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柔軟」「滑溜」！定義鋼筆書寫的味道〉，《趣味的文具箱》，第10號，2008年4月，頁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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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輕視文具。要追根究底其枝葉末節，來看其本質。要立志於此。文具研究室，簡稱「STLB！」第一次深思熟慮鋼筆的書寫味道的用詞。

鋼筆的書寫味道是從筆尖的設計至墨水中水分的蒸發量，因為各種不同的要素組合而有差異。特別是左右大的書寫味道的是字幅、筆尖中間溝的寬度、墨水的黏度三個因素。因此根據上述來調整筆尖而有大的變化。嚴謹來說，一樣的型號也沒有相同的書寫味道（參考下述）。
並且使用者的感覺敏銳，對書寫的味道也會有嚴謹與喜好，在表現上的用詞不同。因此說到與紙無法配合的情況很多。依個人的感覺是很曖昧，依賴調整後來表現希望的書寫味道。
因此，超越興趣水準，得到每天都進行調整鋼筆的森睦先生們的鋼筆研究會WAGNER協助，來進行調整各樣式的鋼筆書寫的味道，以實例來試著定義其模擬的狀態。不是數位式的分「良好」、「不好」，不只是表現出「柔軟」「滑溜」，試著去做書寫味道的分類。
森先生進而從調整的立場來界定書寫的味道，舉出無法界定的例子。
你現在試著分析手邊筆書寫的感覺。為了可以更接近理想的書寫味道，必要了解鋼筆的各種書寫味道及其奧妙之處。
左右鋼筆書寫味道的3大要素
字幅：筆尖的前端、筆尖前端大小（粗體字或細字），可大致上分其書寫的味道。筆尖前端的形狀也很重要。
筆尖溝的幅度：從中心的孔延續到筆尖前端（長條狀）的狀態，可改變墨水的出水量。
墨水的黏稠度：使用黏度低輕快的墨水，如潤滑劑般黏稠度高的墨水，在書寫的味道上也會改變。
決定鋼筆書寫味道的要素
設計、狀態：筆尖設計、材料 中心孔的大小、筆尖磨合程度：雕刻的深淺、筆蕊設計、材料、彎曲的強度、鋼筆本身的重量、筆軸的粗細、重心位置、筆尖前端的形狀、筆尖前半部的長短、筆尖溝漕的密合度、中心孔的位置
使用者的書寫方式：筆蓋插在筆軸後或不插、握筆的位置、筆壓、鋼筆的傾斜度（書寫的角度、扭轉等）
紙、墨水：紙的材質（平滑性、吸水性等）、墨水的黏稠度、墨水的酸化度、墨水的水分含量
調整：調整筆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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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例來看各種「書寫的味道」
黏黏的（ぬらぬら）：較開筆尖的溝漕，墨水出水量大，可表現從粗體到極粗的書寫味道。筆尖前端是由調整師父之手配合書寫角度來研磨，表面會滑滑的。表現出「昇天的樣子」，可以有好的書寫味道，鋼筆愛好家是喜歡此道的人很多。
百利金M800（80年代） 字幅：OBB 溝漕：廣
「黏黏」的表現必須有黏稠度高的墨水。黏度低墨水的話，有點淡感覺上有點「滑溜」。
User’s Voice：ユーロボックス的藤井先生，由WAGNER會長森先生調整，銥點可以滲出滿滿的墨水書寫出「黏黏」的1支筆。不用加壓書寫出跳躍的動感，在握筆時也會有好心情。

かさかさ（磨在乾紙的聲音）：
百利金M800（90年代） 字幅：3B 溝漕：狹小
溝漕很小，要研磨適合出水量少的粗體鋼筆，使用黏稠度低的墨水，可以書寫出「刮紙」的味道。因為用極粗也很少接觸到紙的感覺，好喜這樣的人很多。因為墨水很快就乾，最好是直書。
以鋼筆快速書寫，也有刮紙的感覺。留下這樣筆跡是喜好人的願望。
ザラザラ（不滑，粗糙的）
萬寶龍146 字幅：M 溝漕：狹小
溝漕小，墨水出水量少。筆尖點磨成滑滑的，不是以面，因為球上的一點沒有與紙接觸，有「粗糙的」感覺。筆尖的前端沒與紙接觸，不固定書寫角度的人，及動態使用鋼筆的人最適合。
User’s Voice：有點抵抗感「黏黏的」「滑滑的」不是滑的樣子，加入一點硬的書寫味道。不再調整，經過數年後成為自己習慣的一支，會愈來愈喜歡他。（DEROSA齋藤）
不是以面，是以點與紙接觸。

シャラシャラ（與布磨擦的聲音）
寫樂鋼筆專業ギア長刀研 字幅：M 溝漕：寬 以高速上下左右來書寫，墨水也不會切斷。最適合表現有力量的字體。
用「長刀研」時立起來寫細字，橫著寫則粗體，有獨特的書寫味道。立著寫從左至右畫線會有「與布磨擦的聲音」，最後以圓餅狀停止。研磨出停止時很清潔，書寫大字的人可以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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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ゅるにゅる（滑溜）

以細字來書寫有特殊的書寫味道
筆尖有彈性，溝漕有點開時墨水出水量剛好，字幅若狹小，可書寫出墨水量大的字。喜歡「黏黏的」的粗體字，有細字的書寫味道。使用黏度高的墨水，可以有「滑溜」感。

User’s Voice：在筆尖接觸紙的瞬間，漸漸引出墨水，同時也傳遞想法。也可以用少少的力量輕易的寫出軟性與濃濃的線條，其字體很乾淨（福田 卓）。
萬寶龍256（50年代） 字幅：EF 溝漕：寬
可寫出乾淨的線條

ピーピー（吹笛聲）

筆尖厚或薄都是柔軟的，筆尖前端有點刮紙，從左至右快速橫書時，以直立書寫有BB聲，墨水如雨滴散落。這是「筆在鳴聲」，多書寫細字，也可寫粗體。

User’s Voice：有點過滑的書寫味道，書寫在紙上從內容來看，寫字可以浸淫在感官中的喜悅。忠實的表現出思想的流暢，徹底的跟著思想，我覺得其書寫味道不超過書寫者的想法（常塚聽）。

百利金140（50～60年代） 字幅：KF 溝漕：普通
墨水向書寫方向如雨般散落。

しゃきしゃき（牙齒咬東西的聲音）

筆尖有很強的剛性，溝漕有點開，不用加筆壓及施力，可以書寫出「しゃきしゃき」。喜歡字體小及低筆壓的人最適合。不只是書寫味道，書寫的聲音也很有趣。

白金鋼筆3776ギャザード 字幅：細 溝漕：普通
由心情決定停止、躍、はら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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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リカリ（咬堅硬物的聲音）
筆尖前端較小，溝漕狹小，墨水出水量少，可以書寫出「卡利卡利」的味道。因為墨水出水量少，無法滲透到紙上。要加點筆壓，書寫小字適用在手札上。
百樂custom67 字幅：F 溝漕：狹小
可畫出纖細的線，也可輕易寫出小字。

コリコリ（脆脆的）
穗先（筆尖的前端部分）是短的，出水量中間的鋼筆，握在筆軸的前端立著書寫有著「脆脆的」的書寫味道。因為使用筆尖前端的頂點附近，使用穗先長的的筆尖書寫味道是不好的。最適合慢慢書寫小字的人。

アウロラ　アウレック 字幅：F 溝漕：普通

以使用感來分類墨水的黏稠度

使用者感覺「滑滑的」，是黏稠度低的墨水。一般是以染料製作的新鮮墨水。另方面感覺「黏黏的」，是濃度高的墨水，一般是用顏料製作。代表的有白金炭素墨水及寫樂極墨。此外，特別是墨水的水分書寫時，長時間水分才會蒸發的墨水黏度較高。
同樣的製造者因為顏色，而有黏稠度上的差異。因為生產的單位也有差別。試舉左邊的代表墨水。

感覺「黏稠度低」的墨水：
萬寶龍－皇家藍 萬寶龍－黑色 百利金－皇家藍 水人－藍黑色 水人－フロリダブルー 百樂－藍色

感覺「黏度中等」的墨水：
萬寶龍－藍黑色 萬寶龍－レーシング綠 水人－黑色 百樂－藍黑色

感覺「黏度高」的墨水：
百利金－茶色（褐色） 白金鋼筆－炭素 寫樂鋼筆－極黑

以調整經驗來了解不能的組合

黏度高的墨水（雜誌寫錯了，他寫不高），無法「滑滑的」：「滑滑的」是筆尖前端與紙之間墨水的感覺。隨著黏度低，且紙吸墨容易，無法達到膜的功效，也就「滑滑」的。

用厚的筆尖不會有「BB」聲

筆尖的板較厚（金屬的厚度），筆尖在書寫時的搖晃少，筆尖在紙上以高速左右，常常也有衝突，不會有「BB」聲。用粗尖要有「BB」聲時，筆尖要薄。

以極粗則不會有「牙齒咬東西的聲音」
因為極粗的筆尖前端是大的，在筆尖前端的部分金屬一定是厚的，字幅也較廣。因此筆尖前端與紙的摩擦係數很大，在寫字方面會慢，無法體會出輕快書寫。

以細字則不會「黏黏」的

在調整時現場，聽到拿著細字筆的人希望可以「黏黏的」，細字因為接觸紙面較狹小。在調整之後會有「滑溜」，讓大家都感到很滿足。

〈這也是國策的犧牲？記錄埋葬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以鉛筆寫下更始一新之名〉，《實業之臺灣》，
頁36
伊澤總督就任以來提出「更始一新」為各方所用，同時成為國策犧牲的用詞。
我材疏學淺不知「更始一新」的意義，主要在舊新來使用，更始一新的意義是毀掉舊的，以新的來替代，國策的犧牲，最近為掩飾世間所要毀掉的的用詞。
只是我很遲純無法想像得出來，在這次的更始一新中常常有，例如毀壞即取其首。這時不必要的是預想之外是沒用的。來迴更始一新、更始一新的話，不是簡單容易的一件事。
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在大正十一年五月訓令第百號發佈以來，以前專任囑託設置數名也有其進步。
督府緩慢的前進，決心就史料編纂事業，對於留下臺灣的紀錄是千載之事，實為南方文化應要慶賀之事，同委員會的誕生是島民感動而歡迎。可是第一次的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是適材適所而受贊賞，在此時同會事業進行中的一大挫折是持地突然去世。
接著第二而來的，是編纂實際負責人的田原天南去世。
漸漸感到同業的事業失去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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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尾崎秀真、鷹取田一郎、豬口安喜其他囑託辛勞的繼續工作至今，失去中心的同會事業無法看到如預期的事業進步是事實。
隨著失去中心人員，多少產生了不順，這不是成為史料編纂事業中止的理由。換言之據消息該事業在本年度從十四年度停止是胡說的。我們的賢明總督長官作的是有意義的事業，總督府定要完成此事業，對於更始一新的犧牲是不可確信的。有關風評想到此對於史料編纂有何議論可想像出來。
為何總督府中止又廢止，且無期限延期，是所謂為了節省經費，總督府的史料編纂總計五萬及七萬，應不至破產。
這樣的話各種事業都要中止，如屏東的飛行班至今要花費數十萬圓，這些如何有節約方法。
從前後左右觀察，使料編纂事業的中止，是前任者的計畫留下的工作，不是光榮之事，以漢字來寫是所謂不急的事業。
因此中止，當然就事業不是一年、二年的問題，今要考量持續下去。以前，縮少而至廢止。何況是用少數的預算可得到國家的事業。
我們現在看到的人員來完成這個大事業是困難的，由於以上的人材及經費應可迅速完成。
在原編纂事業的規則及時間束縛下是不可能的，總之總督府的事業在龐大的組織，導致制度及規則無法巧妙運用。
史料編纂委員會其例也無法洩漏，今試以大正十三年七月現在的職員錄來看其有限的事實。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
內容
頁38
內容
頁39
在這個大袈裟中，實際工作只有囑託二、三人。因此今之官制與制度下不是其時機，將之停止，寫出弔辭。

二、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事業
編纂委員會的人事在七月十九日發表於《府報》，在《臺灣日日新報》接著報告其陣容。
史料編纂委員會人員發表
從全島官民詮衡
總督府就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各委員、評議員、顧問、幹事等的人員，以全島官民來詮衡，決定在十八日發表陣容。不用多言編纂委員長持地六三郎是委員，除了持地、田原、尾崎外，府內各事務官、參事官、翻譯官、技師外田阪(臺北)岡本（新竹）本山（臺中）伊藤（臺南）各州
內務部長 武藤市尹等數十名，又評議員新元、末松、吉田、相賀、富島、高田、阿部、常吉、吉岡、池田、梅谷、喜多、市來、江口、和田的府內各部局長、各州知事、廳長、佐藤少將、立野海軍大佐之外，從民間有高木博士、中川小十郎、赤石定藏、木村匡、坂本素曹哉、富地近思、津田毅一、古賀三千人、李春生、林熊徵、鄭拱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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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顯榮、吳德功、許廷光、陳中和、藍高川十六人被囑託。為顧問的有井村大吉、石阪莊作、伊能嘉矩、高山仰、矢野豬之八、山口邊、小松吉久、三村三平、三好德三郎、鈴木三郎、土屋達太郎、藤野幹、鈴村讓、今井周三郎、林知義、王慶忠、陳信齋、洪以南、蔡蓮舫、陳鴻鳴、蘇雲英等二十名被囑託。幹事則有宇野理蕃課長、下村參事官、松田秘書官、大津事務官諸氏被任命，因此各委員、評議員、顧問、幹事在二十四日於總督府會議室集合召開第一次會，為期二日，其通知內容（參見府報）。
同紙中，日本語文外有漢語文欄，關於編纂委員會的記事中以「史料編纂會規程」為題記事，根據訓令第百四十七號改正規程「督府日前發布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者番更加改正。欲於該委員會置編纂顧問若干名。則以府內高等官。或民間適當者。由總府任命。或囑託之。不日行見評議員。及顧問之任命囑託矣」，就人事也「內本島人之被囑託為委員者」李春生以下八日，「被囑託為顧問者」林知義以下六名，在此漢族系臺灣人的參加大大的報導。
在史料編纂事業，《臺灣時報》的卷頭言：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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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領臺四半世紀，統治實績是求史料編纂事業以作為「新臺灣史」的編述。為了「一朝改隸」，由於「一視同仁之治」，而圖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近代化，加強天皇統治下的臺灣為「朝廷二十餘年善政」，有其政治目的。
編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預定七月二十四日午前十點起在總督府二樓會議室召開。會議中，有居住臺灣的委員、評議員、顧問等數十名參加，在臺北除了三好德三郎外都出席，漢族臺灣人委員中只有王慶忠及林知義兩人。所謂買辨的漢族系臺灣人學識者、名望家，對於編纂異民族征服統治史，有其屈辱感與抵抗感。會議中，首從賀來委員長從臺灣統治、總督府史編纂的致詞後，持地編纂部長就編纂演講後，開始審查編纂的目錄草案，審議有新元、高木、今川、鼓、武藤、森岡、松下各種委員的質詢及發言，對此持地同以答辯形式進行，午前十一時三十分散會。可是這個會議只檢討事業計畫的大概，二日後二十六日關於史料編纂事項再召開部局長會議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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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四日會議時，賀來委員長的致辭
內文
根據上述致辭，臺灣統治自開始已有「二十有七年」，「統治的成績綜合大觀應無著作」，有關統治初期的關係人也多已去世，「現無文書，史料埋葬在黑暗中」，且已存的關係文書也「湮滅」，調查、收集關係史料是為了「臺灣統治史蹟留給後人」，而計畫這個編纂事業。在其中，賀來委員長出席各種委員「關於本調查編纂，請同意提供資料及諮詢的答申」。選出各種委員可以找出共同意見。賀來的目的，是綜合臺灣統治的大觀成為著作，因此不僅是總督府部內的關係文書，同時收集陸海軍等府外的關係文書，不問日本人、漢族系臺灣人對於所藏私家文書為對象，進行收集。特別是漢族系臺灣人參加編纂事業，顯示日本統治實績中，其服從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總督府，為了推進臺灣人的日本化，有其政治意圖。賀來委員長的致辭後，持地六三郎編編部長關於編纂事業進行的方針，如左
本會設置的理由為，領臺以來已有二十七年，在今日經過四分之一的世紀，還未有編纂統治史蹟，在此，相關文書湮滅，領臺以來與本府有關人士相繼去世，在無發表於社會的機會下消失，此實為編纂完整的臺灣總督府史，最要緊之事，因此從大正十一年至十三年間以三年來完成事業，本事業完成。即本史編纂的目的、內容及其程度於自身右理由指示來調查
(一)蒐集關於臺灣的官、公、私、的已刊未刊的著作物。
(二)蒐集關於臺灣的外國著作物（中國、英國、法、德、荷、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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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抄錄官府保存的文書記中必要的史料
(四)就當時可信任的人士對其提出問題，並製作紀錄
(五)對於本史料文書、照片的蒐集
等各方面廣博搜求，當然努力蒐集史料是必要的，限於經費及時間，在數名專任者下得以克服，此點希望各位體察，並不得不尋求各位協助。
就編纂中，修史的體裁為何，是編纂負責人最要費心思的地方。以前中國形式的府史主要是官方行動的進退、盛衰紀事，很少談到政治上、經濟上、民生休戚的消長興廢，不限現修史的範例，而仿效西洋形式的史論體，私人著述的文明史體，不是作為官選的述作，因此本史參酌是中國形式的府史、西洋形式的各種著書體裁而折衷，鑒於本事業的目的、內容、程度，因其制宜，製作成本史的目錄、草稿，本史的目的是在編述改棣之後的統治史，在本紀中綜述統治大綱，同時表明臺灣統治的創設、發達、成功的過程，在其間努力闡明進化的原理，最後是改棣以後臺灣統治的成績，以比較對照中國在政治、興廢的史實，以期讀者理解日本統治臺灣的文化價值，在志類有各種行政的細項，詳敘興衰消長，作為以後人的參考，以本紀、志類作為綱舉目張，希望提供臺灣統治成績的詳細，而本紀的體裁是隨著總督政治的時代而分，在其時代內載揭重要事項在紀事的本末明示，每時代都有年表，以便橫看側看，最後總括統治通觀，作為編纂者的我，如編年體、紀事體、史論體併用，以發揮臺灣統治的真相，闡明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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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本史主要是為了編述日本的臺灣統治史蹟，本紀、志類是在一起，雖然與期望的史實不存，記載改棣以前的史實，可知其前後的關係，在前紀中略述臺灣開闢以來的沿革，特別是希望明白日本與臺灣過去的關係。志類是加在地方志，別有一卷，也更要考究。
最後應說的，是作為事業的副產品，而製作臺灣圖書總目錄與臺灣圖書解題，是在本事業完後，甄別、選擇、分類、整理而保存，由各方面蒐集的史料，雖屬本事業的範圍外，本事業的副產物是在必要事業發生後。我覺得修史是大事業，不肖的我才疏學淺，多少有鄙見，在限於經費、年月下，也苦心，希望各位委員能同情、援助、協力。
以上是持地編纂部長在作為編纂委員會設立的理由，與賀來委員長一樣，編纂統治史蹟，同時對於沒留下的關係文書感到恐懼，為了防止「湮滅」而舉出「編纂完全的臺灣總督府史」。在此經過領臺後二十七年對於統治實績，統治進入安定期認識上還不足。的確，臺灣統治的狀況為總督府行政機構的整備，從斷髮會來看漢族系臺灣人的同化，與上奏對「臺灣人」的理蕃政策，進而實現皇太子來臺行啟，作為第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對於殖民地本國的國際地位提昇是對異民族支配深具信心。有關認識之中，臺灣統治的實蹟，是鼓勵著統治支配的正當性理論化，總督府史的編纂是有其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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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地編纂部長調查的方向（一）蒐集關於臺灣內外的著作物（二）收集官府保存的文書紀錄（三）對相關人士進行意見及史料調查，賀來與持地的編纂委員會設置目的有些微不同。設置目的完全以編纂「臺灣總督府史」，在持地演說的（一）（二）不外主要的調查對象。特別是（二）是領臺前史，即為「總督府前史」必要的，「總督府」與其沒有直接關係。又（六）是充實豐富「總督府史」。進行調查對象擴大其範圍。持地在編纂目的談到「編述統治的史蹟」，在後述的構想中有編述「新臺灣史」，超越了「統治史蹟」，跨越了「總督府史」。當然，在編纂的意圖中「臺灣統治的成績、與中國的政治、興廢史實相對比較，讓讀者知道日本的臺灣統治的文化價值」，可見其政治目的。可是「預定在三年計畫中，編成光榮的新臺灣史」，在限定期間，因為預算的制約，進而史料編纂委員會役員「評議員是作為諮詢，委員是為了材料的蒐集，民間側評議員及顧問諸氏是關於史料的提供」而編成，其中核心委員為「常任委員」持地、田原、尾崎，「田原、尾崎二氏在本島專門負責編纂資料的調查，而持地則在東京作監修工作」，人事有其問題。關於時程、預算、人事等問題在壯大的編纂計畫下，只是調查對像無限制的擴大，結果是編纂委員會對編纂事業的挫折之一因。並且，持地表示「修史的體裁」，是分為前紀、本紀與志類，本紀區分「隨著總督政治的年代」合併編年體、紀事體、史論體而著述，志類是編纂地方志，是遠大的計畫。
之後編纂委員會的詳細活動狀況無法了解，七月二十七日持地編纂部長與府內各委員在總務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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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編纂，開始進行編纂事業。對於編纂事業，《臺灣日日新報》的社論有其意義：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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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論來說，對編纂事業的意義評價很高，對於編纂委員會也指出有重大的缺陷。第一是對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他常不在當地，位東京本部，從臺灣送去的材來編纂，如從二階點眼藥」，作為部長的配合，給與批評。第二是「當時的思想、內地的政情，進而世界的大勢，沒有精通之人，而在委員中略通的是誰呢？作為確信大基礎的動力，可以判斷史料與執史筆的有幾人呢？」，同時對委員的學識等有本質上的疑問，委員能力的條件是「各國殖民地的事情，特別是精通南支南洋方面，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對於各種事物無法批判，材料與怎樣整理，從統治上不過是死材料嗎？」同社說，對委員的人事有相當的不滿。第三就編纂的預算上，「為了日後的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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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可以運作」是重要的，因此「在金錢的問題，希望有適當的部下」，僅僅是組織與事業的規模的預算上，編纂委員會內部已有不滿的聲音。社論指摘中，對於編纂委員組織的缺點有尖銳的批評，在此暗示著編纂事業的失敗。
在許多內部問題之下開始的編纂事業。就計畫概要如持地編纂部長前述七月二十四日史料編纂會議中的演講所述左記「新臺灣史的目錄草稿」中條史構想，詳細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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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錄內容
持地編纂部長所提示「新臺灣史」的目錄草稿，第一卷前紀、第二、三卷本紀、第四、五志類，全體分為五卷，第一卷前紀「臺灣的地理」「領有以前的歷史概要」「日本與臺灣的關係」，第二卷本紀之一是從明治二十八年五月至同三十一年二月的樺山、桂、乃木總督時代，同三十一年二月起至同三十九年四的兒玉總督時代的統治各事項，第三卷本紀之二是從明治三十九年至大正八年十月的佐久間、安東、明石總督時代及同八年十月以降「田總督的統治」關於統治各種事項與統治上的問題，第四卷志類之一是官制志以下二十三志，第五卷志類之二是地理志以下十五志與南支那志、南洋志的對外關係二志。在這裡要注意是第一「新臺灣史」的著述構想是日本統治的臺灣史，第二著述方法例如日後發刊的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史》是追述統督的治績，大概是以總督統治的時期來區分，以時期的特徵為基礎來列出治績上的問題，再論述各種項目，第三是附於前紀、本紀的重要記事年表及各種項目在各卷不重覆的地方，第二卷五的「憲法適用論的經過」及第三卷「田總督的統治」及作為史論的統治通觀的「臺灣統治之史的觀察」「中國政治的消長與臺灣統治」，大膽的論證統治上的現代問題，第四是第四、五卷志類是總督府各局部署競相就自己職掌編述治績中，第五是第三卷「田總督之統治」的時間是沒有限定，留空欄，對編纂事業的對象已出刊的「臺灣史料」的《臺灣史料綱文》《臺灣史料稿本》不是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的二十五年史，應是要超過的想法。第四點是在史料編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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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構成，為何要大量組織動員總督府官吏的原因。第五點是編纂事業不僅是歷史敘述，在當時作為現代課題來考量，進而不只是限於此事業在領臺的二十五年，應至於領臺三十年。總之，一方面「要發掘在黑暗中失去的史料並調查及保存為歷史學的需求，另方面領臺三十年的臺灣史在日本統治中是位於什麼位置，是背負著時代的需求。
在事業的一端，田原天南（貞次郎）往長崎出差調查途中，在乘船備後丸中記下以「歷史之跡」為題，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田原是在最初項。首先編纂委員會有著史料散逸的危機感，與「蘭領東印度有東印度叢書、美領菲律賓有叢書，臺灣豈能沒有臺灣史」，在日本的臺灣統治支配的良信與民族主義的情感下高唱修史的意義，接著為受到很多批評的持地辯護，「臺灣修史的目的」是「與普通的臺灣史撰寫不同，詳述領臺以來我統治經營，應知悉各種行政成績與沿革，因此簡略領臺前的前紀，詳述要注力於本紀與志類，換言之其方針是在帝國治下的臺灣政治史、文明史、產業史。根據此方針，編纂部長不是普通的史學家，是關於臺灣經營有相當的關係，是參與機要事務的人材，因此督府對於是否可得其人很辛苦，接著才物色到持地。持地氏夙有歷史眼光，是經營田口鼎軒與史海之人，爾來參與臺灣經營十多年，為參事官、行政官，在中央及地方，在行政與立法多有貢獻」，作為研究實蹟持地著有《臺灣殖民政策》可「證明適材適所」。另根據改正規程，作為追加人事採用伊能梅陰（嘉矩），伊能「不只是日本的臺灣史權威，在世界是臺灣史第一人，自明治二十九年以來埋頭於臺灣史的研究，旅行全島數年，不問平地、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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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西都有其足跡。當然氏通人類學、考古學，略通生蕃語、臺灣語，也篤學篤志，二十年如一日孜孜汲汲，不知老而將至，關於臺灣的著書有名如《臺灣志》二卷開始，多至十多部，考證論據正確，不少是前人未發之見，因其氏在家庭關係上，無法渡臺專致於府史編纂，所幸其同意最得意的《清朝治下的臺灣》執筆，在鄉里中起稿，恐怕是本史中一道光彩」，就受批評很多的委員缺乏專任的編纂者，今後應增加二、三名篤學者作為修史事業」。其次在「本修史的骨架及精華」「諸志類」的進度，這編輯「各部局來分擔」，「各部局的編纂委員來督促補助委員對於史料的蒐集、整理、編述」，「在此時最遺憾的行政整理的結果，各部局都沒有充分的時間，人與經費也無法如事業進行的順遂，我覺得要有另一個辦法」。「臺灣統治的成績如何，在志類顯示的事實如何」，在志類的編纂中「各部局的責任重大，要熱心專念，擔任志類的工作是玉成美化，沒有遺憾，當然名譽上、信用上，是必須的」。各部局責任者列於編纂委員會，在背景上不僅是史料調查的理由，實際上他們要分擔志類的編纂，在成果是「各部局之力測試，人也是問題」。因此各部局太著重派門主義的官僚意識，由於各部局的競爭，在史料的選擇也可看出其意圖。從開始編纂事業，經過半年以上，田原天南談述中，這個事業的「副產品」，田原舉出「史料的蒐集保存」，首先就史料有已刊、未刊的著書與紀錄文書之外，也有天然物與紀念物，廣泛的蒐集，進而蒐集活動「遠經過外務省向英、荷、伊、西、中等交涉」，對此成果特別記載「在已得的貴重史料中，有明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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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年故樺山總督的陸軍少佐時代，親自至臺灣探險視察所記錄的日記」。又，收錄了「本島舊家學的秘藏」，聽取「臺灣關係者的口述歷史」，蒐集的是龐大的史料，在「許可的場合」下，在「東大編輯的《大日本史料》印刷如《臺灣史料》」的構想。其他作為副產物也有「臺灣關係書解題」「臺灣大年表」。在末尾，田原就臺灣史的編纂「本修史的目的是對中外發揚臺灣統治的成績，除了不朽的宣傳，」不僅單獨官府，在民間也願意協力，民間識者依囑任職督府有本會的評議員、顧問。」
田原談到樺山資紀手記中，「樺山資紀日記」現藏於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原件是以鉛筆書寫的，因耗損無法判讀。編纂委員會的調查下，持地六三郎採訪樺山家調查原本，作成抄本。抄本現也存在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由藤崎濟之助的再抄本現藏中華民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就此藤崎寫作《臺灣史與樺山大將》在改版《臺灣全誌》的序中談到。
偶然大正十二年三月四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同委員尾崎秀真，以史料調查之務來郡，談到史實調查，持地言好材料，自己從樺山伯爵家中，但沒談到明治七年的征臺紀錄，以前採訪樺山家，所幸發現大將的手札中當年的《日記》，寫本是放在東京的臺灣總督府出張所，經過謄寫，六月二十二日尾崎氏送來。
持地在事業開始後，相當早的時機至樺山家拜訪，蒐集樺山資紀文書，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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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用由藤崎提供的作成二部。持地與田原的史料蒐集活動是相當廣泛且著實進行。在求這些史料時，是十分雄大的臺灣史料編纂事業。這個活動是尾崎秀真至中南部的調查出差中，從嘉南大圳的工事現場發現了先住民的遺跡，又持地部長從三月十四日至「蕃界視察」進行史料蒐集。對象是含古碑，在前述有獨力著作《北臺灣之古碑》，經營基隆夜校自費設立石坂文庫任石坂莊作為編纂委員會顧問的理由是，可「借閱石坂文庫的珍貴書籍」，為求對石坂的古碑知識，石坂不外是「臺灣隱匿的歷史家」。特別是南臺灣比起北臺灣有「一些貴重的史跡」，古碑等史跡「在風雨破壞後的貴重古碑成為料理店的庭石，有名的史跡也被牧童破壞，改葬泉州後的鄭成功墓在今也不知其處」，這樣的狀況堪慮，期待「防止史跡、紀念物的湮滅」。
「與鄭成功父子關係很深之事，南洋臺灣貿易家有力者末次平藏的根據地之事、熱蘭遮城中懲罰荷蘭總督ヌイツ濱田彌兵衛出生地」停留在長崎五天的田原，為了蒐集臺灣關係史料拜訪長崎縣立圖書館時，得到永山時英館長與司書增田廉吉等的協力，此為田原的「歷史之跡」是長崎圖書館古賀十二郎，長崎與天主教，從其紀錄持地、田原、尾崎已開始蒐集廣泛的史料，可自到質量很高的臺灣史料。
可是，遠大的構想有著預算與期程的制約，無法達到。田原引用臺灣的舊慣調查事情「他的舊慣調查經過十餘年，花費百萬元在今天的修史不過多少分之一不得不在經濟且速成下完成」其皮肉，從考古學古碑，至私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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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史料要熟悉是很困難的。動員總督府內吏員，部局也競相編纂志類，由持地、田原、伊能等分擔執筆著作史，如《大日本史料》般的《臺灣史料》的編纂，是有其挫折。
編纂事業開始但一年多在大正十二年主查田原貞次郎，接著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相繼去世，進而作為理解事業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在九月二日就任農商務大臣兼司法大臣，總督一職由內田嘉吉，到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事業推進者同會委員長兼庶務部長賀來佐賀太郎免除總務長官，由總督府參事官後藤文夫接任，大正十四年九月三十日臺灣史研究第一人在持地、田原之後少數的專門家伊能嘉矩在鄉里岩手縣死去。
田原貞次郎是在《臺灣時報》發表「戰後的獨逸」、「世界的砂糖產額與戰後的獨逸糖業」等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論說，繼續以「世界戰後的阿弗利加」及「獨逸的物價調節與暴利令」的論文，之後大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進入東京慶應大學醫院死去。之前二月五日持地編纂部長來臺，同月十二日在總務長官辦公室召開編纂委員會的史料編纂打合會，翌十三日田原以「史料編纂事務被命從內地出張」至臺灣。可是回京後四月十七日在慶應大學醫院進例大手術，因為心臟衰弱在同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過世。
田原的訃報是翌翌五月二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以親族田中丈夫與親戚中目孝太郎、三澤文郁及友人後藤新平、持地六三郎、赤石定藏、大內丑之助、守屋善兵衛之名在廣告欄發表訃報。連名的持地六三郎，在田原死後三個月多在八月十五日於千葉縣安房郡北條町以腸潰瘍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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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六年七月畢業於法科大學政治科，成為大藏省試補，之後一時為山口高等中學校任職，明治三十年成為石川縣參事官，歷經石川縣書記官、文部省視學官兼參事官，同三十三年七月渡臺任職臺南縣書記官，轉任總督府參事官、同通信局長，歷任朝鮮總督府土木局長、同遞信局長，大正九年六月退官，同十年十二月成為錦雞間祗候，翌十一年成為臺灣總督府南支事業調查囑託，任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部長，一年有餘。亮年五十八才。持地昏追悼式，八月十八日在臺北陸軍偕行社進行，編纂委員會在田原之後也失去持地，從編纂事業開始才一年多，編纂部長與主查的編纂大將失去。對於田原的死亡，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體制的補缺，在《臺灣日日新報》有其記事。
史料編纂新囑託 木村增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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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後任內定由隈元繁吉接任，在蘭領時代由村上直次郎負責。作為「支那研究家」的木村增太郎來臺，的確是為了史料編纂委員會，留臺從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可是木村是何時參加史料編纂委員會，在委員會擔任什麼職務則無法得知。的確木村「以前是關於臺灣金融、南支南洋貿易的史料編纂」，從木村當時的研究業績來看可推測得知。只是限於筆者的管見，沒有看到木村的人事派令，在總督府職員錄也沒有木村的名字。就村上直次郎也一樣，最後村上何時任何職於史料編纂委員，無法知道。在《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村上是「外國語學校的村上直吉」，有「蘭領時代的臺灣著述」一文。我認為這不是村上直次郎。此時村上以《日蘭三百年的親交》為題著書，其他還有《貿易史上的平戶》著述。特別是後書以有著「東京外國學校長」「史料編纂官」，大正十一年出席ブリッセル萬國學士院會議後日為了編譯與荷蘭交涉。總之，欠缺以田原為中心的史料編纂委員會，調整態勢進行新人事，補足編纂事業的混亂階段。之後，另一個核心持地的訃報。史料收集的基礎，一部分開始進行執筆活動。由於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事業有很大的挫折。
可是，人的不幸還不只如此。評議員鄭拱辰在大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去世，同樣李春生也在翌十三年九月七日去世。進而，編纂事業經過三年的予定，在大正十四年九月三十日伊能嘉矩在鄉里的岩手縣永眠。伊能的去世，對於編纂事業中挫的對應時期。伊能在那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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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熱疫，醫藥沒用，五十九歲過世」。對於伊能的去世，在臺灣十月十三日臺北新起町有滹山大悲閣有木村匡、小松吉久、松下芳三郎、小川尚義、法水了禪、尾崎秀真、稻垣孫兵衛、鷹取田一郎、藤田捨次郎等舊知二十餘名參加追悼會，在當時尾崎則負責讀弔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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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編纂事業何時中止，無法判定。在《臺灣時報》的人事消息欄中大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東鄉實（代議士、農博）十二日因史料編纂而來臺」。編纂事業在大正「十三年同事業被中止」，東鄉來臺繼續此業。可是，編纂事業的總責任者較理解者是賀來總務長官，在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辭任長官，之後由後藤文夫任總務長官心得。可是後藤也上京中，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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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吉田平吾遞信局長以長官不在中代理。並网由於賀來長官突然更迭，此時賀來出席外務省的國際關係會議，依願免除本官，同二十四日在ゼネバ（日內瓦）召開的國際鴉片會議擔任日本代表，翌十月四日由橫濱經由加拿大直至巴黎。
在第一表，持地、田原沒有後任繼續，缺乏編纂部長與編纂部主查的編纂委員會實際上是解體的，事業被休止。但是編纂委員會沒有被消滅。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中，從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三年記載了「臺灣總督府編纂委員會規程」。當然沒有記載各種委員，僅是空記規程。
三、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
在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事業於大正十三年事實上被中止了。可是，要求繼續編纂事業的聲音並沒消失。要求該事業的背景是對領臺二十五年時代的請求，以此作為事業的開始。對「新臺灣史」的期待，在臺灣成為一種雰圍氣氛。在此臺灣總督府機關誌的《臺灣時報》來看，同誌在大正八年七月一日東洋協會臺灣支部發行的舊《臺灣時報》廢刊，在臺灣總督府構內發行所的「臺灣時報發行所」重新發刊，新的《臺灣時報》創刊連載了「領臺二十五年誌」，回顧領臺以降及史料的揭載。「領臺二十五年誌」是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以比志島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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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枝隊從占領澎湖島，由記載形式來看是日誌體，與《臺灣史料綱文》類似，成為領臺二十五史的基礎。並且，同誌積極的揭載關於臺灣史的史料，例如回憶、回顧史料有「回憶始政紀念」、佐田實年「追憶二十年」、木村匡「二十五年的回顧」、高木友枝「官場十有八年的回顧」（已揭），日記有「土匪襲擊臺北城的日記」，史料則有「劉永福的請隆書」、「由伊藤總理給樺山總督的訓令」。特別要注意的，是木村匡「呈現征蕃的私記樺山伯的事蹟」、「樺山伯的臺灣視察－牡丹社征討以前的－（朝比奈正二談）」及「征蕃事歷的有力史料」，從大正十一年四月號起長期的連載大路主人水野遵纂述的「征蕃私記」，是開始史料編纂的意義。
在臺灣總督府於大正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迎接始政三十年。此日總督府在臺灣神社由伊澤總督、菅野臺灣軍司令官、後藤文夫總務長官與官民二百餘人進行始政三十年紀念祭祀，在總督府第二會議室有紀念祝賀會，在總督官邸舉行始政紀念日官邸園遊會，在臺北市的新公園也集合官民二千餘民舉行臺北市主辦的官民合同始政三十年紀念祝賀會，從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十二天，在總督府博物館、植物園（園內的商品陳列館、武德殿、林產館、地方館、現場販賣館）、總督府舊廳舍、專賣局本館等四個會場，展示關於文教、衛生、一般產業、鐵道、遞信、鴉片、酒、菸草、鹽、樟腦，在總督府圖書館陳列圖書，舉辦臺灣始政三十年紀念展。原本始政三十年紀念事業應該展出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的成果「新臺灣史」，應可錦上添花。
可是，因組織、人事、偶然的結果，造成史料編纂事業的挫折，進而「有臺灣行」之聲，受到大正十三年本國的加藤高明內閣的「兩政整理」政策，在伊澤總督之下進行臺灣總督府行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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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所屬官廳及地方廳官吏中，減少高等官六十三年、判任官七百二十三人，同時行政組織大幅變更，受到行政整理政策的影像而中斷。「領臺三十年的今日還沒有一個完全的臺灣史研究發表，實在是日本學界的恥辱」，提供「領臺以來已三十年『日本人對於領有臺灣的意義為何』，對之記載有幾個人有完全的答案」作為問題意識，不僅僅是「臺灣的歷史，領臺以來也完全沒研究」，在「地理方面領臺以來也沒有一本完全的調查記述」「遺憾千萬」，在史料編纂事業有大期待任史料編纂委員會中負責臺灣太古史的尾崎秀真，對前述的編纂委員會組織問題強烈的批評，進而對於事業中斷「在官廳的政策下，中止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表達激烈的憤慨。尾崎的憤慨，進而也轉向總督府行政官吏的態度「以前總督府設置史料編纂委員會，為保存歷史的一道光明，因為組織不得宜，因此無法舉出成績，在行政整理的結果而中止事業」，嚴格的追求其責任。
年間預算2萬餘圓開始編纂的事業，「編纂正確的本島史，是基本的工作，非常重大在大正十一年中止了三年為期」，「書寫本紀的持地在五、六十頁後病死，田原也只寫一貝就病死，在大正十三年結束是悲慘的命運」。「爾來史料只是一人寂默的在調查課的法規，留下的空文，有復活之日」。
昭和三年六月十六日前任者上山滿之進後繼者為川村竹治，同二十六日繼任後藤文夫的是總務長官河原田稼吉之下，昭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訓令第二十九號編纂事業得以復活，「以完整的陣容三年來繼續事業」定下新的編纂組織。訓令第二十九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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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會規程是沿襲舊編纂委員會規程，但目的是大幅的組織改編。
第一是組織名稱的變更，舊規程是「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根據新規程削「委員」為「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意思是組織縮編。第二是職務分擔明確化，特別是舊規程不明確編纂負責委員的職務規定，新規程第二條明定編纂員，同第五條第二項「編纂員服從上司之命而從事史料的調查、編纂」，第三是命令體係與代理體係的明確化，在舊規程沒有明確表示委員長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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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規程第三條第二項「會長總理會務」，庶務部長（第四條第二項）、編纂部長（同條第四項）「承會長之命」任各職掌。又從舊規程對於代理體制，庶務部長「會長有事時代理之」（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是舊組織依據舊規程第三條第一項表示庶務、編纂業務的分擔，沒有敢於作組織的分割。第五關於庶務，在舊規程第三條第二項「庶務部長由委員長兼任，擔任委員長的總務長官的權限有強烈的統轄力，在新規程總務長官留任會長（第三條第一項），庶務部長由文教局長任職（第四條第一項），變的有實務及機能性。第六與前項有關，庶務部長由文教局長任職，因為編纂事業是文教局所管轄。與舊規程最大不同是編纂事業所管部局的明確化，因此史料編纂事業由總督府文教局負責。特別是舊規程很多的幹事、評議員制，在資格及責任相同，沒有特別變動。
可是，運用上比起舊組織有大幅的變更。在編纂會的人事上明顯的表現。
人事派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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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比起舊史料編纂委員會的人事命令要少很多。由人事派令來看，村上直次郎從四月二十六日任郃，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與波多野清太州，分別在四月三十日、五月七日、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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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任命編纂員，幹事及書記是在四月二十六日任命。史料編纂會的陣容，波多野臺北高等學校教授的派令來看是很好的。編纂員是臺北帝大的村上、久保、神田與臺北高校的波多野任命，對此在《臺灣日日新報》也有報導。
內容
史料編纂會，在編纂委員會的事業計畫主要在修史事業，目標是類似《大日本史料》的「臺灣史料」編纂為目標。根據同內容，編纂是分為領臺前、後，進而領臺以前分日本、西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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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負責日本、西洋，久保負責中國，但後都沒記褲，無法特定，從經過來看尾崎、豬口、塩見負責不是嗎？這是《臺灣史料稿本》、《臺灣史料綱文》上有重要的意義。
史料編纂會規程，評議員、幹事等編纂會組織的有設定，實際上成員是一些是與規程有關。在第三表中根據《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整理了史料編纂會成員的變遷，由表看會規程第六條事實上沒有執行。在表中記載，編纂會會長有若干說明的必要。會長由總務長官任命，在歷任會長人見次郎、木下信、平塚廣義及高橋守雄。依據《職員錄》除高橋守雄外，可從總督長官的人事變遷看出。人見次郎是昭和四年八月三日在河原田稼吉之後繼任總務長官，昭和六年一月十六日石塚英藏總督改任關東廳長官，由太田政弘繼任，翌十七日人見次郎由兵庫縣知事高橋守雄代理。可是高橋長官在任僅二個半月，同年四月十四日轉任警察總監，後任為同四月十五日長崎縣知事木下信來任命。木下也在翌一月十三日被命休職，同日由平塚廣義替代。會長的人事，與史料編纂會無關，是在總督府上層部人事的紛擾中改變。庶務部長的移動也是一樣的，是行政高等官吏的宿命。可是會長、庶務部長頻繁的交替，使單純的編纂事業有其困難，無法有強而有力的行政指導力，來確保編纂員的獨自性。
編纂會的陣容在人事上是充實的，自昭和四年至六年在尾崎秀真、豬口安喜、塩田平之助加入編纂員。人員數來看，昭和四年是十五名，同五年度是十六名，同六年度十四名，平均為十五名，在七年度減為十一名。編纂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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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表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職員變遷一覽
昭和四年六名、五年與六年七名，同七年減少為四名。特別是史料編纂會是「以專任者來進行調查編纂」，對組織規程事業內容不小，事業預算也與編纂委員會一樣「昭和四年總計二萬圓」。
前揭《臺灣日日新報》在史料編纂事業計畫期間，指摘「三年間可否完成是有疑問的」，對編纂事業有期待。
對臺灣的史料曖昧，對編纂會有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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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編纂事業再出發，有相當的期待。就內容井出的《臺灣治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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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編纂的成績來看，改隸前的臺灣史料中，村上編纂部長為巴達維亞城日誌翻譯，由久保及神田編纂員由中國及臺灣關係史料抄錄史料，作為改隸後的臺灣史料尾崎、豬口及塩見等囑託員在日清戰史、陸軍幕僚史草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同事務成績提要、平臺紀念錄、治匪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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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新聞雜誌中以編年體抄錄，明治二十八年以降至大正八年明石總督時代，編史料稿本本編二十七冊，追加二十四冊，合計五十一冊，各存三部。
因此史料編纂會的編纂事業進行。「改隸後臺灣史料」即領臺後的總督府史料是由編纂委員會囑託的尾崎、豬口、塩見負責，在編纂委員會繼續其事業。在昭和四年的事業內內中以《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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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濁點的部分來看，在事務成績提要中舊史料編纂委員會的事業在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中斷，依「經費的配合」並非僅僅如前述的事實。由於事業預算上的理由中斷的確是如此，在編纂核心的持地、田原相繼去世，後繼無人才是最大的原因。同委員會的尾崎、豬口、鷹取、隈元、今關、木村主要來說，缺乏統籌的編纂部長，在組織的進步上有大障礙。又作為史料編纂會的編纂員「最初的八名編纂委員的任命」，在前揭第三表村上、波多野、久保、神田、尾崎、豬口、鹽見七名，但第八名不知。加上向山斧太郎的話，有若干的疑問。假設，加上向山的話，《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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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度的單年度成績提要，記上「頭初」是有誤的吧。特別是單年度編纂，實際上在印刷刊行是數年之後，此卷實際上是昭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提出，若有小缺失並非無法理解。
再次展開的事業中，首先是「改隸以後史料」的蒐集編纂，在昭和四年「從明治二十八至三十四年的史料蒐集編纂」，就「臺灣史料」，領臺以降史料編纂收錄於《臺灣史料稿本》，對象年度是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事業計畫考量為三年，全體是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同三十四年的七年開始，剩下的明治三十五年至大正八年的十八年推測分為二年來編纂。之後《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記載。昭和五年「前年同樣各編纂員編纂調查的史實」，同六年「前年同樣史實的調查編纂進行中」，同七年「昭和七年度史實調查編纂結束」。前揭昭和四年（第三十五編）度版本相比相當簡略的記載，在事業的進程無法理解在昭和七年完了。
《臺灣史料稿本》為主的編纂事業中心，關於臺灣總督府的統治，同稿本「改隸後」在本書復刻《臺灣史料綱文》，在編纂作業負責該部分的尾崎、豬口、鹽見的解任而結束。編纂事業結束，大場鑑次郎文教局長在昭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進太田政弘總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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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場文教局長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完了」而解除了編纂員尾崎、豬口、鹽見的囑託，進而因為「事務格別勉勵」而由府費事務費賞給尾崎225圓、豬口250圓、鹽見56圓，並向上報告，太田總督於一月二十六日決定這個人事命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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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與其他二名被解雇囑託，他們被支給的賞金的計算值是一年之數，也是編纂委員的合算。例如尾崎任編纂委員會委員是大正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尾崎工作是自大正十一年四月與同十四年三月，從昭和四年四月與月七年一月的六年一個月。根據前揭表，每個月尾崎是250圓，豬口在大正十二年100圓，同十三年、十四年是200圓。在史料編纂會尾崎204圓，豬口是188圓，每個月比起編纂委員會時要少。
根據總督府的編纂事業是自大正十一年經過十一年，完成府史關係史料的編纂。《臺灣史料稿本》中，在領臺前史不過是中國關係史料的編纂上補助，府史及至統治史的史料編纂完了，是指事業上事實結束。史料編纂會，是在整理殘務，規模縮小而續存。昭和八年五月一日中川健藏總督發表了訓令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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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健治郎總督府來，總督是內田嘉吉（大正十二年九月六日～同十三年九月一日），伊澤多喜男（同九月一日～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上山滿之進（同七月十六日～昭和三年六月十六日）、川村竹治（同六月十六日～同四年七月三十日）、石塚英藏（同七月三十日～同六年一月十六日）、太田政弘（同一月十六日～同七年三月二日）、南弘（同三月二日～同五月二十六日）、中川健藏（同五月二十七日）經常換人，編纂事業的總負責人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大正十年七月十一日～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以來，後藤文夫（同九月二十二日～昭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原稼吉（同六月二十六日～同四年八月三日）、人見次郎（同八月三日～同六年一月十七日）、高橋守雄（同一月十七日～同年四月四日）、木下信（同四月十五日～同七年一月十三日）、平塚廣義（同一月十三日）改變。在總督是九名、總務長官為七名。經過十二年的困難事業。比起持地、田原的構想相比相差減少，只完成史料稿本。原因是持地、田原的病死及缺乏預算，臺灣統治政策與本國政治也有關。在異民族支配開始沒到二十餘年時，為鼓舞統治支配的成功與正當性，而有政策的意圖。編纂事業是在鼓舞臺灣統治之中，所謂文官總督時代的大正民主期開始企畫。的確史蹟、古碑、的破損等史料的散逸，為防止上述，在文化事業是編纂事業的大工作。可是文官總督的特徵是總督奱動大，田健治郎總督（第八代）任職農商務大臣兼司法大臣，在任僅二個月半的南弘總督（第十五代）任遞信大臣，由於反對者由貴族院議員任總督的石塚英藏總督（第十三代），由關東廳長任職的太田政弘總督（第十四代），本國政界與總督人事直接關係。又總務長官高橋守雄也僅在任二月個轉任警視總監，由內務省社會局勞動部長轉任的河原田稼吉，由兵庫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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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橋守雄，由長崎縣知事任職的木下信。由總督府內直接任為總務長官的只有專賣局長賀來佐賀太郎與總督府參事官後藤文夫二人。河原田長官就任是在昭和三年六月以降，長官人見次郎、高橋、木下。在中央政界的影響下，不只是總督也波及總務長官。從第八代總督田健治郎至第十六代總督中川健藏十七年間文官總督時代總督的黨派系列，有政友會系總督的田健治郎、內田嘉吉、川村竹治，憲政會系總督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民政黨系有石塚、太田、中川。因為臺灣總督府是中央政界權力抗爭的縮圖。進而，文官總督的出現，大幅的縮減總督的權限。總督在明治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敕令第三百六十二號臺灣總督府官制第二條「總督為親任陸海軍大將中將充任」，總督「總督在委任範圍內統率陸海軍，受內閣總理大臣監察，統理諸般任務」（同第三條），握有政軍兩權。可是任命文官總督，關於陸海軍的統率權限，從統帥權的問題，由於總督的權限而去除軍事指揮權。大正八年八月十九日「明治三十六年敕令第二百九十六號在臺灣設置臺灣守備軍司令官之件裁可廢止件」，敕令第三百九十四號也有「明治三十六年敕令第二百九十六號廢止」，接著同敕令第三百九十五號廢止臺灣總督府海軍幕僚條例，根據同敕令第三百九十六號陸軍兵器部令、陸軍監獄官令、陸軍經理部條例、陸軍軍醫部條例、陸軍獸醫部條例、陸軍法官條例、陸軍補充令、陸軍倉庫條例中「臺灣總督府陸軍」為「臺灣軍」，「臺灣總督」改為「臺灣司令官」。新的軍事編成。除軍事指揮權外，同日敕令第三百九三號臺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第二條「總督親任」，第三條「總督由內閣總理大臣監督統理諸般政務」，第三條之二追加「總督在保持安寧秩序必要下，在其管轄區域內，請求陸海軍的司令官使用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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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產生了文官總督，武官總督的象徵民政長官的名稱在同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改為「總務長官」。「臺灣史料」的編纂事業，在臺灣統治組織的大幅變更中，象徵文官總督開啟了事業。
設置了持地、田原的編纂委員會，對於臺灣總督府統治史的修史編纂，及模仿《大日本史料》有了「臺灣史料」的構想，在持地、田原病沒與臺灣統治支配的狀況而受挫，以村上直次郎為中心復活以臺北帝大為主導的史料編纂會繼續，這個編纂構想有了大改變。作為總督府官吏很深的統治行政，以統治支配，持續支配總督府史的編纂，以誇示其支配成果，比起持地臺北帝大教員為中心的史料編纂會的想法大不同。特別是村上是東京外國學校教授的經驗來任史料編纂會的編纂構想，這指舊事業的繼續可能性。村上作為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是自昭和三年四月起，至退職離臺是同十年十月八日有七年多。村上赴任臺北帝大，成為史料編纂事業復活的契機。編纂事業是在昭和九年完了，從臺北帝大的史學科職員來看，國史教授是桑田六郎（東洋史概說前期「二」、東洋史特殊講議「二」），風俗、人種學教授移川子之藏（土俗學人種學概論「三」）、西洋史講師庄司萬太郎（西洋史概說「二」）、地理學講師小野鐵二（地理學概論）、助手宮本延人、副手松本盛長，特別是南洋史教授村上直次郎（史學概論「二」、南洋史概說「四」、南洋史講讀「二」、西班語初級）、助教授岩生成一（南洋史特殊講義「二」、南洋史講讀及演習）。這年度村上在南洋史講讀“J.Montersy Vidal:Historia de Filipinas”，岩生南洋史講讀與演習”De Jong:Overzigt der betrekkingen van de Nederlandsch Oost-;Indische Compagnie met Siam“，進而在南洋史特殊講義中講授日暹交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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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洋史研究中，臺北帝大的史學科水準很高。後來村上譯注《巴達維雅城日誌》未刊，加校注後復刻中村孝志在昭和九年畢業論文發表「在臺灣的西、蘭兩國的教化事業」，翌十年成為史學科職員簿的副手。
但是南洋史專家的村上任職編纂部長，從「新臺灣史」的編纂事業的視點來看不過是權威意義的人事。的確以尾崎、豬口、鹽見為編纂事業為中心擔任總督府史，完成了作為「臺灣史料」的《臺灣史料綱文》、《臺灣史料稿本》，編纂事業中的村上位置有其問題。在《綱文》和《稿本》中，產生了編纂作業的疑問，是基本的誤記與收錄史料的選擇及收集作業所產生的問題，其原因是人事構成，不可曲解其評價吧。可是無法編修史，在前述的樺山資紀日記的抄錄，編纂委員會的功勞也不少。現在藏於央圖臺分館中，這是編纂委員會蒐集相當多散見的史料，在臺灣統治支配上有其重要性。另史料編纂會編纂的「臺灣史料」有不少問題，含領臺前史料《巴達維亞成日誌》及《中國史料》，領臺後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的總督府統治史料有《臺灣史料稿本》和從內容抄錄《臺灣史料綱文》是唯一有體系的綜合史料。當然，由於總督府的編纂事業成果只有三部的稿本，不只是在總督府書庫內。史料編纂會作為事業無法刊行史料，事業結束後提供民間臺灣史研究的貴重史料。例如，昭和十二年村上直次郎將自己負責編纂的稿本《在巴達維亞城的日記》其《抄譯巴達維亞城日誌》從日蘭交通史料研究會中開始刊行，「未刊的臺灣史料稿本」「從數年前著手集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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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山季和太根據此完成《臺灣治績志》，而尾崎秀真的「新臺灣史」的構想長期連載於《臺灣時報》的「臺灣四十年史話」。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編纂事業，其事業並沒結束，其中一部分史料編纂會繼續，由臺灣史研究者來引用。
四、 臺灣史料綱文
本書《臺灣史料綱文》（以下簡稱《綱文》），印刷《臺灣史料稿本》的以活字印刷994張來印，作成後以複寫紙二枚作成三部。本書原件是在央圖臺分館典藏，因該本是由複寫紙作成的抄本有不清楚的部分。現在臺分館所藏《綱文》是沿自舊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由其所載是「府大教局編修課」所寄贈，其典藏編號是○七四一－二一三。
現在《綱文》是以994張臺灣史料稿本的用紙來記，從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八年有各年度的封面，分為二十五冊。封面是該年度與「臺灣史料綱文」的分類號以毛筆墨書，分類編號是明治二十舉年的「三之一、二」以下大正八年的「三之二七」分成二十七，小分類不是二十七冊。 大分類的「三」不是所謂「臺灣史料」內的分類。《綱文》是本書蒐集、編纂從史料中抄錄，記載了年月日、件名、出處。年月日、件名、出處，加上出處的史料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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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稿言之是《臺灣史料稿本》（以下簡稱《稿本》）。在《稿本》沒有加上書上題名，本稿中與《綱文》方便上區分以《稿本》。在《綱文》與《稿本》之外，《古代支那史料》《古代 日本史料西洋史料》《和蘭占據時代 支那史料》《和蘭人占據時代西浶史料》《鄭氏時代》《清領時代》，沒題名的收入了「イスパニヤ（西班牙）軍佔領基隆公文」，即所謂臺灣史料。進而在「臺灣史料」中完成臺灣史料編纂事業主要目的的《稿本》。《稿本》是以編年體來編纂，不寫上名稱。只在其背後加上《臺灣史料稿本 明治三十一年》。在年度中，沒有封面，只有本文的記載。
相較《稿本》，《綱文》的體載是有各年度的封面，每年一本。封面有年度、「臺灣史料綱文」及分類編號。《綱文》記載的內容基本與《稿本》一樣。除了部分《稿本》的內容即為《綱文》。可是筆者在本書的註解 指出，《稿本》與《綱文》的關係是很複雜的，不能單純從《綱文》是《稿本》濃本來看。因為《綱文》與《稿本》的編纂方式是不同的，記載事項也有不同。當然兩者可大致看成一體，不看記載內容，在活字印刷及書寫字是共通的。
在此就《綱文》的編纂有檢討的必要，因篇幅的關係，只討論二點，第一是就編纂經過檢討編纂組織相關文書及擔任者的文書，編纂事業則省略。第二就收錄的史料與《稿本》的關係，在註解已有述，在此避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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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總督府事務囑託的伊能嘉矩，在書名名中從明治三十五年以後同四十二年的理蕃涗革，從第二編成為《理蕃誌稿》，「五年計畫的理蕃事業概要在明治四十二年蕃考本署的設至大正四年廢止」，以下省代補
從以上來看《稿本》依據的主要史料有《公文類纂》、《府報》、《官報》、《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臺灣時報》、《理蕃誌稿》、《警察通報》、《陸軍幕僚歷史草案》、《近衛師團軍迺部衛生彙報》。（中略）從比例上，《稿本》蒐集主要史料為《公文類纂》、《府報》、《官報》、《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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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臺灣史料稿本》有相當多的問題，因編纂時間很多，無法作嚴密的校對。史料編纂會的組織缺點，由持地六三郎的編纂委員會以來的編纂事業中，村上直次郎史料編纂會繼續使用。編纂起初受到「臺灣史料」構想的挫折，不得不以《臺灣史料稿本》來滿足。對於「改隸後的臺灣史料」《臺灣史料稿本》尾崎秀真、豬口安喜、鹽見平之助起草，他們在昭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被解雇，史料編纂會被廢，在翌昭和八年五月一日實質活動史料編纂會開始，自昭和四年五月才二年八個不到，時間及預算上有困難。嚴密的校對有其問題。《臺灣史料稿本》所收的龐大史料來看，相當一部分是史料編纂委員會蒐集的。史料編纂委員會組織龐大，且由總督府內部直接負責，「公文類纂」的總督府文書容易收得。可是規模縮小且編纂部長也改由臺北帝大的村上直次郎來任職，蒐集總督府內部文書有其困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