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國策的犧牲？記錄埋葬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以鉛筆寫下更始一新之名〉，《實業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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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澤總督就任以來提出「更始一新」為各方所用，同時成為國策犧牲的用詞。
我材疏學淺不知「更始一新」的意義，主要在舊新來使用，更始一新的意義是毀掉舊的，以新的來替代，國策的犧牲，最近為掩飾世間所要毀掉的的用詞。
只是我很遲純無法想像得出來，在這次的更始一新中常常有，例如毀壞即取其首。這時不必要的是預想之外是沒用的。來迴更始一新、更始一新的話，不是簡單容易的一件事。
總督府史料編纂事業在大正十一年五月訓令第百號發佈以來，以前專任囑託設置數名也有其進步。
督府緩慢的前進，決心就史料編纂事業，對於留下臺灣的紀錄是千載之事，實為南方文化應要慶賀之事，同委員會的誕生是島民感動而歡迎。可是第一次的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是適材適所而受贊賞，在此時同會事業進行中的一大挫折是持地突然去世。
接著第二而來的，是編纂實際負責人的田原天南去世。
漸漸感到同業的事業失去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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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尾崎秀真、鷹取田一郎、豬口安喜其他囑託辛勞的繼續工作至今，失去中心的同會事業無法看到如預期的事業進步是事實。
隨著失去中心人員，多少產生了不順，這不是成為史料編纂事業中止的理由。換言之據消息該事業在本年度從十四年度停止是胡說的。我們的賢明總督長官作的是有意義的事業，總督府定要完成此事業，對於更始一新的犧牲是不可確信的。有關風評想到此對於史料編纂有何議論可想像出來。
為何總督府中止又廢止，且無期限延期，是所謂為了節省經費，總督府的史料編纂總計五萬及七萬，應不至破產。
這樣的話各種事業都要中止，如屏東的飛行班至今要花費數十萬圓，這些如何有節約方法。
從前後左右觀察，使料編纂事業的中止，是前任者的計畫留下的工作，不是光榮之事，以漢字來寫是所謂不急的事業。
因此中止，當然就事業不是一年、二年的問題，今要考量持續下去。以前，縮少而至廢止。何況是用少數的預算可得到國家的事業。
我們現在看到的人員來完成這個大事業是困難的，由於以上的人材及經費應可迅速完成。
在原編纂事業的規則及時間束縛下是不可能的，總之總督府的事業在龐大的組織，導致制度及規則無法巧妙運用。
史料編纂委員會其例也無法洩漏，今試以大正十三年七月現在的職員錄來看其有限的事實。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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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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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大袈裟中，實際工作只有囑託二、三人。因此今之官制與制度下不是其時機，將之停止，寫出弔辭。

田良島 哲，〈文化財情報的發掘與再生－「實物」與「文書」之間－〉，《情報知識學會誌》，第17卷第4號，2007年，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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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久歷史下仍保留下來的文化財是，深含重要的歷史情報，為了活用這個情報，首先是對持有文化財的歷史意義的自覺，由持續的調查來累積情報是不可欠缺的。由於調查的視角受到時代的制約及學問分野，為了避免偏頗調查歷史的自體，要經過長時間的過程文化財情報的再發掘。這篇報告，以古文書的文本為文化財的素材，介紹傳統調查過程及案例，從過去來累積文化財情報，為了實現廣大社會的共有，說明這個必要的課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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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日，我們對於「文化財」一般認知是，經過長年有意識的、無意識的，從人間的手上經過手來傳遞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在被製成之初，被給予一定的社會責任，應該有某種機能，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完了責任，失去功能，但加上其他的意義外，而經歷了歷史。
在多數場合，「文化財」從過去到未來，無法自身明白其傳遞的理由，是情報是隱含於潛在之中。要述說這個過去的情報，想知道這點的社會期望，要「發掘」在起初是看不到的情報。
「文化財」包含於情報中，比較容易認識的是文字情報，今日而言是「文本」。「文化財」從讀取過去情報作業，多是讀取文本。
在小論是以古文書類型的文本為主體作為文化財素材，調查傳統的文化財過程，同時介紹其事例，因為主要對象為文本，
思考漏失的情報再生的問題核心。
並且，文字史料的木簡及漆紙文書般的文字是從地下被「發掘」出來，是在本報告大概的意思，比喻從一定的視角來看無認知的情報上，有新認識的意思。

2 傳承‧調查‧「發掘」
2.1 反覆調查與發現
文書原來實務上必要保存‧管理。由於政治體制及社會構造改變，失去了文書保證的權限與利益，而容易被廢棄。這樣的改變，如日本從中世至近世，近世改成所謂近代。經過歷史的篩選而傳承的東西是「古文書」。現在留下的，從古代至室町時代，約900年間的文書全部蒐集，這些數目不到江戶時代約250年全部文書的1％.江戶時代與明治時代比較，恐怕也是同樣的情形。考慮作成文書的絕對數差距，古文書傳承下來的文字大約是九牛一毛。
僅僅殘存的前時代的古文書，是跨耀家族起源的東西，主張其超越時代的權利，這樣的情形很多，容易存留下很多。這樣可以發現歷史情報，有系統的調查文化的資產很多從江戶時代起產生的。
著名的事行是京都東寺（教王護國寺）傳流下的文書。東寺流傳下的從古代到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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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為國寶約二萬件文書（現在典藏於京都府立總合資料館）。原本這些都是作為中世領主的東寺為了自身權益以莊園來管理，在江戶時代既存的權益消滅了，從古傳承的秘藏室寶，發現其歷史的意義，作為歷史料資的再生，周知好學的大名加賀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綱紀不只作成東寺文書的目錄書本文，也書寫本文，將之贈與東寺桐箱100合，整理了長期保存的體制。是被稱「東寺百合文書」的由來。
近代修史事業起於明治時代，內閣修史局及京都府廳作為歷史資料的目錄，同時在文書上加上薄紙複寫成為「影寫本」。照相技術尚未普及的階段，原本文書的筆跡透過人的手來模寫的影寫本，意義是比照片記錄豐富情報有其可能性。
目錄與影寫本的作成，將文書持有的情報還元給廣大的社會，一方面沒有成為調查對象的文書仍長眠中。東寺百合文書之中，在明治時代漏失調查的一部分，在昭和年間由京都府來調查「再發現」，之後歸於京都大學所典藏。但東寺百合文書從東寺讓渡京都府，執行再調查時，過去製作的影寫本文書仍有很多「再發現」。這些文書後來，以照像攝影來公開。結局是從江戶時代的調查、整理的東寺文全貌可明白，關於文書的基本的情報是社會共有，實際上有300年的歲月。關於文化財情報完全「發掘」，要長時間才能看到。
2.2 古文書的「發掘」
2.2.1紙背文書
古文書一般多少經過人的手有意識的傳遞於世，在其中在沒有被人發現的狀能下，從「發掘」而再現。
紙背文書是，一度使用過的文字書寫於紙，在背面有其他用途，二次利用於日記、經典、印刷物品等，最初書寫是作為「紙背文書」的概念。
紙背文書不問其時代傳承，代表是奈良時代的正倉院文書。戶籍及計帳的律令制下的公文書被之棄，給東大寺後，東大寺在其背面利用來寫上實務的文書，要注意背面的內容有其重要的歷史，在江戶時代學者中，國學者穗井田忠友編集成冊，開始了作為歷史資料的正倉院文的「發掘」。這樣的調查，近代也繼續，《大日本古文書 正倉院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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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刻與近年的照片複製的公刊，基本的情報是社會共有的，最近全文及復元上，必要完備情報的畫像資料庫在網路上公開。
我認為紙背文書可能是以特殊的存在，在現在所知的平安時代古文書約有1成是紙背文書，回溯其時代的歷史資料重要性很多。
2.2.2 下張文書
支持襖（紙門）與屏風補強其骨，為了維持支持體的柔軟性，要加上幾層的紙，這個用「下張」，因此在此的文書稱為「下張文書」。下張文書的存在，就經驗所知，筆者以作為歷史資料恉出其存在形能的關係，在近年從中世到近代可見到廣大的確認報告。
在此舉一例，京都建仁寺的塔頭中，在大中院桃山時代畫家海北友松筆的襖給，在修理這件襖繪發現了大量下張文書，調查黎多半是在豐臣秀吉政權的京都所司代配下奉行人的公文書，事實上這奉行人是大中院前身寺院的創建者。就是役所不要公文書，轉用為新設寺院襖的下張。
通常作為繪畫的文化財中，可意外發現大量的文字情報，實際上過去確實是如此，不關心修理過程，是無法發現。並此如修理過程中的研究者，只關心描繪的畫，因此無法看到文書等。作為歷史的情報認識這點，要連繫著情報的活用。
2.3 小結
從傳承的周知歷史資料，新「發掘」，舉例如任何「實物」有著文書的存在，這些內含的情報，由一定的關心與學問的方法，開起其再生。紙背文書的場合，從古代關心起，研究及累積下，作為下張文書的歷史資料的評價，仍在起初階段。現在不關心，從新視點來看，仍有許多重要發光的文化財。
3 「實物」與「文本」之間的情報
3.1 從「文本」的視角
3.1.1 傳統的古文書的方法
傳統的古文書學主流是「樣式論」。古文書全體是以「太政官符」或「御教書」的各樣式來分類，要忠實基本樣式嗎？還是改變其樣式嗎，樣式是有變化昏，從此可發現歷史的意義，以此作為研究的課題。當然，要判定文書的真偽及特定時代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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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其程度。
因此，樣式論是文字的配置等持有空間的要素，基本的文本的真正性是對文書歷史的評價最重要的要素。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中，評價文本記述內容的信賴性，可明白過去的事實，作為歷史資料的文書及記錄的評價，這是繫於歷史的事實評價。因為，特別的歷史研究者主要關心是不可偏向文本的某種意義（或文字列）的發現。
3.1.2文本化與流失的情報
只是，歷史學研究僅僅對文本單單在文字列與認識。如，文本擁有的意義，在平面上的位置不同，歷史研究者暗默了解的事項。
舉一例的話，在改變文字的行列，接著移動其行列是重要的情報。傳統的文章必須對皇帝及天皇表示敬意，在文字方面，改行上上在次行通常書寫一字「台頭」，行文中也改行「平出」，空出一文字的分配空間稱為「欠字」有這樣固定的作法，在翻刻時，大概再現這些已是慣例。
並且，書狀的書字在紙上部書寫大字，是表示對對方的敬意，左下角書寫小字是對對方表示低下，顯示尊敬的態度，在古文書學是重要的情報。
本文的文字有錯誤時，在消除時，在橫向書寫寫訂正的文字，在翻刻時大體視覺上要再現其格式。
現代的代表史料集《大日本史料》、《平安遺文》、《鎌倉遺文》等，多少都再現這樣的情報，當然情報再現時，也必須避免漏失情報。有這樣充足意識的話很好，一但被分離的文本走向獨自的面。
3.2素材‧次元‧計測值
3.2.1素材
所謂「古文書」多數人都是想像成被寫在紙上的東西吧。但是，古文書的對象是，不限定其文字記載的素材，記錄在布、木板、石材、金屬等也是「文書」。作文書時，鑄成梵鐘，在佛像像內書寫，在現代古文書學教科書必然提及。只是，在道理上「怎樣被記載在『東西』也是『文書』」其定義是很容易的，實際的「物品」在以前製成，因素材的差異而有什麼意義，記錄什麼情報是為學術意義上的作業問題，這是很困難的。頁248
在中世對寺院及神社捐贈土地及金錢很興盛，要證明贈與的行為作成「寄進狀」。在福井縣若狹這個地方某個古寺，在木札上書寫「寄進狀」遺留下來。書寫在紙上的用詞沒有大差別，但形態及大小有多樣化，以朱書來寫文字，描繪圖案等，很有特色。寄進札是揭示在原來寺院的堂內被周知的，確實是帶有一種松開性，在初期調查以前「書寫於木材上的文書」作為詳細的情報還未對其意義檢查。
木札以外，關於刻在金屬及石材的文本研究，從古代的研究，在東洋為「金石學」，歐美為「碑文學」，以「古文書學」區別其他的學問門類，（特別在日本）近年從雙方的交流可見。
3.2.2次元
「文書是有表與裏」，這是古文書學的常識。與本文相關書寫於紙背的話是「裏書」，文書以層疊狀態下容易看到首頁的部分，加上日期及標題則為「端裏書」。在連續紙的紙背接續的部分書寫上花押，作為連續的證明「繼目裏花押」，前述「紙背文書」也有「裏的意思」概念。在觀念上是捕捉二次元平面是紙的資料，實際上是三次元的物體＝「實物」。
在滋賀縣湖南市長壽寺的二枚木簡中書寫中世制札。一枚是元弘三年足利高氏（之後為尊氏）禁制，另一枚是延德三年九月十七日室町幕府奉行人連署禁制案。延德三年制札，在側面以墨書寫，恐怕是大量制札要直放，作為索引來利用的原因。
筆者看到木札書寫的文書，無法觀察其側面當時的意識，如此說來這是當然的，以文獻史料為對向的研究者不會意外的想到板的「側面」。筆者也在制札的「側面」第一次注意到第三次元的存在。
進一步，史料持有的次元同時，史料之間產生二次元的，三次元的關係很多。在成一卷子的十通文書，從第一通到最裏面，互相持有二次元的關係，在前面舉出的下張文書在襖與屏風的骨，是從那一層重疊，在此無法詳述，把握三次元的位置關係是復元史料原貌及為了傳承的調查是重要的要素。
3.2.3計測值
文書與典籍大或小也是被文本化的史料，難以理解的事項。
在南北朝時代的文書在全國留下龐大的數目，在其中本文的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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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是一般文書大體不變，大的只是10公分四方程度的不同在小文書。南朝方的天皇綸旨也可看到，連絡役的武士隱藏在髮髻中秘密運送，俗稱「髻之綸旨」。小紙在事實上潛在的重要意義。「髻之綸旨」特別小的特徵，引人注意，大的素材，在最近成為文書紙料問題的學術研究，這也要再詳細調查原文書。
近年圖版等，同一尺寸的照片排列，再現大尺寸的感覺，記錄基本的數值，分析其素材。
只是，被重視歷史資料的是正確的值，當然「寸法觀」是必要的。特定類文書與典籍沒有一定，在某程度範圍都有，規範很大，當然前半與後半可連接，是寸法一致決定的證據。
3.3小節
以文本為主體的文化財，不僅是文本「實物」應含有自體的情報，文獻史學中容易漏失作為「實物」的情報。當然，歷史的文本情報是壓倒性的數量，，只是這樣的處理只是記述歷史的側面。可是，原本留下很少歷史的文化財的時代，，只是文本情報不完全，在近代及現代則有比較豐富的情報。
4文化財情報的「眼的共有」
1990年（平成2）在天臺修行的靈地參加了滋賀縣葛川明王院所藏的文書作為候補重要文化財的調查。明王院文書的時代周知是中世寺院文書，不用說其文書的調查、整理很頻繁，在大正時代與昭和30年代2次作了大調查，文書多收納在箱中，其中有網狀大的箱子，放入江戶時代的文書全被取出，在打蓋狀態下放置，在完全空出的箱子的麈埃掃除，筆者在邊緣從箱裏外注意，在底板裏有寫字，被認為「文保二」年的年號。文保二年（1318）是在葛川歷史中有名的堺相論展開時期，底裏的文章，當事者一人是關於明天院僧侶辯論的文書而製成的箱子，底裏的墨書，事實上黑的沒有寫任何，在蓋的表面也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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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看其累積的箱子，同樣形式同時代的箱子有3個，從箱子的發現，可想像只限於文保年間，特別留下很多文書。
調查者「因眼前所視流失情報」不少，相反的在當時，突然看到文字，此例是筆者偶然發現，一般情形會疏漏，一個是「在傳承文書的箱子很大」，今一個是「箱子不僅是容器，是情報的媒體」的事實。偶然見到的理解，開啟了發現情報「眼之共有」。
為看到「無法見到的情報」，「這樣的情報是什麼？」這是新的情報類型。在調查文化財時所作的「調查」報告，不可忽略掯報，要事前設定記述的項目，才可自在的完成調查報告。進一步在設定各種項目的調查報告，要有專門的知識作成專業的調查報告，實際上是受制於「可看到的眼睛」可能性很高。在設定項目及調查者習慣對「實物」的狹隘認知，自覺是必要的。
最近，筆者所屬的博物館為了管理資料情報，提案參考標準，來整理情報，並在現場有各種分類，分析學術的調查行為的手續及順序，對實物的認識，記述其問題是必要的。

甕港生，〈訪問臺北的書店老闆〉，收入《臺灣警察時報》，第302期，頁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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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關了現在的店來開間書店。作為一個店員重要的事，是在臺灣真的沒有一家「書店」。這是很極端的說法，一直坐在店來賣書外，應努力於讓讀者預購圖書再配送。最近，很熱鬧在議論著，但這並不是擁有著書店的使命吧！我認為只是早點給大家有好書讀，透過書本，為了人世間的善事，即是社會的使命。因此，在臺北有了書店組合，從各家書店的距離來計算，新開的書店與舊書店要有二町以上的間隔，這是固守著舊體制。有名的東京神田書店街，是一家家店連著，以讀者層為導向，在互助下經營著書店。以書店來說，經常有新書，這原本是正常可理解的，但似乎不是這樣的。一樣的書籍陳列，在販賣上導致銷售量減少，又是事實。
在同業者之間談論，住在臺灣的一般人，缺乏所謂情操、分享，，凡是以自己為本位傾向，讀書的範圍很狹小，讀書能力與日本相較而言較弱、不行。一般是如此。可是，這個問題，具體上以臺北為例，人口三十五萬人中假定有十萬日本人。日本人口十萬的都市，是這個地方的中心，都市書店以臺北來相較與日本，書店應有二、三間。當然都會周圍背後，也有附帶的問題，進一步現在學校、官廳的數與量也要考量。在任何地方來觀察，臺北都是在上流，從年輕人的數量及知識階層來比較，讀書能力是居優勢。在今天這個勃興時期，臺灣人在各樣都是很有潛在能力，前途看好。
不論臺北書店不振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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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我要從書店老闆來自我反省。為了臺北的讀書力，不讀書的人，造成書店現在經營的迷惑及不便。前述，要快點找到好書，用熱誠及親切來面對顧客，書店也要成為讀書人商談的對象，在現在仍有著反對書店老闆指導讀者方向。
這是很不好的想法，我決心要抱著經營書店的想法。首先在研究讀者群。讀者的趣味大概可分法律、經濟、文學、醫學之類，還有其他可細分，總之要作出讀者資料，整理出其住址，有新刊時，依名簿直接送到顧客手上。以想看新書，這樣的心情多少都會有。拿著香噴噴的新書時，大概看過，再給與評價，介紹給同事及好友，引起注意此書。書店引起閱讀書籍風氣，才是書店經營之道。
近來實施書籍雜誌配給制，約定書本數量，這是很大的困擾，也導致改變經營方針。以前我們受困於一般專門發行世俗的「赤本」（便宜、粗俗的書籍），以定價的三成買進，再便宜定價二成，在以每月結算，可是在第一回已是定價的三成，在第一回中能取回本金，應該是沒有這樣的人，導致書店的困擾。此外，取得新書的人來考量，新體制不是較好嗎？在出版文化協會的嚴選，選出我們的書，限定範圍，以此來看也較有利潤。中古書無法販賣，也是困擾，每年每用統計應沒有太大的誤差。銷售量減少，利潤則低，新體制是造成書本銷售相當程度萎縮，我覺得在各司其職下應遵守法制，開創出自己的道路。至今仍有著這樣的執著，衝動的發表言論處，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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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言
最近主張在初等教育中的書寫方法科目課程中加開硬筆書寫方法。在公學校
應主張是否加入課程，時有耳聞。我校在去年就這個問題來研究各種議題，加開課程是最適當的作法。決定在新學期開始實施。以上就加開硬筆書寫課程的主旨來談，請各位指正。
要進入本問題，首先要明白硬筆書寫的意義及書寫課程的本質。書寫方式，
是指書寫文字。文字即語言、繪畫、手工製作品等一樣是表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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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可是繪書及手工作為思想發表的工具無法實用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不用多言。結局是語言與文字，就是說話與書寫是表達思想最重要的。兩者之間有其各自特質，不同點在此省略。可是文字作為思想發達的工具，與語言都是重要的工具。
總之透過教學科目，操性是在交涉方面，當然書寫科目也是如此。因此就教學科目的本質中操性及書寫能力兩方面都要陶治。
其次就硬筆的意義而言，硬筆如文字所示，堅硬的筆。軟筆即指毛筆，石筆、鉛筆、鋼筆、骨筆、鐵筆等的總稱硬筆。從書寫工具考量來看，石筆、鐵筆等不是應用的工具，以鉛筆書寫為基礎，再加以應用才能書寫容影，且若多涉獵不同的工具，教育效率無法提高，學校硬筆工具應以鉛筆及鋼筆為限。以下就硬筆書寫中鉛筆或鋼筆的書寫方式來理解。
二、 從前的書寫教學科目可以滿足嗎？
預測將來的教授到何處，今天是很難去斷定，少則十年二十年來了變成對社會的實際狀態，可以洞察得到，並預測出到將來實際社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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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相當的素養，一定要進行教授的策劃，不用多言。可是透過書寫方式小小的管道來看現在與未來的社會時，與社會的現狀還是有點距離，無法發現對將來遠大的貢獻，試見，在公學校六年間少則一週二小時、三小時的貴重時間來教授大中字的毛筆書法，對將來有給與使用便利嗎？在公學校中以毛筆書寫，僅在直式書寫上的作文書寫，這已可以鉛筆及鋼筆替代，可是很少練習細字。其次到了初中以上，就業時，其他的書寫上來詳察，就只是想想就好。
我們在獎勵腳踏車做為轎子的替代，讚美電燈對於行燈的便利，不學習是愚笨的。其次在這時代要求以要有電燈及瓦斯燈，乃至汽車及飛機的知識。就此立場，以前的毛筆書寫方式來看，這樣的教學課程是與社會現實脫節，不禁感到屬於孤立的狀態。因此，我們決定以現行的書寫方式教學課程適應時代，不以此為滿足
三、 如何做才會適合社會現實呢？
這是在此要遇到的問題，是「然而如何做，才能適合社會現實呢」。在此就
十幾年間書寫方式教式來提唱改造意見。列舉出主要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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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書寫方式全廢論廢止毛筆大字書寫論3單用細字論4一定書寫字體論5採用硬筆論。有各式的說法。就單單書寫方式，對於教學課程而言，社會要求其改變，堅定意志來喚起輿論。
考察出是實際社會趨城的要求。首先舉出最近的例子，我們日常學校，如何在家庭書寫。誰也不躊躇就回答硬筆。就此事可知，不難想像，更不用說學生的筆記、銀行公司的記帳，一般家庭的書信往返等，不用硬筆已很少。在官廳墨守舊規，公文書也用鋼筆書寫成為時勢。如此，書寫唯一的毛筆已被硬筆即鋼筆、鉛筆所替代。可是硬筆與毛筆之間仍有其優缺點。用簡短來談其優缺點。
四、 硬毛兩筆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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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筆的優點
A書適合寫細字。就文字大小來看，是可寫出最實用的文字。
B不用費力就可書寫。其次可以快速書寫。
C工具簡便。攜帶方便，費用及時間上花費很少。
D反點畫粗細一致，因此字體清楚。
E漢字、數字、假名、橫文字其他文字，都可書寫出適當的字。
F在教學效率上超過毛筆。就我們的現在經驗，由硬筆書寫方式可以快速達到熟練書寫可證實。
2.硬筆的缺點
A無法書寫大字。
B從書法之美立場，無法得到書寫的藝術。
C在墨水的性質上鋼筆容易褪色，鉛筆容易擦掉，無法永久保存書寫的字。
3毛筆的優點
A可以書寫出大小字體。
五、 毛筆的缺點
A因為用具很煩雜，書寫要花費、時間上也不經濟，從費用觀點來看是不便宜的。
B毛筆筆尖軟的關係，運筆調節很困難。如潤筆、磨墨必要有特殊的要領，從上來看書寫要花費不少勞力。因此身心未發達的幼童是不適當的。
C攜帶不便。
D成績進步很慢。
如此兩者比較，硬筆是最適合時代文明的書寫工具，將來硬筆漸漸推廣，書寫工
具中毛筆將全被驅逐之勢將明朗化。
前面所述，書寫方式的思潮中，不用說硬筆採用論是因應全然新時代的要
求。就書寫而言，從社會要求，爾後重要的書寫工具硬筆是一定要的。在此於公
學校書寫方式課程中加入硬筆書寫方式是第一緊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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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高聲提倡。
四、採用硬筆在公學校主旨來看有障礙嗎？
如前述將硬筆書寫方式加入公學校書寫方式課程是最時宜的處置，這產生了與公學校規則牴觸了。試著介紹書寫方法科目的主怕「書寫方式以實用為主旨，應練習假名與漢字，漢字書體以楷書、行書兩種，在高等科加上草書。」，如此明示，分解說明。
1. 練習的目的－以實用為目的。
2. 練習文字的種類－假名：片假名、平假名。漢字。
3. 漢字的書體－楷書、行書、草書。
以此三項分別來考量，但第三項不過是第二項的說明，這是沒問題的。
原本書寫方式教授的目的有實用及審美兩方面，從法規來解釋，目前以前者為重。不必要鼓吹作為書寫方式作為美術的書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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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後者的目的全消滅，表示讚同要兼有書法美，這是多餘的。以實用性，有一些具體的說明。
1. 實用的文字可快速書寫。
2. 實用文字以他人可閱讀的程度，但對閱讀者也不要造成不快，要書寫漂亮。
3. 因此不要寫出錯誤點畫的字，全體又相當工整，就滿足基本需求。
就達上述目的，以硬筆作為工具是沒有問題，以「快速書寫」「在文字上各點畫也可略整齊清楚。」，這點來看硬筆就原本的性質比起毛筆要好。進一步就文字的大小來思考，現在練習大中字已不實用，日常思想的發表文字主要以細字。當然毛筆可從大字到細字，實際上花的時間太久，目的只是細字練習。不問文字的漢字及假名，數字、羅馬字如何書寫便利，仍以硬筆。假名與漢字外，毛筆不適合書寫，硬筆比較起來好幾倍的優點。因此練習文字種類上來看，採用硬筆不會有不適合的。
硬筆書寫文字可以表現出各種文字的書體，只是在用具性質上各點的筆畫粗細一致，沒有肥瘦，以草書書寫或許有點不同。但是在公學校採用簡單行書，接近草書，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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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是無此必要的。或者有點擔心。在公學校書寫方法的範本是介紹毛筆書寫。因此書寫用具一定要用毛筆，可是教則不全觸及用筆之事。書寫方式不限毛筆，硬筆也不是無限使用，我們主張不是全然廢除毛筆，只是在毛筆之外，加開硬筆課程。就單單使用毛筆，雙方併用就遇到實際上的問題，如適合攜帶一事來看沒有問題。
又，各學年在使用的教科書以毛筆書寫為範本，以硬筆書寫利用不可能，有障礙，產生存懷疑者。特別是疑。在自己的用具性質上，書寫方式有很大差異，以毛筆範本來練習硬筆是不行的。因此要加開硬筆課程，以實際的教材、手本及練習帖來授課。
因此結論，從公學校主旨來看，公學校採用硬筆的不利點都沒有了，進一步要納入課程，並獎勵它。
五、 應廢毛筆嗎？
就前項來說硬筆的價值很大，但是今天全然放棄毛筆，以硬筆替代不是過份
的革命論。從硬筆的實用上來看，種種都比毛筆好。但是所謂美從教學科目是不能疏忽的。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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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思考，墨守成規是人的通弊，在臺灣也是如此。因此，市場上和紙和筆墨的蹤影未消失，在學校也沒有理由全部排除。在學校不採毛筆廢止主義，只獎勵硬筆，這個價值是毛筆遠遠不能達到的。事實上，毛筆也有不可放棄的價值。我們桌上若沒有筆、硯，會感到不適合。硬、毛兩筆因不同的目的來使用。
六、 書寫方式的種類與教授時間的分配。
如前述，今不能廢除毛筆，勢必毛筆書寫方式與硬筆書寫方式，兩者並行下
授課。
因此，在各學年之間應如何分配硬毛筆的時間最適當，就此問題有研究的餘地。我們從系統上的順序來進行，在此不詳述。以大概時間來表示。一年級鉛筆一堂課，二年級毛筆二堂、鉛筆一堂，三年級毛筆二堂、鉛筆一堂，四年級毛筆二堂、鋼筆一堂，五年級毛筆一堂、鋼筆一堂，六年級毛筆一堂、鋼筆一堂，高等科毛筆一堂、鋼筆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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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不教毛筆是在討論階段，實際問過大家意見得來，他們幼童手拿
大筆，懸腕直筆是不得身心發展，預期效果不佳。我們也有此想法，去年起以鉛筆替代，短暫經驗，得到很好的結果。希望從此繼續進行。
七、 結論
以上以十分簡述硬筆價值在公學校教授硬筆課程，與以前的毛筆並行是要緊
的。就硬筆書寫方式的問題，還有教材、實際授課、用具其他研究問題很多，教材的選擇排列仍未決定，其他也在研究過程，待他日繼續研究。
（附記）本文參考了水戶部寅松氏著硬筆書法及教授法和齋藤梅雄著硬筆書寫方式教授，再此說明。
97.8.14

小學校硬筆書寫方法的實際教授 －臺北市旭尋常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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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實際教授

一、 書寫上的準備
1. 運筆方式：能夠書寫字與不能書寫字，在運筆方式有大的關係，應適度作調整，這是準備書寫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條件。
a. 削鉛筆的方式：適度的削鉛筆，在書寫的基礎上是最重要的。首先太粗時，文字會混濁，不能合乎細字書寫的條件。換言之，無法寫出清楚的字。另外太細，無法在紙上寫字，要適度的粗細。可是適度的粗細，要持續能寫出字來。這樣則要注意削面的鉛筆筆軸的角度。最重要是根據鉛筆的種類及硬度加減，首先以12度最剛好。
b. 筆尖的軸插入的方法：書寫鋼筆要先把筆尖插到筆軸，其注意的要件是不要插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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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要無法搖晃，適度的插入。根據鋼筆的種類及長短，插入的長度要加減。因此從3分至3分5厘插入，是適當的。
2. 拿筆的方式：持筆方面，是在書寫準備上最重要的。從執筆方法來談，硬筆的持筆方法須由元來的單鉤法。但是筆無法完全用單鉤。就要領來看，有著眾多的意見，從用筆的特質上，應要有適當的要領。持筆時，軸的下部以拇指指端的腹部與中指的指甲與肉之間就是指甲的根部的左側挾住食指，在前方約三方的部分押入，貼在在軸上部分以食指的第2關節與第3關節之間，若是到了第3關節的左側。但是鉛筆時，貼在軸的上部一定要在第2及第3關節的中間較好。手當以可放入一個雞蛋的寬度，無名指與小指一起輕輕的彎曲，加上中指，小指的指甲右端輕輕的附著在紙面，支稱手的重量，並且引導手的作用。在鋼筆的軸方向，經常軸的上端比右肩的右端稍偏向右方，鉛筆的軸的上端比起鋼筆少一點比較剛好。對於軸的紙面角度，就鋼筆而言是以45度為標準，，筆尖的垂直與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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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曲多少加減，就鉛筆來看首先以60度較適當。鋼筆與鉛筆的書寫，以細字開始，主要是以手指頭可以自由的運筆。因此不要堅持，輕輕的持筆是很重要的。
3. 手腕方面：在手腕方面，主張以捉腕法，或直書的枕腕法，以橫書的提腕法較適當，都有不同的意見。但直書或橫書的腕法不同，如何書寫細字，在直書時一定要枕腕，枕腕的價值並沒顯示出來。寧可以自由運筆為前提，比起提腕要好。在硬筆的使用目的上來看，枕腕法並沒有全部人都認同。當然以西文書寫的腕法，並沒有主張要枕腕。在學校中，毛筆細字也沒一定要枕腕法。就腕的方面，提腕法，是右腕輕輕放在桌上，肘與手之間可以自由運動。以左手手肘在桌邊輕輕的放置，有幾分傾斜在桌上，手掌平放於紙上。
4. 姿勢方面：正確姿勢是全部運筆的必要條件。書寫方式有不同。若是姿勢正確，剛開始運筆不順，熟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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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以寫出正確的文字，就這點是不用擔心的，一定會進步。硬筆書寫如毛筆要用全身之力以手臂來支配，這是不必要的。從其姿勢要領來看，多少有不同之處。面向桌子兩腳從膝蓋成直角，與下面的小腿成垂直。上半身正直，自己可以清楚看到習字本，有點向前方傾是較好的。並且桌子與身體的距離約二、三寸，大約是手掌的寬幅。
二、 書寫的要件
1. 文字構造方面：總的來說硬筆書寫，要從細字開始，所謂細字構成要件，是基本的字體大小很清楚。就是橫書是細，直書有點粗，斜畫時是取兩者之間，文字很清楚。
2. 在位置方面：特別是配字要注意字形字行的整齊，這點很重要。從細字書寫的目的來看，特別要注意這點。字形要每一個字都很端正，接著每行都很整齊，全體自然很工整，這是練習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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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寫的格式：調整書寫的格式是在書寫上很重要的事。最初寫大字的話，到最後要維持大字，寫小字最後要維持小字。最初是用楷書書寫，最後也要以楷書結束，以行書書寫，結束也是行書，是指文字風格上，作為文字的書寫要有同的格式。
4. 與假名交替書寫：假名的交替書寫，假名要比本字書寫較子，假名在假名本字，本字要比假名大，一定要注意這點。
5. 運筆的方法：硬筆的運筆法，還有見到有細統的研究，從用筆的特質上，以實際使用的經驗來看，不用像毛筆複雜的手續。當然運筆在起筆與終筆要用多少力多少要加減，大體上是以水平運動來書寫比較好。只是鋼筆書寫，鋼筆的筆尖的左右有割開，二片要以平均，以與紙面平行是重要的事，若有一方較施力較大也會寫特殊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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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筆筆尖與紙面發生刮紙聲，很傷害紙面或造成墨水破散。筆尖的磨損造成不合，筆尖一定要平均附著在筆軸。
6. 鋼筆字的挑方式：鋼筆字最初困難的地方是挑方式。要像毛筆一樣注入力，但在紙上害怕因此破損，而無法書寫。在筆的挑法，最初押入，慢慢地挑起，這樣可以達到效果。

杉山文悟，〈公學校的兩學科〉，《臺灣教育會雜誌》，第21期，明治36年12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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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回所述，公學校教授國語與漢文兩難之事，並且我覺得漢文在臺灣並不普及。可是普及或不普及，其程度無法得知，因此對於漢文的存廢兩難，對於必要授課是否沒有絕對性。因此在臺灣漢文的讀寫、漢字的讀寫，並沒有人統計出來。可是，這樣的統計在日本也沒有，但義務教育對於就業的比例，大略可知。特別是陸軍省的統計，在徵兵檢查時，對其測試文字的理解力統計，是國民的一部分，一般的國勢調查上，這樣的統計實際上很難完成。所以在臺灣理解漢字漢文的統計是沒有的，這點至今沒有人有確切的論據，如前充苗栗應管內在日用文書的漢文使用無障礙，在十二萬八千（前號誤植為二萬八千人），只有十一人，作為樣本以其他作調查來推測，臺灣人總數是二百七十九萬六千人為例，僅二百四十三人。特別在臺北、臺南、彰人地區，以學問較盛，不可與其他同樣的基數來計算，只在百人數內外，不超過其增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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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來看，在臺灣可以自由的使用每天日常書寫的漢文，大概是三百五十人以下，這是很少的，讀者諸君聽到一定很驚呀，我也是很驚呀。可是這樣的計算，是最大的推估，或多或少，可以推測，大概不過份。今日的場合中，所謂買カブリもせず、見クビリもせず，公平判斷，稍稍有近乎實際的推測，在漢文教授與國語教授目的上，是很重要的。今天判斷的要件有二、三個，分述如下。
首先在苗栗十一人可以書寫日用往返的文書程度是如何呢，如尺牘、面談或秋水尺牘，與抄錄一樣，在這之間漸漸加入書寫的要件，有辦理事務學力的人，在這之中沒有加入，必定是自己的想法，可以自由寫文章及理解別人的文章。在一致的文字知識上，可閱讀及書寫，是很難的事，舉例如，目不識丁的人，連書寫自己的姓名及村名，都有其障礙。同樣的理由，可閱讀四書五經及至經史諸子及授課，郤無法使用日用往復文書，只是沒有學習嗎？可是在實用的學問考量下，與沒學問是一樣的意思。在臺灣的讀書人以往都是不注意實學，這是很明的的事，今日在實用的往復文書中，可自由使用其比例是很少的。在前述苗栗十一人中，令人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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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臺灣中所謂讀書人沒有書寫往復文書，知道的文字很少，大概是用來作詩，其詩多引典故，看到詩則羡慕其學問之深。這是一般人以為臺灣為漢文國的原因，這作詩的學問有別其他，全要有文字（典故），隨手作出有趣的文字，與我國古今著名的萬葉集的學者作品不同。就在這之外日本的詩歌，是隨手來作詩，如髮結床的煙草盒及湯屋的收納櫃台，隨手可得成詩，以日本人的學問來看是沒有國語的知識。就此而言是很有趣的話題，在東京或英國的傳教士到龜井戶去賞梅花，他們寫在小冊子及小紙片，梅枝低頭，傳教師問這是什麼，友人回答ボエトリー，在日本不問男女老少，以感覺來形容事物。ボエトリー是對人的顯示，傳教師很驚呀，在英國一般民眾沒有這樣的格調，並且文學不普及，對日本的偉大很讚賞。但是這不是文學的普及，日本人對歌、起句是無用的，只是一種當作趣味的安慰品。與之相同，在臺灣作詩歌，之所為漢文國，在龜井戶是令人驚呀同樣的道理。在事前所述苗栗少數的十一人，是不令人驚呀的。
並且在臺灣，人民是尊重文字，若有文字的紙，不忍丟棄細紙碎片，要完全燒掉，有成立惜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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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燒文字的習慣，不僅是尊敬文字，他們也有燒金銀紙的習慣，當然總之是尊重文字的習慣，一般的確如此。我所見的是文字的不普及的證據。他們是尊敬文字的稀少。以前日本人中老人對兒孫也嚴格要求對於紙的保存，但今日書本及印刷品增加，與早期的關係不同，成為自然粗末。以前日本，如燒金銀紙的習慣，一定亦起於燒字的習慣。大概是這樣的觀念，或多或少也是十分重要的，感覺不是起於尊敬文字。如貧民對五錢、十錢很重視，百萬圓資產的人對百圓、二百圓則視為很少錢。在臺灣人尊敬文字，是因為文字的貧民，如前述苗栗十一人是少數，不用驚呀一樣。
並且，早年居住臺灣的清國人章炳麟到東京時，停留在日本，外出無法用日語交談，拿著事先寫好要去的地點名稱，車夫看了此條子，無誤的將他送往目的地。因此章炳麟對於日本人下階層社會認識漢字感到驚訝，在中國可理解漢字的人中，賤民是無法懂的，只有氣派的大商人可以遣詞用字。以漢字漢文為本家的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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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離開繁華都市隔了大海，僅有二百年開拓的臺灣是無法普及文字。可是在前述，苗栗只有十一人的少數。
以今日所備的條件來推測，臺灣果真不是漢文國，所謂漢文國的意思是除了漢文之外沒有其他文字的土地，漢文實際上普及的程度很低。果真對漢文的程度低，在前號所載對漢文的第一個理由，是無價值的。總之，他們僅是對文字的尊敬，一般人民對漢文或假名是可有可無。人民的統治者政治及人民的先知教育者，他們的考量是以何種便利來決定，以假名代替漢文，沒有不滿，如牛雞、家鴨的卵如自己的孩子來擁有，若換假名文也是進入惜字塔來尊敬文字，而高興的去學習它。可是在教育者中往往推崇漢文，視漢文科為公學校的性命，是沒有用的道理，不通人情，有種類精神病。
是對於漢文的第一理由，其次第二個問題，即就臺灣人的實用性，如前述日用往復文書沒有困難，在臺灣只有三百五十人，對於實用有也好、沒有也可以，不用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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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程度可斷定，但如此是無法滿足的。因為苗栗十一人及全島三百五十人，今日確實不止。以其數再擴大，也差不了多少，不是十一人的問題，比十一人程度低，大概是更多點。（未完）
前號所述，在公學校漢文科何時廢止是沒有問題的。在現在公學校教授漢文科是不完全的，大概是無用的，人民也沒不滿，不用多言，只有廢止的話，只配合當局者的斷行，其立論太弱。果然是忠言，可是今天的教育者沒有一定的論調，雖然當局斷行。結局是漢文的廢止是五年後或十年後，由輿論來決定。世人皆醉，唯我獨醒，漢文廢止，沒有效益。就我認為漢文科的廢止愈來愈急迫，此議論下回繼續。97.1.30

杉山文悟，〈公學校的兩學科〉，《臺灣教育會雜誌》，第20期，明治36年11月，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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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學科是指國語科（日文）與漢文科，這兩個學科在公學校的學校中，保有非常的關係。可是其關係，如唇齒相依，郤無互助的性質，如黑白、長短，有反對的性質。面對這兩學科，來各別論述其共同的大問題，首先國言科，應是臺灣兒童的必修科，就修習而言，要研究最容易學習的方法，在學習上，如何提供實用的方法，正確的思考，施教的對應教材等是大問題。可是就漢文科方面，在施行初等教育的公學校兒童，並無必要授課嗎，又不授課直接廢止或不廢止嗎？或漸漸廢止，如對於鴉片制度的漸禁法，果真無法達到目的嗎，這也是大問題。就國語方面是積極的，在漢文方面是消極的。故就兩學科之間，素來是沒關係，但在公學校的教學科目中合併共存，勢必產生關係，必要合併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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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語在公學校最開始的學科中，臺灣人也認為應存在，今日是在非常重要的地立，在日本人當然也是一致認為必要的。可是，必要的程度，人人或多或少有不同，從這個不同點出發，一方向右，一方向左，最後到了漢文科，一方要保留，一方要廢止，產生了很大的差異。教廢漢文科與否，單就漢文科來論述，又在國語科必要上不無主張已足夠，從此方面來看必要廢止漢文科。進一步來看，漢文科的重要程度，比起自然、國語科來的低，我覺得有這樣的順序。以國語科是必要的。又漢文科也是必要的，實際上是不行的，必須一方是重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舉右的話，左方勢必是成為低的一方，都舉雙方，是都低的，兩個取一是必要的，如不取蚊也無取到蜂之意。
在這樣的情況下，何時也不能停止，因此限於不害國語的目的，得以教授漢文，落到此結局。教授漢文與斷絕授課，不外是以一理由來看，因此有著實力、實權的人決定，總之不是我們應討論的。可是，如何決定，應置於對方原有的得失，這是必要的。即在今日申明，在不違害國語的目的來教授漢文，是無理的，對於小孩的頭腦要容下兩種不同性質的東西，那一種不能沒有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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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定要教漢卜，是無理的，唯一是統一國語與漢文，如將竹子接在木頭上，要下工夫。
故在今日公學校中，如國語與漢文的樣子，剛好，如一個家庭有養子與血緣的孩子，常常吵架，愛一方則有理由，必須好好的下工夫來仲裁，這是同樣的意思。在世間，養子與實子一同養育的情形很多，應以國語與漢文並教。這裡漢文是養子的意思，與實子要同樣養育，這是不明白，所謂「無分主妾，則危及嫡子」陷入安逸。然而，漢文即是養子有何證明：
第一、 臺灣素有漢文國之稱，當地人偏愛教授漢文。
第二、 漢文對現在當地人很實用，兒童學習以交換思想之用。
這二個是對兒童，此外漢文也是他們崇拜孔孟思想時，以日常語言溝通與連絡，易於學習，是有各種情形。這程度是不只一個理由，這是不偏左方（國語）考量下。只是不偏重，在世間不見重視義理的人，這是應憂心的，我對於義理的輕或重，敘述我看到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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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不以一方來考量。即主張漢文是如何，而主張國語又如何。首筅論其必要的人，以表來看的話，以下分別：
第一表
甲 漢文必要 臺灣人多數 日本人少數
乙 國語必要 日本人多數 臺灣人少數
這是不能解決的事，假如國語與漢文兩立的話，一定有一方要廢止，要保存哪一科。其次分割：
第二表
甲 漢文的保存 臺灣人多數
乙 國語的保存 日本人多數
然而第二表甲、乙的人一樣，進一步向甲方，問若廢國語沒有遣憾，又問乙方廢漢文沒有遺憾嗎？在臺灣今日的臺灣人是要知道國語，如下
第三表
甲 對於漢文全廢止有懷念 日本人少數
乙 對於國語全廢止有懷念 臺灣人少數

可是，在少數的日本人乙中，是受日本思想教化，少數的日本人甲是受臺灣文化影像，應以順序來看。從此可看，日本人認為漢文是必要的，但無法知道真正的面貌。實際上在初等教育，要廢漢文的是少數，受到日本教化的人是認為減少授課節數，為何來臺灣忽然主張廢止漢文，我認為「這是日本與臺灣風土不同」，在前述養子的理由，不能過是重視或輕忽。即是在第二表中，有著兩種極端的人，主張兩極端的想法，在論述廢止漢文或漸廢成最要緊的。第一，臺灣是漢文國來說，曾經在本會誌的雜錄欄，剛好有敘述，我是直接表示無法作到。為何能，臺灣在使用漢字漢文上的土地有不同，實際上使用漢文的地方很少。可是至今沒有統計，無法去判別，或者根據人的說法，在苗栗應參事的調查下，全管內自己可書寫姓名的有多少人，可寫日用的憑證文件及帳簿有多少人，並且有日用往返書寫沒障礙學力人數，僅十一人。可是苗栗廳有人口二萬二千多人，其中僅十一人是令人驚呀的，是否有算錯。只是一個例子，無法週查漢字漢文的普遍性。相反在日本施行漢字漢文的情形很多，在現在中學校，從第一學年起學習漢文有八萬八千人，其中在每年畢業的有九千五百人。在中學以上的學校，在學及畢業的學生中，假如外史氏說的可閱讀的人數，其數很多，是臺灣人無法達到的夢。所以臺灣是漢文國，僅是虛名。實際上在遙遠的日本才是漢文國。這是我對公學校漢文科所持的一個理由。我懷疑想到的之外有所輕忽。可是是如此，並且並沒有不足漢文的理由。我所懷疑的，要再研究。（未完）

若林正丈，〈矢內原忠雄與臺灣－圍繞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應用日語研究》，第2期，民國94年6月，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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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矢內原忠雄（1893～1961年）從戰後的1951年到57年任職東京大學校長。就任校長前，歷任經濟學部及戰後新設的教養學部的第一任學部長（1949～51），擔任東京大學戰後再建設的一位教育者。並且，作為一個學者，盡力於設立東大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被選為首任所長，並創立日本國際經濟學會，成為第一任會長，確立了新學問的分門，由於經過戰爭的挫折，也為日本的社會社學再出發而努力。
一方面，對於日本近代史中流露的歷史事典風格，眾所周知矢內原教授是在大學作一個自由主義者批判戰前政府的對中國戰爭政策，並且事師內村鑑三是個無教會主義者的基督徒，熱心傳教。但是，他在1937年日中戰爭開始不久因在大學「矢內原事件」，被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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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大擔任以前「殖民政策」講座，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此人。回顧以前，戰前東大是「東京帝國大學」，戰前日本稱「大日本帝國」，是擁有臺灣、朝鮮、中國遼東半島、塞班島、帛琉等舊德意志占領南洋群島等的殖民地的殖民帝國。戰前的東京大學（東京帝大）是「面向亞細亞」，與亞細亞有關的大部分，是作為「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
戰前的「帝國大學」，就字面意思是「帝國政府」直轄的綜合大學，它的學術研究與精英教育被期待成為「大日本帝國」知識的後盾，但完成這些期待，「帝大」教授們當然不僅是這些研究及教學。同時，也是透過消化及吸收近代西歐學術，作為在日本獨自近代學術的根本，打破學術自身的權威，與「帝國政府」的期待之間存在緊張感。
矢內原從1920年至37年間擔任「殖民政策」的講座，他的學問也在這講座中完成。「殖民政策」講座是以字面上來看，是作為維持殖民帝國存在為前提，研究統治政策的方法（殖民統治的技術），期待去啟發下一代的精英。實際上，在東京帝大輩出的畢業生中，有成為高級官僚來負責殖民地統治機關，或作為技術者負責水堤及水利設施，完成殖民地的各項建設。其中受教於矢內原的「殖民政策」課程的人很多。並且，理解矢內原的殖民政策，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基本方針「同化政策」，支持殖民地住民自治，展開殖民地獨立的議論，但不是主張打倒及要求殖民帝國立刻放棄殖民，期望殖民地帝國是自由的。這是指矢內原在擔負日本殖民地主義的知識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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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矢原內的課程中，從他的「殖民政策」擔任的實際學術研究來看，是直接與「帝國」原來的期待，產生了緊張對立的關係，有了衝突，作為學術歸學術，確立獨自的權威為志向，在時代條件的拘束下，仍堅持己見。

二、《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著作
矢內原忠雄的主要著作《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實際是長時期的創作。矢內原沿襲其師新渡戶稻造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殖民政策」講座，其後做了臺灣現地的調查研究，整理了1927年度的講義發表於《國家學會雜誌》與《經濟學論集》，之後由岩波書店刊行單行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當時著者36歲。當時臺灣總督直接禁止本書輸入臺灣，在日本本國，同時因1993年以後《滿州問題》（1934年），在當局的壓力下自己主動停止販賣。可是其中留學日本的殖民地臺灣的留學生，在圖書館及研究室中找作為「臺灣人知識的聖經」來研讀。戰後，著者死後岩波書店從刊行的《矢內原忠雄全集》第2卷（1963年）收入的文章中，在1988年復刻單行本（隅谷三喜男解說），進一步在2001年收錄為岩波現代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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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繼續被閱讀。
在外國，早在初版出版的隔一年也以中文譯本在中國大陸刊行（楊開渠譯，1930年神州國光出版社，部分譯稿也大在中國的雜誌刊載），戰後臺灣也有二種譯文出版（陳茂源譯，1952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刊，及周憲文譯，1956年臺灣銀行刊）。在臺灣的譯本從1980年代後半興盛起來，成為臺灣研究熱潮。當時俄國也有譯稿（1934年莫斯科國立經濟出版所刊行），矢內原想託人取得（扣在橫濱的海關）無法取得，戰後自己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看此書。英文沒有譯本，以殖民地理論為焦點，近年刊行矢內原的評傳。
在日本內外廣泛研讀《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在戰後學界及讀書界中，〈古典的日本社會科學一環〉（桑原武夫編《日本的名著》中央公論社，紹介此書）或〈臺灣經濟分析的高峰〉（1988年度版隅谷解說）等對於此書給於評價。
戰前36歲的年輕教授著作，為何有如此高的評價及研究呢？檢討《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成立，可以解答此疑問。在此之前，簡單回顧矢內原教授寫出此書的前半生。
三、矢內原忠雄的前半生
矢內原忠雄是1893年1月27日在愛媛縣越智郡富田村大字松木（今天治市內）出生。日清戰爭結果，臺灣割讓給日本成為殖民地的一年半前。矢內原家從忠雄的祖父時代開始行醫，父親謙一是在京都府立醫院（京都府立醫大的前身）學習，在愛媛縣時最初學習西醫。忠雄是在富裕的家庭環境中，在熱心教育的父親下，渡過十分自由的幼年時代，在日俄戰爭結束時1905年進入名校神戶中學。當時的神戶中學校長是鶴崎久米一，鶴崎成為矢內原信仰上的老師，在學問上以內村鑑三為斤，與新渡戶稻造是札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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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學校同期生（第2期）。透過鶴崎的教育，進入第一高等學校從學長川西實三得到內村與新渡戶的消息，並開始通信，之後在信仰上，並且間接成為人格形成的老師。
在川西的影響下矢內原，放棄與家業關係的醫科學校，目標放在第一高等學校，在1910年入學。學科是「一部甲類（英法科）」，同期入學的有細川嘉六、芥川龍之介、倉田百三，一年上時有近衛文麿、二年級有河合榮治郎、河上丈太郎、高木八尺、田中耕太郎等。入學後，由川西介紹進入新渡戶校長的讀書會，入學第二年，參加內村鑑三星期日時在自己家裡舉行聖經研究會，進入內村門下。以後矢內原事師內村，終生堅持無教會主義的基督教信仰。
1913年9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就讀，對財政產生興趣，而選了經濟學科，但後來轉到政治學科。在法科大學時，辭去一高校長，之後在東京帝大法科大學開設「殖民政策講座」（1909年開設，最初由新渡戶兼任）教授，回歸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後來回顧說「在大學的教授的課程中，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新渡戶先生的殖民政策與吉野作造先生的政治史。畢業時，與在學時內村鑑三的聖經研究會中認識的朝鮮基督徒成為朋友，希望能到朝鮮旅行，但考量家族因素，考試進入住友總公司。最初的工作是接近鄉里的別子礦業所工作，同時結婚並住在新居濱町。
但是，矢內原的新居生活不到3年。東京帝大在1919年從法科大學獨立出經濟學部，必須有新的負責人，並且新渡戶稻造決定就任新設的國際連盟事務局次長，空出「殖民政稱」講座缺，矢內原被選出繼任。1920年3月，回到東京帝大成為新設立的經濟學部助教授。在同年10月被命至歐美留學，在倫敦9個月，柏林約半年，在歐洲與巴勒斯坦旅行，留在巴黎3個月，經由美國在1923年回日本。學習的經驗，表現在回國後的授課及著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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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日半年後的同年8月昇任教授，10月起擔任「殖民政策」的授課。我們可以從此看到矢內原忠雄的學者風範。當時矢內原三十歲。
這時日本興起馬克思主義，在剛剛設立的經濟學部中，與盡力讓學部獨立的高野岩三郎門下的櫛田民藏、大內兵衛、細川嘉六成為「伙伴」，「自然的，即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學問風氣下磨練」。矢內原的第一篇論文是經濟學部的紀要《經濟學論集》（第2卷第2號，1923年10月）〈論シオン運動〉，引用聖經不少資料，「經濟學部的資深教授」不免對「矢內原留學時，可能不研究經濟」感到擔心，不久他提出浩瀚又斬新（從以前的殖民政策論來看）《殖民政策》（有斐閣，1926年，增補版1928年）出版，才安心。前者新渡戶的「殖民政策」的講課在東大的學內不受學問的評價。但在後繼者，「經濟學部的資深教授們」則有不安及期待。
四、矢內原的學術研究活動
戰後東大經濟學部，矢內原的「國際經濟論」講座（改為「殖民政策」）繼任楊井克己，矢內原的學問成績是在「殖民及殖民政策的理論研究」及「各個殖民地的實證研究」。前者的代表是前面所提的《殖民及殖民政策》與《人口問題》（1928年）；後者是《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為開始，《滿州問題》（1934年），《南洋群島的研究》（1935年），《帝國主義下的印度》（1937年）連續著作。就朝鮮來說矢內原沒有專著，初期只有〈朝鮮的統治方針〉（《中央公論》，1926年6月），〈朝鮮產米增殖計畫〉（《農業經濟研究》，第2卷第1號1926年2月，收入於《殖民政策的新基調》）。
這二系列的著作是從矢內原的學問方法歸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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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是在大學授課時的著作。作為經濟學部的同事與矢內原相交四十年的大內兵衛指出「他的（《殖民與殖民政策》與《殖民政策的新基調》等的著作）建立起自己的系統，一個系統是作為事實的實證，從昭和起十年由自己到日本各地的殖民地去實際研究，就當地的人及資料來習得事實」。
大內說矢內原的授課是「系統」與「實證」相對應。「殖民政策」的講座是每週二回。矢內原在東大學習時，吉野作造每週二回的政治史課程，是總合成綜論及墨西哥革命史，「一回綜合說明，一回就個案說明」。後來成為東京都知事的經濟學著美濃部亮吉在1925年東大二年級時也聽過矢內原的講座。
並且當時《殖民與殖民政策》這本大著尚未出版，在授課時，也準備著作。授課是可分為理論與實際問題。理論方面，ローザ、盧森堡的再生產方式，以理論來證明帝國主義各國進出殖民地是必然的。作為實際的問題，調查愛爾蘭。
臺灣的留學生也列席於講筵中。在後述1927年矢內原的臺灣調查旅行負責導覽的葉榮鐘，在同年八月末到東京找矢內原「我以便服充任學生，若是可以的話，請允許我聽課」請求聽課。第二週，很高興可以參加聽講，在東大醫學部的臺灣留學生高天成也在聽講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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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課時的二十分鐘前來到第29號教室，在聽講著滿堂的狀況下很辛苦，從後面占第二列的座位。老師的名著《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在前一學期已講授結束，當日是以第二篇〈臺灣糖業帝國主義〉作為講授內容。課程中氣氛很好，在熱烈辯論中講述著臺灣的土地政策，在黑板書寫「清丈賦課」四個大字介紹劉銘傳的土地政策。在複雜的內容僅圍繞在四個字的土地政策，可是郤一目瞭然表現內容無餘，以文字之國來表現，令人佩服，至今仍有鮮明的印象。之後每週老師的講座我都參加，感到十分快樂，仍對此讚嘆不已。
在大學中，矢內原也開設「外國語經濟學」（現在一般稱為「經濟學原著講讀」）授業、演習及開講，根據學生的回顧，授業及演習有《金融資本論》、《資本儲蓄論》、《帝國主義論》、《國富論》、《經濟學原理》。在「外國語經濟學」及演習中，矢內原當作理論的吸收及鑽研。
將殖民地調查旅行是結合成演講與著作撰寫。根據其「年譜」，1926年10月到朝鮮、滿州，從27年3月至5月到臺灣，28年月至樺太、北海道，32年月再到滿州，33年8月第一次到南洋群島，第二年34年第2次調查旅行。其中大約從1個月至2個月的旅行。
從1923年就任教授，37年12月因為矢內原事件離開大學14年間，以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或授課－實地調查－著述－授課一直循環，來保持健康，不間斷的重覆著，開始《殖民及殖民政策》、《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在質與量都很重的著作，大約每年開始，下一年即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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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殖民政策學」中的矢內原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是矢內原忠雄以學問的姿態及日常生活方式產生出來。這是矢內原首先表現的學術制度，在其中有了「殖民政策學」的流派。
在被理解後，在日俄戰爭後「殖民政策學」成為日本學術學術理論。以明治維新後的「北海道開拓為背景，展開這個開端，同時領有臺灣開始摸索著體系化的日本殖民政策學，在日俄戰後殖民帝國成立（領有南樺太、獲得中國、關東州租借地，成為朝鮮的保護國及推進南滿州的勢力，促成一個額外的狀況，即是成為一門社會認知的學問）。在大學時，1907年在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設立「殖民學」講座，1909年在東京帝大法科大學開設「殖民政策」講座，前面是新渡戶稻造擔任講座教授時被任命的。在京都帝大法科大學時，1903年以後新渡戶也講授「殖民政策」的科目，但在新渡戶任職一高校長時離開教授一職，從1914年由山本美越乃來擔任此科目。
講座及科目是在官立大學及私立大學開設的，為了這個而有教科書及講義，進一步而翻譯歐美學者的著作及刊行。可是，當初日本人的著作實際上是源自歐美學者的論述及直接引述很多，並且這是當然的，「根據帝國主義諸國自然可知，只有殖民的目的、種類及殖民地統治的各種政策，都沒有對殖民地論調的批判，這是有利的。」「殖民政策學」是作為新加入殖民地主義國家的日本，講授是為了追趕歐美的統治技術而在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化。
可是，經過第一次大戰，在日本之外的朝鮮三一獨立運動、中國五四運動等的民族運動高漲，並且臺灣也興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的民眾啟蒙運動，日本則在大正民主主義狀況下，有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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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思潮，進一步社會主義思想及運動的抬頭，「殖民政策學之中也有批判潮流的抬頭，因為對現實的殖民政策的部分批判，最後全面否定殖民地統治」。
金子文夫認為矢內原的殖民政策論是「部分的批判」的「立於其頂點」，矢內原是批判馬克思主義為「殖民政策學」學問的基礎。即是矢內原的《殖民及殖民政策》有名的殖民政策三類型（由力量來支配「從屬主義」，謀求文化的融合「同化主義」、相互協同及提擕獨立的社會群），作為持有「自由主義」的理想，可是同時殖民在社會群地域的移動中肯定文明化的作用，在這之上伴隨著政治的支配領有關係而否定了「形式的殖民」，為了採用其獨特的論理，不直接否定殖民政策，形成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如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的細川嘉六（也曾是東大經濟學部的同事），批判矢內原「結局是與其他殖民政策學者一樣僅是資本家的階級利益代辯者」，於是作為矢內原的學者根據社會的存在而形成的制度「殖民政策」否定「為了資本家階級而必要的資本集中而研究海外發展的利害的調查」。
六、社會科學的地域研究的誕生
只是細川建立的學說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從外面絕對的否定
「殖民政策學」的存在，但沿襲矢內原的學術研究內容來看的話，殖民地統治的技術研究學出發，不是在不久孕育出「殖民政策學」脫胎換骨的契機嗎。
在前述矢內原的研究活動，「系統」或「總論」之外，存在「實證」或「特殊問題」。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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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原的真正價值在後者。換言之，矢內原的學問業績是「殖民政策研究」從此作為「殖民地研究」的成果是適切的。矢內原在回想執筆《殖民及殖民政策》時的心境，是「有意思要做出新殖民政策的學問」，後著的「實證」或是「特殊問題」的業績來看是妥當的。
從此來看的話，矢內原的學問應得到別的評價。《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有了新視野，即在日本宣告了社會科學的地域研究的誕生。就「地域研究」從其觀點來選取地域（國民國家其特殊地方的一部分）而言，以跨學科的方法組合成複數的學問方法（歷史學與經濟學等），綜合明白其地域的個性，幫助對於社會中的其他地方的理解，作為其學問分野。在日本戰後，日本對外關係擴大複雜化同時固定。從「地域研究」的視野來修正的話，《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所謂「殖民政策」講座是從文化的制度內側在日本的大學中產生的殖民主義，破除留下的一層薄皮，向這個薄皮以新學問的形式成為胚胎而存在。
第一點，就研究的對象設定。就《殖民及殖民政策》的序所載其目的，「本書應是相同種類的書籍並列地位，在殖民及殖民政策的實質的研究，希望有小小的努力。即是我作為一個社會的事實的殖民及殖民政策的意義、對於殖民的人，特別是要明瞭殖民國對殖民地的利害關係、殖民者對原住者的影像、殖民的社會各種關係的特色」（點點是引用者，以下也是如此）。矢內原舉出的研究對象最早不是為了殖民地統治的技術，是所謂「殖民」的現象。《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來看，矢內原的研究對象不是嚴密討論臺灣社會，是以臺灣為地域社會存在的「帝國主義」行動的政治、經濟的現象，進一步引起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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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中是補捉到何種「殖民」現象呢。《殖她及殖民政策》的第一章〈殖民研究學問體系的地位〉言到此點，以下敘述之。

我以社會的經濟活動作為殖民的本質，以殖民研究是無法得到國家學及政治學的一個分科。基於殖民的本質加入制約，成為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特殊研究的綜合。殖民研究是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特殊部門，但無法完全獲得結果。殖民是以一特殊的社會現象，作為一個特殊的綜合研究。
就今日地域研究方法，自覺不外乎必須提到前面所述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方法。對於特定地域適用的時候，是今日作為「地域研究」的一步。矢內原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序〉「對於日本的臺灣，經濟的要求是決定臺灣各種統治政策的最有力的原因」，以經濟分析為主力。可是同時本書有必要限定在歷史的敘述，也要以一章短述「教育問題」、「政治問題」、「民族運動」。可惜是「文化」的記述十分薄弱，臺灣人對於「國語」（日文）為中心的同化教育抗議，後來接觸蔡培火的《日本本國民的給與》，引用此內容，才介紹。給讀者顯示一個同時代的臺灣在「帝國主義下」全體性的樣子。
七、現地調查與現實－1927年的臺灣調查旅行
我認為這樣的現地調查是重要的形成矢內原的持有一個全體性的地域圖像。就矢內原現地調查，沒有持特別的方法論點，只是斷片的發言在戰後的「訪談」記錄「我走過的路」中「從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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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見到的人、與人交談」，對於別的介紹人，下面再述。
昭和二年到臺灣，在旅行時，沒有到臺灣總督府，也沒介紹拓務省，與臺灣人見面。因此我是在臺灣旅行，最初只是知道臺灣總督府的人。因為這樣，我自己想見的人、想看的東西及想聽的事青，並且從臺灣總督的朋友中，自然也看到、交談、也看到公司的關係。」
這裡所說「與臺灣人見面」是蔡培火。眾所周知蔡培火是在臺灣近代史中抗日民族運動的右派領導者，並且對抗日本語同化政策，提唱臺灣話羅馬字化的運動。其經歷是透過臺灣近代史而來。根據蔡培火的回憶，二人相見在1924年春天，當時蔡培火熱心在臺灣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最初與蔡培火的同志同志林呈祿在大森八景坂的家中拜訪。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不被總督府認可的一種穩健殖民地自治運動，蔡培火在矢內原訪問的前年23年末，剛剛由於成為臺灣同樣的運動的推進團體「臺灣會期成同盟會」的幹部，因為治安警察法，而被全面逮捕的鎮壓事件（所謂「臺灣治警事件」）。蔡培火及林呈祿也被逮捕，矢內原訪時是在假釋中。與這樣的人交往，是表明支持這個運動，採取對統治政策的批判，無疑是認為臺灣總督府有著警戒存在。前面所述，矢內原在此年十月到朝鮮及滿州的調查旅行，26年6月在《中央公論》發現〈朝鮮的統治方針〉（收錄於《全集》第1卷），批判總督府的專制政治，提倡設置「朝鮮議會」。
關於臺灣在下個月的《帝國大學新聞》〈二百萬市民與四百萬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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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的一文，強烈批判出東京市長轉任臺灣總督的伊澤多喜男，其文曰：
臺中州竹山郡臺南州斗六郡、嘉義郡之間竹林七千餘甲的所有權移轉至三菱之手，現住民二萬多人失去從二百年前來臺祖先繼承的遺產，最後成為資本家的農奴，不是在伊澤總督的統治之下嗎？不加入強制的青果同業組合不經過臺灣青果會社的香蕉農民，拒絕ば船會社香蕉二千籠自由進口到日本，在基隆碼頭腐敗，不是在伊澤總督的統治之下嗎？林本源製糖會社不公告甘蔗買收價格，割除原料採取的甘蔗區域，擁護這樣的行為拒絕，農民與警察之間產生衝突，因為如此有一百多名來檢舉，不是在伊澤總督統治下嗎？在臺灣發行的新聞是以日本人經營為主，不允許臺灣人可經營新聞，在東京臺灣人發行臺灣民報，也不允許將之移轉至臺灣發行，對於壓制臺灣民報在臺灣發行的政策，不是在伊澤總督統治下嗎？
不僅如此，從戰前的言論、學術自由的狀況觀察，矢內原的殖民研究，可以容易見到政治的「敏感的」天皇制及階級問題標準或是感性的的道理。東京帝大的教授「進入裡面的玄關」是必要的工夫。
矢內原在27年3月18日從東京出發，第2日從神戶向臺灣出航，在基隆受到蔡培火的迎接，第2日進入臺北，開始調查活動，4月28日又在基隆由蔡培火送行，途中由故鄉今治，5月6日回到橫濱。
成為官立大學的教授時無法進入「從表玄關」，所謂反抗總督府，根據總督府是不允許帝大教授的調查演講。由於蔡培火「（矢內原的演講）總督府的官僚是不喜歡的，矢內原先生東大的同期生在部長級地位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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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內原！你早點回日本，我們苦心為國家在臺灣工作，不要多說了，早點回去』給與恐怖的流放文件，我見到時也只有苦笑」，有如此的一幕。
只是，「進入裡面的玄關」的臺灣現地調查，並不是沒有代價。矢內原自1927年3月至4月起訪問臺灣時期，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左右分裂在之後發生。左派是由於二林事件辯護，在布施辰治負責在各地催促舉行演講，矢內原在蔡培火導覽後在各地演講，1月時從急進團體奪回臺灣文化協會的指導權，排擊「右派」。由於臺灣總督府的規制，當時在東京發行臺灣人經營的週刊誌《臺灣民報》與蔡培火的立場接近，這樣是「矢內原博士的演講 受反對派的妨害 會場非理的騷擾」（《臺灣民報》第155號、27年5月1日），「全島各地雖受無理的夾攻，但德必不孤，人道終是不滅之真理」（《臺灣民報》第156號5月8日）。
「從裏玄關」進入，以上因為臺灣總督府關係者的冷眼對待，而有所覺悟，臺灣人內部的鬥爭也是矢內原較弱的。從臺灣寄送給妻惠子在4月16日的書信中所寫。
承諾演講10日在屏東、11日在臺南、12日嘉義、13日在彰化與臺中二地、14日在新竹、15日在宜蘭，連日的演講十分疲憊。特別的是我的演講引起警察的注意，因為導致由於臺灣人少數的反對妨害運動，沒有一方感到受苦，我是以愛臺灣的心，與對蔡培火的友情，因此承諾演講，結果是切斷痛苦。從途中停止在各地的準備，最後的數日以持有十字架的心情。在演講上各地都是有很多聽眾，起過1千4、5百人，門前有聚集小販，特定的日子聚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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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督教人道主義與對殖民地住民的同情
矢內原的大學親近的同事大內兵衛說到矢內原「殖民學的特色」，接下來簡單的說明。文中「自我」是大內自己擬的矢內原。或者，可能是大內與矢內原長時期交往中，實際上是矢內原自己回述的。
大概以學問而言，在研究之前的第六感。是指精神的、宗教的，也有如此不錯的靈感。……在自己的場合，是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刺激我走向真理。在一個真理下，我是絕對信賴它。真理是我自己的力量。以神道顯示我自己。我以殖民地的問題為問題，有所謂的第六感，居住的人民，他們的幸福，為了這個應建立的是神國的問題。這不是本國經濟利益的問題，當然這個利益給與殖民國的不幸，是要正式面對的問題。以此觀點可見其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時，比較具體的是檢討Rudolf Hilferding及ローザ・ルクセンブルグ及レーニン的帝國主義論。這裡含有多數的真理。並且建立觀念來對臺灣、滿州、朝鮮及南洋的日本殖民政策實地檢討。這大概對帝國主義是好的。日本的殖民政策是不人道的、不民主的。不是和平主義，從哪裡看都是戰爭主義。
周知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關於歷史發展及政治、經濟發展的學術的理論，同時由於人有世界觀、信仰，又基於如此而有革命運動的理論。矢內原也是基督教徒，與馬克思主義有何關係，是必須回答的問題。大內的觀察，矢內原的學說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個觀察是他的現地調查，不僅是研究的手法，基於基督教的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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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殖民地住民的狀況持有同情，徹底的關心。如，矢內原在朝鮮調查旅行之後寫〈朝鮮統治的方針〉，批判不認同朝鮮人參政的議論「在朝鮮旅行，路旁的石全部都要叫自由。石子有多少在呼喊自由，但警官視而不見。主要是不認可朝鮮民眾的參政，政府不允許其望，不可存有任何積極的理由。」，今天讀到此仍令人生氣。
之前從臺灣給妻子惠子的書信。圍繞在自己的演講，持續的抗爭而疲憊的矢內原，在宜蘭住宿，對於臺灣實際狀況的無能，自己感傷，可能在不經意的「被利用」，苦思下頭腦不清楚。可是，前記矢內原的殖民地臺灣的關心，不動搖有關臺灣人的及其觀點。事實，矢內原與蔡培火的臺灣人交往，支持臺灣人要求自治的立場並無變化。
4月28日矢內原在蔡的送行下從基隆出航，很快的回日本後，給了蔡一封長信。感謝蔡的友情及照顧，也鼓勵及同情蔡戰鬥的孤獨，並記下以「議會設置為目的的運動比起政治結社，獲得言論自由的機關是要先解決的問題，且遙遠重要」。並且，蔡馬上寄出從岩板書店出版對日本統治批判的書籍《給與日本本國民》的序，前述葉榮鐘去聽自己的演講。之後，蔡培火也去了上海，與蔡的家人繼續交往。矢內原死後，蔡培火感慨的敘述二人的交友過程。
在現實上當時的矢內原是堂堂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我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人，多數在臺灣的日本人是以「土人」來看待，但東京警視廳對我跟隨也不拘束，矢內原先生與我握手時，如兄弟般，同情我的境遇，也安慰我，回應我的訴求，以真實的心來看我們的政治運動，給與支持日刊新聞創刊的許可運動及社會文化運動等的改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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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作為反映臺灣人的「想像共同體」的鏡子－《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從與臺灣人的交往中的旅行調查為基礎寫成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已經有如此的敘述，成為戰前「臺灣自由主義的聖經」，從臺灣總督府禁止發行（因此禁止從日本進口）的處分。進口臺灣禁止發行的法律根據是「臺灣出版規則」（1900年2月制定的「律令」）。同規則第11條是「冒瀆皇室尊嚴，改變政體，又紊亂憲政」，並且「妨害安寧秩序，破壞風俗」而禁止發行。進一步，第12條「本島以外的帝國領土又在外國出版的文書圖畫，以前條各項認可，其中文書圖畫在本島禁止販賣印本的規定。」
臺灣總督府的出版檢查及規定在《臺灣出版警察報》第7號（1930年2月號，記載前一個月的處分相關訊息），刊載總督府警察的制定式的發行禁止的理由。前述出版規則第12條的妨害「安寧」是針對《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以下敘述之。
第一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第二編臺灣糖業帝國主義，分為臺灣的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是受論政治教育民族運動等及引用的範例，摘錄了以前禁止蔡培火著「宣告日本國國民」等的偏見的觀察。
○ 臺彎的經濟開發是總督府督熱心勸誘資本家的投資，對日本資本家與臺灣人，可是兩者的投資效益是有差別的，日本的資本家有企業的支配及實際權力，臺灣人單單是出資者，由政府獎勵勸誘成立的公司吸收了臺灣人的資金及努力，日本的資本家成為公司的經營者及實權者，主要獲得公司的利潤（配股及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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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製糖會設立經過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 臺灣的事情是印度ホトデハナクトモ尚印度的，殖民地的教育高等教育比起初等教育較不被重視，是為了培養統治的助手，同時也是為了方便統治而對一般庶民實施愚民政策，這是以印度為例，個別差異即高等教育是殖民者（日本人）獨占。
限於所見，肯定的引用蔡培火對統治批判的著述，論述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設立經過及批判殖民地教育現狀，可能是在臺灣的禁止理由。《臺灣出版警察報》是謄寫版的粗糙印刷品，固定式無趣、枯燥的記述。這樣的型態是只作官方日常性工作的累積，殖民地國家的壁，說服抗議運動人士及受到制約，以殖民地支配的姿態來犧牲。矢內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也在戰前的臺灣受到阻擋，臺灣內部一般是無法買到。
但是，近年閱讀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的國家主義論《想像的共同體》，近代文化的人工產物（cultural artefact）的國家（nation）是作為達到「想像的」主權的共同體，為歷史的基礎，以前殖民地在地域上有所謂「殖民地的巡禮圈」的存在。以殖民地統治地或為中心與持有階級的行政官僚系統，與這樣相似的殖民地教育體系、人生，從大多數的外圍往中心形成階級，有著一群土著階層的形成，他們是殖民地大的政治圈ネイション被「想像」成社會的基礎。長論中，古田元夫（越南研突）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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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西歐的X國的支配殖民地支配，所謂A B C D四個地方住的不同民族集團，「偶然」成為一個單一支配下的場合。在殖民地支配的基礎，修習學業在官僚制上可佔較高的地位，禁止像在以前的人們在自己的出身地如寺院或寺廟學習，必須以首都的作為最高的編制學校學習。在A出身的學生。B是某一個大町的中學校。C是在地方為中心都市的高等學校，再到首都的大學，不只是A B C三個地方，也有從D來的學生。綜合其外觀A B C D四個地方出身的學生，「為何我們在一起在這裡呢？」有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何，我們是X國的殖民地的原住民有著共有的命運」，並無法得到解答。進一步，在大學畢業，進入官吏生活在A出身的人，最初在B地作為書記，其次到C作係長，再到D作地方課長，回到出身地A為局長，最後在首都發達。進入首都一步步的以官僚成長，是對人生的期待。可是他的人生頂點，郤是在首都由本國殖民省派遣的年輕人之下，他是「殖民地的原住民」，在最初阻擋了登上本國殖民省的出世階段。這樣的狀況，通往教育制度及官僚制度是他的人生歷練，在X領有的殖民地的組織中循環著。這樣人生的旅程是「新的巡禮」，「偶然」加入X領有的殖民地的行政單位，「我們是○○人」有新的感覺，而形成國民意識。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出版是在昭和初期，可見當時的臺灣史，由於日本近代開發殖民地統治的「成功」因素，意味形成「殖民地的巡禮圈」的行政體系與教育體系，已經有完整的形態。在這個「巡禮圈」中旅行，被統治的民族中的一部分（總之臺灣的知識份子作為這些統治的預備軍的學校學生），清楚潛在的有著臺灣大的「想像共同體」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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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社會顯露出來。
之前由於研究方法在戰後的學術界中確立了地域研究的萌芽，《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同時代的臺灣，果然是「帝國主義下」有這樣的狀態，顯示出其全體給讀者。這樣記念性的著作，而著作身為支配民族的一員，並且是統治階層教育機關的教授，基於一貫的方法，產生了「從裏面的玄關進入」的觀點有了綜合的論述，在臺灣大的旅行，客觀的表示了與殖民地支配者與支配的客體的變化，這是潛在的臺灣大的「想像共同體」的成員，將「帝國主義下」現實臺灣的全體性姿態表現出來。
由於臺灣總督府不能放過異議，在《臺灣出版警察報》指出其對臺灣統治的帝國主義的批判，其可視化的一定全體性不是有著喚起持有臺灣像的同時代臺灣人的力量嗎？在臺灣無法取得此書的臺灣精英之前留學日本學生不是有著「想要讀的欲望」理由嗎？要證實閱讀《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臺灣精英喚起「想像的共同體」的印象是很難的。可是，此書是殖民地被支配民族的精英臺灣人留學生是「臺灣人精英的聖經」想要閱讀的背景，可能設定此書的歷史方面有著「反映臺灣人想像的共同體的鏡子」。
在最前面的地方，敘述矢內原學問是從期待「帝國」直接的責任與其緊張關係確立其志向。在日本的殖民地支配中，矢內原開始其學術活動，至日本殖民帝國已經過四半世紀(?)以上。以上來看，矢內原「殖民政策」的重點是殖民政策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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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化，殖民地研究，總之在領有臺灣四半世紀，經過成為朝鮮的保護國15年以來，所完成的結果，是以學術檢討日本殖民地的現實，根據矢內原自身的論述「理解事實的意義」。於是，由其學術成果，對早期「殖民政策學」作了脫胎換骨，對戰後日本的地域研究，總之建立起戰後日本學術的理解基礎。97.1.16

小川尚義，〈滿洲的文字〉，《臺灣教育會雜誌》，第28號，明治37年（1904）7月，頁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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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滿洲成為今天日俄的戰場而引起世人的注意，這次簡單的敘述滿洲文字的由來，我認為全部「トシテレスト」，選擇這個題目。
臺灣發行的一文錢中有奇妙且長形的文字。並且在建築廟宇及書院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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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牌表面記載與漢字並列的奇妙文字，是眾所周知所謂的滿洲文字。下馬的石碑中簡單的一行，沒有多餘，有些長的五六行文字。行的位置與漢文的原文配合及並見直立的感覺，滿洲文的右邊的行常（或最多的場合）在中途切斷，沒有持續到到最下面。然而右邊的行標題，郤在左邊的行的標題排列較適當。並且沒有標題，在右邊的行中途切斷不勾，左邊的行到了下面再一個開始。可見有點尊敬，可直接發現。是什麼意思，原來是滿洲文字的書寫方法，與日本及支那的文字不同，在左邊的行書寫，直竪的文字與日本及支那不同，其行是在左邊開始。所以左端的行下面是開始書寫。右端的行中途才發現結束。是滿洲文字很著名的特徵。這樣的解譯，可以漸漸說明清楚。
原來滿州文字是從何而來呢，主要是從蒙古文字來的。蒙古文字，是從中央亞細亞的回紇（ウイグルuighur）的文字，，回紇的文字是「シリヤ」的文而來的，文字的傳習「シリヤ」的行，是由基督教的一派「ネストリア」派的傳教士傳出來的。「ネストリア」派的基督教是在七世紀時開始已在「カシユガルkashgar（新疆地區）」，以其點為中心，漸漸宣傳到周圍的韃靼種族。其傳教效果很顯著，在八世紀開始已在「ヘラツト」及「サマルカンド撒馬兒干Samarkand」，當然在支那設立「子ストリア」派的大僧正區。
八世紀「ネスとリア」派在支那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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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那的西安府（古代的長安）偶然發現一百六百二十五年的碑文可以證明。
在支那的「ネストリア」派的基督教景教的碑文上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結尾寫「大唐建中二年等」，換算是紀元七百八一年建。只是下面以「シリア」文字刻僧侶的名字，在研究「シリア」文字的傳播上是非常有益的史料。
在韃坦種族中，特別是文化的進步，採用「シリア」的文字是很自然。在最進的種族，即是「ウイグル」（回紇）族。他們居住於當今的「ギワ」及「ボクハラ」，在中央「亞細亞」採用「ネストリア」文字，實際上是這個種族最初的文字。十二、三世紀在「ゲンギスカン」人民主要採用的文字，其後繼者 或是作為秘書官及醫者採用。其原是從「シリア」文字來「回紇」文字，當時是全蒙古帝國通用的文字。在一千八百四十五年「ドニイベル」河的附近發現蒙古的笏，寫同樣的「回紇」文字。其他的「回紇」文學及文字的遺物特別重要的是「タダック、ビリック」（Kudatkn Bilik）的古文書，這是十一世紀的韃靼詩，十五世紀的東西。在文學上、古文字學上又語言學上也是非常貴重的材料。從語言學上來說，這文書是韃靼語族最古的文書，在土耳古族的研究價值是「ゴシック」語（Gothic歌德式），譯成「ウルフイラス」的銀字經與德意志語族的研究有同樣價值的地位，又在古文字學上這文書的文字在韃靼族採用的「子ストアリ」文字即是「回紇」文字最古的遺物，剛好「子ストアリ」與蒙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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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文字比較研究的重要材料。「回紇」族自身，在進入回教同時輸入「アラヒヤ」文字，忘了「子ストアリ」，這個文字郤在蒙古滿州方面延續。
蒙古文字中重要的，是蒙古本部即是「戈壁」大沙漠北方的「カルカス」及其他蒙古地方僧侶也用，其字形存有「子ストアリ」文字的原形是「回紇」字，但勝過其他蒙古文字。
忽必烈的統治（一千二百五十九年至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及其後繼者的時代之間，依佛教的力量在「回紇」文字補充五個西藏文字，適合記述蒙古語，名為「モングル　ガリック」（蒙古母親的意思）。
在十七世紀開始蒙古的一族「カルムック」族遷移到「ウオルガ」河下游時，使用簡略的「モングル　ガリック」的字形。在何時才確定不清楚，住在亞細亞東部的「トウングウス」族人的一部分滿洲人使用蒙古文字。此時的滿洲人，眾所周知，在十七世紀開始，在明朝滅亡時，占領支那帝國成立清朝政府的種族。滿州文字從蒙古文字補，增加各種記號，住在「バイカル」湖北方的「ビュリフット」所謂蒙古人，也用此文字。是數種的蒙古文字有互相類似，比起其根本的「シリア」文字，其相似很少。然而不同的只是表面，主要從書法的方向不同點來注意與比較，才見到其相似點。
如前面所述，滿州文字是從左邊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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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向右，「シリア」書寫方式是行由右橫書，漸漸往下，比較下為滿州文字向右90度的迴轉，所左圖所示。
今文字之中，最顯著相似的二、三件如左所示（第一圖）。
並且就滿州文而言，因為現在沒有適當的材料，舉出左方的蒙古文「主要的祈文」二三節來表示。蓋滿州文字的形體，大體上與蒙古文相似。由左例，大體上可想像得出來。（第二圖）

藤田達生，〈織田政權與謀反〉，《ヒストリア》，206號，2007年9月，大阪歷史學會，頁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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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所在
在教科書上，元龜四年（一五七三）七月織田信長流放足利義昭，滅亡了室町幕府。可是之後義昭也成為現職的將軍，根據毛利氏等的戰國大名及大坂本願寺來行使權力，並對信長形成包圍網，屢屢的對織田政權窮追猛打。因為幕府滅亡是成為「常識」，無法看清楚之後十年的內亂本質。
就幕府滅亡期來說，織田政權成立期與連鎖的重要問題，在研究史上其議論十分的曖昧，沒有實證因此延襲戰前的的研究，無法得到其背後的意義 。我們應該研究戰國期的歷代將軍離開京都，伴隨的滅亡命運，為何下剋上的戰國大名們會繼續被推戴為「公儀」的問題。
應該修正以往僵硬的歷史圖像，就此我是從義昭亡命後及權力並立期來看，信長與義昭的對抗關係是圍繞在「公儀」，並追究到本能寺之變的政治過程 。朝尾直弘氏也是從同樣的視野，來看天正七年從義昭換移到信長的「公儀」 。我注意這個問題，當時的信長在持續的內外危機中，強化其營運的政權。
在研究史上，象徵「根絕」是對敵對勢力以強迫的姿態，晚年的信長是以成為「中華皇帝」為目標，強調壯大國家的想法 ，就頻繁發生謀反的織田政權脆弱性是傾向被輕視的。就織田政的基礎，從信長順利的一統天下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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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光秀謀反被作為偶發的事件，因為預設立場而阻礙了研究的進行。
在豐臣政權是沒有發生重臣的謀反（例外是捏造在秀吉旁的秀次事件）。織田、豐臣兩政權的統一策略及家臣團隊的編成，是有所不同的。以前的政治史研究都注意在兩政權的連續性，沒注意此問題。
基於這樣的認知，小稿與政權末期時壓制敵對的戰國大名、大阪本願寺及抗議中央無關，是要檢討為何荒木村重及明智光秀作為重臣郤通敵以作為謀反信長，來明瞭織田政權的構造矛盾的地方，作為研究主題。
同時，對於予拙論批判，我也會嘗試回覆。這樣的情形下，留下最小的限制是舊稿與重複的部分也出現，並且與本文行文不合的部分則放在註解說明。
一 圍繞在公儀的相剋
（一）荒木村重的謀叛
在流放義昭大約四個月後的天正元年（一五七三）十一月，毛利氏的使僧安國寺惠瓊，為了義昭的處境來和泉堺交涉。義昭也到此，與信長這方的羽柴秀吉會談。
在這席上被注目的是信長受到毛利氏的想法，認可義昭可回京都。可是，信長對義昭提出人質的要求，交涉決裂 。從這件事後，義昭被流放，自己也知道無法再回京城。
義昭逗留在紀伊由良的興國寺，並策畫結成信長的包圍網。此時，與遠方興盛的戰國大名交信，但也同時與在信長勢力下有力的大名、領主接近。與這相關是在天正二年三月二十日，發給德川家康與水野信元的義昭的御內書 。
在此書寫到「就近般信長恣儀相續、不慮城都（京都）取退候、然此節甲州令（武田勝賴）一味、天下靜謐馳走賴入候」，家康與信長向武田勝賴尋求同盟，近臣一色藤長也同樣派遣。從義昭的話，家康及信元與毛利輝元同樣順位是「外樣大名眾 」，為了與信長的關係人士同盟 ，於是試著離間他們。
因為在畿內的戰局惡化，義昭在天正四年往備後這個地方的港口移居作基地，其中隨行有侍奉的僕人、職人、僧侶、藝能者、侍醫、側室及乳母，也有亡命大名的六角義治及內藤女安一起隨伴。根據這個「幕府的基地」，義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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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的戰爭。
義昭將毛利輝元任命副將軍，編成「公儀」的軍隊，與信長激烈對戰。並且同時調停大名間的紛爭，又發出任命五山禪院住持的公帖，及發給京都及其周邊職人的公文書以執行政務 。
對於信長來說在天正三年十一月成為從三位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與從三位權大納言兼征夷大將軍的義昭，獲得相等的權限。在制度上，右近衛大將任官是才能建立起幕府。之後，就信長的名號，不止家臣團，從大名們及他的家臣也將軍的稱呼「公儀」及「上樣」 。
根據同時代史料，大村由己的著作《天正記》中〈播磨別所記〉、〈惟任謀反記〉、〈柴田合戰記〉、〈紀州御發向記〉、〈關白任官記〉、〈四國御發向并北國御動座記〉中，信長一貫表現出「將軍」，對當時織田家的認知是很有趣的。義昭與信長的衝突是因有「二人的將軍」，在《秀吉事記》及《太閤記》可指出曾記錄著「將軍」。
奧野高廣氏曾研究本能寺之變的基礎，天正六年荒木村重的謀叛開始。奧野氏作為村重的叛逆之因，是在《當代記》記載村重無法忍受信長的近臣長谷川秀一的無禮，「光秀事件也是有同樣的暗示 」，隨著抑制表現，也是為了達到目標。
的確支配畿內的要地攝津的村重作為近臣的重要家臣與信長的近臣之關，存在著激烈競爭的關係。並且佐久間信盛為攻擊大阪本願寺的主帥，同樣也不能忽略秀吉也奪下在中國方面軍隊的主帥。
就村重的謀叛表面化是在從天正六年十月開始，如《信長公記》記載同月二十一日，信長聽到村重有逆心的傳言，派遣使臣去責問，村重以沒事實來辯解。
可是毛利氏重臣乃美宗勝在（天正六年）九月十一日所送的村重文書 寫到「一刻も早く先至花熊御上奉待候」及「御人數之事先早々奉待候」，不久同年九月，可清楚知道村重決心要與毛利暗通謀叛。其次是記載這個背景（天正六年）十月十四日小林家孝的文件 摘要。
史料①
態一筆申入候、仍攝州表就調略之儀、我等至境目罷出候、然者當御番眾內末國左馬助方（元光）、以馳走可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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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由候條同心候、彼條於相調者末國方事を茂，一廉御褒美肝要候、內々彼仁事無二之御馳走候、數度雜談之時も御弓矢之於御用ニ立儀ハ可捨壹命候由無其隱候、於此子細御番眾就中清水長左衛門尉方淵底存候間、可被申入候（以下略）
本史料是給毛利氏的重臣小早川隆景、口羽通良、福原貞俊的公文可
知道。在前半段義昭的近臣小林家孝「御番眾」即幕府的職人，毛利
氏家臣末國元光的奔走下對荒木村重報告其計畫。從後半來看，在天
正十年成為備中高松城主可明白清水宗治也是職人。
義昭讓大名級的毛利氏重臣成為近待，並授與毛毯、馬鞍及使
用白傘袋的榮譽，一般毛利氏的家臣也加入這樣職位。這是因為很有
榮譽感，因此他們希望能服待義昭。與此關連的是在這曇，小早川隆
景迎回將軍，以「元就・隆元をハ無存知自遠國之大名被成御尋、御
家之規模、當代之御面目、何事歟可如之候哉、御名譽迄候」來理解是很有趣的 。
在此向家孝的「土地界限」是在何處呢？關於這個在（天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小林家孝給毛利輝元的書狀 上有記載，將從中略引之
史料②
態令啟候、今度荒（荒木村重）攝此方一味之段、悉恉以御調入魂候、定御馳走之儀無申計候、殊花熊被遂在陣、信長海陸被及行候處、御粉骨御辛勞之至候、定而從
上意（足利義昭）可仰出候、（以下略）
從本史料來看家孝位在攝津與播磨的境界，是荒木村重的支城－攝津
花熊城，與村重同盟的表現在給於輝元獎賞。之後，之後，家孝約在一年間在最前線任職軍監，並完成任務。家孝的政治行動，在史料上可見到「上意」，就是無疑是主君義昭的命令。
並且在同年六月吉川元春曾經以義昭的近臣身份，指示出雲的古志重信對村重的計略 。這是從義昭與毛利氏，以不同的門路來說服村重。就此而迵，在天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村重與其子村次給本願寺光佐（顯如）的起請文 ，是值得注意的。
在這裡記載「一、攝津國之儀者不及申、御望之國々、右如申知行方、從當寺（本願寺）裁判なき法度候へとも、被對申公儀（足利義昭）并藝州（毛利輝元）へ御忠節之儀候間、被任存分樣隨分可令才覺」。就顯如被村重任為新家臣而言，因為對義昭及輝元是忠節的意思，表示期望可以被任命。村重不是在孤獨下，絕望的撰擇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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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推戴義昭的大阪本願寺及毛利氏其共同的結合下，成為包圍信長網的一環。
以上村重的謀叛是以他與信長的近臣、重臣不和前提下，大阪本願寺及毛利氏的誘導，不久分辨織田及毛利的形勢，派遣義昭近臣及毛利氏家臣可以明白。我與奧野氏同樣是將村重的謀反是以本能寺之變為前提。
信長在天正七年五月移居到安土城為天主。根據《信長公記》及安土城是作為「將軍的御館」。並且同年十一月將京都的房子讓給誠仁親王，以後這二條御所成為了朝儀的中心。進一步在天正八年三月與大阪本願寺開始畫時代的敕命講和，在軍事上也凌駕了足利將軍，成為一統天下的人。在政治方面，信長與義昭的權力關係完全逆轉，迎接所謂「織田政權的時代」。
可是當時，毛利氏、河野氏、長宗我部氏、島筆氏等西國諸大名仍然稱義昭為「公儀」、「公方」。並且設定毛利領國其領地的年貢周防，對長門兩國的社寺有所謂「鞆夫」的夫役賦課，從西國的大名、領主中的每年初的朝覲獻金，因發給公帖而有不少的輔佐金 ，為了維持一定的經濟基礎，決不能去除「鞆幕府」。
（二）西國平定戰的主導權
史料③
　　尚以其方事、兵庫ニ殘候て、政道已下堅可申付候、三田ヘ人を可遣候、
兵庫城・三田城兩城可請取之由、得其意候て塩儀遣候て早々可請取候、猶追而可申越候、恐々謹言
築前守
（天正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秀吉（花押）
三好孫七郎（秀次）殿
在舊稿所指出本史料是天正七年十一月時在三田及兵庫兩城開城，負責掃蕩荒木的地方勢力的秀吉，命其甥三好秀次去奪取守城 。以同一年來比較，《信長公記》是第一次記載兵庫城，在其他史料並無記載。
可是之後（天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吉川元春書狀 記載「兵庫津・尼崎兩城儀をハ、此方警固眾ニ相渡候て、荒木事ハ敵前之儀を專ニ相戰候て」有記載，可證明當時兵庫城是存在的。秀次成為三好家的養子是在天正七年十一月以前，是可以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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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次在永祿十一年（一五六八）年誕生，成為宮部繼潤的養子，之後也為河內高屋城主三好康長的養子。最初入嗣養子，是在秀吉負責攻擊近江小谷城，作為繼潤的養子。我認為當作繼潤的養子有其可能性，是根據以下的史料來推測的 。
史料④
知行七拾石進め候の折紙
天正九 宮部次兵衛
五月十一日 吉繼（花押影）
村山與介殿
御宿所
這段史料是出自「上坂文書」，記載於〈箱中古筆判鑑〉這本冊子中。江戶時代的上坂文書家的主人的信門是在延享四年（一七四七），整理同族的史料中集成的花押及印判集。
這個文書的發送人是「宮部次兵衛吉繼」，給秀次的文件。三好信吉→三好秀次→羽柴秀次→豐臣秀次，姓名改變，但花押郤不變，可知是秀次。
當初三好孫七郎是實際的名字，但稱謂則用信吉。
圖①三好氏略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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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信」是從信長的偏諱來思考，秀次在更名前是三好氏的養子。改變以後，秀吉應沒考慮到入養子而得到利益。
就秀次入養子而言，是從天正五年秀吉負責攻擊毛利氏的關係。三好氏的根據地是阿波，據有安宅氏等有力水軍可對抗毛利氏的村上水軍。事實上，康長在天正六年以一放控有淡路水軍與屬於信長的安宅信康作交涉 。其次，參考近年的研究要得到三好氏略系圖 。
秀吉在天正八年時與長宗我部氏，建立起友好關係。（天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四秀吉給長宗我部元親的書信 第一條，秀吉在「（天正八年）九月朔日御報」中「此方申次第可預御加勢旨、外聞實儀致滿足候」受到元親的要求，而申出援手助勢。在第五條，統一阿波、讃岐的話，元親就是信長的「西國表御手遣」即是指參加對毛利氏的攻擊。從第八條來看，元親與秀吉的結盟是光秀的重臣齋藤利三完成的。
秀吉也成為繼承阿波三好氏的十河（三好）存保，不改反信長的立場，與紀伊及淡路的反信長勢力結合，必須由元親的手來合作。
康長在天正九年三月進入讃岐，接著到了阿波岩倉城的歸屬信長的三好部少輔。三好水軍編成的目標時間，是在秀吉與光秀方面的元親斷絕關係時。
這樣的對應，信長是（天正九年）六月十二日給與元親朱印狀 ，命令援助三好式部少輔，開始對阿波支配。認同這個添狀 的康長今後願教導晚輩的式部少輔。
信長的朱印是表示對其四國政策的變更。天正三年以來，元親對四國的最大勢力三好氏的討伐，是因為明智光秀介入而歸屬信長。此時康長開始反擊，元親則陷入苦境。
信長－元親之間的連絡，一貫是由光秀來做。光秀的人脈可由圖②來表示，理由是齋藤利三的義理上的妹妹是元親的正室。他是齋藤利三的實兄石谷賴辰的妹妹。美濃出身的明智、齋藤及石谷三家是屬於土岐源氏，石谷氏是奉公眾接近室町幕府的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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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政策變更的主要原因，是信長的重臣間發生了派閥抗爭導致對立。至今以後開始圍繞在西國平定戰的司令官人事位置上，光秀與秀吉的對抗十分激烈。
光秀是從屬於細川藤孝，其位置是在丹波、丹後、山城及大和等諸大名之上，但在長宗我部氏一統四國後，注意在九州後，他是擁有外交政策上重要的影響力的人。對於秀吉以播磨、但馬、因幡為橋頭堡，窺視中國地域，必須確保三好氏對阿波及讚岐的領土。
當時的重臣層是信長的同族及近臣，不斷相互的合從連橫下將與力大名與外樣大名吸收成為執政黨。光秀的女兒嫁給了信長的外甥織田信澄及細川忠興，秀吉將信長的五男秀勝 收為養子，並與攝津茨木城主中川清秀締結「兄弟之契約」 。
在最近勝俁鎮夫氏指出光秀的妹妹成為信長竉愛的側室，因此成為信長重用低原因，在天正九年八月其妹之死因是受到本能寺之變，而要賜死 。根據這點可以理解光秀地位提升的原因。
派閥抗爭的根本是圍繞在四國領土
圖②光秀關係人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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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宗我部氏與三好氏的對立，這個刺激是圍繞在最有力的重臣光秀與秀吉的抗爭，導致加深惡化。這是在本能寺之變的直接導引的作用。
二 信長包圍繞的解體策略
（一）天正九年中國、四國的情勢
元親在與信長斷交之後天正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交給伊予新居郡的實力者金子元宅誓言書，締結了軍事同盟 。在前稿介紹（天正九年）八月七日乃美宗勝給元親的書狀 記載「先度至天霧御兩使被差渡、其始末可被仰聞旨尤得其意、即此者進之置候、自今以後儀別而御取成所希候」，可知其派遣使者到讃岐天霧城與毛利氏結盟 。
天霧城主香川信景由於三好氏入侵讃岐，無法進入城外，在天正五年的讃岐侵入戰，因為與元吉合作，而回復了優勢。之後長宗我部氏為了在讃岐伸張勢力，在天正七年收元親的次男親和為養子，而與之結盟。與輝元及元親親密的信景實現了長宗我部及毛利同盟。因此元親與輝元一起推戴義昭。
元親希望也加入雜賀之中。在紀伊加太莊的水軍賀太乘慶給元親書狀中記載 。
史料⑤
　　　尚々乘慶番船奉行中より私沙汰有間敷候、以上、賀田乘慶船土佐國中廻船候共、為奉行留事借事不可有之候、若上意（足利義昭）船共事極、不叶儀共候者、直々船頭可相届候、其分別可有之候、委細之段者、上坊申渡候、恐々謹言、
長宮
八月十七日 元親（花押）
賀田乘慶
參
就內容來看不清楚其意，在闕字中「上意」是指足利義昭的命令，可明白義昭－元親－乘慶的關係，就這條史料的時間而言，是元親與信長斷交之後天正九年的可能性很高。天正十年八月元親在阿波出戰，天正十一年八月後，長宗我部與毛利同盟變得有名無實，從這條史料可無法判斷看出由義昭來徵招船隻。
在擔任使者的上坊，是從堺這個地方傳達本能寺之變捷報給元親的人，由元親命令，為了買鐵砲及軍糧，上坊被派遣到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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