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文悟，〈公學校的兩學科〉，《臺灣教育會雜誌》，第21期，明治36年12月，頁1～。
頁1
在前回所述，公學校教授國語與漢文兩難之事，並且我覺得漢文在臺灣並不普及。可是普及或不普及，其程度無法得知，因此對於漢文的存廢兩難，對於必要授課是否沒有絕對性。因此在臺灣漢文的讀寫、漢字的讀寫，並沒有人統計出來。可是，這樣的統計在日本也沒有，但義務教育對於就業的比例，大略可知。特別是陸軍省的統計，在徵兵檢查時，對其測試文字的理解力統計，是國民的一部分，一般的國勢調查上，這樣的統計實際上很難完成。所以在臺灣理解漢字漢文的統計是沒有的，這點至今沒有人有確切的論據，如前充苗栗應管內在日用文書的漢文使用無障礙，在十二萬八千（前號誤植為二萬八千人），只有十一人，作為樣本以其他作調查來推測，臺灣人總數是二百七十九萬六千人為例，僅二百四十三人。特別在臺北、臺南、彰人地區，以學問較盛，不可與其他同樣的基數來計算，只在百人數內外，不超過其增加數。
頁2
這樣來看，在臺灣可以自由的使用每天日常書寫的漢文，大概是三百五十人以下，這是很少的，讀者諸君聽到一定很驚呀，我也是很驚呀。可是這樣的計算，是最大的推估，或多或少，可以推測，大概不過份。今日的場合中，所謂買カブリもせず、見クビリもせず，公平判斷，稍稍有近乎實際的推測，在漢文教授與國語教授目的上，是很重要的。今天判斷的要件有二、三個，分述如下。
首先在苗栗十一人可以書寫日用往返的文書程度是如何呢，如尺牘、面談或秋水尺牘，與抄錄一樣，在這之間漸漸加入書寫的要件，有辦理事務學力的人，在這之中沒有加入，必定是自己的想法，可以自由寫文章及理解別人的文章。在一致的文字知識上，可閱讀及書寫，是很難的事，舉例如，目不識丁的人，連書寫自己的姓名及村名，都有其障礙。同樣的理由，可閱讀四書五經及至經史諸子及授課，郤無法使用日用往復文書，只是沒有學習嗎？可是在實用的學問考量下，與沒學問是一樣的意思。在臺灣的讀書人以往都是不注意實學，這是很明的的事，今日在實用的往復文書中，可自由使用其比例是很少的。在前述苗栗十一人中，令人驚呀。
頁3
並且在臺灣中所謂讀書人沒有書寫往復文書，知道的文字很少，大概是用來作詩，其詩多引典故，看到詩則羡慕其學問之深。這是一般人以為臺灣為漢文國的原因，這作詩的學問有別其他，全要有文字（典故），隨手作出有趣的文字，與我國古今著名的萬葉集的學者作品不同。就在這之外日本的詩歌，是隨手來作詩，如髮結床的煙草盒及湯屋的收納櫃台，隨手可得成詩，以日本人的學問來看是沒有國語的知識。就此而言是很有趣的話題，在東京或英國的傳教士到龜井戶去賞梅花，他們寫在小冊子及小紙片，梅枝低頭，傳教師問這是什麼，友人回答ボエトリー，在日本不問男女老少，以感覺來形容事物。ボエトリー是對人的顯示，傳教師很驚呀，在英國一般民眾沒有這樣的格調，並且文學不普及，對日本的偉大很讚賞。但是這不是文學的普及，日本人對歌、起句是無用的，只是一種當作趣味的安慰品。與之相同，在臺灣作詩歌，之所為漢文國，在龜井戶是令人驚呀同樣的道理。在事前所述苗栗少數的十一人，是不令人驚呀的。
並且在臺灣，人民是尊重文字，若有文字的紙，不忍丟棄細紙碎片，要完全燒掉，有成立惜字塔。
頁4
可是燒文字的習慣，不僅是尊敬文字，他們也有燒金銀紙的習慣，當然總之是尊重文字的習慣，一般的確如此。我所見的是文字的不普及的證據。他們是尊敬文字的稀少。以前日本人中老人對兒孫也嚴格要求對於紙的保存，但今日書本及印刷品增加，與早期的關係不同，成為自然粗末。以前日本，如燒金銀紙的習慣，一定亦起於燒字的習慣。大概是這樣的觀念，或多或少也是十分重要的，感覺不是起於尊敬文字。如貧民對五錢、十錢很重視，百萬圓資產的人對百圓、二百圓則視為很少錢。在臺灣人尊敬文字，是因為文字的貧民，如前述苗栗十一人是少數，不用驚呀一樣。
並且，早年居住臺灣的清國人章炳麟到東京時，停留在日本，外出無法用日語交談，拿著事先寫好要去的地點名稱，車夫看了此條子，無誤的將他送往目的地。因此章炳麟對於日本人下階層社會認識漢字感到驚訝，在中國可理解漢字的人中，賤民是無法懂的，只有氣派的大商人可以遣詞用字。以漢字漢文為本家的清國
頁5
如此，在離開繁華都市隔了大海，僅有二百年開拓的臺灣是無法普及文字。可是在前述，苗栗只有十一人的少數。
以今日所備的條件來推測，臺灣果真不是漢文國，所謂漢文國的意思是除了漢文之外沒有其他文字的土地，漢文實際上普及的程度很低。果真對漢文的程度低，在前號所載對漢文的第一個理由，是無價值的。總之，他們僅是對文字的尊敬，一般人民對漢文或假名是可有可無。人民的統治者政治及人民的先知教育者，他們的考量是以何種便利來決定，以假名代替漢文，沒有不滿，如牛雞、家鴨的卵如自己的孩子來擁有，若換假名文也是進入惜字塔來尊敬文字，而高興的去學習它。可是在教育者中往往推崇漢文，視漢文科為公學校的性命，是沒有用的道理，不通人情，有種類精神病。
是對於漢文的第一理由，其次第二個問題，即就臺灣人的實用性，如前述日用往復文書沒有困難，在臺灣只有三百五十人，對於實用有也好、沒有也可以，不用多言
頁
實用程度可斷定，但如此是無法滿足的。因為苗栗十一人及全島三百五十人，今日確實不止。以其數再擴大，也差不了多少，不是十一人的問題，比十一人程度低，大概是更多點。（未完）
前號所述，在公學校漢文科何時廢止是沒有問題的。在現在公學校教授漢文科是不完全的，大概是無用的，人民也沒不滿，不用多言，只有廢止的話，只配合當局者的斷行，其立論太弱。果然是忠言，可是今天的教育者沒有一定的論調，雖然當局斷行。結局是漢文的廢止是五年後或十年後，由輿論來決定。世人皆醉，唯我獨醒，漢文廢止，沒有效益。就我認為漢文科的廢止愈來愈急迫，此議論下回繼續。97.1.30

杉山文悟，〈公學校的兩學科〉，《臺灣教育會雜誌》，第20期，明治36年11月，頁3～7。

頁3
這兩學科是指國語科（日文）與漢文科，這兩個學科在公學校的學校中，保有非常的關係。可是其關係，如唇齒相依，郤無互助的性質，如黑白、長短，有反對的性質。面對這兩學科，來各別論述其共同的大問題，首先國言科，應是臺灣兒童的必修科，就修習而言，要研究最容易學習的方法，在學習上，如何提供實用的方法，正確的思考，施教的對應教材等是大問題。可是就漢文科方面，在施行初等教育的公學校兒童，並無必要授課嗎，又不授課直接廢止或不廢止嗎？或漸漸廢止，如對於鴉片制度的漸禁法，果真無法達到目的嗎，這也是大問題。就國語方面是積極的，在漢文方面是消極的。故就兩學科之間，素來是沒關係，但在公學校的教學科目中合併共存，勢必產生關係，必要合併論述之。
頁4
就國語在公學校最開始的學科中，臺灣人也認為應存在，今日是在非常重要的地立，在日本人當然也是一致認為必要的。可是，必要的程度，人人或多或少有不同，從這個不同點出發，一方向右，一方向左，最後到了漢文科，一方要保留，一方要廢止，產生了很大的差異。教廢漢文科與否，單就漢文科來論述，又在國語科必要上不無主張已足夠，從此方面來看必要廢止漢文科。進一步來看，漢文科的重要程度，比起自然、國語科來的低，我覺得有這樣的順序。以國語科是必要的。又漢文科也是必要的，實際上是不行的，必須一方是重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舉右的話，左方勢必是成為低的一方，都舉雙方，是都低的，兩個取一是必要的，如不取蚊也無取到蜂之意。
在這樣的情況下，何時也不能停止，因此限於不害國語的目的，得以教授漢文，落到此結局。教授漢文與斷絕授課，不外是以一理由來看，因此有著實力、實權的人決定，總之不是我們應討論的。可是，如何決定，應置於對方原有的得失，這是必要的。即在今日申明，在不違害國語的目的來教授漢文，是無理的，對於小孩的頭腦要容下兩種不同性質的東西，那一種不能沒有缺點。
頁5
但是一定要教漢卜，是無理的，唯一是統一國語與漢文，如將竹子接在木頭上，要下工夫。
故在今日公學校中，如國語與漢文的樣子，剛好，如一個家庭有養子與血緣的孩子，常常吵架，愛一方則有理由，必須好好的下工夫來仲裁，這是同樣的意思。在世間，養子與實子一同養育的情形很多，應以國語與漢文並教。這裡漢文是養子的意思，與實子要同樣養育，這是不明白，所謂「無分主妾，則危及嫡子」陷入安逸。然而，漢文即是養子有何證明：
第一、 臺灣素有漢文國之稱，當地人偏愛教授漢文。
第二、 漢文對現在當地人很實用，兒童學習以交換思想之用。
這二個是對兒童，此外漢文也是他們崇拜孔孟思想時，以日常語言溝通與連絡，易於學習，是有各種情形。這程度是不只一個理由，這是不偏左方（國語）考量下。只是不偏重，在世間不見重視義理的人，這是應憂心的，我對於義理的輕或重，敘述我看到的事實。
頁6
在前述，不以一方來考量。即主張漢文是如何，而主張國語又如何。首筅論其必要的人，以表來看的話，以下分別：
第一表
甲 漢文必要 臺灣人多數 日本人少數
乙 國語必要 日本人多數 臺灣人少數
這是不能解決的事，假如國語與漢文兩立的話，一定有一方要廢止，要保存哪一科。其次分割：
第二表
甲 漢文的保存 臺灣人多數
乙 國語的保存 日本人多數
然而第二表甲、乙的人一樣，進一步向甲方，問若廢國語沒有遣憾，又問乙方廢漢文沒有遺憾嗎？在臺灣今日的臺灣人是要知道國語，如下
第三表
甲 對於漢文全廢止有懷念 日本人少數
乙 對於國語全廢止有懷念 臺灣人少數

可是，在少數的日本人乙中，是受日本思想教化，少數的日本人甲是受臺灣文化影像，應以順序來看。從此可看，日本人認為漢文是必要的，但無法知道真正的面貌。實際上在初等教育，要廢漢文的是少數，受到日本教化的人是認為減少授課節數，為何來臺灣忽然主張廢止漢文，我認為「這是日本與臺灣風土不同」，在前述養子的理由，不能過是重視或輕忽。即是在第二表中，有著兩種極端的人，主張兩極端的想法，在論述廢止漢文或漸廢成最要緊的。第一，臺灣是漢文國來說，曾經在本會誌的雜錄欄，剛好有敘述，我是直接表示無法作到。為何能，臺灣在使用漢字漢文上的土地有不同，實際上使用漢文的地方很少。可是至今沒有統計，無法去判別，或者根據人的說法，在苗栗應參事的調查下，全管內自己可書寫姓名的有多少人，可寫日用的憑證文件及帳簿有多少人，並且有日用往返書寫沒障礙學力人數，僅十一人。可是苗栗廳有人口二萬二千多人，其中僅十一人是令人驚呀的，是否有算錯。只是一個例子，無法週查漢字漢文的普遍性。相反在日本施行漢字漢文的情形很多，在現在中學校，從第一學年起學習漢文有八萬八千人，其中在每年畢業的有九千五百人。在中學以上的學校，在學及畢業的學生中，假如外史氏說的可閱讀的人數，其數很多，是臺灣人無法達到的夢。所以臺灣是漢文國，僅是虛名。實際上在遙遠的日本才是漢文國。這是我對公學校漢文科所持的一個理由。我懷疑想到的之外有所輕忽。可是是如此，並且並沒有不足漢文的理由。我所懷疑的，要再研究。（未完）

頁23
尾辻：因為沒有見過安田先生，池田先生與臺灣銀行建築有關係嗎？
池田：臺灣銀行起初是勝田君負責。
尾辻：當時負責是那一組呢？一直到明治三十四、五年……
柳：主要是大倉先生的賀田組，田村千之助也在其中。
尾辻：今天田村作太郎的父親，從澤井組、堀內支店、高石組……
池田：濱口先生做什麼呢？
柳：以前的法院，當時濱口先生是事務所的人。
米重：有佐藤組，石坂先生在藤原組，濱口先生也在藤原組。
尾辻：濱口先生是刑務所職員嗎？
米重：進入藤原，比石坂早離開。
柳：我在法院工作時，濱口先生負責監督監獄署，我則受到紛爭事件，在自己的工作中沒有得到藤原組進入監獄置的拘留所中，進入了負責人的金庫而產生問題，從課長得到仲裁。
尾辻：主要的負責人是高田組、堀內支店、澤井組、大倉組等，我來的時候還沒有賀田組。
蔭山：賀田組我也曾工作過，實際上是在田村組。
尾辻：其次由誰來負責調查較適合呢？總之領臺當時公共的建築物著名的有淡水館、文、武廟，其他就是臺北郵局、劇場等，就較早的建物可談談嗎？
柳：臺北郵局被燒了。
尾辻：沒有，三十一年完工，四十五年被燒，臺北郵局是以磚瓦及土塊混合，在記錄中是三十一年完工。
羽牟：四十五年沒燒掉土塊製，只是純木造的。
尾辻：在這以前我也去遞信部查閱資料是在四十五年時被燒。
柳：四十五年，我因為到滿州，在這之前一度被燒，當時我與蔭山先生第一次一起在農事試驗場工作。
白倉，但是我是明治三十八年的，今日的郵局前的廣場沒人負責，高松豐次郎是在之前的郵局。
尾辻：之後四十五年燒的是木造的，不是讚山瓦，在復建後，我有一點記憶。
中村：燒一次。
木村：郵局燒一次，是在木造時期。
尾辻：土塊混用……
木村：這是不是更早的嗎？木造郵局在二小時間被燒完，今日的郵局是在之前的郵局，當時是十點左右。
白倉：但今日的郵局是近代所建造的。
井手：今天的郵局地點是蓋在郵局局長的官舍。
頁24
柳：我來時所知的是山崎，我在那裡負責監督，郵局被燒是在領臺時。
尾辻：之所以再建築。
柳：不是燒一次，我認為正確是燒二次。
宇敷：是二次被燒。
紺田：二次被燒，是郵局的人所說的。
尾辻：關於火災之後想再聽其他的，如淡水戲館是以前的社交機關，有誰記得呢？
羽牟：淡水館是在今天博物館與電力的附近，是二樓建築，當時是水川佐美治，他在別處開設夜間學校。
尾辻：是今天成淵學校的前身。
羽牟：淡水館是水川先生負責完成。
白倉：文廟、武廟是在我來時的三十八年，當時已存在，現在的法院位在武廟，女學校位在文廟。
羽牟：今天的總督府廳舍是在臺灣銀行的後方，可看到廟的是什麼呢？
白倉：這是作為賽車用地，真正面對廟是武德會，是大眾集會的地方，最後成為舞臺，臺北廳長佐藤以大聲
尾辻：這是陳氏的家廟，成為日俄戰爭的慶祝會時的歌唱場所。
白倉：賽車場是何時造的？
尾辻：在三十六年我來時已有了，作為腳踏車賽車場 等。
白倉：混凝土應該使用了。
柳：從香港來時，香港已用混凝土了。
羽牟：淡水館是我在營繕課時由山口先生負責設計，四、五個人實地測量，現在營繕課已沒有設計圖了。
尾辻：博物館位在一個大廟，是什麼廟。
羽牟：相當大的廟，是什麼廟。
白倉：是個人的祭祀公業即同姓所建，已沒有了嗎，狹小的房子是有大量的途中中學會。
尾辻：警察宿舍也有使用個人的廟，記載於「天后宮」明治二十八年八月出版的地圖。
羽牟：剛好在憲兵隊和醫學校之間。
尾辻：文廟、武廟是在明治四十二年時毀壞，在第一師範的內庭中，建起小小的屋頂的瓦棒祠，將文廟的像移到那裡，今天大龍峒町的文廟已不存在了，現在是大正末期至昭和初，由臺灣有志於文教人士出資所建。
白倉：當時是磚瓦造的廟或大稻埕、城內、萬華有很多建築，在領臺時沒有建築師父及煉磚瓦師父是臺灣人，日本人都回去了。
柳：主要是福州人來的師父。
頁25
白倉：因為戰爭都回去了。
池田：大部分不在了，或死了，留下的日本人在五、六年前已回去了。
木村：就淡水館而言，我在三十六年來時，當時是臺北太太的娛樂場所，每個月一次舞者跳舞，另方面是圖書館，淡水館是真的娛樂場所，三十八年兒玉先生凱旋時在此慶祝，是最後的一次。
尾辻：這不是一般大眾娛樂，是成為特別階級的社交機關。
木村：是的，今天在這裡的旅館是淡水館，這回是公會堂，作為彼此名片交換會，臺北紳士全部在此作為兒玉先生的歡迎會，臺北的紳士們全部參加演劇，當時紳士表現的場所與一般表演者的場所沒有不同，紳士表演的地方，是有二個場所。從此來看，應有二棟建物。
尾辻：這個壞掉了，是在市區改正破壞的。
羽牟：這個圖書館的長官是高橋。
尾辻：今天還活著嗎？
木村：鹿兒島的人，目前老先生一人居住。
白倉：這是淡水館嗎？
木村：我無法判定。
尾辻：這是所謂君士之交淡如水的意思不是嗎？。
木村：當時的總理大臣伊藤先生在任初期時完成，這時是淡水館。這裡書寫的數量在其他處也有書寫，因此恐怕伊藤先生沒有在此住過，總之這是唯一的娛樂場所。

白倉：當時沒有任何劇場嗎？
木村：有劇場。
尾辻：如臺北座、榮座像日本的表演劇場，兩方競爭下，可以去便宜的劇場，朝日座是在三十八年左右完成不是嗎？
中村：朝日座是在大正元年的大洪水時，我作為伊藤律師聽到浪花節而來，當時才知有此建物。
尾辻：不覺得有明顯的破壞嗎，朝日座是高松豐次郎的小劇場，他演出新戲劇，松井須磨子、川上音次郎等演出カチューシ及可愛的新戲劇。
宇敷：這不是被燒了嗎？
尾辻：這是鈴木學先生負責的有趣的建物，是雙斜坡的屋項設計。
紺田：榮座不大且容納的空間很小，這個小劇場是市村羽左衛門設計的。
尾辻：就石村先生和神戶先生在領臺後的燈塔建築有誰能談談，柳先生好像知道，最早時是清朝鵝巒鼻的燈塔，在二十八年九月左右開起燈火，這不是最早的燈塔，之後是北島燈
頁26
塔，這在大阪的第五次國內振興產業博覽會展出其模型引起當時日本話題，這是從石村先生那裡知道由青山先生與中根先生負責。
白倉：因此在北方的淡水之前的燈塔是富貴角燈塔。
尾辻：這也是領臺當時有的。
白倉：但是改建後的。
柳：改建的。
宇敷：富貴角是在大正九年左右，鐵塔都已腐朽了，我與栗山先生設計以鋼筋及混凝土加覆其上。現居臺南的高橋君當時也在場。
白倉：今天是混凝土。
尾辻：北島與アジンコート燈塔是改隸後新設置的，北島是十分危險的地方，畝傍鑑在這裡沈沒，在三十六年時的日本獎勵振興產業的博覽會也展示其模型，是很有名的燈塔。
梅澤：松島鑑沈沒是在此燈塔建造前嗎？
尾辻：松島鑑不是因航路而沈，是火藥爆炸引起的。
井手：北島燈塔最近在修繕，在晚上產生非常大的聲音，螺栓飛了出來，因為這個燈塔很差，因此在晚上飛出一根螺栓產生巨響，這成為長時間的問題，漸漸透過調查來修正改建的時間，規定夜晚某個時間，因為在夜晚與不好的氣味，而規定在一定時間，進一步在現場調查，是因為鐵在早上太陽上升時及下午夕陽西下時一直膨脹，新時間時膨脹又收縮導致螺栓，堅固的拱頂不產生變化，但若拱頂腐朽時因為膨脹及收縮時，螺栓就要被切斷，漸漸白天膨脹再收縮的拱頂被緊縮及繫住，此時同一時間被切斷，到晚上時因日間膨脹受到自然冷郤，半夜時變的堅固，可能變得剛好扭曲，而需要修繕，今日應對舊燈塔改善，奇怪是沒此問題。
尾辻：柳先生負責アジンコート的燈塔嗎。
柳：我與這個無關。
尾辻：這恰好是石村先生與土木的磯田先生負責監督，一方面建築港口，因為磯田先生的夫人病危而無法任職，之後海浪平息漸漸船入港，磯田先生來時，其夫人也過世了，磯田君知道這個建築還是不知道，記憶中技師有很重大的協議，似乎是悲傷的故事，燈塔看顧人也是很可愛，但關於建築燈塔的人也是負責非常困難的工作。
白倉：最後燈塔建在哪裡呢？
尾辻：最近是在三貂角不是嗎？
白倉：這是最後的嗎？
羽牟：嘉義有燈塔嗎？
頁27
尾辻：最後是板君監督草嶺的燈塔，是在井手先生任職課長的時代。
井手：三貂角在今天談也算是早期的，這是從鼻頭角完成的，這時燈塔的工作轉移到遞信部，此後由遞信部作了新的燈塔，則無法清楚。我在時的三貂角也是很新。
白倉：澎湖島在何處有建呢？
井手：澎湖島也有建，之後有不少，但是這離開了營繕課的管轄，鈴置君知道這方面。
尾辻：燈塔由現今臺灣神社的御造營負責，就早期刑務所總督官邸軍關係的建築，希望就七個人來談，其中一人代替神戶先生的柳先生來說些，尚池先生及米重先生若有記得，也可談一下。
蔭山：我來臺灣神社的御造營時，官邸的建築已完成了，當時的建築不了解，只有對刑務所有點記憶，刑務所位在原師範學校前今日的附屬小學校的位置，現今改變位置了，與這件工事沒直接關係的是高井石藏擔任主任，成為全部直營的檢查院檢查
柳：周圍的石牆是由田村佐太郎負責。
尾辻：這是使用城壁的石頭。
柳：是城壁的石頭。
木村：這大都是關犯人的。
蔭山：如此的話，要到刑務所的建築地禁止吸煙，這裡吸煙會嚴重取締。
畠山：是在哪裡設計的呢，可以談看看司法省
尾辻：在哪裡設計不知道，但當時聽說小松監獄長官談過，是十分豪華的東洋式監獄，當時計畫最初，是由何人在這裡工作，比起其他的關犯人機關還要豪華，這時的主計課鶠峽兼齊談到刑務所稱之為豪華的家不是嗎，此外其建築費用也被大部分的刑務所當作範本，作為其建築預算的規劃，但是預算的要求是相當激烈的。
蔭山：我來時，已完成了。
尾辻：這之後有聽說，但由兒玉總督選定地點，以犯人為工人。
木村：不是犯人，是用士兵當工人，總督以軍人來做。這是因為經費不夠，與今臺灣神社的明治橋共花了三十萬圓，這是我在日本議會文件中發現的，因此以近衛軍隊來執行工事，這是我在東京聽到的。
尾辻：明治橋似乎很有趣。
柳：這是總督無法爭取到架設明治橋的預算，這不是神社的東西，在基隆設一處鳥居的話，就如在國內般，因此預算才下來。
村：最後是七萬圓
頁28
當時的橋不是臺灣有能力造起。
尾辻：小松先生說臺灣人日本人可以造吊橋是愚蠢的，但十川技師設計完成，令臺灣人吃驚日本人也不是笨蛋。
畠山：這個社殿是武田先生設計的嗎？
井手：這個社殿設計是受伊東忠太指導的武田五一先生設計的，由他來畫上建築圖，一般是表現出建築名人如宮內省的木子老先生的風格。武田先生畢業時，以當時新人的身分加入自己的設計風格。不以傳統的木子先生的設計，在當時是不允許的，這是一般都要遵守的傳統。武田先生說，不以傳統的固定模式以我自己所認為正確的來設計，是武田先生在參拜神社時所對我說的話，是加上傳統的風格及一點新的樣式，不是緊守傳統。
蔭山：現場的主任是岡淺次郎。
池田：以前的州土木課長是堀內先生，但不是現場主任。
尾辻：就總督官邸有誰能談談呢？這是宮尾麟先生以設計的，「ウエらんだ」用鋼筋，但軌道加了混凝土，門不加鋼筋。
池田：醫專是在約三十八年完成的不是嗎？
尾辻：這時是醫學校，醫專是三十四年完成，其次是製糖會社勃興的時代，這方面只有蔭山先生嗎，增本先生住在南部，想聽您的意見。
增本：我是三十八年進入糖務局，負責監督麻荳製糖工場（後來改建為明治製糖會社）是今日的鹽水街的鹽水港製糖工場及宿舍的建築。臺灣製糖灣裡工場是負責當時臺南製糖，大體上當時完全沒道路，如從車站運輸以鐵道運送東西至製糖會社，其障礙是要直線通過田的中央，則不得地主承諾，如以木製三輪車來搬運材料，以附近的製瓦工場生產的磚瓦來建造製糖會社，從附近用輕便鐵道及牛車的石子、玉石及砂子，村上先生是任職廳長，這個人非常好大喜功，表現威嚴的人，當時鹽水港（今天的鹽水街）是所謂的鹽水港廳，臺北或其他地方出差回來，累積成「後面看不懂」
頁29
除了廳長不可通行，妨害通行的原因是令人驚奇的，這時的職工如木匠、油漆工都是日本人，當然如鋼筋方面的工人是從東京的芝浦來的，沒有一個是臺灣工人。一番製糖會社最初是在橋子頭，是以很破舊的房子改建的，後藤民政長官十分獎勵製糖，將舊式糖廓改成新式的製糖，以後漸漸的改善。從以前橋子頭就有臺灣製糖的說法，在鼓勵製糖下，有了鳳山新興製糖，先前所的麻豆製糖、鹽水港製糖是最初的工場，原先只是用鋼筋，材料大概是磚瓦製的小房子或木造屋，漸漸改成鋼筋。此時的製糖機器是德國製的，工場的建築都是機器配置關係來寫計畫書，考量建材，當時的糖務局田中與作設計建築，德國的設計都是鋼筋，鐵的材料來自八幡的製鐵所，但尚未完全產出，在日本的話以鋼筋來造屋子也是不多，鋼筋工人也要從東京來才有。最早是以磚瓦來建築的木造小屋，機械是德國從才有。三十年是最早，三十八、三十九年時以磚瓦造，四十年以後大體上是鋼筋建築。
尾辻：我在三十九年是瀧先生的助手在大目降（今天的新化）模範糖業試驗所工作，是政府為了獎勵製糖之名下所建築的小規模的模範製糖所，為了教育學徒，一方面耕作一方面也製糖，也培養組織，以磚瓦建造三層樓房子。這個機械很小，是示範用，我大約住了半年，因為瘧疾有半個月在休息，這時所有的磚瓦工、木工、油漆工都到臺北，由堀內支店來負責，工人也因瘧疾而休息，原定工事無法執行，調查患瘧疾的統計數據，並上報。這時瘧疾很盛，總之我和瀧先生都因此而損害健康，此工程改由野村課長來處理。今天增本先生說所糖務局的田中來修正，繼續工程，三十九年是我們任職，田中為後繼者，因為之前地震的原因，以今天來看模範工場有點脆弱，總之在現場以新設的窯來製造磚瓦，這時的牛車是以薄板車來運送，是唯一的搬運車，今天從新化的火車站的臺車，運送至現在新化町，因為日俄戰爭而大部分的工作停止，之後鋼鐵製的製糖場是在四十二年才完成。
增本：計畫都是德國設計以鋼筋來做，沒有鋼筋則以磚瓦來建，比較沒有建築的特色。
尾辻：屈尺的發電所及日本紅十字醫院、臺北水道等請池田先生來，這時屈尺的發電所柳先生知道吧，這個神戶先生在可能知道，在這裡是生蕃
頁30
會出草的說法，總之屈尺的發電所是第一的發電所。但今天來看是很小的，當時完成引起了大騷動，兒玉總督三十八年凱旋回來時，以這個電力裝設燈光，當然我在大目降出差，回廳中，用以歡迎的建設有四個完成，主要是種植相思樹的葉作為各業者的一個分配作為監督（？我看不懂），當時才二十二歲，以前的建築以福田先生知道，他是所謂的鳶之首。我負責停車場與今日本町的新高堂的四角的二個案子，受到福田的鳶的督促而有所進度，山口先生也是靠著福田先生的督促，此時大的絕緣體包覆著，特別製作的錐子「看不懂」，在現場被生蕃出草的情形，請柳先生談談。
柳：關於生蕃出草比起屈尺還早就有，在屈尺是太田組的工作人員，在屈尺之前，受命到龜山，那時我們六人受到命令到現場，要到屈尺時，在新店靠著巡查以上鏜的槍來護衛，到河川踏上石子，兩方與前後巡查以槍向著現場，回去後開始談契約，所謂的談合，其中當時的鐵道負責人大約簽訂契約，役所認為不可以，因此沒有繼續下去，之前契約是一人去簽，但就刑事是二人都有，我也有一星期以上的刑事，六個人為何不可以，為何要停止，於是這方面就中斷了，高石先生被生蕃取首是在這個地方的一個小屋子，這是土倉植林的事務所，在這被互相取首級的地方是笑話，在這個小屋子全被殺害了。
宇敷：全被殺了。
柳：大概都被殺了。
尾辻：這個發電所的建築設計是當時由美國回來的喜多川金吾設計的，今天仍存活。專賣局的鴉片工場的用柱型的樑，其中又有小的。以日本紅十字醫院而言，想聽羽牟及池田先生談談。
羽牟：這是池田及木村先生一起，這個工事是堀內支店負責，現場代理人後來由藤金物屋來負責，即是山本這個人。我是在三十七年七月被紅十字雇用，三十八年二月完成，其間設計主任是小野木先生，現場主任是田中泰吉、小山九三郎、佐藤四郎次、山下松太先生，我是位於助手，在主建物方面由小山九三郎負責，北側的病舍是佐藤，南方是山下來分擔負責。磚瓦及混凝土只有我來處理。
白倉：這比以前建築小的沒有嗎？
頁31
羽牟：都沒有大的田圃，從三線道直路外最初是紅十字醫院，休息時將附近的圳路水抽乾，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先生每天早上與妻子騎自行車到臺灣神社參拜，有時二人從神社回來會寄住在這裡，誰也沒見過，從這裡進入，在平面圖上可說明夫人在這裡，坐在椅子上遠眺，從早上八點起書寫有時大家晚到誰也沒見到，我一人被指派就業時間表與長官一起，在這裡很恐懼，還沒到這個時間，夫人每天來此，從後藤先生任職臺灣支部長開始，在工事中可以見到夫人。
宇敷：你很早就上班了。（笑聲）
羽牟：這個時候大多是日本技術工人，臺灣人是苦力搬運工，這件工事煉磚瓦是由薩田先生，仙先生說當時的日本工人技術很好，石屋是江頭這個人負責的，石工是臺北市中央市場的現場由我負責的，大約二十幾年。
宇敷：武田先生已不在薩田的店嗎？
白倉：之後他在中央研究所。
尾辻：這是四十一或二年。羽牟：總之這件工事是田中先生任職主任時，一人一間有五個人住的，這時是山下先生最初監督的，因磚瓦濕度不夠，基臺會脫落。
尾辻：臺北水道是濱野先生設計的。
羽牟：水源地有做過幾次在官舍的後方，由德丸先生負責，最初住在石棉的小屋。從那裡有鋼筋混凝土的倉庫，是直營工事，當時主任技師是森出先生，中根先生是現場主任，我是任職助手，有人說中村鎮是中村廣太先生的弟弟，在前往早稻田之前住在這裡，唧筒室由澤井組負責，牆壁下部以迴郎作石階梯，我從軍隊找工人，今天的沈澱池、淨水池是以鋼筋混凝土來作，十川先生是主任技師，本間四郎先生與磯田先生也在現場，因為鋼筋混凝土的工事是很稀少時代，沈澱池的暫時外框，總督府的土木課技師有不少人來參觀，在這個沈澱池的東方有不少漏出鋼筋，用草蓆來遮掩。
尾辻：請蔭山先生談一個臺灣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例如電話局，你的經驗談。
蔭山：開始是德見以土木來設計，由十川兩技師負責是苦心的設計，當然待命的是澤井組，這個在澤井市造氏自誇很有趣，這是我做的，也負責監督

若林正丈，〈矢內原忠雄與臺灣－圍繞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應用日語研究》，第2期，民國94年6月，頁1～22。

頁1
一、前言
矢內原忠雄（1893～1961年）從戰後的1951年到57年任職東京大學校長。就任校長前，歷任經濟學部及戰後新設的教養學部的第一任學部長（1949～51），擔任東京大學戰後再建設的一位教育者。並且，作為一個學者，盡力於設立東大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被選為首任所長，並創立日本國際經濟學會，成為第一任會長，確立了新學問的分門，由於經過戰爭的挫折，也為日本的社會社學再出發而努力。
一方面，對於日本近代史中流露的歷史事典風格，眾所周知矢內原教授是在大學作一個自由主義者批判戰前政府的對中國戰爭政策，並且事師內村鑑三是個無教會主義者的基督徒，熱心傳教。但是，他在1937年日中戰爭開始不久因在大學「矢內原事件」，被退職。
頁2
在東大擔任以前「殖民政策」講座，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此人。回顧以前，戰前東大是「東京帝國大學」，戰前日本稱「大日本帝國」，是擁有臺灣、朝鮮、中國遼東半島、塞班島、帛琉等舊德意志占領南洋群島等的殖民地的殖民帝國。戰前的東京大學（東京帝大）是「面向亞細亞」，與亞細亞有關的大部分，是作為「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
戰前的「帝國大學」，就字面意思是「帝國政府」直轄的綜合大學，它的學術研究與精英教育被期待成為「大日本帝國」知識的後盾，但完成這些期待，「帝大」教授們當然不僅是這些研究及教學。同時，也是透過消化及吸收近代西歐學術，作為在日本獨自近代學術的根本，打破學術自身的權威，與「帝國政府」的期待之間存在緊張感。
矢內原從1920年至37年間擔任「殖民政策」的講座，他的學問也在這講座中完成。「殖民政策」講座是以字面上來看，是作為維持殖民帝國存在為前提，研究統治政策的方法（殖民統治的技術），期待去啟發下一代的精英。實際上，在東京帝大輩出的畢業生中，有成為高級官僚來負責殖民地統治機關，或作為技術者負責水堤及水利設施，完成殖民地的各項建設。其中受教於矢內原的「殖民政策」課程的人很多。並且，理解矢內原的殖民政策，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基本方針「同化政策」，支持殖民地住民自治，展開殖民地獨立的議論，但不是主張打倒及要求殖民帝國立刻放棄殖民，期望殖民地帝國是自由的。這是指矢內原在擔負日本殖民地主義的知識權力。
頁3
可是在矢原內的課程中，從他的「殖民政策」擔任的實際學術研究來看，是直接與「帝國」原來的期待，產生了緊張對立的關係，有了衝突，作為學術歸學術，確立獨自的權威為志向，在時代條件的拘束下，仍堅持己見。

二、《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著作
矢內原忠雄的主要著作《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實際是長時期的創作。矢內原沿襲其師新渡戶稻造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殖民政策」講座，其後做了臺灣現地的調查研究，整理了1927年度的講義發表於《國家學會雜誌》與《經濟學論集》，之後由岩波書店刊行單行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當時著者36歲。當時臺灣總督直接禁止本書輸入臺灣，在日本本國，同時因1993年以後《滿州問題》（1934年），在當局的壓力下自己主動停止販賣。可是其中留學日本的殖民地臺灣的留學生，在圖書館及研究室中找作為「臺灣人知識的聖經」來研讀。戰後，著者死後岩波書店從刊行的《矢內原忠雄全集》第2卷（1963年）收入的文章中，在1988年復刻單行本（隅谷三喜男解說），進一步在2001年收錄為岩波現代文庫
頁4
而繼續被閱讀。
在外國，早在初版出版的隔一年也以中文譯本在中國大陸刊行（楊開渠譯，1930年神州國光出版社，部分譯稿也大在中國的雜誌刊載），戰後臺灣也有二種譯文出版（陳茂源譯，1952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刊，及周憲文譯，1956年臺灣銀行刊）。在臺灣的譯本從1980年代後半興盛起來，成為臺灣研究熱潮。當時俄國也有譯稿（1934年莫斯科國立經濟出版所刊行），矢內原想託人取得（扣在橫濱的海關）無法取得，戰後自己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看此書。英文沒有譯本，以殖民地理論為焦點，近年刊行矢內原的評傳。
在日本內外廣泛研讀《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在戰後學界及讀書界中，〈古典的日本社會科學一環〉（桑原武夫編《日本的名著》中央公論社，紹介此書）或〈臺灣經濟分析的高峰〉（1988年度版隅谷解說）等對於此書給於評價。
戰前36歲的年輕教授著作，為何有如此高的評價及研究呢？檢討《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成立，可以解答此疑問。在此之前，簡單回顧矢內原教授寫出此書的前半生。
三、矢內原忠雄的前半生
矢內原忠雄是1893年1月27日在愛媛縣越智郡富田村大字松木（今天治市內）出生。日清戰爭結果，臺灣割讓給日本成為殖民地的一年半前。矢內原家從忠雄的祖父時代開始行醫，父親謙一是在京都府立醫院（京都府立醫大的前身）學習，在愛媛縣時最初學習西醫。忠雄是在富裕的家庭環境中，在熱心教育的父親下，渡過十分自由的幼年時代，在日俄戰爭結束時1905年進入名校神戶中學。當時的神戶中學校長是鶴崎久米一，鶴崎成為矢內原信仰上的老師，在學問上以內村鑑三為斤，與新渡戶稻造是札幌農
頁5
業學校同期生（第2期）。透過鶴崎的教育，進入第一高等學校從學長川西實三得到內村與新渡戶的消息，並開始通信，之後在信仰上，並且間接成為人格形成的老師。
在川西的影響下矢內原，放棄與家業關係的醫科學校，目標放在第一高等學校，在1910年入學。學科是「一部甲類（英法科）」，同期入學的有細川嘉六、芥川龍之介、倉田百三，一年上時有近衛文麿、二年級有河合榮治郎、河上丈太郎、高木八尺、田中耕太郎等。入學後，由川西介紹進入新渡戶校長的讀書會，入學第二年，參加內村鑑三星期日時在自己家裡舉行聖經研究會，進入內村門下。以後矢內原事師內村，終生堅持無教會主義的基督教信仰。
1913年9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就讀，對財政產生興趣，而選了經濟學科，但後來轉到政治學科。在法科大學時，辭去一高校長，之後在東京帝大法科大學開設「殖民政策講座」（1909年開設，最初由新渡戶兼任）教授，回歸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後來回顧說「在大學的教授的課程中，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新渡戶先生的殖民政策與吉野作造先生的政治史。畢業時，與在學時內村鑑三的聖經研究會中認識的朝鮮基督徒成為朋友，希望能到朝鮮旅行，但考量家族因素，考試進入住友總公司。最初的工作是接近鄉里的別子礦業所工作，同時結婚並住在新居濱町。
但是，矢內原的新居生活不到3年。東京帝大在1919年從法科大學獨立出經濟學部，必須有新的負責人，並且新渡戶稻造決定就任新設的國際連盟事務局次長，空出「殖民政稱」講座缺，矢內原被選出繼任。1920年3月，回到東京帝大成為新設立的經濟學部助教授。在同年10月被命至歐美留學，在倫敦9個月，柏林約半年，在歐洲與巴勒斯坦旅行，留在巴黎3個月，經由美國在1923年回日本。學習的經驗，表現在回國後的授課及著述中。
頁6
回日半年後的同年8月昇任教授，10月起擔任「殖民政策」的授課。我們可以從此看到矢內原忠雄的學者風範。當時矢內原三十歲。
這時日本興起馬克思主義，在剛剛設立的經濟學部中，與盡力讓學部獨立的高野岩三郎門下的櫛田民藏、大內兵衛、細川嘉六成為「伙伴」，「自然的，即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學問風氣下磨練」。矢內原的第一篇論文是經濟學部的紀要《經濟學論集》（第2卷第2號，1923年10月）〈論シオン運動〉，引用聖經不少資料，「經濟學部的資深教授」不免對「矢內原留學時，可能不研究經濟」感到擔心，不久他提出浩瀚又斬新（從以前的殖民政策論來看）《殖民政策》（有斐閣，1926年，增補版1928年）出版，才安心。前者新渡戶的「殖民政策」的講課在東大的學內不受學問的評價。但在後繼者，「經濟學部的資深教授們」則有不安及期待。
四、矢內原的學術研究活動
戰後東大經濟學部，矢內原的「國際經濟論」講座（改為「殖民政策」）繼任楊井克己，矢內原的學問成績是在「殖民及殖民政策的理論研究」及「各個殖民地的實證研究」。前者的代表是前面所提的《殖民及殖民政策》與《人口問題》（1928年）；後者是《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為開始，《滿州問題》（1934年），《南洋群島的研究》（1935年），《帝國主義下的印度》（1937年）連續著作。就朝鮮來說矢內原沒有專著，初期只有〈朝鮮的統治方針〉（《中央公論》，1926年6月），〈朝鮮產米增殖計畫〉（《農業經濟研究》，第2卷第1號1926年2月，收入於《殖民政策的新基調》）。
這二系列的著作是從矢內原的學問方法歸納出來的，
頁7
並且是在大學授課時的著作。作為經濟學部的同事與矢內原相交四十年的大內兵衛指出「他的（《殖民與殖民政策》與《殖民政策的新基調》等的著作）建立起自己的系統，一個系統是作為事實的實證，從昭和起十年由自己到日本各地的殖民地去實際研究，就當地的人及資料來習得事實」。
大內說矢內原的授課是「系統」與「實證」相對應。「殖民政策」的講座是每週二回。矢內原在東大學習時，吉野作造每週二回的政治史課程，是總合成綜論及墨西哥革命史，「一回綜合說明，一回就個案說明」。後來成為東京都知事的經濟學著美濃部亮吉在1925年東大二年級時也聽過矢內原的講座。
並且當時《殖民與殖民政策》這本大著尚未出版，在授課時，也準備著作。授課是可分為理論與實際問題。理論方面，ローザ、盧森堡的再生產方式，以理論來證明帝國主義各國進出殖民地是必然的。作為實際的問題，調查愛爾蘭。
臺灣的留學生也列席於講筵中。在後述1927年矢內原的臺灣調查旅行負責導覽的葉榮鐘，在同年八月末到東京找矢內原「我以便服充任學生，若是可以的話，請允許我聽課」請求聽課。第二週，很高興可以參加聽講，在東大醫學部的臺灣留學生高天成也在聽講者之中。
頁8
在授課時的二十分鐘前來到第29號教室，在聽講著滿堂的狀況下很辛苦，從後面占第二列的座位。老師的名著《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在前一學期已講授結束，當日是以第二篇〈臺灣糖業帝國主義〉作為講授內容。課程中氣氛很好，在熱烈辯論中講述著臺灣的土地政策，在黑板書寫「清丈賦課」四個大字介紹劉銘傳的土地政策。在複雜的內容僅圍繞在四個字的土地政策，可是郤一目瞭然表現內容無餘，以文字之國來表現，令人佩服，至今仍有鮮明的印象。之後每週老師的講座我都參加，感到十分快樂，仍對此讚嘆不已。
在大學中，矢內原也開設「外國語經濟學」（現在一般稱為「經濟學原著講讀」）授業、演習及開講，根據學生的回顧，授業及演習有《金融資本論》、《資本儲蓄論》、《帝國主義論》、《國富論》、《經濟學原理》。在「外國語經濟學」及演習中，矢內原當作理論的吸收及鑽研。
將殖民地調查旅行是結合成演講與著作撰寫。根據其「年譜」，1926年10月到朝鮮、滿州，從27年3月至5月到臺灣，28年月至樺太、北海道，32年月再到滿州，33年8月第一次到南洋群島，第二年34年第2次調查旅行。其中大約從1個月至2個月的旅行。
從1923年就任教授，37年12月因為矢內原事件離開大學14年間，以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或授課－實地調查－著述－授課一直循環，來保持健康，不間斷的重覆著，開始《殖民及殖民政策》、《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在質與量都很重的著作，大約每年開始，下一年即產出。
頁9
五、「殖民政策學」中的矢內原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是矢內原忠雄以學問的姿態及日常生活方式產生出來。這是矢內原首先表現的學術制度，在其中有了「殖民政策學」的流派。
在被理解後，在日俄戰爭後「殖民政策學」成為日本學術學術理論。以明治維新後的「北海道開拓為背景，展開這個開端，同時領有臺灣開始摸索著體系化的日本殖民政策學，在日俄戰後殖民帝國成立（領有南樺太、獲得中國、關東州租借地，成為朝鮮的保護國及推進南滿州的勢力，促成一個額外的狀況，即是成為一門社會認知的學問）。在大學時，1907年在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設立「殖民學」講座，1909年在東京帝大法科大學開設「殖民政策」講座，前面是新渡戶稻造擔任講座教授時被任命的。在京都帝大法科大學時，1903年以後新渡戶也講授「殖民政策」的科目，但在新渡戶任職一高校長時離開教授一職，從1914年由山本美越乃來擔任此科目。
講座及科目是在官立大學及私立大學開設的，為了這個而有教科書及講義，進一步而翻譯歐美學者的著作及刊行。可是，當初日本人的著作實際上是源自歐美學者的論述及直接引述很多，並且這是當然的，「根據帝國主義諸國自然可知，只有殖民的目的、種類及殖民地統治的各種政策，都沒有對殖民地論調的批判，這是有利的。」「殖民政策學」是作為新加入殖民地主義國家的日本，講授是為了追趕歐美的統治技術而在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化。
可是，經過第一次大戰，在日本之外的朝鮮三一獨立運動、中國五四運動等的民族運動高漲，並且臺灣也興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的民眾啟蒙運動，日本則在大正民主主義狀況下，有了自由
頁10
民主的思潮，進一步社會主義思想及運動的抬頭，「殖民政策學之中也有批判潮流的抬頭，因為對現實的殖民政策的部分批判，最後全面否定殖民地統治」。
金子文夫認為矢內原的殖民政策論是「部分的批判」的「立於其頂點」，矢內原是批判馬克思主義為「殖民政策學」學問的基礎。即是矢內原的《殖民及殖民政策》有名的殖民政策三類型（由力量來支配「從屬主義」，謀求文化的融合「同化主義」、相互協同及提擕獨立的社會群），作為持有「自由主義」的理想，可是同時殖民在社會群地域的移動中肯定文明化的作用，在這之上伴隨著政治的支配領有關係而否定了「形式的殖民」，為了採用其獨特的論理，不直接否定殖民政策，形成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如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的細川嘉六（也曾是東大經濟學部的同事），批判矢內原「結局是與其他殖民政策學者一樣僅是資本家的階級利益代辯者」，於是作為矢內原的學者根據社會的存在而形成的制度「殖民政策」否定「為了資本家階級而必要的資本集中而研究海外發展的利害的調查」。
六、社會科學的地域研究的誕生
只是細川建立的學說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從外面絕對的否定
「殖民政策學」的存在，但沿襲矢內原的學術研究內容來看的話，殖民地統治的技術研究學出發，不是在不久孕育出「殖民政策學」脫胎換骨的契機嗎。
在前述矢內原的研究活動，「系統」或「總論」之外，存在「實證」或「特殊問題」。矢
頁11
內原的真正價值在後者。換言之，矢內原的學問業績是「殖民政策研究」從此作為「殖民地研究」的成果是適切的。矢內原在回想執筆《殖民及殖民政策》時的心境，是「有意思要做出新殖民政策的學問」，後著的「實證」或是「特殊問題」的業績來看是妥當的。
從此來看的話，矢內原的學問應得到別的評價。《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有了新視野，即在日本宣告了社會科學的地域研究的誕生。就「地域研究」從其觀點來選取地域（國民國家其特殊地方的一部分）而言，以跨學科的方法組合成複數的學問方法（歷史學與經濟學等），綜合明白其地域的個性，幫助對於社會中的其他地方的理解，作為其學問分野。在日本戰後，日本對外關係擴大複雜化同時固定。從「地域研究」的視野來修正的話，《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所謂「殖民政策」講座是從文化的制度內側在日本的大學中產生的殖民主義，破除留下的一層薄皮，向這個薄皮以新學問的形式成為胚胎而存在。
第一點，就研究的對象設定。就《殖民及殖民政策》的序所載其目的，「本書應是相同種類的書籍並列地位，在殖民及殖民政策的實質的研究，希望有小小的努力。即是我作為一個社會的事實的殖民及殖民政策的意義、對於殖民的人，特別是要明瞭殖民國對殖民地的利害關係、殖民者對原住者的影像、殖民的社會各種關係的特色」（點點是引用者，以下也是如此）。矢內原舉出的研究對象最早不是為了殖民地統治的技術，是所謂「殖民」的現象。《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來看，矢內原的研究對象不是嚴密討論臺灣社會，是以臺灣為地域社會存在的「帝國主義」行動的政治、經濟的現象，進一步引起的社會現象,

頁12
在這之中是補捉到何種「殖民」現象呢。《殖她及殖民政策》的第一章〈殖民研究學問體系的地位〉言到此點，以下敘述之。

我以社會的經濟活動作為殖民的本質，以殖民研究是無法得到國家學及政治學的一個分科。基於殖民的本質加入制約，成為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特殊研究的綜合。殖民研究是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特殊部門，但無法完全獲得結果。殖民是以一特殊的社會現象，作為一個特殊的綜合研究。
就今日地域研究方法，自覺不外乎必須提到前面所述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方法。對於特定地域適用的時候，是今日作為「地域研究」的一步。矢內原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序〉「對於日本的臺灣，經濟的要求是決定臺灣各種統治政策的最有力的原因」，以經濟分析為主力。可是同時本書有必要限定在歷史的敘述，也要以一章短述「教育問題」、「政治問題」、「民族運動」。可惜是「文化」的記述十分薄弱，臺灣人對於「國語」（日文）為中心的同化教育抗議，後來接觸蔡培火的《日本本國民的給與》，引用此內容，才介紹。給讀者顯示一個同時代的臺灣在「帝國主義下」全體性的樣子。
七、現地調查與現實－1927年的臺灣調查旅行
我認為這樣的現地調查是重要的形成矢內原的持有一個全體性的地域圖像。就矢內原現地調查，沒有持特別的方法論點，只是斷片的發言在戰後的「訪談」記錄「我走過的路」中「從玄關
頁13
進入，見到的人、與人交談」，對於別的介紹人，下面再述。
昭和二年到臺灣，在旅行時，沒有到臺灣總督府，也沒介紹拓務省，與臺灣人見面。因此我是在臺灣旅行，最初只是知道臺灣總督府的人。因為這樣，我自己想見的人、想看的東西及想聽的事青，並且從臺灣總督的朋友中，自然也看到、交談、也看到公司的關係。」
這裡所說「與臺灣人見面」是蔡培火。眾所周知蔡培火是在臺灣近代史中抗日民族運動的右派領導者，並且對抗日本語同化政策，提唱臺灣話羅馬字化的運動。其經歷是透過臺灣近代史而來。根據蔡培火的回憶，二人相見在1924年春天，當時蔡培火熱心在臺灣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最初與蔡培火的同志同志林呈祿在大森八景坂的家中拜訪。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不被總督府認可的一種穩健殖民地自治運動，蔡培火在矢內原訪問的前年23年末，剛剛由於成為臺灣同樣的運動的推進團體「臺灣會期成同盟會」的幹部，因為治安警察法，而被全面逮捕的鎮壓事件（所謂「臺灣治警事件」）。蔡培火及林呈祿也被逮捕，矢內原訪時是在假釋中。與這樣的人交往，是表明支持這個運動，採取對統治政策的批判，無疑是認為臺灣總督府有著警戒存在。前面所述，矢內原在此年十月到朝鮮及滿州的調查旅行，26年6月在《中央公論》發現〈朝鮮的統治方針〉（收錄於《全集》第1卷），批判總督府的專制政治，提倡設置「朝鮮議會」。
關於臺灣在下個月的《帝國大學新聞》〈二百萬市民與四百萬島民〉
頁14
為題的一文，強烈批判出東京市長轉任臺灣總督的伊澤多喜男，其文曰：
臺中州竹山郡臺南州斗六郡、嘉義郡之間竹林七千餘甲的所有權移轉至三菱之手，現住民二萬多人失去從二百年前來臺祖先繼承的遺產，最後成為資本家的農奴，不是在伊澤總督的統治之下嗎？不加入強制的青果同業組合不經過臺灣青果會社的香蕉農民，拒絕ば船會社香蕉二千籠自由進口到日本，在基隆碼頭腐敗，不是在伊澤總督的統治之下嗎？林本源製糖會社不公告甘蔗買收價格，割除原料採取的甘蔗區域，擁護這樣的行為拒絕，農民與警察之間產生衝突，因為如此有一百多名來檢舉，不是在伊澤總督統治下嗎？在臺灣發行的新聞是以日本人經營為主，不允許臺灣人可經營新聞，在東京臺灣人發行臺灣民報，也不允許將之移轉至臺灣發行，對於壓制臺灣民報在臺灣發行的政策，不是在伊澤總督統治下嗎？
不僅如此，從戰前的言論、學術自由的狀況觀察，矢內原的殖民研究，可以容易見到政治的「敏感的」天皇制及階級問題標準或是感性的的道理。東京帝大的教授「進入裡面的玄關」是必要的工夫。
矢內原在27年3月18日從東京出發，第2日從神戶向臺灣出航，在基隆受到蔡培火的迎接，第2日進入臺北，開始調查活動，4月28日又在基隆由蔡培火送行，途中由故鄉今治，5月6日回到橫濱。
成為官立大學的教授時無法進入「從表玄關」，所謂反抗總督府，根據總督府是不允許帝大教授的調查演講。由於蔡培火「（矢內原的演講）總督府的官僚是不喜歡的，矢內原先生東大的同期生在部長級地位的官吏
頁15
『矢內原！你早點回日本，我們苦心為國家在臺灣工作，不要多說了，早點回去』給與恐怖的流放文件，我見到時也只有苦笑」，有如此的一幕。
只是，「進入裡面的玄關」的臺灣現地調查，並不是沒有代價。矢內原自1927年3月至4月起訪問臺灣時期，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左右分裂在之後發生。左派是由於二林事件辯護，在布施辰治負責在各地催促舉行演講，矢內原在蔡培火導覽後在各地演講，1月時從急進團體奪回臺灣文化協會的指導權，排擊「右派」。由於臺灣總督府的規制，當時在東京發行臺灣人經營的週刊誌《臺灣民報》與蔡培火的立場接近，這樣是「矢內原博士的演講 受反對派的妨害 會場非理的騷擾」（《臺灣民報》第155號、27年5月1日），「全島各地雖受無理的夾攻，但德必不孤，人道終是不滅之真理」（《臺灣民報》第156號5月8日）。
「從裏玄關」進入，以上因為臺灣總督府關係者的冷眼對待，而有所覺悟，臺灣人內部的鬥爭也是矢內原較弱的。從臺灣寄送給妻惠子在4月16日的書信中所寫。
承諾演講10日在屏東、11日在臺南、12日嘉義、13日在彰化與臺中二地、14日在新竹、15日在宜蘭，連日的演講十分疲憊。特別的是我的演講引起警察的注意，因為導致由於臺灣人少數的反對妨害運動，沒有一方感到受苦，我是以愛臺灣的心，與對蔡培火的友情，因此承諾演講，結果是切斷痛苦。從途中停止在各地的準備，最後的數日以持有十字架的心情。在演講上各地都是有很多聽眾，起過1千4、5百人，門前有聚集小販，特定的日子聚集很多人。
頁16
八、基督教人道主義與對殖民地住民的同情
矢內原的大學親近的同事大內兵衛說到矢內原「殖民學的特色」，接下來簡單的說明。文中「自我」是大內自己擬的矢內原。或者，可能是大內與矢內原長時期交往中，實際上是矢內原自己回述的。
大概以學問而言，在研究之前的第六感。是指精神的、宗教的，也有如此不錯的靈感。……在自己的場合，是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刺激我走向真理。在一個真理下，我是絕對信賴它。真理是我自己的力量。以神道顯示我自己。我以殖民地的問題為問題，有所謂的第六感，居住的人民，他們的幸福，為了這個應建立的是神國的問題。這不是本國經濟利益的問題，當然這個利益給與殖民國的不幸，是要正式面對的問題。以此觀點可見其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時，比較具體的是檢討Rudolf Hilferding及ローザ・ルクセンブルグ及レーニン的帝國主義論。這裡含有多數的真理。並且建立觀念來對臺灣、滿州、朝鮮及南洋的日本殖民政策實地檢討。這大概對帝國主義是好的。日本的殖民政策是不人道的、不民主的。不是和平主義，從哪裡看都是戰爭主義。
周知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關於歷史發展及政治、經濟發展的學術的理論，同時由於人有世界觀、信仰，又基於如此而有革命運動的理論。矢內原也是基督教徒，與馬克思主義有何關係，是必須回答的問題。大內的觀察，矢內原的學說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個觀察是他的現地調查，不僅是研究的手法，基於基督教的人道主義，
頁17
對殖民地住民的狀況持有同情，徹底的關心。如，矢內原在朝鮮調查旅行之後寫〈朝鮮統治的方針〉，批判不認同朝鮮人參政的議論「在朝鮮旅行，路旁的石全部都要叫自由。石子有多少在呼喊自由，但警官視而不見。主要是不認可朝鮮民眾的參政，政府不允許其望，不可存有任何積極的理由。」，今天讀到此仍令人生氣。
之前從臺灣給妻子惠子的書信。圍繞在自己的演講，持續的抗爭而疲憊的矢內原，在宜蘭住宿，對於臺灣實際狀況的無能，自己感傷，可能在不經意的「被利用」，苦思下頭腦不清楚。可是，前記矢內原的殖民地臺灣的關心，不動搖有關臺灣人的及其觀點。事實，矢內原與蔡培火的臺灣人交往，支持臺灣人要求自治的立場並無變化。
4月28日矢內原在蔡的送行下從基隆出航，很快的回日本後，給了蔡一封長信。感謝蔡的友情及照顧，也鼓勵及同情蔡戰鬥的孤獨，並記下以「議會設置為目的的運動比起政治結社，獲得言論自由的機關是要先解決的問題，且遙遠重要」。並且，蔡馬上寄出從岩板書店出版對日本統治批判的書籍《給與日本本國民》的序，前述葉榮鐘去聽自己的演講。之後，蔡培火也去了上海，與蔡的家人繼續交往。矢內原死後，蔡培火感慨的敘述二人的交友過程。
在現實上當時的矢內原是堂堂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我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人，多數在臺灣的日本人是以「土人」來看待，但東京警視廳對我跟隨也不拘束，矢內原先生與我握手時，如兄弟般，同情我的境遇，也安慰我，回應我的訴求，以真實的心來看我們的政治運動，給與支持日刊新聞創刊的許可運動及社會文化運動等的改革行動。
頁18
九、作為反映臺灣人的「想像共同體」的鏡子－《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從與臺灣人的交往中的旅行調查為基礎寫成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已經有如此的敘述，成為戰前「臺灣自由主義的聖經」，從臺灣總督府禁止發行（因此禁止從日本進口）的處分。進口臺灣禁止發行的法律根據是「臺灣出版規則」（1900年2月制定的「律令」）。同規則第11條是「冒瀆皇室尊嚴，改變政體，又紊亂憲政」，並且「妨害安寧秩序，破壞風俗」而禁止發行。進一步，第12條「本島以外的帝國領土又在外國出版的文書圖畫，以前條各項認可，其中文書圖畫在本島禁止販賣印本的規定。」
臺灣總督府的出版檢查及規定在《臺灣出版警察報》第7號（1930年2月號，記載前一個月的處分相關訊息），刊載總督府警察的制定式的發行禁止的理由。前述出版規則第12條的妨害「安寧」是針對《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以下敘述之。
第一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第二編臺灣糖業帝國主義，分為臺灣的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是受論政治教育民族運動等及引用的範例，摘錄了以前禁止蔡培火著「宣告日本國國民」等的偏見的觀察。
○ 臺彎的經濟開發是總督府督熱心勸誘資本家的投資，對日本資本家與臺灣人，可是兩者的投資效益是有差別的，日本的資本家有企業的支配及實際權力，臺灣人單單是出資者，由政府獎勵勸誘成立的公司吸收了臺灣人的資金及努力，日本的資本家成為公司的經營者及實權者，主要獲得公司的利潤（配股及分紅）。
頁19
林本源製糖會設立經過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 臺灣的事情是印度ホトデハナクトモ尚印度的，殖民地的教育高等教育比起初等教育較不被重視，是為了培養統治的助手，同時也是為了方便統治而對一般庶民實施愚民政策，這是以印度為例，個別差異即高等教育是殖民者（日本人）獨占。
限於所見，肯定的引用蔡培火對統治批判的著述，論述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設立經過及批判殖民地教育現狀，可能是在臺灣的禁止理由。《臺灣出版警察報》是謄寫版的粗糙印刷品，固定式無趣、枯燥的記述。這樣的型態是只作官方日常性工作的累積，殖民地國家的壁，說服抗議運動人士及受到制約，以殖民地支配的姿態來犧牲。矢內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也在戰前的臺灣受到阻擋，臺灣內部一般是無法買到。
但是，近年閱讀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的國家主義論《想像的共同體》，近代文化的人工產物（cultural artefact）的國家（nation）是作為達到「想像的」主權的共同體，為歷史的基礎，以前殖民地在地域上有所謂「殖民地的巡禮圈」的存在。以殖民地統治地或為中心與持有階級的行政官僚系統，與這樣相似的殖民地教育體系、人生，從大多數的外圍往中心形成階級，有著一群土著階層的形成，他們是殖民地大的政治圈ネイション被「想像」成社會的基礎。長論中，古田元夫（越南研突）的解釋。
頁20
根據西歐的X國的支配殖民地支配，所謂A B C D四個地方住的不同民族集團，「偶然」成為一個單一支配下的場合。在殖民地支配的基礎，修習學業在官僚制上可佔較高的地位，禁止像在以前的人們在自己的出身地如寺院或寺廟學習，必須以首都的作為最高的編制學校學習。在A出身的學生。B是某一個大町的中學校。C是在地方為中心都市的高等學校，再到首都的大學，不只是A B C三個地方，也有從D來的學生。綜合其外觀A B C D四個地方出身的學生，「為何我們在一起在這裡呢？」有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何，我們是X國的殖民地的原住民有著共有的命運」，並無法得到解答。進一步，在大學畢業，進入官吏生活在A出身的人，最初在B地作為書記，其次到C作係長，再到D作地方課長，回到出身地A為局長，最後在首都發達。進入首都一步步的以官僚成長，是對人生的期待。可是他的人生頂點，郤是在首都由本國殖民省派遣的年輕人之下，他是「殖民地的原住民」，在最初阻擋了登上本國殖民省的出世階段。這樣的狀況，通往教育制度及官僚制度是他的人生歷練，在X領有的殖民地的組織中循環著。這樣人生的旅程是「新的巡禮」，「偶然」加入X領有的殖民地的行政單位，「我們是○○人」有新的感覺，而形成國民意識。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出版是在昭和初期，可見當時的臺灣史，由於日本近代開發殖民地統治的「成功」因素，意味形成「殖民地的巡禮圈」的行政體系與教育體系，已經有完整的形態。在這個「巡禮圈」中旅行，被統治的民族中的一部分（總之臺灣的知識份子作為這些統治的預備軍的學校學生），清楚潛在的有著臺灣大的「想像共同體」的成員
頁21
在臺灣社會顯露出來。
之前由於研究方法在戰後的學術界中確立了地域研究的萌芽，《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同時代的臺灣，果然是「帝國主義下」有這樣的狀態，顯示出其全體給讀者。這樣記念性的著作，而著作身為支配民族的一員，並且是統治階層教育機關的教授，基於一貫的方法，產生了「從裏面的玄關進入」的觀點有了綜合的論述，在臺灣大的旅行，客觀的表示了與殖民地支配者與支配的客體的變化，這是潛在的臺灣大的「想像共同體」的成員，將「帝國主義下」現實臺灣的全體性姿態表現出來。
由於臺灣總督府不能放過異議，在《臺灣出版警察報》指出其對臺灣統治的帝國主義的批判，其可視化的一定全體性不是有著喚起持有臺灣像的同時代臺灣人的力量嗎？在臺灣無法取得此書的臺灣精英之前留學日本學生不是有著「想要讀的欲望」理由嗎？要證實閱讀《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臺灣精英喚起「想像的共同體」的印象是很難的。可是，此書是殖民地被支配民族的精英臺灣人留學生是「臺灣人精英的聖經」想要閱讀的背景，可能設定此書的歷史方面有著「反映臺灣人想像的共同體的鏡子」。
在最前面的地方，敘述矢內原學問是從期待「帝國」直接的責任與其緊張關係確立其志向。在日本的殖民地支配中，矢內原開始其學術活動，至日本殖民帝國已經過四半世紀(?)以上。以上來看，矢內原「殖民政策」的重點是殖民政策的理
頁22
理論化，殖民地研究，總之在領有臺灣四半世紀，經過成為朝鮮的保護國15年以來，所完成的結果，是以學術檢討日本殖民地的現實，根據矢內原自身的論述「理解事實的意義」。於是，由其學術成果，對早期「殖民政策學」作了脫胎換骨，對戰後日本的地域研究，總之建立起戰後日本學術的理解基礎。97.1.16

頁181
一字の花押181
一字花押－181
　型によってまとめてみると、大臣の花押に関する限り、一字の花押すなわち名の一字もしくは姓の一字を用いたが圧倒的に多い。
　まずの一字を用いたものとして、井上毅の花押（図14）は「毅」に底線を加えた簡明なもの。次に陸奥宗光の花押（図15）は明らかに「光」。ただ筆順は通常の書方とちがい、図16のような順序で、二つの点が最後にくるようである。創設期日本海軍の重鎮仁礼景範の花押（図17）は「景」で（図18）、終筆に当る右下部を大きく張り出しているのは前述
大臣的花押，一字花押是指名字的一字，可能用姓的花押佔壓倒性多數。
首先以名為一字的花押，井上毅（圖14）用「毅」加上底線，十分簡明。陸奧宗光的花押（圖15），明白是「光」。只是通常書寫的筆畫順序不同，圖16的順序，最後加二點。日本海軍創設者重鎮仁禮景範的花押（圖17）是「景」（圖18），最後筆是右下部外張，如前述
頁182
した江戸時代の型の名残りといえようか。日露戦争終結のボーツマス条約で日本代表をつとめた小村寿太郎の花押（図19）は「壽」の草体に底線を加えたもの。次に自由民権運動期の代表的政治家、板垣退助の花押（図20）は「退」と見てよいだろう。図21に点線で示した終筆が辶の一部とも、艮の一部とも見え、あるいは両方を兼ね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現職の首相で最初にテロの犠牲者となった原敬の花押（図22）は「敬」の偏部「苟」の草体（図23）を形象化したものと見られる。次に、文部大臣としてよりも、風格のある帝大総長として知られる浜尾新の花押（図24）は
留下江戶時代殘留的外型。日俄戰爭結束，負責ポーツマス條約日本代表小村壽太郎的花押（圖19）是「壽」的草書體加底線。自由民權運動時期代表政治家板垣退助的花押（圖20）是「退」字，圖㈱虛線以「」為最後筆畫，左上二點是「」的一部分，也可見到「艮」的一部分，或兩者兼有。現職首相最初被暗殺的犧牲者原敬的花押（圖22）是「敬」的偏旁「苟」的草書體（圖23）的形象化。作為文部大臣有風格的帝國大學總長濱尾新的花押（圖24）
頁183
「新」の草体（図25）の変形。これと似た作り方に、大正末から昭和にかけて宮内大臣・内大臣に任じ、二・六事件で危うく暗殺を免れた牧野伸顕（吉田茂の岳父）の「顕」の花押（図26）がある（なお、第Ⅴ章一三六―一三八頁参照）。
　東京駅頭、血盟団員の凶弾に斃れてついに再起できなかった首相浜口雄幸の花押（図28）は「雄」字で、「隹」の終筆の横線を長く引いて江戸時代以来の型にまとめている。五・一五事件で斃れた首相犬養毅の花押（図29）は「毅」の草体（図30）に底線を加えたもの。同じ字を用いても井上毅のものと比べて洗練された感じを受ける。ついで二・二六
是「新」的草書體（圖25）的變形，與其相似的作品是從大正末到昭和任職宮內大臣、內大臣在二、二六暗殺事件免於被暗殺的牧野伸顯（吉田茂岳父）以「顯」為花押（圖26）（參照第Ⅴ章頁一三六－一三八）
東京火車站因血盟團員的兇彈擊斃的首相濱口雄幸的花押（圖28）是「雄」字，最後筆畫是以「隹」結束，底線橫長，是江戶以來的樣式。五一五事件被擊斃的首相犬養毅的花押（圖29）是「毅」的草書體（圖30）加底線。同樣的字，井上毅的字更洗練。二二六事件
頁184
事件に斃れたない大臣斉藤実の花押（図31）は「実」の草体（図32）だが、「毋」の運筆（図33）にちょっと工夫を加えている。また近衛文麿の花押（図34）は「文」の古体「□」を用いている。最後の元老西園寺公望の花押（図36）は「望」の草体そのもの、清浦奎吾（図37）は実線部分が「五」、点線部分が「口」を表す。清浦はこの花押を少し変えて全体に丸い感じ花押（図39）も用いた。「腕の喜三郎」最後の政友会総裁鈴木喜三郎の花押（図40）は「喜」の草体（図41）、「選挙の神様」の異名通り凄腕の内務大臣安達謙蔵の花押（図42）は「謙」の草体（図43、「兼」の終画を長く引いて底線とする）、独ソ不可侵条
被擊斃的內大臣齋藤實的花押（圖31）是「實」的草書體（圖32），以「毋」來運筆（圖33），有加入一點工夫。近衛文磨的花押（圖34）是「文」的古體「」。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的花押（圖36）是「望」的草書體，清浦奎吾（圖37）的實線是「五」，虛線是「口」的意思。清浦的花押很少變化，整體的感覺似圓形（圖39）。「鐵腕喜三郎」最後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的花押（圖40）是「喜」的草書體（圖41），，有「選舉之神」的異名厲害的內務大臣安達謙藏的花押（圖42）是「謙」的草書體（圖43「兼」的最後筆畫拉長成為底線），發表德蘇不可侵犯條約
頁186
約の発表に為す術を知らず、「複雑怪奇」の語を残して政権を投げ出し平沼騏一郎の花押（図44）は「騏」の草体（図45）に底線を加えたもの。法学者から官界に入り文相・内相ついで宮相に任じ、枢密院議長となった一木喜徳郎の花押（図46）は「徳」の草体（図47）を形象化して、終画を長くして底線としたもの。検事総長・大審院長から広田内閣の司法大臣となった林頼三郎の花押（図48）は図49の実線部分が「束」に当ることは明らかだが、点線部分が「負」を表すかどうか、にわかに断定できない。ともかく「頼」を採って形象化し、底線を加えたものというってよい。
　次に姓の一字を用いたものをあげると、明治の政治家の随一の名筆を謳われた副島種臣の花押（図50）は「副」の一字である。図52イの右上部の点線部分が「□」で、同じく実線部分が「□」であろう。運筆はなかなか凝っていて、図52ロのように書いたものらしい。（東京）帝国大学の文科大学学長・総長を経て伊藤内閣の文部大臣たなった外山正一（ゝ山）の花押（図53）は「外」の草体（図54）を少し変形させて（第一画を長くて、縦線を短くして）「分」の草体（図55）と見まがう形にしている。降って太平洋戦争敗戦直後の外務大臣として、米艦ミズーリ号上で降伏文書に署名調印した重光葵の花押（図56）は「重」の草体
留下「複雜奇怪」的話於政權上的平沼騏一郎的花押（圖44）是「騏」字的草書體（圖45）加上底線。從法學入官界文相及內相，任職宮相，成為樞密院議長的一木喜德郎的花押（圖46）是「德」的草書體（圖47）的形象化，最後以長底線為結尾。從檢事總長、大審院長成為廣田內閣的司法大臣林賴三郎的花押（圖48）是圖49的實線為「束」，虛線為「負」，一時無法斷定，此外「賴」字是採形象化，加上底線。
其次是用姓的一個子，明治政治家中的第一名筆副島種臣的花押（圖50）是「副」的一個字。圖52的右上部虛線是「」，同樣的實線是「」。運筆中凝聚力量，圖52如口的樣式。經歷（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長、總長的伊藤內閣文部大臣外山正一（ゝ山）的花押（圖53）是「外」的草書體（圖54）變化較少（第一畫長，加短的縱線），其形是「分」的草書體（圖55）。太平洋戰爭戰後之後成為外務大臣，在美國艦上密斯理號簽下投降書的重光葵花押（圖56）是「重」的草書體
頁189
（図57）で、少し左に傾けてあるのが一工夫といったところ。
　一字の最後にあげたいのは、健全財政を堅持して軍部に憎まれ、二・二六事件で殺された高橋是清の花押（図58）である。これは明らかに「恭」の形象化であって、姓名にない字であるから、高橋にとって特別の意味をもった字と考えられる。

　二合の花押

伊藤博文の信任を得て大蔵大臣・逓信大臣に任じた初期政友会の重鎮渡辺国武の花押（図59）は、図60の実線部分が「武」の古体
（圖57），向左一點點傾斜，是其工夫。
最後舉的一字花押，是堅持健全財政，憎恨軍隊在二二六事件被殺的高橋是清的花押（圖58），可知其是「恭」的形象化，不是姓名，對高橋是有特別的意思。
二合花押－189
得到伊藤博文信任，仕職大藏大臣、遞信大臣初期政友會的重鎮渡邊國武花押（圖59），圖60的實線部分是「武」的古體
頁190
で、点線部分が口（くにがまえ）で「国」を表す。外交官出身で寺内内閣の外務大臣となった本野一郎の花押（図62）は、上の横線（天）が「一」、中間の半円と右の点で「ら」＝「郎」、これに底線（地）を引いて明朝体にまとめたもの（後出の鳩山一郎の花押参照）。初期自由民権論者で、明治三十一年大隈内閣の逓信大臣、林有造の花押（図63）は「有」に「造」の「辶」を加えたもの。桂・山県系の官僚で内務大臣から内大臣に進んだ平田東助の花押（図64）は、図65左の点線部分が「東」の草体（図66）、右の「ゆ」に見えるのが「助」を表わし、これに底線を加えたもの。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に立役者、憲政会初代総
虛線部分是口（國字），表現國字。以外交官出身任職外務大臣本野一郎的花押（圖62），上橫線（天）是「一」，中間的半圓及右邊的點是「ら」=「郎」」，底線（地）是成明朝體（參照後來的鳩山一郎的花押）。在初期自由民權論者，明治三十一年大隈內閣的遞信大臣、林有造的花押（圖63）是「有」及加上「造」的「」。桂、山縣系官僚，從內務大臣進昇到內大臣的平田東助花押（圖64），圖65左邊的虛線是「東」的草書體（圖66），右邊是「ゆ」，表示「助」，再加上底線。
大正民主主義的創立者，憲政會初代總裁
頁191
裁として大正十三年首相となった加藤高明の花押（図67）は、図68左の実線部分が「高」の花押（図67）は、図68左の実線部分が「高」の一部「日」、点線が「月」の草体（但し終筆は底線に代える）。なお「高」を花押化する場合、中間部分「日」を採る例は古く北条高時、足利高氏に見られる（一二九頁、図77参照）。台湾民政長官、満鉄初代総裁を経て内務大臣となった後藤新平の花押（図70）は「新」の草体（一八三頁、浜尾新の花押参照）に「平」をそのまま重ねた形で、平凡な面白味のない花押である。文部官僚から立身して文部大臣・枢密顧問官に昇った岡田良平の花押（図72）は図73中間の「ら」が「良」を表し、上下の点線部分が天地二線で「平」を
成為大正十三年首相的加藤高明花押（圖67），圖㘸左邊的實線是「高」的一部分，虛線部分是「月」的草書體（終筆以底線替代）。「高」的花押化，中間部分以「日」為例，是古代北條高時、足利高氏（參照圖77,頁一二九）。經歷臺灣民政長官、滿鐵初代總裁，成為內務大臣的後藤新平花押（圖70）是「新」的草書體（參照頁一八三，濱尾新的花押）與「平」字重疊，是平凡沒有趣味的花押。從文部官僚立身為文部大臣，再進昇到樞密顧問官的岡田良平花押（圖72）是圖73中間的「ら」表示「良」字，上下虛線是天地二線
頁192
表す。「平」を花押化する場合このように天地二線で表すのは、古くからの技法である（縦線を用いる場合も天地の間に収めて、下に突き出さない）。
　明治三十一年憲政党創立委員、ついで農商務大臣となった大石政巳の花押（図74）は難解で、以下は全く試案にすぎない。すなわちこの花押を裏返しにして、左に九〇度倒すと図75のようになる。これの点線部分（但し終筆のＵ字形を除く）は「巳」と読める。すると上部の実線部分は「正」を表すのではないか。そして点線終筆（Ｕ字形）は、倒置した場合の底線に当るから、いわば形を整えるための補助線ではなかろうか。
表示「平」，「平」字花押化以天地二線，是古代的技法（縱線在天地間收納，不突艸）。
明治三十一年創立憲政黨委員，成為農商務大臣的大石正巳的花押（圖74）很難了解，無法全部解釋。這個花押是翻面，再向左九十度傾倒，成為圖75。虛線的部分（最後筆畫是U型）讀成「巳」。上部實線的部分不是表示「正」字嗎？如此的話以補助線整形。
頁193
降って、官僚から政界に入り、浜口内閣の文部大臣、のち東京市長となった小橋一太の花押（図76）は「一太」の二字をそのまま形象化したもの。外交官で敗戦時の駐ソ大使佐藤尚武の花押(図77)も名の二字を用いたもので「尚」を左に、「武」の草体「む」を右に並べたもの。また、満鉄総裁から近衛内閣の外務大臣となり、訪独の帰途、ソターリンと日ソ中立条約の締結に成功した松岡洋右の花押（図78）は図79のように「洋」と「右」を重ねた形である。この場合、「羊」の縦線は「平」の場合と同じ下に突き出さないで、終筆が底線の形となっている。厚相・文相を経て内大臣となり、東条英機を首相に指名し
從官僚進入政界的濱口內閣文部大臣，之後成為小橋一太的花押（圖76）是「一太」的形象化。在戰敗時駐蘇大使佐藤尚武的花押（圖77）用名的二個字，左邊是「尚」，右邊是「武」的草書體「む」，兩者並例。從滿鐵總裁到近衛內閣的外務大臣，在訪德歸途中，與斯坦利締結了日蘇中立條約的松岡洋右的花押（圖78）是圖㜹「洋」與「右」重疊，「羊」的縱線是「平」一樣，但下面未突出，以底線為終筆。經歷了厚相、文相的內大臣，受東條英機指名為首相
頁194
た木戸幸一は「幸」の草体（図81）に「一」を加えた簡単なもの。
　強いて分類すれば名の二合といえるものに、長州閥の雄、明治二十四年松方内閣の内務大臣品川彌二郎の平仮名花押（図82）がある。品川も幕末期には図83のような、諱（日孜）の一字「孜」を形象化し、天地二線を加えた花押を用いたが、大臣時代の内閣文書には「や」に「じ」を重ねた花押を用いた。
　三字の名をもりこんだ花押に、内務官僚出身で東条内閣の内務大臣となった湯沢三千男のものがある（図84）。これを分解すると図85のようになる。真上から下ろした縦線はあるいは「力」の終画であろうか。
的木戶幸一的花押（圖80）是「幸」的草書體（圖81）加上「一」是簡單的形體。
要強烈的分類二合花押，長州閥的雄，明治二十四年任松方內閣的內務大臣品川彌二郎的平假名花押（圖82），品川也是幕末的花押（圖83），諱（日孜）的一字「孜」形象化，加上天地二線，在大臣時代的閣議文書以「や」及「じ」重疊使用。
盛行以名字三個字的花押，出身內務官僚成為東條內閣的內務大臣湯澤三千男（圖84）分解成圖85，從上直下的縱線是「力」的取後筆畫
頁195
　次に、同じ二合でも姓の二字を用いたものがいくつかある。まず改進党系の代議士で第一次若槻内閣の商工大臣、ついで衆議院議長となった藤沢幾之輔の花押（図86）は、図87左の実線部分が「藤」の草体、右の点線部分が「沢」の旁部の草体（図88）で、縦線を「藤」右位置に移して、「沢」の「□」を兼ねさせた形である。もう一つ、外務大臣として太平洋戦争の開戦と敗戦に直接かかわった東郷茂徳の花押（図89）は、図90左の実線部分が「東」の草体（一九〇頁、平田東助の花押参照）、右の点線部分が「郷」の草体（図91）である。
以姓二字的二合有幾個例子，首先改進黨的代議士第一次若槻內閣的商工大夫，成為眾議院議長的藤澤幾之輔花押（圖86），圖87左邊實線是「藤」的草書體，右邊虛線是「澤」的偏旁的草體（圖88），縱線移到「藤」的右邊，兼「澤」的「」。與太平洋戰爭開戰與戰敗有直接關係的外務大臣東鄉茂德的花押（圖89），圖90左邊的實線是「東」的草書體（參照頁一九○的平田東助花押），右邊虛線是「鄉」的草書體（圖91）。
頁196
　草名
草名花押－196
名前の独特な崩し方で、草名とよぶべきものに桂太郎（図92）と伊東巳代治（図94）のものがある。桂のものは「大」に左下の点を加えて「太」、縦線（点線部分）が「郎」を表す（図93）。伊東巳代治のものは、分解すれば図95のようになる。「巳」と「治」はほとんど点になり、「代」は縦線二本と点で表される（筆順では「代」の点が最後に打たれたらしい）。独
　伊藤博文直系の官僚から立身して枢密顧問顧問官となり、「憲法の番人」をもって自任した
獨特的以崩字書寫的名字，稱名草名的桂太郎（圖92）與伊東巳代治（圖94）。桂太郎的花押「大」下面的點是成「太」字，縱線（虛線的部分）是表示「郎」（圖93）。
伊藤博文直系官僚立身的樞密顧問官以「憲法的番人」自居的伊東巳代治，分解成圖95.「巳」與「治」大約是點，「代」是二條縱線，
頁197
特な形象化と筆勢とがあいまって出来上がったこの花押（草名というべきか）は、明治以降の花押界の傑作ではなかろうか。
　ローマ字の花押
　学者・外交官その他の西欧の間に人気のあったらしいローマ字の花押をあげてみる。
　幕末に渡英して数学を修め、明治三十一年東京帝大総長、ついで文部大臣となった菊池大麓の花押（図96）は彼のイニシアルＤ・Ｋ（図97）の組み合わせである。
　明治末から大正初年にかけての代表的外交官、石井・ランシング協定で知られる石井菊次郎の花押（図98）は図99の実線部分が「Ｋ」、点線部分が「Ⅰ」で彼のイニシアルの組み合わせであろう。次も外交官で犬養内閣の外務大臣となった芳澤兼吉の花押(図100)は彼のイニシアルＫ・Ｙの下に「吉」をつけたもののようである（図101）。
　次に日銀総裁・大蔵大臣となり、昭和七年血盟団員の凶弾に斃れた井上準ノ助の花押（図102）は彼のイニシアル、Ｊ・Ｉを筆記体で縦書きに書いたもの（図103）。横書きをその
獨特的形象化，形與筆勢一起的花押（應稱為草名），是明治以降的花押界傑作。
羅馬字的花押－197
學者、外交官在西歐派，有著人氣的羅馬字花押，在幕末留學英學專修數學，明治三十一年東京帝大總長，任職文部大臣的菊池大麓花押（圖96）個人姓名D.K（圖97）的組合。
從明治末到大正初年的外交官代表石井.ランシング協定的石井菊次郎的花押（圖98），圖99的實線部分是「K」，虛線部分是「I」，個人姓名的組合。在外交官中，成為犬養內閣的外務大臣芳澤謙吉花押（圖100）是其個人姓名K.Y加上「吉」字（圖101）。
日銀總裁、大藏大臣，在昭和七年被血盟團員以子彈擊斃的井上準之助花押（圖102）其名字是以手寫縱書（圖103）。橫書
頁198
まま立てたので、筆順も下から上へ書く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民政党内閣の外務大臣、そして敗戦後、東久邇宮内閣退陣のあとを受けて総理大臣となった幣原喜重郎の花押（図104）は「十」（重の意？）と「Ｋ」の組み合わせに底線を引いたもの。外交官・外交評論家そして戦後、日本民主党を結成して総理大臣となった蘆田均の花押（図105）は彼のイニシアルＡとＨの組み合わせである。
　外交官を中心にローマ字の花押をまとめてみたので、次に軍人の花押を少しまとめて観察する。
的話，筆順是從下到上書寫。
民政黨內閣的外務大臣，在戰敗後，從東久邇宮內閣退出，成為總理大臣的幣原喜重郎花押（圖104）是「十」（重的意思？），與「K」組合加上底線。作為戰後外交官、外交評論家，結成日本民主黨的總理大臣蘆田均花押（圖105），其個人姓名是A與H組合。
以外交官為中心的羅馬字花押後，其次觀察較少的軍人花押。
頁200
　軍人の花押
軍人的花押－200
　軍人の花押には天地二線もしくは底線のあるものが多い。知られる花押の大部分といってもよいほどである。
　明治初年独乙式陸軍の創設者で大正元年陸軍大臣となった木越安綱の花押（図106）は「木」の一部に「安」を重ねて底線を加えたもの（図107）。また長州出身で大正初年陸軍大臣となった岡市之助の花押（図108）は「市」に底線を加えたもの。陸軍長州閥最後の総帥上原勇作の花押（図109）は「勇」に左縦線と底線を加えたもの。陸軍大将から政界
軍人的花押以天地二線或底線居多，所知的花押大部也是不錯的。
明治初年獨乙式陸軍的創設者大正元年陸軍大臣木越安綱的花押（圖106）是「木」的一部分，與「安」重疊加上底線（圖107）。長州出身的大正初陸軍大臣岡市之助的花押（圖108）是「市」加上底線。陸軍長州閥最後的總帥上原勇作的花押（圖109），是「勇」左邊縱線加上底線。從陸軍大將轉任政界

臺北市旭尋常小學校，〈小學校的硬筆方教授的實際（一）〉，《教育會雜誌》，第240期，頁26～33。

頁26

第一 教授的方針
書寫方式教授主要目的，不用說是以書寫文字正確且迅速。以前書寫方式，是用毛筆直書為主，這個原因是不勉強的。依據書寫方法的教授，書寫方式的手本是以毛筆體來編纂，如日本國史讀本等的教科書的書寫方式也是一樣。
我覺得毛筆有其獨特之美的優點，以硬筆替代毛筆是不可能的。但是因時代的進步，毛筆的需求漸漸少了。
毛筆以軟式，可自由的書寫大小、細粗的字，這是其長又是其短。毛筆可以微妙的運筆。運筆方法無法一點一劃都一樣，因此要融會貫通是不容易。所以毛筆書寫方法，都是在藝術層面。因此要熟悉是很困難，又不實用。現今學生學生的學習中，在處理銀行、會社、商店等多種事務，在進步的社會大概不使用毛筆，以硬筆的功能較便利。
硬筆不需如毛筆的書寫技巧。換言之，書寫容易又快速。在時勢上更機敏、更正確及更簡易。因此硬筆的的使用愈來愈多，範圍也漸漸擴大。
頁27
以前小學校對於硬筆書寫方面很少，尚未有教授的方案，這是十分遺憾的。鑑於時勢的進步快速，本校認為硬筆書寫方式的教授是必要的，要定出教授方案，並實施之。

第二硬筆的種類與各學年的分配
普通硬筆有數種，如鉛筆、鋼筆、骨筆（鐵筆、沾水筆），但實際社會的使用上可見，三者何者是必要的。但就沾水筆的使用而言，與鉛筆及鋼筆的使用法是不同的。又其使用範圍比其他兩者來的狹隘，在小學校的課程，硬筆限定以鉛筆及鋼筆較好。
然而就授課如何排其順序及對應關係，教授上是個大問題。關於此點，應決定在二種用筆上的特質。
用筆上的特質是如何對紙面運筆，即是對紙的角度有上下的之分，是指對紙面的上下運筆，也有前後左右並行的水平運筆關係。今天以這兩種筆來看其差異點。
鉛筆對於紙面上下與水平運筆的關係，最容易寫出來，低年級作為毛筆書寫入門的基礎，又是進入鋼筆書寫的楷梯。
鋼筆主要是水平運筆，上下運筆較少，然而還要見注意書寫的目的。
頁28
從以上的特質來看，鉛筆書寫的用筆法作為基礎，再導入鋼筆的書寫方式，是適當的。並且在使用器具上來考量，因為鉛筆是作為手腕軟弱的兒童書寫工具是最適當的，先以鉛筆書寫，經過相當的練習，再移轉到書寫鋼筆。
然而鉛筆與鋼筆如何分配二者的學年，這是根據各種意見來思斗，在學校的學童發育程度及依照現行修業年限。鉛筆是從一年級至四年級，鋼筆是從五年級以上學習。

頁161
見えるのが「おゝ」（図34）で、全体で「千年おゝとり」と読む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あたかも当時岐阜の大智寺に住した禅僧景聡の詩（『仁岫快川大愚等法語雑録』所収）に「千年一遇麟耶鳳」なる句があって、重治の花押が信長の「麟」と同じ含意になることが知られるのである。なお、この花押は二字あるいはそれ以上の字数を含み、一部に文字の裏返しを用いている点で、他にあまり例を見ない複雑かつ奇抜な花押である（一七五頁の付記を参照）。
「」，全體讀成「千年」。以當時岐阜大智寺的禪僧景聰寫的詩「千年一遇麟耶鳳」（《仁岫快川大愚等法語雜錄》），重治的花押與信長的「麟」有同意的含意。並且，這個花押是含二個字或以上的字數，一部分用翻面的字，複雜的情形不見於其他例子。（參照頁一七五的付記）95.10.17
頁162
二　権威志向型の盛行
　この時代の武家の花押に顕著な特徴的現象として次にあげたいのは、権威的人物の花押を模倣し、それによってその人物への追随なり、その人物の権威への憧憬なりを示そうとする傾向である。まず二、三の例をあげよう。
　足利義氏は鎌倉公方の末裔として、波瀾にみちた政治的生涯を送った人物だが、丹念な文書調査の上になった佐藤博信氏の「足利義氏とその文書」（『日本歴史』一九七三年二月号所載）によれば、義氏の花押はⅠ型からⅣ型まで四種あって（図36～39）、それぞれの使用年代は次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カッコ付の年次は、所依の文書に年付がなくて、推定による年次であることを示す）。
　Ⅰ　型　天文二十四年（一五五五）十一月二十二日より（永禄七年〔一五六四〕）二月十八日
Ⅰ型　天文二十四年（一五五五）
二 盛行權威志向形式－162
武家花押顯著的特徵是模仿權威的人物花押，根據這個行為追隨其人，是表示憧憬這個權威人物。首先舉二、三例。
鎌倉公方的末裔足利義式，在其政治生涯中充滿了波瀾，根據佐藤博信氏的專心於文書的調查其文〈足利義氏とその文書〉（《日本歷史》一九七三年二月號所載），義氏的花押從Ⅰ型到Ⅳ型四種（圖36～39），有著各種使用的年代（括弧所付的年次，並沒有文書記載，是推定出來的）。
Ⅰ型 天文二十四年（一五五五）十一月二十二日到（永祿七年〔一五六四〕）二月十八日。
頁163
　　　　以降に及ぶ。
　Ⅱ　型　永禄七年八月一日より（永禄八年）八月七日以降に及ぶ。
　Ⅲ　型　（永禄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以前より（永禄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以降　　　
　　　　に及ぶ。
　Ⅳ　型　（永禄二十年）二月十三日以前より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十月二十
　　　　八以降に及ぶ。
　つまり義氏はⅠ型から順次Ⅳ型まで、生涯に三度花押を変えていることになる（義氏の没年は京暦の天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関東の暦では天正十閏十二地月二十日）。そこで問題はこれら四類の花押の形であるが、まずⅠ型が始祖足利基氏以来鎌倉公方の伝統的な形（図
Ⅱ型 永祿七年八月一日起，到（永祿八年）八月七日。
Ⅲ型 （永祿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以前開始，至（永祿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Ⅳ型 （永祿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以前至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十月二十八日。
總之，義氏是從Ⅰ型到Ⅳ型，在其生涯有三次花押的改變（義氏死於京曆天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關東曆天正十年閏十二月二十日）。四個花押，首先是佐藤博信氏在其文指出Ⅰ型是繼承始祖足利基以來的鎌倉公方的傳統形
頁164
40～46）を継承していること、佐藤博信氏の上記論稿の指摘する通りである。すなわち歴代の鎌倉公方の花押は、氏満・満兼のある時期の花押や持氏の花押外はおおむね底線を水平に引く点で明らかに足利将軍家歴代の花押と異なっている。さらに考えれば足利基氏の花押に始まるこの特徴は、実は、鎌倉公方の事実上の始祖であり、個人的にも基氏敬慕の対象でもあった叔父直義の花押（図47）から起こ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また、この特徴に対して、ある時期の氏満の花押や持氏の花押（図48、49、50）が例外をなすこと自体に、それなりの政治的理由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もあれ、鎌倉公方の誰の代からこの特
（圖40～46）。歷代的鎌倉公方花押，足利氏滿、滿兼時期及足利持氏的花押之外，與足利將軍歷代的花押大概以水平為底線不同。考量足利基氏的花押開始的特徵，事實上是鎌倉公方的始祖，並不是起於基氏敬慕的對象其叔父直義的花押（圖47），在氏滿及持氏的花押（圖48、49、50）是自成一格，並非政治理由。無論如何，應自覺出鎌倉公方代表的特徵
頁165
徴が自覚されて、以後歴代の花押を律する祖型が作り出されたかは、今後の究明にまつとして、義氏が初めて花押を作成するに当って、鎌倉公方の伝統型にのっとってⅠ型を定めたことは確かであろう。とすれば、永禄七年（十五六四）八月この伝統型をすてたことは、それだけでも甚だ重要な意味をもつ政治的行為とせねばならぬが、新たに採用したⅡ型が時の将軍義輝の花押（図51）と酷似している点に、より一層の注意を喚起したいのである。すなわち両花押の間には偶然の類似といった程度を超えて、義氏の花押には明瞭に義輝の花押を模倣した跡を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佐藤氏の上記論稿の指摘する如く、
成為以後歷代花押的祖型，義氏開始初作花押，取後鎌倉公方傳統型的支配權定下Ⅰ型。在永祿七年（一五六四）八月捨棄了這個傳統型，有何政治行為呢，新採用的Ⅱ型是酷似義輝將軍的花押（圖51），有一點要注意，是兩者之間超過偶然的程度，很明顯是模仿了義氏的花押，如佐藤氏的論文指出的，
頁166
このⅡ型の使用が、義氏の鎌倉帰座に当って、八州静謐、なかんずく房総の本意に属せんことを鶴岡八幡宮に祈った願文（『鎌倉市史』史料編一、鶴岡八幡宮文書一一三号）から始まっているとすれば、義氏の花押のⅠ型からⅡ型への移行に、自身を足利将軍との対比において位置づけようとする義氏の明確な政治意志の表明を読み取ることができよう。
　義氏の花押Ⅱ型が将軍義輝の花押の模倣、追随の対象の身上に重大な変化が起これば、それが義氏の花押に反映するのは当然かもしれない。永禄八年八月から翌九年三月までの間に、義氏はⅡ型に小変化を加えてⅢ型を作るわけだが、永禄八年五月十九日の将軍義輝の横死が、この小変化を引き起こしたと見てはどうであろうか。そして、もう一つ推測を重ねるならば、永禄十一年九月足利義昭の入洛によって、足かけ四年に及んだ京都将軍空白が終わりを告げる、この中央の政変が、義氏の花押をⅢ型からⅣ型に移行させたのではないか。
　次には朝倉義景の花押をあげたい。義景ははじめ武家様の花押（図52。図51の将軍義輝の花押と同類）を用いたが、晩年に至って新型の花押（図53）に変える。この花押は現在のところ、永禄十一年九月六日付、白山神社知行目録（白山神社文書）の署判を初見とする以
Ⅱ型的使用是成為將軍，為了安穩八州，屬本意於房總的鶴岡八幡宮發祈願文（《鎌倉市史》史料編一，鶴岡八幡宮文書一一三號），義氏的花押從Ⅰ型到Ⅱ型，是將自己放於足利將軍的位置，明確表明其政治意志。
義氏花押Ⅱ型是模仿義輝將軍的花押，起於模仿、追隨對象的身上有了重大的變化，當然可能反映在義氏的花押。永祿八年八月起到翌九年三月，義氏的Ⅱ型起了小變化成為Ⅲ型，因為永祿八年五月十九日義輝將軍橫死，引起了小變化。此推測，永祿十一年九月足利義昭進入京都，告別了京都將軍四年的空白期。這個中央的政變不是義氏從Ⅲ型到Ⅳ型的移動。
朝倉義景的花押，開始是以武家花押（圖52與義輝將軍圖51的花押同類），到晚年改用新型花押（圖53）。現在的花押是永祿十一年九月六日付於白山神社知行目錄（白山神社文書）的署判中
頁167
上に、使用の上限を限定できないが、その形は将軍義晴の花押（図55）の忠実な模倣である。義晴の花押は武家様が一種（図54）、公家様が二種（図55、56）あって、義景が拠ったのは公家様のⅡ型である。両者を対照すれば明らかなように、ともに「義」の字を原拠とし、横長・下向き彎曲で、義晴のものにゆるく左右に傾斜する山がたの線を加えて、底線を流線型にしたのが義景の花押である。義景が、同時代の将軍（義輝もしくは義昭）ではなくて、すでに世になき先代将軍義晴（天文十九年〔十五五〇〕死没）の花押を模した理由は判然としない。横長・下向き彎曲をもって特徴づけられる義晴の花押類型が、一種の
不限定使用上限。此形是忠實的模仿義晴將軍的花押（圖55），其花押有一種武家型（圖54）及二種公家型（圖55、56），義景是依據公家樣式的第Ⅱ型。對照兩者可知，同樣是以「義」字，義晴的花押是橫長、向下彎曲型，加上緩緩低左右傾斜的山形，底線是流線型。義景（義輝或義昭）並無法理解其同時代的將軍仿已經過世的先代義晴將軍（天文十九年〔一五五○〕死）花押的理由。義晴花押的類型是橫長、且向下彎曲的特徵，
頁168
流行のように十六世紀後半の近江・美濃。越前地域に広がっていたことを考慮に入れる必要はあろうけれども、この流行現象をもって義景の花押を説明しおおせるには、義春のそれとの酷似の度はあまりにも大きい。花押選定において、義晴その人及びその花押に対する明確なる意識が、義景にはあったにちがいない。おそらく義景は、義晴の花押を忠実に模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義晴に対する追随の念を表現し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ろう。ここでは単に追随の念としか表現できないが、その内容が具体的に何であるか、それは今後、義景の花押使用の上限をより一層限定し、また彼が、室町幕府の故実の上では管領クラスの官途とされた左衛門督に任ぜられた事実なども併せ考えることによって、明らかにできるであろう。
　横長・下向き彎曲型花押の流行について付言すれば、実は将軍義晴と同時代の人物で、義晴の庇護者をもって自ら任じた近江の六角定頼の花押（図57）が、上記の特徴をより一層きわ立たせており、義晴の花押自体が定頼のそれの影響下に形象化された可能性が強い。従って、上記の特徴をもつ花押のすべてを、義晴の花押類型の流行現象をもって説明することは行きすぎであって、現に浅井久政（図8）のような明らかな定頼型の事
廣泛流行於十六世紀後半的近江、美濃及越前地域，其流行義晴花押並與其酷似。選定花押是忠實的模仿義晴的人及其花押，義景並沒有不同。義景可能是忠實的模仿義晴的花押，表現出對追隨義晴的意念。並不是單單表現追隨的意念，具體的內容為何，在由於義景的花押有更進一步的限定，並且應考量室町幕府的先例上任職於管領階層的官途的左衛門督。
流行橫長、向下彎曲的花押，與義晴將軍同時代的人，以義晴的庇護者自居的近江六角定賴的花押（圖57），更加確定上記特徵，定賴的花押受義晴的影響下形象化可能性很大。上述的特徵已可說明義晴花押流行的現象，現在淺井久政（圖8）可明白是定賴型的花押。
頁169
例がある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けれども、他面、後に問題にする斎藤道三・義龍父子（図58、59）の如く、義晴型と認めるべき花押の少なくないことも事実である。
　一般に花押を作成するに当って、父祖・主人その他本人にとって何らかの意味での権威と認められる人物の花押を模倣する風潮は広く存在しており、武家の社会にはとくにその風潮が強かった。室町時代における足利様の盛行はその最たる例である。しかし、ここで戦国時代、織豊期の花押の特徴的現象として強調したいのは、右の一般的風潮と根ざすところは同じであるにしても、他の時代に比して遥かに露骨な形で政治的権威たる特徴個
其外，如齋藤道三、義龍父子（圖58、59），不少是義晴型的花押。
一般作成花押，以祖父及主人與本人之間有何關連，模仿其花押的風潮廣泛存在，特別是武家社會中很強。室町時代盛行足利樣式，可是戰國時代、織豐時期的花押強調的特徵，與其他的時代更顯露出表現對政治權威下
頁170
人への志向が花押に表現される点である。すなわち特定の権威への直接的、顕示的な追随、その裏返しとしての権威を失った者に対する背反の意志が、花押の作成、改変に表現されるのであって、ここにあげに足利義氏・朝倉義景の場合はその追随の好例であり、今川義元の庇護のもとにあって、義元（図60）類似の花押を用いていた松平元康（図61）が、桶狭間の戦後、今川を離れて家康と改名し、花押を改めた（図62、この形は「徳」の原字「」の草体にもとづくものであろう）のや、先述した浅井長政が六角義賢から離れて、織田信長と結んだのを機会に、長政と改名し、花押を改めたのは、背反の事例である（家康の花押については、中村孝也『徳川家康文書の研究』下巻二参照。
的個人志向，即是當對追隨的權威性背叛時，也會改變花押的樣式，如足利義氏、朝倉義景有如此例子，今川義元的庇護者松平元康（圖61），用類似義元（圖60）的花押，並且在桶狹間之戰後，脫離了今川，改名為家康，也改其花押（圖62,是「德」的原字「惪」的草書體），如先述的淺井長政離開了六角義質，有機會與織田信長結盟，改名為長政，花押也改變，成為背反的例子。（就家康的花押參照中村孝也《德川家康文書の研究》下卷二）
頁171
　三　個人の表徴から地位の表徴へ
三 從個人的象徵走向地位的象徵－171
　「慈」の字を原拠とする足利義持・義政の公家様の花押が、天下の支配者たる将軍の地位を表徴する意味をもつことをさきに述べたが、花押のこのような新しい機能は、戦国時代になると、次のような形で現れる。
　十六世紀の半ば美濃に崛起した乱世の雄、斎藤道三の花押（図58）は、彼が長井規秀と名乗った当時以来のもので、全体の形は前述した将軍義晴の横長・下向き彎曲型に準拠しつつ、実名の一字「秀」を形象化した形であるが、面白いことには、子息の義龍がほとんど同じ形の花押（図59）を傾斜の角度を多少変えて用いている。これは、子が父の花押を共用もしくは継承したといってもよい現象である。
　次は武蔵の扇谷上杉朝興の花押（図63）が朝興の仇敵であった伊勢宗瑞（北条早雲）の花
如前所述以「慈」字為原據的足利義持及義政的公家樣式花押，象徵將軍的地位及支配天下的意思，花押的新機能出現在戰國時代。
十六世紀半於美濃崛起的亂世英雄齋藤道三的花押（圖58），他當時是以長井規秀為名，以義晴將軍的橫長、向下彎曲的花押為準據，將實名中的一字「秀」形象化，有趣的是其子義龍大約是同樣外形的花押（圖59），有些傾斜角度的變化，這是父子共用或繼承的現象。
武藏扇谷上杉朝興的花押（圖63）用的是其仇敵伊勢宗瑞（北條早雲）的花押（圖64）。
頁172
押（図64）と同形であるという事例である。朝興の花押例が少ないので確言はできないけれども、両者の没年（朝興は天文六年〔一五三七〕没、五十歳。宗瑞は永正十六年〔一五一九〕没、八十八歳）から考えても、また朝興の政治的生涯が、大永四年（一五二四）北条氏綱に奪われた江戸城奪還を目ざす対北条戦にほぼ費やされたことから考えても、これは朝興が宿敵北条の始祖宗瑞の花押をあえて襲用したと解すべきではないか。このような現象は、それもでの伝統的な花押の慣習と観念からは理解しがたいところであって、花押を本人のもつ地位、権力のシンボルとする観念、つまりは花押を印鎰や将旗と同視する観念から、
由於朝興的花押很少，無法斷定其因，從兩者死亡的時間（朝興天文六年〔一五三七〕死亡，五十五歲，宗瑞是永正十六〔一五一九〕年死亡，八十八歲。）來考量，又朝興的政治生涯在大永四年（一五二四）對北條戰找回北條氏綱的奪取的江戶城，不態解釋朝興沿用宿敵北條的始祖宗瑞花押。傳統的花押習慣及觀念來理解，花押是本人擁有的地位、權力的象徵，總之花押與印鑑及將旗是同樣的觀念，
頁173
敵の花押と同形のものを使用することに、敵の印鎰を奪い将旗を奪う意味を託したのではないか。
　第三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る豊後の大友宗麟（義鎮）・義統父子の例である（図65）。大友宗麟もその子義統も、しばしば花押を変えたことで知られているが、ここにあげたのはその中の一時期の花押である。大友氏を中心とする九州史にことに豊かな学殖を蔵される木村忠夫氏の研究によれば、大友宗麟は天正三年（一五七五）三月二十四日もしくはそれを溯ることさして遠からぬ頃に家督を義統に譲り、この後まもなく（おそくも同年四月十一日までの間に）今まで使用していた花押（すなわち図65）を義統に与え、自身は義統との連署状に「非」字の円形朱印を用いたという（明治大学内藤家文書研究会編『譜代藩の研究』所収、木村「耳川合戦と大友政権」）。果たしてしからば、宗麟の花押は大友の家督たる地位のシンボルであって、宗麟は家督譲渡の象徴行為として、この花押を義統に襲用せしめたのである（なお、木村氏の教示によれば、義統は天正六年に至って、この花押に小変化を加えるという）。
　親子、一族あるいは主従の間に花押の類似が強いのは、とくに武家の社会に顕著であ
使用敵人的花押，是奪取敵方的印鑑及將旗的意思。
第三是周知的豐後大友宗麟（義鎮）、義統父子為例（圖65），大友宗麟其子義統，常改變花押，這裡舉出其中一時期的花押。根據學識豐富的木村忠夫研究以大友氏為中心的九州史，大友宗麟在天正三年（一五七五）三月二十四日或與其不遠的時間讓位家督給義統，之後（同年四月十一日）不再用此花押（圖65），也將花押讓給義統，自己用與義統的連署狀「非」字的圓形朱印（木村，〈耳川合戰と大友政權〉，收入明治大學內藤家文書研究會編《譜代藩の研究》）,宗麟的花押成為大友家督地位的象徵，是宗麟讓渡家督的象徵行為，沿用義統的花押。（木村氏指出義統至天正六年，其花押加了小變化）
親子、一族或主從之間花押有很強的類似性，特別在武家社會顯著
頁174
って、執権北条氏一族や足利将軍家一族などその適例であり、室町時代における足利様の盛行も実はかかる現象の極端な拡大であったともいえる。だが、伝統的な花押の観念に従えば、親子・一族・主従の花押は、相互によく似ていながらも、多少ともちがうも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署判者が紛れもなく本人自身であることの保証が花押の第一義的機能である限り、ある人間の花押は必ず他人の花押とち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かるに今や、本人と他人を弁別する手段としての手書き行為と考えられてきた花押の伝統的な使用法に代って、本人の地位、権力の象徴的表現という新しい使用法が現れた。つまりは花押に新しい機能が与えられたのである。
　改めて説くまでもなく、ここに指摘した花押の新しい機能とは、これまで印章が果たしてきたところであった。従って花押の新しい機能獲得とは、いいかえれば花押の印章化に外ならない。この点については、伊木寿一氏『日本古文書学』（一四三頁以下）に簡潔的確な記述があるゆえ、その部分の再説を省いていえば、さきにあげた信長の「麟」の花押、竹中重治の「千年おゝとり」の花押の如く、本人の実名とは全く無関係に、理想や願望を託する文字を選んで、これにもとづいて花押を作る方法は、小田原北条氏歴代の印章をは
執權北條氏一族及足利將軍家一族是最適當的例子，在室町時代盛行足利樣式且擴大這種現象，但是傳統花押觀念中，親子、一族及主族花押十分類似，仍有多少不同。署判者本人自身的保證，花押的第一義機能有限，某人與他人的花押必須有須不同。然而今天，辨別本人與他人的書寫行為，代表傳統的花押，新的使用方法是本人的地位、權力的象徵，總之給與了花押新的機能。
未改其說，花押的新機能是如印章般。因此獲得花押的新機能，換言之不外是花押的印章化。就此點伊木壽一氏的《日本古文書學》（頁一四三以下）有簡潔的記述其因，省略其再說，先前所舉信長的「麟」花押，如竹中重治的「千年おゝとり」與本人實名全無關係，選其文字寄託理想及願望，基於花押的作法，小田原北條氏開始歷代的印章，
頁175
じめとする東国諸大名の印章や、信長自身の「天下布武」印における印文選定の仕方と全く変わりないのであって、花押の印章化はここにも現れているといってよいであろう。

　付記　一六〇―一六一頁に掲げた竹中重治の花押については、一九七五七月刊行の『名古屋大学日本史論集』下巻に収めて本稿を発表した際にも、翌年三月刊行の『書の日本史』第九巻に「花押小史―類型の変遷を中心に―」（本書第Ⅰ章）を収載した際にも、「千年」の二字しか読み得なかった。しかるに一九八〇年三月刊行の『岐阜市史』通史編・原始・古代・中世の第十四章（六五八頁）において、同章執筆者勝俣鎮夫氏が、景聡の詩句を引いて、この花押の文字及びその含意を正確に解読された。よって本書では、勝俣氏の解説に従って初稿を修訂した。
成為東國諸大名的印章，到信長自己的「天下布武」的印文選定方式全然不變，出現花押印章化。
付記 頁一六○～一六一竹中重治的花押，一九七五年七月刊行的《名古屋大學日本史論集》下卷所收的本稿發表時，及翌年三月刊行的《書の日本史》第九卷〈花押小史－類型の變遷を中心にー〉（本書第Ⅰ章）收載時，未讀出「千年」二個字，然而在一九八○年三月刊行的《岐阜市史》通史編－原始、古代、中世第十四章，頁六五八，執筆的勝鎮夫引景聰的詩句，解讀出花押的真正含意，本書依據勝氏的解釋修訂。
Ⅶ　近現代の花押
Ⅶ近現代的花押－177
頁178
　一　幕末維新の人々大臣たち
まず幕末維新期の人を少しあげてみる。
江戸幕府最後の将軍徳川慶喜の花押（図1）は「慶」の草体（図2）を花押化さいたもの。右下部を大きく張り出す形は十八世紀頃から武家の上層階級（幕府の要職、大名など）の間に流行し出して幕末まで続いた型。
　江戸幕府最後の将軍徳川越前藩主松平慶永（春嶽）の花押（図3）は「永」の草体（図4）に底線を添えたもの。徳川家康以来、上下に横線（天地）を引いて花押を
一 幕府末期維新時代的人們及大臣的花押－178
省先是幕末維新期的花押很少。江戶幕府最後的德川慶喜將軍的花押（圖1）是「慶」的草書體（圖2）花押化，右下部向外張是從十八世紀時，武家的上層階層（幕府的要職，如大名等）流行至幕末。越前藩主松平慶永（春嶽）花押（圖3）是「永」字的草書體（圖4）添加底線。德川家康以來，以上下橫線的天地為花押
頁179
まとめる型が天下を風靡して徳川判と（明朝体とも）よばれたが、底線一本でもとめたものもすくなくなかった。次の吉田松陰（図5）も同じ型で、これは松陰の諱「矩方」の「矩」に底線を加えたものである。次に広沢真臣の花押（図6）は「臣」の形象化、西郷隆盛の花押（図7）は「隆」の「生」に「盛」の「皿」を加えたもの。平安時代以来、「隆」を花押化する際に、「生」（古体は□）の横線三本を縦にするのがほとんど原則となったが（一〇二頁参照）、隆盛の場合は「□」をそのまま取り入れている。勝海舟の花押（図8）が彼の通称「麟太郎」にあやかってか、「麟」の草体にもとづくことは前に説明した
風靡天下的德川判（明朝體），不少是一條底線。其次吉田松陰（圖5）是同型，松陰諱「矩方」的「矩」加底線。廣澤真臣的花押（圖6）是「臣」的形象化，西鄉隆盛的花押（圖7）是「隆」的「生」加上「盛」的「皿」。平安時代以來，「隆」字的花押化時，大約是以三條橫線再一縱線為原則（參照頁一○二），隆盛的場合以「」字為「隆」。勝海舟的花押（圖8）俗名是「麟太郎」，以「麟」的草書體為基礎，在前面說明
頁180
通りである。（一五六―一五七頁参照）。もう一つあげれば、後藤象二郎の花押（図9）は「象」の形象化（図11、斜め縦線は補筆）。公家では東久世通禧の花押（図12）は「禧」の草体（図13）を用い、右下部を張り出している点は徳川慶喜と同じである。
　一八八五年（明治一八）内閣制度が成立してから今日まで、大臣が閣議文書に署名するのに花押を用いる慣行が続いている。歴代内閣の大臣の花押を収録した「大臣花押集」という一種の花押鑑（花押登録簿の意味をもつか）が国立公文書館に保管されている。以下、閣議文書や「大臣花押集」によって、大臣の花押を取り上げてみる。
（參照頁一五六－一五七）。另舉一例，後藤象二郎的花押（圖9）是「象」的形象化（圖11斜的縱線是補筆）。在公家樣式中，東久世通禧的花押（圖12）是「禧」的草書體（圖13），加下部外張，是與德川慶喜同樣格式。
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成立內閣制度至今，延續大臣在閣議文書用花押署名的慣例，歷代內閣大臣花押集錄成《大臣花押集》是一種花押鑑（有著花押登記簿的意思），現存於國立公文書館。以下根據閣議文書及《大臣花押集》，舉出大臣的花押。

〈筆的場所－丸善〉，《趣味的文具箱》，第四號，2005年11月，頁3。

頁3
西洋筆「萬年筆」是在明治17（1884）年傳到日本。在明治2（1869）年成立丸善公司，開始洽談引進鋼筆。當初，因為店員金澤萬吉很熱心的賣筆，當時以「萬先生的筆」來稱呼，因此成為「萬年筆」的說法。
為迎接創業135週年，2004年9月，在東京都千代區丸之內的總公司移到東京火車站北面出口，新設丸之內OAZO(オアゾ)。這是四層樓，在文具樓層的一角設有高級筆的專門賣場。
可以看到美麗的鋼筆，在選筆至買下之間，是充滿幸福的時刻。這是為求好筆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