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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台灣五客運停駛事件 看威權體制政治分配問題
以上我們見到南部客運業停駛的表面理由是政府高油價加上政府補貼不足，然而地方客運業長期以來分贓黨政利益已久，以政府補貼不足為名即停駛250條南部偏遠路線，實是將民眾「行」的權利棄如敝履。其中暴露出台灣長久以來威權政體與地方派系分贓的利益糾葛，讓我們往下抽絲剝繭：
威權國家的資源分配與轉型：
台灣在1960年代中期工業開始蓬勃發展，由政府主導的勞力密集、出口導向產業是主要特徵。而無論是由國家力量扶植的重工業如煉油、化學、金屬冶煉，或是由民間中小企業獨資經營的紡織、電子、五金、塑膠等輕工業，都是以剝削勞動力與環境為成本來創造經濟利潤。
其中，在五十年代即開始推動的土地改革卻是有目的的將農業剩餘向工業部門傾斜。除了少部分在農村地區造福真正需要土地的佃農外(來維持穩固的統治基礎)，農村轉向工業發展的都會裡形成大量的農村剩餘人口往都會區謀生(也造成結構上的農業凋敝)。
在中央政府以龐大的行政官僚團隊與編制與國際資本主義接軌的同時，為了在都會區穩固統治基礎，中央把「邊緣利益」分配給地方派系。過去許多效忠中央的地方派系從政黨效忠中得利，中央分權給地方派系使他們得以經營地方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來募集資金，指派都市計畫委員會成員得以炒作都會土地、發包工程等。
在既得利益集團中，傳統地方派系的轉投資項目之ㄧ還包括交通運輸業，許多地方派系得以經營地方的公共運輸業來不斷獲取利潤。
隨著1980年代高度依賴金融資本的新國際分工形成，台灣在調整其經濟發展策略的同時，城鄉移民的腳步也更加快速，並集中在以提供金融服務為主的幾個都市，造成都市迅速擴張。一方面，由於威權體制的鬆動，新國民黨政權一方面必須釋放更多經濟利益來攏絡資本家與地方樁腳，以維繫政權的穩定；另一方面在台灣邁向國際化的過程，自由市場機制加速了利潤再生產的效率，從而給予土地型財團充分運用經濟發展的契機投入土地炒作。失去控制的都市擴張與土地炒作，不僅造成都市生活品質的急遽惡化，更使得土地資源迅速耗竭，原有的都市土地已無法滿足各類需求，土地炒作的腳步即以鯨吞蠶食的方式，向都市邊緣地帶擴張，其開發形態，除了彌補都市住宅用地的不足之外，還包括墓地、高爾夫球場、以及休閒娛樂用地如遊樂區等，其結果造成了台灣都市邊緣的山坡地遭到不當的濫墾、濫葬、濫建、濫伐等破壞。
仰賴國民黨執政裙帶關係的傳統地方派系在民進黨執政任內成為「忠誠度」不確定的模糊角色。在農漁會與地方信用合作社被抄家之後，失去執政集團挹注的傳統地方派系淪為風中殘燭，是否得以延續風燭殘年？或倚賴當局者臉色(選票忠誠度的考量？)值得進一步觀察。
公路總局陳晉源局長在新聞見報當日即向業者喊話「不得任意停駛」，承諾未來一週內加強溝通，不排除對「無效率」的路線進行整併，藉以減輕業界虧損。從政府官員的回應裡可以見到，過去公眾運輸民營化的惡果使公眾「行」的權利仍成為「效率」下的犧牲品，若不符績效的路線仍有整併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府補助與否仍有模糊空間，這裡可以合理猜測，地方派系在大選前的效忠與否才是給pay的標準？
公共利益何去何從？政治的失語與冷感症
當全球化在意識形態上已經成為不可顛仆的擬似真理，多數勞資爭議面對關廠歇業噤若寒蟬，主動/活動性較強的工會在操作面上往往展現為個別廠場抗爭，勞動階級的議題難以在整體上相互串聯與聲援，個別勞工面對的是資方與勞工間的勞資爭議。人民普遍過得慘兮兮，然而許多影響公眾利益重大的案子，像兩次金改、農地釋出案、南部250條路線客運停駛案等，面對撼動大環境的無奈，全球化的意識型態讓人民普遍得了政治失語與冷感症，對政經環境不斷下修的現實，只能以個人抱怨的方式來表達環境給予的壓力，而不能形成集體對抗性的力量。
從威權國家的資源分配角度來看，現行的執政當局面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分工造成的產業出走與轉型落空無可奈何，巨幅的財政赤字與對地方派系忠誠度的曖昧性而不能再輕易挹注經濟每況愈下的地方樁腳。而此事件正突顯了長久以來民營化的政策方針的荒謬性，民營化的公司在國家財政吃緊的當口去除了保護傘的保護，人民的公共利益於是又再次被犧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