然難保其因滄桑的變存，多年因風雨侵蝕而破壞殘缺，或是草童破壞貴重遺物，而深感遺憾，地在蒐集北臺灣遺留的古碑，在余暇時跋涉最得碑文，照像外又騰寫為一卷」(前書序)，大正十二年三月完成，內容是「二百多年前的北臺灣見取圖」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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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從領臺前史的金石「蘭字洞」(1661)「採炭禁示碑」(乾隆元年)、「崇德橋」(道光十六年)、「討匪曉諭碑」(咸豐六年)、「雄鎮蠻煙」(同治六年)、「昭然萬禪碑」(光緒四年)，元基隆石硬港忠魂堂「軍人軍屬火葬場之碑」(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同地「近衛師團戰死者之墓」(明治三十一年八月)、元基隆市高砂公園「招魂碑」(明治三十一年九月)及現在作為「抗日紀念碑」改刻「北白川宮征討紀念碑」(明治二十九年)至「基隆神社碑」(大正八年)收錄五十三個，水準相當高。以知望家(教育者)來看富地與陳是無法被區分，就石坂在略歷上被視為實業家，以教育者、臺灣史研究者被評論，無法一概論之。
就這點延續，就治島有功者、實業家(民間有力人士)、舊官吏來看，治島有功者有大和製糖株式會社社長、大和商行社長、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監查役，而任職總督府評議員、臺中州協議會員，同時將近衛師團和平引入臺北城的辜顯榮，和李春生為始，華南銀行總理、材木源製糖株式會社董事社長、內外製糖株式會社長，擔任臺北州協議會員佩有紳章的林熊徵，擔任阿緱廳辦務署參事、同廳參事佩紳商，以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監查役、租館、糖廓主、糖行、藍武製糖公司代表的評議員藍高川，在臺中廳參事、紳章佩有者，臺灣製麻會社副社長、中部臺灣日報社董事、委賣阿片取次業的蔡蓮舫。特別，其中林熊徵、辜顯榮、許廷光、藍高川是作為漢族系臺灣人為最初的評議會員來任命。作為實業家(民間有力人士)，臺灣銀行頭取中川小十郎、臺灣日日新報社社長赤石定藏、彰化製糖株式會社社長、臺中實業協會長，臺灣果物株式會社社長、海南製粉株式會社社長、臺中輕鐵株式會社社長、新竹製糖株式會社社長、臺灣製腦株式會社取締役、菲律賓產業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軌道株式會社取締役、打狗土地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臺中劇場株式會社監查役、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監查役、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相談役等重職，任內地人組合長在「臺中市的重鎮」受評「地方金融合會的重鎮」，在大正九年高知縣第三區選出的眾議院議員，進一步同年臺中州協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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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十年任總督府評議員，興趣在「中國青磁器的研究」的坂本素魯哉，在臺南新報社相談役，以打狗內地人組合長、土木建築請負業、材木商澤井組打狗支店主任任職總督府評議會員的古賀三千人，任職臺北商工會副會長、臺北府前郵便局長、愛國婦人會臺彎支部臺北地方委員、帝國軍人後援會特別會員、臺北製冰會社專務取締役，任職臺北州協議會員，之後被命為總督府評議會員，被評價為「官界的大久保彥左衛門」、「民間總督」，在臺彎的茶業栽培製造的改良有重大貢獻的臺灣茶業株式會社監查役三好德三郎，創立臺南打狗兩南興公司及鳳山新興製糖會社的紳商佩有者陳中和等人。
以實業家、民間有力人士而言，從純粹的產業界、民間的生活而與總督府結合者，並沒有這樣的人。領臺後三十年弱的問題，臺灣的特殊性是日本殖民地收奪，產生這樣的特異現象。這個事例，可以木村匡、小松吉久、三村三平、藤野幹、今井周三郎等來看。木村匡是舊仙臺藩士木村景直的二男，生於萬延元年，畢業於三菱商業學校回鄉，任教於師範學校，後轉任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教授，明治二十二年魰久保田讓遊歷歐洲。領臺後成為臺灣總督府秘書官，在樺山、桂、乃木三總督下任職，之後歷任事務官、文書課長、殖產課長、學務課長，明治三十四年三十九歲掛冠成為第三十四銀行臺灣支店負責人，同四十四年任職臺灣貯蓄銀行取締役、臺灣商工銀行監查役，翌四十五年兩行合併，成為商工銀行董事長。大正九年成為臺北州協議會員，翌十年加入策畫臺灣貯蓄銀行的創立。木村以總督府要職為基礎，加入臺灣產業界。小松吉久是神奈川縣士族小松吉晴長男，生於慶應三年小田原，任職裁判所書記、司法屬，領臺後從事臺灣司法部的創立事務，明治二十九年任職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屬，在法務部、參事官室工作，同三十四年為典獄、高等官七等任職臺北監獄所長，同三十七年被囑託為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講師，之後歷任彰化廳長、宜蘭廳長，在大正九年「踏入實業界」而退休。退休後小松任職臺灣炭業株式會社社長、朝日製糖株式會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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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氣興業宜蘭殖產中壢軌道株式會社董事，同時任職日本拓殖株式會社董事，也任職總督府評議會員、社團法人臺灣鑛業會長。小松也是跨越總督權力與臺灣殖民地經營的構造的一人。今井周三郎是臺灣日日新報第二任社長，從明治四十三年五月到大正元年八月，文久三年生於埼玉縣熊谷町，渡臺歷任總督府土木局、臨時工事部、作業所及總督府工事部的事務官，明治四十三年就任臺灣日日新報社社長，退職後在大正五年任職淺野セメント株式會社臺灣支店長，同九年被選為高雄州協議會員。
總督府與民間相關的構造，從近代官僚中也可看到。明治三年三村俊信長男生於東京的三村三平，在明治三十三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後，渡臺被命為總督府屬官兼內務省遞信省，同三十六年為總督府海事官，同四十一年成為總督秘書官，在大正三年為新竹廳長，翌四年為臺中廳長，同八年依願免官，就任臺灣製腦株式會社專務董事，翌九年為臺北州協議會員。並且，明治十六年生於鹿兒島的藤野幹在明治四十一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政治科後，任職專賣局書記，翌四十二年通過文官高等考試，翌四十三年任總督府事務官兼專賣局事務官，從歐美出差回國，大正三年就任專賣局腦務課長，之後為殖產局糖務課長、糖業試驗場長、兼任大南庄及後里庄庶苗養成所長，同八年依願免官，同時就任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董事。翌九年為臺南州協議會員，在昭和五年任為總督府評議員。總督府為殖民地收奪構造基礎的頂端，成立了官民關係，史料編纂委員會的構成員大分為官民是沒有意義的。由於總督府有著權力支配，有著特權的民間資本，保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是作為收奪地臺灣殖民經營不可缺乏的條件。由此產生人的密切關係是必然的結果。
可是，總督府與民間人的密切關係，不是單單利益。臺灣總督府的言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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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臺灣時報》發刊時「臺灣時報發行所」的役員與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役員關係，在第二表中臺灣時報役員欄可看出。第二表臺灣時報發行所役員大正十一年七月現在，表中所印※全是同所的評議員。評議員長是總務長官的賀來佐賀太郎，表中沒有記載其名，後來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委員鷹取田一郎為同所事務員轉任編輯係，作為官吏為委員的農學博士東鄉實開始，生駒高常、法水了禪、富田松彥、和田一次、淺野安吉、水越幸一、下村充郎、本山文平、深川繁治、田坂千助、岡本佃是總督府事務官及州事務官來任編纂委員，池田幸甚、市來半次郎、新元鹿之助、富島元治、常吉德壽、梅谷光貞、江口良三郎、相賀照鄉、阿部滂、喜多孝治、末松偕一郎是以州知事、廳長、部長、局長及武藤針五郎的市尹的高級官吏為評議員。但在史料編纂委員會中，任書記的柘大雄是在臺灣時報發行所也編輯係的常務係，大槻綱彥是常務員的囑託。其構圖與史料編纂委員會一樣。限定在第二表可看到史料編纂委員會役員內民間起用者四十名中，臺灣時報發行所役員兼任的，有二十一名佔全部達到525％。與文化事業有關在民間的依存度很高，以殖民地特殊性的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材不足是主要的因素。因此總督府與民間之間的關係，產生相互依存是必然的，這不得不為殖民地支配的實態。
在其中也有特異的例子津田毅一。津田在明治元年十二月生於千葉縣山武郡片貝村，東京專門學校法律科畢業後，通過判檢事登用考試，被命為司法官試補，被補為鹿兒島區裁判所兼鹿兒島地方裁判所判事，明治三十二年任臺灣總督府法院檢察官，之後為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及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同三十九年桃園廳、翌四十年臺南廳長、同四十二年為嘉義廳長，大正五年依願免官，翌六年後補為眾議院議員，同時成為律師，同九年在臺南市以律師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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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命為臺南州協議會員，翌十年也任總督府評議會員。
史料編纂委員會是以總督府各部與軍警組織為基礎，舊總督府高級官吏與一部分民間人士、有力漢族系臺灣人與一部分學識名望家加入，是官民界全體的一個大組織。以史料收集、史料編纂專門的事業，全是不同的組織。組織的陣容是問題，構成者自己也是問題。例如：井村大吉是任臺北廳長時代提倡的全盛期，一時成為大連取引所所長與關東都督府有衝突而歸臺，赤石定藏為後繼者，就任臺灣日日新報社長，但在就任之時對臺灣日日新報的批判誌《臺政新報》給與嚴酷的批評「也不讀書不思想」、「沒有學問文章的才能」。並且在皇太子行啟時，作為學者蘇雲英以「屏東地方名士」，在領臺後任阿緱廳參事、阿緱區長，在大正九年就任高雄州協議會員，不過是總督府權力結合漢族系臺灣人地方名望家。特別是漢族系臺灣人中吳德功、許廷光、林知義、陳信齋、蘇雲芸等，我不認為他們作為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的學者有積極的成果。他們作為主要的學者不過是史料提供與情報提供嗎？史料編纂委員會中臺灣研究者不過持地、田原、尾崎、石坂、伊能五名，在其中在臺者僅有尾崎、石坂二名。這意義是史料編纂委員會的陣容中，日本支配的不動性對於臺灣的絕對權力機關表現對臺灣府的權威，領臺三十年紀念的事業，有其政治的象徵意義。
就陣容而言，井出季和太著有《臺灣治績志》中，「委員由總督府事務官技師等充任，作為囑託有村上直次郎、今關壽麿、尾崎秀真、豬口安喜、鷹取田一郎、隈本繁吉、伊能嘉矩、木村增太郎等學者以臺灣研究者任委員」。這個記載是有疑問的。首先就細點來說其中只有豬口、今關、村上是囑託，尾崎、鷹取田、隈本、伊能、木村是委員任職，同時又是囑託的有尾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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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取田，伊能等也是當初的編纂顧問，井出的「委員是以總督府事務官技師來充任，作為囑託……學者以臺灣研究者任」這是有誤的。問題，是在史料編纂事業內容的評價中，井出的人員配列來看，井出對村上直次郎評價過高。的確，村上在《臺灣時報》「村上直次郎氏(史料編纂囑託文博)舊臘來臺中南部視察，九日歸京」有這樣的記載，後來參加了史料編纂，從事業全體來看是無法切割。進一步，編纂事業最中心的課題是編述新臺灣史，以誇示日本對臺灣統治的實績，林上負責蘭領時代史不過是日本統治前史的傍證。進一步，井手對史料編纂委員會的陣容有高評價，在第一次編纂事業，根據史料編纂委員會回顧編纂事業加以尖銳的批判是尾崎秀真「在官廳規則為職所置的人員，到底十年二十年的日子並沒有完成應該的部分。若是作為強而有力官廳事業的組織的話，為了首先得人而設此職，這樣決對無法完成。如何作，在歷史是要有特別智識的純正科學。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組織有沒意義，編纂領臺以來三十年的新統治史為目的，不過是一種記錄掛的工作。」的確尾崎的指摘是臺灣史料編纂事業失敗的原因之一。有關編纂組織，可是作為「官廳的事業」「為規則職掌而設人」而言，作為「記錄掛的工作」，整理總督府內部史料的收集應有相當的成就吧？
根據編纂委員會規程與人事，進一步同委員會的組織成為大規模的理由是總督府部內容易提供最大限的文書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公布於五月十四日《臺灣日日新報》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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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編纂會規程 評議員從全島來詮衡是學識名望者
總督府從今年度後三年以繼續事業，總督府史即是在領臺之後的臺灣統治史，今十四日的府報也有相關的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公布，其中由於該委員會是以委員長一名及若干委員組織，其中設有庶務部、編纂部，委員長是賀來總務長官，當然是委員，持地六三郎、田原天南、尾崎秀真之外，山田寅之助等二、三人也參加編纂，此編纂委員會是右委員之外，作為委員長的諮詢有若干評議員，從府內各高等官及民間任命或囑託，由民間的評議員則從全島來詮衡，，在臺北有木村匡、林熊徵、王慶忠、赤石定藏、小松吉久等人，其他還有臺中、臺南、高雄等有學識名望的人被囑託為評議員。
在這個記事後日被發表有持地、田原、尾崎的人事命令，實際上他們在編纂委員會設立的準備階段已存在。民間的評議員中木村匡、林熊徵、王慶忠、赤石定藏、小松吉久等人名也有，實際上的派令中，王、小松是任編輯顧問，編纂工作是沒有山田寅之助的名字在派令上，由新聞情報推測應無誤，在該編纂委員會規程公布起二個月後，才定其陣容，有組織的形態，其有何關係應可展現吧？評議員中全島各地學識者及名望家也加入策畫，推測正式發表較遲的原因之一。因此編纂委員會的陣容與事業的目的有相當大的差異。根據同紙，事業目的，是「總督府史即領臺後的臺灣統治史」的編纂(與委員規程一樣有明確的目的)，以臺灣史及至領臺前史的認知是沒有的。總督府高等官及陸海軍關係很多參加，這是調查「總督府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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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編纂「總督府史」及「臺灣統治史」，作為官僚化，從總督府內進行總督府部內的史料收集，進一步從臺灣全島漢族系臺灣人中的學識者及名望家大量參與，在委員會規程定的目的以外，是「總督府史」、「臺灣統治史」以外，何如領臺前史、臺灣史為史料編纂的對象。這並不是委員創立遲緩，與之後活動有重要的影響的原因之一。

廣谷市藏，現在裝釘美術展覽會所見

在展示時以製作年代順序來排列，這是很平凡的，我覺得在第一次的展覽會上最適當。在以後展覽的時候，思考依材料分類、作者別、出版社等的分類法，但第一回的企劃依年代順序是很有趣的。總之，從明治五年至今天，在會場排列有代表的裝釘，全部的話是很奇觀、偉觀的。可是全部的陳列品是主辦的愛書趣味社個人的收集，不外乎是令人驚嘆的。以魯庵氏的愛書來看，只是由金錢來蒐集，是無法達成的。要不斷與專心，經過多年是絕對必要的。不要誤會的話愛書趣味社藏書，是兩個人多年努力採集，是可相信的。我覺得單從展品是無法看出來。
為了依刊行年代來陳列，可從印刷技術的轉變，從這解說手工製作，這是很有趣的。從用線縫製作粗糙的書本，到縫製書，從軟封面至布的堅硬封面的全盛時代，從明治四十年前後到混入布、皮等新裝釘材料，這樣的狀況在眼前歷然的呈現。從裝釘設計師來看，江戶時期小說的浮世畫風至偏重西洋文化的時代意識，變為歐風設計師，融合於和洋折衷期、新的日本風格、支那風格抬頭期，於是到現在一般製作方式，展示出時代的全貌。
裝釘上，我國應沒有製作書籍的能手。可是，我認為一般機械印刷施行不過只有六十多年的歷史。這樣說是有點誇張。的確在歐美一本價值數百金的文字豪華版是不會出版的。但是，因為高價，而有限定版，在裝釘價值上以比例來考量，是明顯的不同。裝釘之美是必要的，並沒有一致性。裝釘的目標，書本作者的興趣、由繪畫的表現至外部呈現可看出其主張。因此作者與裝釘者的氣息要吻合，使用適合的材料時，產生了好的裝釘之美的書籍。
以近年的製作例子，白秋氏、春夫氏、犀星氏的自己裝釘，惣之助的《市井鬼》、齋藤氏案的《共古隨筆》，表現出沒有技巧趣味的傑作。由於作者與裝釘畫家的氣息一致，而達到優美的調和，從龍之介－隆一、大學－潔、恭次郎－知義、漱石－青楓等可發現。
裝釘是從書本的內容產生。不要添加內容的裝釘如在南非的原住民加了紳士帽、燕尾服，會不諧調。例如帶有日本風的，完全日本味的鏡花氏的書，加入皮革、金屬等，不只是筆者大大的不滿。
不要走錯路，其價值是在這次裝釘美術展覽的永久記憶。對於愛書興味而導致消瘦的辛苦，努力專注已很久，可是這不是任何人可做到的，不得不對單獨舉行展覽會的齋藤氏其熱心由衷表示敬意與謝意。

小島烏水：我看過2次裝釘展會覽。最近有特別展會，我的拙著也展出來，感到光榮。在珍本稀有書籍的展覽會是很令人高興的。

加山道之助：窺看一個例子，令人驚呀近代裝釘美術，在三十年前後是很令人懷念的。在茅崎市看展時，書籍不只豪華的藝術品。不得令人讚嘆如工藝品展。在日本這種展覽，一般第一展展示其起源也是很有趣的。

中野三千夫：在適當時來嘗試，大部分反應，這次不一定限文藝，一般誌友的幫忙，下很大工夫，辦一場大規模的展覽會。沒有小河先生的建言，書店的商標、書本的外衣、包裝紙其他附屬品的展示也是很有趣的。總之，只有一種是會令人無聊的。

松村榮：到這樣的會場是有意義的，在盛會中，真的很快樂。專門的文本與快報之外的展示，我也在此學習，可是看到最特別的是首見明治文學書本。與妹妹二人驚嘆書本之美，這樣的書很多也是很驚呀。
大熊光：這次企畫的動機，我的具有個性出版品也展出的話，會是怎樣呢。進一步愛書趣味社獨特的創刊號中，和初期新聞展也一定要舉行。

和田維四郎，〈第一篇〉，《訪書餘錄》，

目 次

總說
第一章 文 字
一、 上古並無固有的文字
二、 以漢字作為我國的文穹
第二章 假名、チコト點、悉曇語及其研究
一、 假名
二、 チコト點
三、 悉曇語及其研究
第三章 文章
一、 漢文
二、 和文
三、 和歌
四、 俳諧及連歌
第四章 受佛教影響我國文教
第五章 雜件
一、 料紙
二、 書體
三、 印刷
四、 裝幀
頁一
第一編 總說
第一章 文字
一、 上古無固有的文字
我國上古並沒有固有的文字，由各位專門研究家可明瞭，大同三年齋部廣
成宿禰撰古語拾遺序
蓋聞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云云。
作為其例證之一 徵驗其事實，關於朝廷儀式、天皇傳記及其他國史，自古以來的傳說都如此序文，口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因此設定職官掌其業務，一般稱為語部，僅掌宮中之事稱為天語部連，在各官廳、國郡都設語部記錄，代代設於宮廷，成為一種典制，後世有文字後才廢去，鎌倉初期在宮中儀式也有用。
古代有文字的說法一時被提起，此說在比較後世才有，主要是由平田篤胤等，成為問題，在今日為可信之說法，當時古代文字是傳存於神社、寺廟，朝鮮諺文被誤認為悉曇文字等。
朝鮮諺文漸漸在我南北朝時，周知的是悉曇文字都是漢字，最早傳到我國，被附會為古代文字。
天武天皇十一年三月：
命境部連石積等，更肇俾造新字一部四十四卷
在日本書記也記載，至於新字傳承則不得知。
釋日本記新字部私記：
師說，此書今在圖書寮，但其字體頗似梵字，宋詳其字義所准據乎。
據悉曇文字等來試作我國的新字也很難，雖傳至後世，也無深入研究之必要，又以此新字我國來作，①①①等特殊字，以補漢字不足，有數十卷大冊。
二、 以漢字作為我國文字
頁二
從上古我國與朝鮮交通頻繁，以朝鮮使用漢字距離不遠，我邦人中也多少知道漢字，在他們的神功皇后的三韓征代前後，大致上我邦人有機會知道，是不容懷疑的。由古典記載，應神天皇十六年從百濟的貢品，帝向使者要求「若有賢者貢上」，百濟王稱和邇吉師作為儒者進貢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此人的子孫即成為文首，接著應神天皇其太子稚郎子研讀經典，我邦人學習漢籍以其為濫觴，其後繼體天皇七年百濟進貢五經博士段楊爾，推古天皇十年進貢曆書及天文等書，以增加認識漢字，因此漢字得以成為我國文字。

第二章 假名、チコト點、悉曇語及其研究

一、 假名
邦人研讀漢籍，訓譯為大和用詞是必要的，以我國發音選與發音相同的漢字，表記為國語諸音的方法，研讀文章記憶為漢字音訓，為此傍記暫時使用的漢字供研讀者參考字畫多的漢字則盡量使用傍記以少除研讀時的煩勞，，成為漢籍之師，最後略記在漢字偏旁，以符號作為音訓，這即為假名的起源，在音樂的樂譜用義一樣，
頁三
附表

頁四
備考 沙門勝道歷山瑩玄珠碑所記載假名，書寫年代不詳，從字體推測與僧人空海時代不遠。
大智度論「天安二年山階寺傳大詮大德所講」識語（寫本的附註），附上假名的運筆推測，是記錄講師的口授。
四種不同的新纂私記，如識語左

四種相違新纂私記 寬弘七年康戌八月三日寫了，東大寺三論宗僧宿僧宿倫叟之本也
妙法蓮華經玄賛 保安三年四月廿三日書了，法隆寺僧覺印之
同年十月廿六日移點已了，興福寺圓如房本為之以為令法久住 覺印之
群書治要 建長七年八月十四日蒙酒掃尹尊閤教命點了此書
前三河守清原 花押
古文孝經 正平十三年十一月 執筆 實祐
文主 虎鶴丸
或說天平勝寶中右極相吉備真備公在我國通用的暫用漢字省略其偏旁點畫作為片訃洺，排成五十音，這恐怕是誤傳，原來我國的五十音排列是依據悉曇之法，此的精密
二、 チコト點
チコト點是替代假名的一種符號，假定於漢字的方形，在四角、四邊及中央等一定的地方加點，並且畫上直線，以此作為音訓，表示切點、返點等，今舉一例，在方形的左下加點「テ」的符號，在其上角加「ニ」，從右邊「ヲ」加在全部的三分之一毅「コト」，在字與字之間的右下即「ハ」之下加點作為句切點，同地方的左邊即「テ」之下置點為返點符號。伊藤東涯著蓋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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チコト點的起源是在朝鮮。
圖
加在文字或一定地方，以點或線表示音訓的意思，依各自而定，只是這樣的符號可表示五十音，這點或線的位置只是區別音訓，但是這閱讀的方式是秘傳，其傳授難以理解，至後世チコト點是秘密傳授使用。
チコト點的起源是哪個時代，要精確的立證，與假名的起源接近，是當時所創。當時漢字以大和語言來訓釋，在必要的語尾以チコト點，音訓是以假名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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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其實際的使用方法。チ、コト等的語尾以點表示，再加以假名傍記，為避免與音訓混雜，使用上很便利，如チコト點與假名併用是在德川時代初期。チコト點用朱書，假名用墨書是慣例，他們的古書末尾常可看到加上「朱墨兩點是完結」，識語（介紹書籍的由來等註釋）全用此兩種方法，加上訓點。
チコト點是等於假名，由一兩輩的學者創作，以前的漢學仍幼稚，要理解漢文頗難，為此漢學者加上音訓是其工作，這此事務，為漢文之師，門人之外難以理解，要理解チコト點，作為教授弟子訓讀的方法，接受傳授，加上チコト點的漢書才能訓讀，這個弊風在學界盛行，在各宗派的中心，只適用其派門，清家及江家又稱博士家用點也不同，由於書籍的種類設點也不同，經書與歷史用不同的チコト點，產生許多餘弊，因此佛教界廢止チコト點，博士家與各家的秘傳，至後世仍然使用，至德川時代則已經全部廢除。
チコト點的古書研究價值是假名的作法及字體，加在古書上的點，可推測其時代，參考左方チコト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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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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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悉曇語及其研究抄錄文學博士高楠順次州的口述
悉曇學是指印度梵文，特別的梵字研究，在我國發達主要是最澄、空海的成就。
在最澄、空海以前，關於我國的悉曇學的文獻，是聖武天皇天平八年天竺僧侶菩提犀那姓波羅遅入朝後初任為僧正，被稱為婆羅門僧正、林邑今日的安南之南的僧佛徹又稱佛哲一起入朝，在奈良大安寺教授音樂及梵文。傳說天平勝寶五年唐僧鑑真來朝，傳授戒律、醬藥的方法，傳入天竺、朱黎等新體書法。
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三年最澄、空海、靈仙等傑出僧侶一起入唐，最澄研究天台宗，空海學習真言奧秘，一起兼學悉曇學後回朝。靈仙在唐朝譯場學習翻譯漢典，在天竺僧侶般若三藏門下，翻譯心地觀經，在五臺山被毒殺。
最澄有梵語集、四十二字門集、涅槃十四音鈔、字輪品鈔、陀羅尼集鈔等梵語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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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也有梵字悉曇母釋義、大悉曇章、悉曇難義鈔、陀羅尼義釋、諸尊真言梵字句義、梵字胎藏、金剛界次第等書，努力將所學普及，其中最澄著作最多，現在己多逸失。
承和八年圓仁慈覺大師入唐，得到天竺僧侶寶月三藏、唐僧侶若憺羅三藏的特別傳授，回國後傳入臺密悉曇傳的正統。元慶四年五大院安然著有悉曇藏八卷、悉曇十二例、隨文梵語集等，在本邦集大成悉曇學，加州的隱者溫泉寺明覺、玄昭、良勇、長敏以上平安朝、小川承澄、明了房信審真源、敬光、宗淵以上德川時代等學者皆屬此系統（臺密悉曇傳）。
寬智、心覺以上平安朝叡尊、信日以上鎌倉時代果寶、賢寶、宥快、長覺、印融以上從南北朝到足利時代淨嚴、曇寂、慧晃、寂嚴、慈雲以上德川時代等有名，這些學者是屬於東密悉曇傳系統。
平安朝為大成，我悉曇學從鎌倉經過室町時代稍微不振，至德川時代又再次勃興，這些貢獻復興者多屬東密悉曇傳的系統學者，其先驅者為淨嚴字覺彥，淨嚴是河內人，在慶安元年入高野山薙髮，在寬文十二年修業完成回鄉，創立如晦庵，修習密教，講授梵學，貞享元年到江戶，元祿四年奉府命至湯島開設靈雲寺，元祿十五手六月年六十四圓寂，著有悉曇三密鈔八卷、鄔那地鈔、摩多體文、法隆寺貝葉解各一卷，悉曇字記講述五卷、華梵對翻三卷等，其弟子蓮體、契沖等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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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淨嚴的是寂嚴字諦藥、飲光字慈雲努力復興此學，寂嚴是在淨嚴入寂後當年生於備中國，元文元年事師洛北五智山的曇寂，繼承關於梵學的衣鉢，在明和八年八月年七十圓寂，著有大悉曇章、稽古錄二卷，一行禪師字母表考訂一卷、悉曇字記大觀三卷，梵漢助字大觀一卷，梵唐阿彌陀經大觀六卷、梵漢音韻考二卷等關於梵語著作三十部七十五卷。
慈雲是自寂嚴十七年之後的晚輩，於十二歲在播摩入佛門，歸依後伊，通儒釋道，特別理解梵文，著有梵字省要、梵字津梁一千卷等，集大成此學的復興，在文化元年八十七歲圓寂，其弟子法護、智幢、語明、典壽等皆以梵文為名。
第三章 文 章
一、 漢文
如前章所記，我國上古是無文字，同時傳來漢籍，同時漢字成為我國的文字來使用，除去初期貴賤老少口口相傳，進入了記述的時代，史上初期履中天皇四年記錄諸國的人民的口述，從此時已有相對應的習得漢字的學者推知。
當時朝廷急於傳入支那文明，重用精通漢字支那文明的傳道者，朝廷顯官皆以漢學修習者來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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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榮達都必須修習漢籍，漸漸漢學發達，至推古天皇聖德太子制定憲法十七條，並且和蘇我馬子一起編纂天皇紀、國紀等，，從十七憲法以外的國書中的文章可得知這些文章都以漢文來記載。
紀元千二百年代天武天皇憂心我國傳記口口相傳往往亡佚，或者加以附會之詞，企圖廢口傳之說而編述國史，當時稗田阿禮少年且博聞強記，從父老傳遞的傳說，又親自口授，至元明天皇和銅二年漢學泰斗史官太安麻呂奉敕筆記阿禮的口唱，編纂古事記三卷，在今日仍存有，是我國最古老的歷史，內容是從上古至推古天皇記述的史實，文章大體上是以漢文書寫，期望不失口誦的事實，交替以漢字來書寫國語發音。
古事記編纂之後，另有國史編纂的計畫，，從諸國徵集資料，總裁舍人親王，命太安麻呂以八年的時間來編修日本書紀，書紀以漢文完成，因為使用由諸國提出的材料來編纂，因此文體缺乏統一首尾事實不一致，又往往我沒有適合的文字形容我國的實際狀況，以文害意，用漢文難以正確的譯出時，混用我國的國語，又多少不自然且不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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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朝延認為此文體反而使我國固有的國語受其影響，而發達後世假名文，僅僅是祝詞、宣命、和歌持續這樣的文體。
受支那影響漸盛，助長了漢文的發達，在公卿、搢紳、僧侶之間，日常的贈答用漢文，其至以唐代官名來替代我國的官名，奈良朝以降至平安朝初期，實為漢文隆盛的時代，歷代天皇皆學習漢學，搢紳建立各校舍，對其子弟施以漢學教育，為檀林皇后的橘氏子弟而設的學館院、藤原冬嗣的勸學院在原行平的獎學院、菅原、大江兩家的文章院、空海綜藝種智院，作為編纂的書籍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及懷風藻、經國集、秘府略、性靈集等皆漢文來撰修，這些書在今日多不存，就其文章則無法詳述，
幾乎都是模仿白氏文集、文選、史記、漢書等文章，引用其習慣用語、句子，武家政權轉移後，學問漸漸被閑置，如漢文只是僧侶之手來維持命脈，至戰國時代與外國的通信是地方長官與地方長官的公文往來，皆其司職掌。慶長年間藤原惺窩、林道春等漢學者輩出，德川幕府也全力注入漢學的普及，接著慢慢地漢學復興，德川氏通過300年以漢學碩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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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漢文文化已沒績效，因此區域常限於上流社會及僧侶階級，一般人廣泛使用日用文，為了漢文的發達，我國大和語詞的發音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天曆以後「イ、井」「オ、チ」「エ、ヱ」等，對我國語韻產生混亂，至後世藤原定家努力的矯正，就其研究已看到成功，到德川時代加茂真淵的努力回復，要矯正世人的用語是沒有什麼方法，這個語韻的區別在我國已經全部消失了，在涉獵舊鈔本時才遭遇這樣的情形，如左二、三例。
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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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和文
如前節所述，漢籍傳來，由於歷代朝廷的獎勵，漢文很早就在我國上流社會之間使用，朝廷紀錄、法制類都以漢文來記載，只是祝詞、歌謳二種用漢文，失去固有風格，缺少了祭祀的儀式上的莊嚴，盡量用我國固有的國語來書寫，作為筆記的方法，是以漢字的音訓來替代。
宣命之文是在奈良朝以降，用來宣布天皇的詔令，普及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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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各個時代的用語，與前面二者有點不同，交雜漢語，在佛教興盛的時代混用梵語，，在國語文中不外也暫用漢字。
在這些文章中，只有祝詞至今依然不改漢字暫用的傳統，雖然其他假名的使用發達，成為韻文、散文，至我國純粹的和文。
和文主要以假名，配上少數漢字成為我國傳統的國語記載方式，自由自在的表達思想，與漢文相比有隔靴搔養的情形，因此和文學只有幾年特別發達，藤原氏全盛時代達到頂點，只是當時上流社會仍盛行學習漢學，命令傳達如律令、歷史其他著書當然以漢文記載，男子的往來書信及公文書用漢文，和文多為婦人的訊息，被用在書寫社會文書，物語、日記、行文、草子、雜史等也用和文。
藤原氏是華美豔麗的時代，上流的風俗流於懦弱淫靡，促使女子的跋扈，在宮廷勢力頗大，隨著精通和漢學，閏秀文學也增多，在此時代的著作物語、草紙之類多出自婦人之手，以今的文章往往書寫勁拔，其思想為優美纖巧有餘，缺乏雄壯剛健為其特徵，左阣記各書文學作品的種類相異，但可作為當時代思想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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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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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藤原氏失去地位後，經過數次的戰亂，成為武人的天下，婦人勢力也衰退，上下思想改變，以想像虛構為主的物語類受世人的歡迎，偏向戰記等雄壯的事實，其他文學的格調變得遒勁，筆致亦崇尚素樸、簡潔之節，只是以女子書寫的日記仍然存在，留下藤原時代的風調，其他散文有了明顯的變化，亦多加了漢語，亦混雜了佛教用語，與藤原時代相比有明顯的差異，至此時代的代表著作，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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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北朝至室町末期，雖然小康很多，仍是兵馬倥傯的時弋，文學主要由僧侶之手來維持，與和文著作相比數量較少，代表的傑作有神皇正統記、增鏡、太平記及徒然草四部，此外曾我物語、義經記及一條禪國閤兼良著樵談治要、文明一統志、花鳥餘情、公事根源、東齊隨筆等有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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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特別著重在謠曲文的創作，可惜思想、結構一樣千篇一律，我邦與支那的古老傳說戲劇化，在公眾表演，產生許多創意，單單就文詞上混交和漢，有十分宛轉之妙，在和文學史上有特別的異彩，作者中多為無名的僧侶，由近年來的研究，足利將軍友人世阿彌、寶性院宥快等而成。
三、 和歌
我國自古為稱言靈之幸福國，上下對物事物感動之時，依其感想來歌誦的風俗，採用漢字作為音訓，至奈良朝晚年出版萬葉集，這文集是從舒明天皇至淳仁天皇一百三十多年間，上下的歌謠集其精華而成，孝謙天皇時左大臣橘諸兄著手編撰，中途死去，由大伴家持來補正，其內容皆是對自然的感觸而歌詠，歌調都是純樸，富有氣魄，表現當時的直率、剛健的風氣，特別其長歌很多，使用枕調與對句，豪放兼併優美。
在模仿唐制之後，趨向華美，同時有佛教的弘通，有著人情的優柔，歌調從此改變，特別是文字的使用上更加自由，作為歌謳的表現，成為一種娛樂之風。至平安朝，在自然的感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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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題名歌誦，對雕琢之事傾向纖巧，寬平以後興起歌合（比賽作歌），在俗語以外也有歌詞，立起嚴格的格式，產生了狹隘的弊端。
可是歷代的朝廷都傾向獎勵歌道，在宮中設置和歌所，敕撰歌集，著名歌人輩出，以前後相比，今平安朝時代著名歌集如左
保元、平治之後變得動亂，在朝忽略和歌的獎勵，如後鳥羽上皇是等別熱心於此道，由院宣來編輯新古今集，除二十代集中古今堡外，成為新的構思，在這個時代歌學獨立為一種專門，藤原定家以為成為一家的歌道師範，在這個時代的歌集書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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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和歌的撰修在延喜以降之世治亂持續著，在後花園天皇永享十年飛鳥井雅世撰寫新續古今集而結束了官修和歌。由之前（藤原）定家的孫為氏、為教、為相三人成為歌道的宗家，屬於毘沙門堂的系統，厭惡為兼的平板歌調，努力唱詠新調，二條與冷泉兩派的歌詞又嚴格制限立規定，束縛歌人，漸漸歌道衰微，敕撰歌集至此絕廢。
之後毘沙門堂一派至此斷絕，以其他二家為師範仍存續著，維持其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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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奧儀、秘傳等的限制，導至歌學的衰退，此二家的傳授以堺傳授、奈良傳授、二條家傳授三派最有名。
南北朝以降至室町末，敕撰集的歌人之外，在僧侶中有兼好、頓阿、淨辨、慶運稱為四天王，在飛鳥井家有雅世、雅康，其他在將軍方面有義政、義尚、東常緣、齋藤妙椿、飯尾宗祇、柴屋軒宗長、細川幽齋等也是此道的名手，在這個時代的歌集、歌書著名的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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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俳諧及連歌
俳諧歌的名稱在書史可見，初以古今集，後同時在今日坊間稱拾遺集，其俳諧全選不同。在古今與後拾遺的俳諧即狂歌，特色是用俗語，有滑稽的趣味，有著奇拔的味道，五、七、五、七、七的五句三十一字，就這點等同正歌，經過千餘年的變化，在俗語有各種變遷，今日有俳諧與正歌的區別上有點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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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歌想來判別。
在古今集和後拾遺集時代的俳諧名手有素性法師、藤原敏行、小野小町、和泉式部、藤原實方等，在當時很流行，到鎌倉時代連歌興起，而漸漸衰落。
連歌是一首歌二個人唱詠，發源於唐詩的連句。大治二年源俊賴撰寫金葉集以連歌為名，可見到藤原時代作者的連句，唐文學完全移殖到我邦，假名的使用漸漸成熟，與俳諧一起的遊戲文學在學者之間發表。
在當初用語、歌調、毫、正歌沒有不同，一人先唱一半，另一人再接著另一半，二人作一首歌，仍有自然的奇拔語句，加上極為詼謔，而成為所謂的俳諧連歌。
從藤原時代晚年即有連歌，有著當意即妙的諧謔，一派歌人喜歡浮薄，如俊賴被選入敕撰歌集，在後鳥羽天皇時連歌之會屢宮中的名詞「柿の本の眾」，歌詠駄句稱為「栗の本の眾」，在歌會有不同的座席，政權移到武門，宮廷的搢紳苦無事可做，成為宴會上的餘興節目，後嵯峨天皇時此會愈來愈盛大，有大納言為氏、關白良實、攝政實經、內大基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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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手，女流在辨內侍一代也是為冠絕。。
這樣的盛大連歌，也同時引起弊害，正歌建立了整齊的語法、句式，束縛了作者，從元弘、建武之時，定此法式，精通此法被稱為連歌師，應長之初攝政二條良基精通此道，文和五年撰寫菟玖波集二十卷，實為當時的權，威著作，後應安二年良基對救濟、周阿兩法師有異議，定下連歌的新式，時人都遵守永享前後實為連歌史上最興盛的時代，宗砌、智薀、心敬等名人輩出，宗砌被稱為連歌中興之祖，宗主的權朝移轉到地下。
宗砌的門人飯尾宗祇在連歌被稱為天下第一，奉敕編撰新築波集，由朝廷賜給花下之號，門人牡丹花肖柏、夢庵、宗長皆有名，文龜二年肖柏敕命與西三條實隆一起參酌良基以下宗砌、宗祇之說，連歌的新式集大成，當時的連歌多受到平凡的拘束，感慨漸漸成為千篇一律，成為創新，只取發句為獨立之歌的俳句，宗鑑資性磊落，富有機智，曾師事一休和尚理解禪機，多有奇警之句，守武亦洒脫，理解詼謔人之頜，有深刻的諷刺，對於世間有耳目一新之感，特殊是使用極為通俗用語，忽然受到時流的歡迎，其後格調為芭蕉等的改良，俳句成為平民文學為滔濊漲天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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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開啟了奪取連歌繁榮的基礎。
俳諧歌的名手
連歌的名手
第四章 佛教對我國文教的影響
我國文教是受到僧侶的努力，其淵源十分深遠，推古的朝小野妹子出使隋以後，漸漸與支那交通頻繁，歷代留學生的派遣，與僧徒也前後到彼地學習諸般學術回朝，所謂移入支那文明受到上流社會的瞻仰，特別如聖德太子以皇儲之尊歸依佛門，由於對以前的神祇崇拜之思多少有排斥，對於佛教如燎原之火彌蔓，扶植為不拔的勢力，且其布宣的手段頗為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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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是由僧官管理，因此神社與寺院關係變的密切，唱詠本地垂跡論等。
至奈良朝僧侶之數很多，超過一般文官的人數，修習佛典之外的學問，也精通經史百家等漢文學，至平安朝以降國文學興起
第五章 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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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書寫用的紙料，最初大部分由支那傳來，從推古天皇時我國才有製造紙，在正倉院古文書中詳記了各種用紙的製作方法，可能是從支那傳來的造紙方法，我國學習後製造。
他們燉煌出土的經卷，用紙與天平經大概是同一種，天平末期，紙還是舶來品，因為當時紙張還是貴重物品，天平時代介用的紙有白麻紙、黃麻紙、穀紙、斐紙、檀紙等，多用於寫經，又稱為茶毗紙，在聖武天皇的真跡也用此紙，是特別為我國製作來寫經文的用紙。
在藤原時代代是用雁皮紙、唐紙等，唐紙從支那傳來，雁皮紙是在其紙上用吳粉含雲母畫上唐草、花鳥等紋飾，唐紙限於藤原時代傳來，前後都沒有唐紙的出現，我邦模仿製作，品質不輸給外來唐紙。
慶長年間光悅模仿藤原時代的唐紙，加上自己的創意，以吳粉添加雲母加上紙師宗二四字作成紙，紙師宗二製成色紙、短冊、卷物等的紙料，在內層一角要加上印章。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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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上金銀箔，紺紙則是其他染色紙，畫上風俗畫的紙，大部分寫經用紙，在第三編寫經之部記述。
二、書體
漢籍傳來我國，理解漢文的邦人漸漸增加，書寫漢字為自然必要條件，起初書寫字畫以正確即可，隨著漢學發達已無法滿足，而注意其書寫字體的美醜，特別在書寫經書時行距要整齊，在天平前後大都可以達到理想的程度，當時書法以臨王羲之的書法，在普通文書及經書都是仿其寫風，都用一個筆法。
在寫經方面必要條件是筆體工整，不可省略筆畫，全卷字體大小要齊整，不可歪斜，從天平初年在朝廷設置寫經司從事抄寫經卷，這樣的資料可從正倉院的古文書可知，在此時與支那的交通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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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筆札及手抄經書由唐人所抄的很多，邦人也達到支那的水準，熟悉羲之的書風，就當時的文書要判別是支那或本邦人書寫的很難，天平時代的舊鈔本及古經與支那傳來的比較，辨識者要有相關資訊來知道。
到了平安朝初期僧侶空海的書法被世間稱頌，接著是貫之、道風、行成、佐理、公任、俊成等皆以能書寫成名，至今日留下的真跡很少。
三、印刷
支那在上古已經文字完備，從周代的青銅器及石刻上的文字很多，到了雕版印刷，自宋初開始，近年從敦煌出土的經卷刻有中唐的咸通五年來刻記，在當時印刷還未廣泛盛行，現存只有斷片，在我國奈良初期已有在衣類摺成的模樣，其法是在木版雕刻文字來印刷相同，木版雕刻的正確，正確的木版雕刻事實是在天平勝寶二年中，上木印上大伴赤麿或犯罪懺悔文，接著到天平寶字八年平定惠美勝押之亂，孝謙天皇表達謝恩而送百萬基的小塔納入十大寺中，在入塔中印刷四種陀羅尼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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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國現傳最早的印刷品，陀羅尼經印刷方法已消失了，至平安朝經卷、佛書的印刷，爾後陸續有印刷物，至鎌倉末期，佛書之外也有詩文集及經書等的出版，在五山盛行時，印書業也頗盛，至足利末年達到極衰退，文祿役後朝鮮銅活字傳入，導致活字版的流行，以文政為基礎德川幕府治世三百年，印刷業大大興盛。
四、裝幀
書籍最早是卷子的形狀，卷子方便舒展。
1. 冊子 2.摺本
至此二種製成，其中冊子提供普通閱讀被用於書籍，折本便於展讀多用於經卷，待宋版經史、佛典漸多，我國的印刷業也復興，書籍的裝幀也是學他們，冊子、折本常用至今，可是嚮往古風的人也捨棄卷子的裝幀，用於儒、釋的二典不少，冊子如左
1. 只印一面而折二折再穿線。 普通的冊子
這種在折目標題記上丁數，在其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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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為柱，
2. 用厚紙摺兩面，在線外用糨糊粘，稱為粘葉綴
3. 與黏葉綴一樣不用糊，只用線縫，稱為蝴蝶綴。
以前佛書中高野版以黏葉裝居多，在歌集方面用大和綴較多，以上所記之外是冊子的一橫長綴為帳，從奈良朝時使用多用在日常記錄。
訪書餘錄第一編終。

楠 田實，〈[日治時期日本的]正月事物緣起故事〉，《臺灣地方行政》，第007卷第1號，1941年1月，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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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以革新來破除現存制度，捨棄、脫掉古代的衣著，是在新體制下的急務，我（日本）數千年的傳統與生命的新年行事，要依舊採用或創新，在此無法討論，我國的年中行事，在新體制下的國民生活中，當然是以涵養日本精神為根幹不是嗎？重點是否為真的國民生活的新起發。在此抄錄《正月事物緣起物語》「一年之始，最後的慶祝以松竹立於門，……」通過唱誦，迎接正月立松與竹，最初只有松而已。在室町時代增加了竹子，在江戶時代增加了梅，形成松、竹、梅。在新年立門松不單是作為慶祝活動，也是基於祭祀神明的信仰。在玉田至教的《稔中古事記》：「進入日神（天照大神）天岩窟的古例，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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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束立[木神]」，是祭祀門神，由祭木變為松。
千家尊有氏「每門立松竹，是生生不息常綠，作為連絡各自的家申，總之是各自家有神社」。
立的方式，是從外面向左是雄松、右邊是雌松，從年末二十六、七日起，家家在門立束立，在正月六日傍晚取下，夜裡放入家中。立門松在正月六日間是「內松」，以前內松是十五日之間。

注連繩

天照大神從石屋戶出時，再次進入則繫上幕繩，神明繞境回座時，防止污穢進入的標幟。
左邊繫上新的稻草，因為稻是五穀之主，對神的敬意。這是在正月開始在左方繫上，從藤原時代開始，延喜在位時。
注連是寫成七五三，卜部家（祭祀官的姓氏）的祖先以七本、五本、三本垂下，繫於左邊。
裝置的方式，粗的一方是向神棚方向為右邊。稱為輪飾，是注連繩略。這個在每間房間都繫注連繩太麻煩，只在竈、井、工作場所、浴室等加掛，作為祭祀火神是一年的開始。
若水
若水是指元旦第一次所取之水。此水全家都要飲用，漱口、洗臉、手腳。屠蘇是從中國傳來的，飲用若水則是我國的古俗。
飲用若水，則有返老還童之意。根據江馬務氏說法「這是返回平安朝時代的方法。立春之日，飲用吉利方向的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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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得年輕。後世則為元旦之。取水是以年男（當年干支出生的男子）來取水，限年輕的男子。」
江戶時代武家的年男著禮服來取水，用新製成的桶子，繪上龜鶴，加上輪飾。在今天，女性也是不能到取若水的地方。取若水時，各地有不同種的祭文。在江戶時代唱「返回新玉之年，取若水」，作為年玉是用一個橙投入井中，並說「汲福、汲德、汲寶」的詞句。
在平日早上取的水，稱為井華水（いばなみず），去除邪氣，調整肚子，有下熱氣的功效，在元旦早上的水，是尊重其作為若水。
屠蘇
屠蘇是屠絕鬼氣，起於使人靈魂甦醒的用詞。由於屠蘇可除邪氣，使身體清潔，有延命之說，三日中每個早上，都要以屠蘇來祭祀，也去客人祝賀。
從平安朝時就實施，進入宮中儀式，是在嵯峨天皇時代。
從江戶時代大晦日（除夕）晚上，將屠蘇放入紅色三角袋中，並綁上柳枝（或桃枝），吊在井上，到元旦取下，浸在酒中飲用。
在家中從年輕人開始，接著才由長者飲用。
在今天，也賣屠蘇散，是含有香料藥味刺激性物質，過量有害身體，不適合幼兒及孕婦。
雜煮
三天都要以雜煮餅來祭祀。材料依地方性，有所不同，而多樣化。原則上，以土產來製作，發揮鄉土特色。
大致可分關東及關西流，關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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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東京式用熨斗餅，關西流是大阪式的圓形小餅，前者用すまじ汁，後者用味噌汁。
雜煮的材料有餅、昆布、鮑魚、煎海鼠、鯣、燒栗、山芋、里芋，牛蒡、大根、鰊、田作等。
雜煮的本名是「烹雜」（はうざう），在朝廷的年事行事（伊勢貞丈的說法），從室町時代即開始，在江戶時的元祿時代特別盛行。

寶船與初夢

初夢是古代在節分之夜所作的夢，在除夕所作的夢，元旦所作的夢，再來是正月初二所作的夢都是初夢。
就節分夜裡所作的夢為初夢，節分是冬與春季交接，以前比現在還重視，並在當夜進行撒豆驅魔之事。從節分夜至立春的夢，都可作為初夢，當作判斷一年的吉凶。在今天，則是從除外到元旦的夢為初夢。至初二，大晦日每家都徹夜不睡，元旦夜裡早早就寢以恢復元氣，熟睡時無法作夢。休息後第二天夜裡則作夢。
吉夢是「一富士、二鷹、三茄子」，在駿河國中因為茄子的價格暴漲，高山是富士的愛鷹山，茄子的價格是笑話而誤傳，又「一富士、二鷹、三茄子」是地方名產，進一步是富士山有崇高之意，鷹是取うちつかん，若子是成就事物，即是成功之意，為吉夢。
避凶夢而作吉夢，去除邪氣，在枕頭下放置畫有寶船的圖，再唱三遍「なかきよの、とをのねふりの、みなめさめなみのりふねのおとのよきかな」，是從室町時代即有的風俗。若是作凶夢，夢就會隨寶船在第二天早上從水流逝。
歌詞的意思中，とをのねふり是十眠，在佛教是指十界；みなめさめ是皆眼醒，指解脫之意，長眠之後流轉到十界，是到解脫的境界。
寶船圖，是描繪船的外形，在節分之夜去除災厄，隨水流逝，後世則放在枕下。從江戶時代，寶船是畫上很多珍寶，最後七福神登上船叫賣「寶物」，寫上「獏」字，畫上獏。獏是吃惡夢的神獸，是古人想像的動物。
鏡餅
餅是望月的餅。正月餅何時開始，在平安朝已有此餅。
鏡餅是類似古鏡的形狀而有其名。鏡餅其外形方正。本朝食鑑記載「本邦自古以餅供奉神明，作成大圓塊狀似鏡形，故此餅稱鏡，像八咫鏡嗎？」
在神前供奉的鏡餅是在正月十一日置於神棚。切此鏡餅，也有開鏡之意。（切，是指開之意）。
在藤原時代，稱為載餅（のせもち）戴在小孩頭上，唱「あふみのや、鏡の山をててたれば、かねてぞみゆる君が千とせは」，慶祝小孩出生的習俗。在武家則用鎧餅，供奉武神，因鎧是神體的心。鎧餅也稱具足餅。女子供奉鏡子，，而有鏡餅之名，但不限鏡子，一年之始要將鏡餅供奉給貴重器物，是我國的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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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粥

正月七日早上不分貧富，以七種粥來慶祝。此七種的若菜，有各種說法，せりなづな、ごぎやう（よもぎ）、はこべら、（はこべ）佛の座（おほぼこ）、すずな（蕪菜）すぅしろ（大根）七種。
以前有製成汁，從室町時代起入粥。七草粥正式製作是很難的。簡略說
ななくさんづな　たうどのとりと　にほんのとりと　わたらぬさきに
　　ななくさなづな　てにつみいれて　かうしとちやう
以上的歌謠唱七次，磨米放在桶上，煮成很細的粥。立刻用七草湯醃漬的瓜，將瓜洗乾淨後。全部材料在前天晚上準備好。
最後食用七草粥，是因多數人在元旦吃雜煮餅而消化不良，在胃腸不舒服時，食用易消化的藥草有助消化。
唐土的鳥，又稱鬼車鳥是妖鳥，在正月的晚上下血雨，血落在小孩衣服上，孩童會生病的傳說。在妖鳥接近房子時，家家戶戶都要敲門、打床。原來七草行事是別的意思。
梅
正月六的雜煮前，集中於家中一房內，飲用梅湯，地方不同也有不進行此活動，普通茶碗加梅干一個及少量砂糖於熱水食用。
梅是不畏酷寒，在百花開前綻開，可能是其強烈生命力不是嗎？梅干是梅寶珠，外形像寶珠似。長壽者頗為愛好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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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多例子可證。
數之子
數之子，鰊的魚卵很多，表示子孫繁衍很多，是正月的祝物。鰊是我國漁類中最多被捕到的魚，數之子也可貯存，成為祝儀的食物。にしん的和名是かど，其子之數很多，因此訛傳為數之子。
ごまめ
ごまめ又稱為田作。在武家是用小殿原作為祝語。相對於魚類之王的鯛，有群棲性。
田作是作為田地的肥料，有祝賀豐年之意。在年初時，不為人知的農家辛勞，供奉天皇，也用於各階級。用海裡的小魚乾，也食用其骨，對骨頭及牙齒發育很好的食品。まめ是健壯的意思，ごまめ即御壯健。
酒
酒是榮（さかえ）的略稱，食用時能帶來歡樂，自古都是慶祝活動不可缺少的。
昆布
昆布的古名是ひろめ，也寫成廣布。在《續日本紀》出現此名，很早就食用的海草。稱為よろこぶ，又名ひろめ，有此意。
橙
橙的果實（だいだい），是冬季成熟，為黃色，在春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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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綠色的。放置不掉下來的話，漸漸變很大。指代代都不落，變很大的意思。祈求家中代代盛行。
串柿
串柿是串嘉來，數量很多的嘉，串起許多好事，而起因可延續願望。
かち栗
かち栗是勝栗。かち栗、昆布、熨斗稱為三肴，以前武士出陣時，一定在第一戰前食用祝福。勝栗之名，希望勝利，在正月食月。
かち栗
かち栗，是栗的果實乾，放入臼中輕輕搗碎，除去殼及澀皮食用。

青木廣純，〈[日治時期日本的]新年民間活動〉，《專賣通信》，第10卷第1號，1931年6月，頁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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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民間進行的新年儀式，原本是倣效朝廷，經年累月轉變而成。首先是民間活動的「外飾」「內飾」「諸祝儀」。接著是記述我的心得。
一、 外飾門松：首先在一月時影響我們的是元日的門松。門松在中古只是立松。從那個時代開始，詳細情形無法得知，在後三條天皇時代的文獻可看到這樣的記載。現在在竹子加上羊齒（齒朵）、ゆづり葉，可能是從室町時代起開始，在一條兼良的〈世諺問答〉中「從很早就有立門松之事，賤戶的家屋是大到如封戶般則立門松。以前在一町之內每五丈在立於門前大約有八門，其中賤民在家屋沒有門松，在門前立松竹，松代表千歲、竹是萬代的草木，年初的祝事中，在露霜時的深山挖掘齒朵、ゆづり葉，裝飾於注連繩」。注連繩自古即繫於門上，注連慣例上是加入齒朵、杜葉、柿、橙、炭等，這也是在內飾上用。
二、 內飾：指裝飾神棚及床。在新年的床飾供品，是鏡餅（從鎌倉、足利時代即有相關文獻）與瓶子，在鏡餅上加了齒朵、杜葉、熨斗鮑、榧、搗栗、橙、串柿、海老（蝦子）、昆布、はせ米、炭等包起來，如有各樣式的物品供奉，祝詞是「以初穗千、八百小穗來供奉，建造滿滿的供品，稱其內容有大野原生產的甘菜、辛菜，有住在青海原的東西，是鰭的廣物鰭的狹物奧津藻菜、邊津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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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為神的供品。其次神棚也是仿效床的作法。
三、 初一的慶祝活動
早上搯若水來洗手，從何時開始不清楚，但在鎌倉時代的文獻可見相關記
載。洗手的儀式結束後，向主人行禮，依次行禮，拜神佛，接著到同一個禮儀場所的席次。這時年男（與當干支相同的男子）搯起若水。
若水是自古在立春所取第一次的水，自然在初一第一次取的水俗稱若水是誤解。若水是從主人往下次序，依古代說法飲用若水的話可以去除邪氣。其次是飲用大福茶，大福茶是以梅干及結昆布來做成，其次是以齒固做成小鏡餅，現已不用（註：日治時期）。接著是雜煮，之後以屠蘇酒來慶祝，從大福茶到作為神酒的屠蘇酒，到雜煮，依順序進行，現在仍很多地方有相關活動。
飲屠蘇酒，是因屠蘇可去除一年中的邪氣。普通使用三組杯。第一杯進年者，第二杯是從年輕再回到年長者，第三杯是從年輕人或奴婢回到的年長者。
初二的慶祝活動：與初一相同。其他的，有書初（古代是在初一寫字為吉書初）、掃初、學問初、謠初、馬乘初、賣初、買初、初荷（將貨品上貨車）、撥初（彈琴）等。
初三的慶祝活動：飲酒活動與初一、初二相同。
初四：依文獻是僧侶的禮拜日，上下都沒有慶祝活動。
初五：在古代是祭祀鏡子，以家族的鏡餅來奉祀，其他的床飾也在酒宴使用，現在也不進行。這是誤解鏡餅、雜煮，及あべ川。
初六：在這天獻上若菜（在春天剛發芽的草），在除夕也進行。現在則沒有這種活動。
初七：食用「芹、なづな、御形、繁縷、佛之座、すづな、すづしろ」等七種草製成之七草粥，用以去除疾病及邪氣，是附加在一種信仰之上，成為一種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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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事根源記載「延喜十一年正月七日由後院供奉七種」，推測這時代已開始有食用七草粥。
在這一天除去作為裝飾的門松及其他外面的裝飾，這是在寬文年間的法令定出後七日開始實施。
十一日：進行開鏡的儀式。在這天切割鏡餅及雜煮以しるこ豆粉、ぜんざい、あべ川等一起煮。此外，文獻記載古代的這天將軍家會進行祭祀具足（武士甲冑）的活動。
十五日：稱為粥餅節，指加入小豆粥的餅。因此又稱小豆粥節。初見於延喜式中，從古代就開始這種活動。可是經過平安時代，至鎌倉、室町、江戶各時代都通行。在公事根源記載「從寬平時，每年舉行。」
在這天俗稱為小正月，與初一關起門食用小豆粥，現在仍有此活動。這是與信仰結合，所謂粥枝。依地方有不同作法，用漆膠木及松，去其皮，在木頭的四部分割開，祭祀迎接新妻的家門。另一名為嫁（よめ）たたき，仍有這樣的活動，起源不詳。文獻記載要小孩子早起，也是出自信仰。
這天的早晨進行三毬打（又稱左義長），束立青竹，燒掉第一次初書文字及注連等裝飾。或有地方將書初的灰放在高處，寫字會變的好看，食用火燒的餅，可免除中風。一般而言小豆粥及左義長也是除疫之用，相信可除去一年災厄，不外是一種信仰。就左義長的文獻很多，在此就省略了。
十六日：這天在都會的僕人或幫傭會回家。這樣的活動起源無法得知，從十五日、十六日稱為小正月，十六日是相對於初一的另一天，是指要休息不是嗎？
二十日：這天俗稱乞食正月，正月的活動結束，起源也不詳。

井手香折，〈一張紙〉，《臺灣建築誌》，第9輯第2號，193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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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在眼前經過了各種現象，其中有時也有意外。世人多對此認為不足取，而極具輕視，因此意外的在手中流逝，而令人懊悔。
此時造紙業發達，印刷術進步，每天在我們身邊的紙在種類及數量上都很多，因此對於紙都不重視，多數從右到左投入紙屑籠。
從世人對此處理不重視，在紙的同類中，在他方面只有一張，是深深令人懊惱，或給與人無上的喜悅，且令人驚奇是左右人的運命，對之以權勢，以威力，只無法完成，必要無條件的服從情形很多。
首先，在人出生時，父母親以一張紙，沒有這張紙無法證明此孩童所屬，這個孩童在學校入學時，同樣不給這張紙無法入學，學校畢業時，校長先生會給一張紙證明，沒有這張烢無法離開學校，畢業後進入社會就業時，又有一紙，依其選擇是否錄用，就職及昇遷時，都是這張紙提升其地位，失敗時被辭退，也是一張紙。看到這張紙，都要無條件離開，雖然任何人都要同意。
此外，結婚的話，也要提出一張紙，不提出這張紙無法證明婚姻關係。若生活不如意，要借錢時，從對方一定要求一張紙，這張紙可克住自己的死命，人生是很苦的。
在人的生涯中一段段都是依靠一張紙來引導，又受到一張紙來阻擾，全部的命運都無法逃離其外，在一生將終止時，生病危急，醫生又給了一張紙，這是送葬的意思，在萬事告終，人生旅途要結束時，依最後一張紙謝幕，結束一生。
從人一生呱呱落地，到蓋棺論定，都圍繞在一張紙，一生受其左右，只有一張紙其偉大的力量，今後更不得不佩服。

田良島 哲，〈文化財情報的發掘與再生－「實物」與「文書」之間－〉，《情報知識學會誌》，第17卷第4號，2007年，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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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久歷史下仍保留下來的文化財是，深含重要的歷史情報，為了活用這個情報，首先是對持有文化財的歷史意義的自覺，由持續的調查來累積情報是不可欠缺的。由於調查的視角受到時代的制約及學問分野，為了避免偏頗調查歷史的自體，要經過長時間的過程文化財情報的再發掘。這篇報告，以古文書的文本為文化財的素材，介紹傳統調查過程及案例，從過去來累積文化財情報，為了實現廣大社會的共有，說明這個必要的課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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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日，我們對於「文化財」一般認知是，經過長年有意識的、無意識的，從人間的手上經過手來傳遞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在被製成之初，被給予一定的社會責任，應該有某種機能，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完了責任，失去功能，但加上其他的意義外，而經歷了歷史。
在多數場合，「文化財」從過去到未來，無法自身明白其傳遞的理由，是情報是隱含於潛在之中。要述說這個過去的情報，想知道這點的社會期望，要「發掘」在起初是看不到的情報。
「文化財」包含於情報中，比較容易認識的是文字情報，今日而言是「文本」。「文化財」從讀取過去情報作業，多是讀取文本。
在小論是以古文書類型的文本為主體作為文化財素材，調查傳統的文化財過程，同時介紹其事例，因為主要對象為文本，
思考漏失的情報再生的問題核心。
並且，文字史料的木簡及漆紙文書般的文字是從地下被「發掘」出來，是在本報告大概的意思，比喻從一定的視角來看無認知的情報上，有新認識的意思。

2 傳承‧調查‧「發掘」
2.1 反覆調查與發現
文書原來實務上必要保存‧管理。由於政治體制及社會構造改變，失去了文書保證的權限與利益，而容易被廢棄。這樣的改變，如日本從中世至近世，近世改成所謂近代。經過歷史的篩選而傳承的東西是「古文書」。現在留下的，從古代至室町時代，約900年間的文書全部蒐集，這些數目不到江戶時代約250年全部文書的1％.江戶時代與明治時代比較，恐怕也是同樣的情形。考慮作成文書的絕對數差距，古文書傳承下來的文字大約是九牛一毛。
僅僅殘存的前時代的古文書，是跨耀家族起源的東西，主張其超越時代的權利，這樣的情形很多，容易存留下很多。這樣可以發現歷史情報，有系統的調查文化的資產很多從江戶時代起產生的。
著名的事行是京都東寺（教王護國寺）傳流下的文書。東寺流傳下的從古代到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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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為國寶約二萬件文書（現在典藏於京都府立總合資料館）。原本這些都是作為中世領主的東寺為了自身權益以莊園來管理，在江戶時代既存的權益消滅了，從古傳承的秘藏室寶，發現其歷史的意義，作為歷史料資的再生，周知好學的大名加賀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綱紀不只作成東寺文書的目錄書本文，也書寫本文，將之贈與東寺桐箱100合，整理了長期保存的體制。是被稱「東寺百合文書」的由來。
近代修史事業起於明治時代，內閣修史局及京都府廳作為歷史資料的目錄，同時在文書上加上薄紙複寫成為「影寫本」。照相技術尚未普及的階段，原本文書的筆跡透過人的手來模寫的影寫本，意義是比照片記錄豐富情報有其可能性。
目錄與影寫本的作成，將文書持有的情報還元給廣大的社會，一方面沒有成為調查對象的文書仍長眠中。東寺百合文書之中，在明治時代漏失調查的一部分，在昭和年間由京都府來調查「再發現」，之後歸於京都大學所典藏。但東寺百合文書從東寺讓渡京都府，執行再調查時，過去製作的影寫本文書仍有很多「再發現」。這些文書後來，以照像攝影來公開。結局是從江戶時代的調查、整理的東寺文全貌可明白，關於文書的基本的情報是社會共有，實際上有300年的歲月。關於文化財情報完全「發掘」，要長時間才能看到。
2.2 古文書的「發掘」
2.2.1紙背文書
古文書一般多少經過人的手有意識的傳遞於世，在其中在沒有被人發現的狀能下，從「發掘」而再現。
紙背文書是，一度使用過的文字書寫於紙，在背面有其他用途，二次利用於日記、經典、印刷物品等，最初書寫是作為「紙背文書」的概念。
紙背文書不問其時代傳承，代表是奈良時代的正倉院文書。戶籍及計帳的律令制下的公文書被之棄，給東大寺後，東大寺在其背面利用來寫上實務的文書，要注意背面的內容有其重要的歷史，在江戶時代學者中，國學者穗井田忠友編集成冊，開始了作為歷史資料的正倉院文的「發掘」。這樣的調查，近代也繼續，《大日本古文書 正倉院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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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刻與近年的照片複製的公刊，基本的情報是社會共有的，最近全文及復元上，必要完備情報的畫像資料庫在網路上公開。
我認為紙背文書可能是以特殊的存在，在現在所知的平安時代古文書約有1成是紙背文書，回溯其時代的歷史資料重要性很多。
2.2.2 下張文書
支持襖（紙門）與屏風補強其骨，為了維持支持體的柔軟性，要加上幾層的紙，這個用「下張」，因此在此的文書稱為「下張文書」。下張文書的存在，就經驗所知，筆者以作為歷史資料恉出其存在形能的關係，在近年從中世到近代可見到廣大的確認報告。
在此舉一例，京都建仁寺的塔頭中，在大中院桃山時代畫家海北友松筆的襖給，在修理這件襖繪發現了大量下張文書，調查黎多半是在豐臣秀吉政權的京都所司代配下奉行人的公文書，事實上這奉行人是大中院前身寺院的創建者。就是役所不要公文書，轉用為新設寺院襖的下張。
通常作為繪畫的文化財中，可意外發現大量的文字情報，實際上過去確實是如此，不關心修理過程，是無法發現。並此如修理過程中的研究者，只關心描繪的畫，因此無法看到文書等。作為歷史的情報認識這點，要連繫著情報的活用。
2.3 小結
從傳承的周知歷史資料，新「發掘」，舉例如任何「實物」有著文書的存在，這些內含的情報，由一定的關心與學問的方法，開起其再生。紙背文書的場合，從古代關心起，研究及累積下，作為下張文書的歷史資料的評價，仍在起初階段。現在不關心，從新視點來看，仍有許多重要發光的文化財。
3 「實物」與「文本」之間的情報
3.1 從「文本」的視角
3.1.1 傳統的古文書的方法
傳統的古文書學主流是「樣式論」。古文書全體是以「太政官符」或「御教書」的各樣式來分類，要忠實基本樣式嗎？還是改變其樣式嗎，樣式是有變化昏，從此可發現歷史的意義，以此作為研究的課題。當然，要判定文書的真偽及特定時代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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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其程度。
因此，樣式論是文字的配置等持有空間的要素，基本的文本的真正性是對文書歷史的評價最重要的要素。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中，評價文本記述內容的信賴性，可明白過去的事實，作為歷史資料的文書及記錄的評價，這是繫於歷史的事實評價。因為，特別的歷史研究者主要關心是不可偏向文本的某種意義（或文字列）的發現。
3.1.2文本化與流失的情報
只是，歷史學研究僅僅對文本單單在文字列與認識。如，文本擁有的意義，在平面上的位置不同，歷史研究者暗默了解的事項。
舉一例的話，在改變文字的行列，接著移動其行列是重要的情報。傳統的文章必須對皇帝及天皇表示敬意，在文字方面，改行上上在次行通常書寫一字「台頭」，行文中也改行「平出」，空出一文字的分配空間稱為「欠字」有這樣固定的作法，在翻刻時，大概再現這些已是慣例。
並且，書狀的書字在紙上部書寫大字，是表示對對方的敬意，左下角書寫小字是對對方表示低下，顯示尊敬的態度，在古文書學是重要的情報。
本文的文字有錯誤時，在消除時，在橫向書寫寫訂正的文字，在翻刻時大體視覺上要再現其格式。
現代的代表史料集《大日本史料》、《平安遺文》、《鎌倉遺文》等，多少都再現這樣的情報，當然情報再現時，也必須避免漏失情報。有這樣充足意識的話很好，一但被分離的文本走向獨自的面。
3.2素材‧次元‧計測值
3.2.1素材
所謂「古文書」多數人都是想像成被寫在紙上的東西吧。但是，古文書的對象是，不限定其文字記載的素材，記錄在布、木板、石材、金屬等也是「文書」。作文書時，鑄成梵鐘，在佛像像內書寫，在現代古文書學教科書必然提及。只是，在道理上「怎樣被記載在『東西』也是『文書』」其定義是很容易的，實際的「物品」在以前製成，因素材的差異而有什麼意義，記錄什麼情報是為學術意義上的作業問題，這是很困難的。頁248
在中世對寺院及神社捐贈土地及金錢很興盛，要證明贈與的行為作成「寄進狀」。在福井縣若狹這個地方某個古寺，在木札上書寫「寄進狀」遺留下來。書寫在紙上的用詞沒有大差別，但形態及大小有多樣化，以朱書來寫文字，描繪圖案等，很有特色。寄進札是揭示在原來寺院的堂內被周知的，確實是帶有一種松開性，在初期調查以前「書寫於木材上的文書」作為詳細的情報還未對其意義檢查。
木札以外，關於刻在金屬及石材的文本研究，從古代的研究，在東洋為「金石學」，歐美為「碑文學」，以「古文書學」區別其他的學問門類，（特別在日本）近年從雙方的交流可見。
3.2.2次元
「文書是有表與裏」，這是古文書學的常識。與本文相關書寫於紙背的話是「裏書」，文書以層疊狀態下容易看到首頁的部分，加上日期及標題則為「端裏書」。在連續紙的紙背接續的部分書寫上花押，作為連續的證明「繼目裏花押」，前述「紙背文書」也有「裏的意思」概念。在觀念上是捕捉二次元平面是紙的資料，實際上是三次元的物體＝「實物」。
在滋賀縣湖南市長壽寺的二枚木簡中書寫中世制札。一枚是元弘三年足利高氏（之後為尊氏）禁制，另一枚是延德三年九月十七日室町幕府奉行人連署禁制案。延德三年制札，在側面以墨書寫，恐怕是大量制札要直放，作為索引來利用的原因。
筆者看到木札書寫的文書，無法觀察其側面當時的意識，如此說來這是當然的，以文獻史料為對向的研究者不會意外的想到板的「側面」。筆者也在制札的「側面」第一次注意到第三次元的存在。
進一步，史料持有的次元同時，史料之間產生二次元的，三次元的關係很多。在成一卷子的十通文書，從第一通到最裏面，互相持有二次元的關係，在前面舉出的下張文書在襖與屏風的骨，是從那一層重疊，在此無法詳述，把握三次元的位置關係是復元史料原貌及為了傳承的調查是重要的要素。
3.2.3計測值
文書與典籍大或小也是被文本化的史料，難以理解的事項。
在南北朝時代的文書在全國留下龐大的數目，在其中本文的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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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是一般文書大體不變，大的只是10公分四方程度的不同在小文書。南朝方的天皇綸旨也可看到，連絡役的武士隱藏在髮髻中秘密運送，俗稱「髻之綸旨」。小紙在事實上潛在的重要意義。「髻之綸旨」特別小的特徵，引人注意，大的素材，在最近成為文書紙料問題的學術研究，這也要再詳細調查原文書。
近年圖版等，同一尺寸的照片排列，再現大尺寸的感覺，記錄基本的數值，分析其素材。
只是，被重視歷史資料的是正確的值，當然「寸法觀」是必要的。特定類文書與典籍沒有一定，在某程度範圍都有，規範很大，當然前半與後半可連接，是寸法一致決定的證據。
3.3小節
以文本為主體的文化財，不僅是文本「實物」應含有自體的情報，文獻史學中容易漏失作為「實物」的情報。當然，歷史的文本情報是壓倒性的數量，，只是這樣的處理只是記述歷史的側面。可是，原本留下很少歷史的文化財的時代，，只是文本情報不完全，在近代及現代則有比較豐富的情報。
4文化財情報的「眼的共有」
1990年（平成2）在天臺修行的靈地參加了滋賀縣葛川明王院所藏的文書作為候補重要文化財的調查。明王院文書的時代周知是中世寺院文書，不用說其文書的調查、整理很頻繁，在大正時代與昭和30年代2次作了大調查，文書多收納在箱中，其中有網狀大的箱子，放入江戶時代的文書全被取出，在打蓋狀態下放置，在完全空出的箱子的麈埃掃除，筆者在邊緣從箱裏外注意，在底板裏有寫字，被認為「文保二」年的年號。文保二年（1318）是在葛川歷史中有名的堺相論展開時期，底裏的文章，當事者一人是關於明天院僧侶辯論的文書而製成的箱子，底裏的墨書，事實上黑的沒有寫任何，在蓋的表面也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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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看其累積的箱子，同樣形式同時代的箱子有3個，從箱子的發現，可想像只限於文保年間，特別留下很多文書。
調查者「因眼前所視流失情報」不少，相反的在當時，突然看到文字，此例是筆者偶然發現，一般情形會疏漏，一個是「在傳承文書的箱子很大」，今一個是「箱子不僅是容器，是情報的媒體」的事實。偶然見到的理解，開啟了發現情報「眼之共有」。
為看到「無法見到的情報」，「這樣的情報是什麼？」這是新的情報類型。在調查文化財時所作的「調查」報告，不可忽略掯報，要事前設定記述的項目，才可自在的完成調查報告。進一步在設定各種項目的調查報告，要有專門的知識作成專業的調查報告，實際上是受制於「可看到的眼睛」可能性很高。在設定項目及調查者習慣對「實物」的狹隘認知，自覺是必要的。
最近，筆者所屬的博物館為了管理資料情報，提案參考標準，來整理情報，並在現場有各種分類，分析學術的調查行為的手續及順序，對實物的認識，記述其問題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