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一種輸出，是一種知識的再現。我們希望吸收與輸出是不一樣的，因為如果一樣的話，那叫做「抄襲」，是全世界最可恥的人類行為。當然，抄襲很難避免，所以對於自己抄襲自己的情形，我們會換個詞彙稱為「風格」。因此，為了避免被指摘為沒有創意，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吸收新知，然後將之揉入我們已知的歷史向度，經過咀嚼、篩選以及非理性的情感灌溉，得到一點點的自我創見。是虛榮吧！又何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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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GK的邀請，今天下午兩點將對一群法律系四年級的學生進行一場演講。題目早在幾個星期之前就決定了：法理學式的思考？之所以打了個問號，當然含有批判的意味。我一個人久居山林，似乎與世俗有些斷裂，一時之間竟然有些緊張。所以突然睡不著覺，於是坐在電腦前嘗試將演講內容以書寫的方式演練一遍（我原來只擬了一個簡單綱要），希望不辱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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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觀看國家地理頻道《聖經之謎Ⅱ：死海古卷》之後，覺得這個考古事實充滿了戲劇張力，讓我一直在回想整個觀看過程，彷彿體驗了一種類似天啟的方法論洗禮。死海古卷是目前最古老的希伯來文聖經抄本（舊約）（抄寫年代約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1世紀），古卷於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昆蘭（Qumran）被發現，所以稱為「死海古卷」。就《聖經》真確性而言，古卷的發現無疑替舊約的真實性作了強力的背書（因為原來最老的舊約抄本大概是公元9世紀抄寫的Masoletic古卷），不過對我而言這不是我感興趣之處。我感到極大興趣的地方在於：這些古卷究竟是由哪些人或團體抄寫？抄寫的目的為何？而在證實這一切推論與想像的過程中，我們該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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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每個人都相當於許多人，因此算起來已經是為數眾多的一群人。我們利用了一切手邊的資訊，有近亦有遠。為了偽裝，我們使用了巧妙的筆名。我們為什麼把自己的名字保留了下來？是透過習慣，僅僅透過習慣。不是為了讓自己無法被辨識，而是為了讓那些使我們行動、感覺或思想的一切無法被辨識。此外，像別人一樣說話，感覺也不錯，說太陽正在升起，而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一種說話方式而已。不是為了要達到不再說話的程度，而是說或不說『我』這個字眼已不再重要。我們不再是自己。每個人會認出不同的我們。我們受到幫助，得到啟發，我們變成多數。」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Mille plateaux, Paris 1980, p9，轉引自Alex Callinicos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初版。台北：群學，2007年，頁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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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一個禮拜，百廢不興，每天看著台灣棒球隊過關斬將，心情High到不行，真爽啊！說也奇怪，如果就實際效益而論，總統大選似乎具有絕對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與這一段時間台灣舉辦的奧運棒球資格賽相比，我相信很多人會認為後者的重要性更高！起碼我會為棒球流淚，而不會為大選流淚。我常常在想那些在選舉期間到處轉寄支持文件的人，到底是得了什麼病？後來我發覺其實這些人都健康的很，只是太High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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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男人通常在退伍之後，與原生家庭分離，一方面獲得自由，另一方面也開始這一生第一次的焦慮。過活本身沒什麼困難，過得好一些，或是不好一些罷了，比較困難的是我們常常會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我常常在想過去畫看板作美編的那一段歲月，其實活的還蠻痛快的，只是常常覺得這樣的人生似乎陽春了點，好像應該再搞些什麼來彌補自己一點。於是歲月就這樣單一色調化，都是書本的味道，也不是不好！但總是沒有過去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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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七日

「我要振作起來，把我的時間作緊密的縫合，高速地追求，追求未來。雖然我不再痛苦，心裡卻反而很空虛，什麼感覺也沒有，我很不安，沒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使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沒有一種強烈的方向感趨迫著我從一個點射向另一個點，我似一堆鬆散的零件癱在地上，動彈不得。我發現這種存在感和方向感是我活著的必要條件，沒有它們活著就沒意義。......。」

.............摘自邱妙津1989年9月17日書寫，收於：邱妙津，《邱妙津日記上冊》，初版，台北：印刻，2007年12月，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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