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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末，在台北紫藤廬舉辦了一場「音樂與社會：紀露霞和消失的一九六○年代」座談，話題主角是四、五十年前的「寶島歌后」紀露霞。其實，一個在所謂「消失的六○年代」尚未轉世娘胎、乳臭未乾的傢伙，聽完了「阿嬤的偶像」紀露霞女士的Live演唱與現身說法，以及才高八斗的李坤城先生，以及石計生、呂鈺秀兩位教授的談古論今，本無須錦上添花或（更慘的是）狗尾續貂。然而身為「台客」，從小家裡有個唸大學的姑姑，聽英文歌、看美國電影兼用功學法文；鶼鰈情深的阿公阿嬤講悄悄話不給我們後生晚輩偷聽，就說日語；回外婆家聽外公拉著二胡唱客家山歌；睡前老爸的收音機放著紅極一時的餐廳秀和心事誰人知，不喝酒的老媽在廚房邊洗碗邊唱苦酒滿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所編織成的另類交響樂中，被窩裡我點著手電筒翻《金瓶梅》。

　　這樣一個在台客日美「混血」家庭裡讀中國書長大的孩子，對我而言，跟著阿公一字一句學〈雨夜花〉，蒐集絕版老歌送給阿嬤，偶爾陪爸媽唱幾段他們的少年戀歌，是一件單純而快樂的事。實在不忍心拿密不透風的論述將它打上石膏。

　　演藝圈流行一句話：No news is bad news。曾幾何時，台灣民謠也需要藉由台客之爭、後殖民理論和「主流」台語歌曲的悲情度來「搏版面」？固然，當代流行文化與社會環境、群體價值觀的互動，的確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只是，哪裡聽得到這些歌、又有哪些新的歌，永遠是歌迷最關心的話題。

　　音樂，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而語言，是多元文化豐沛的生命。今年七月，台北愛樂管弦樂團於華府甘迺迪中心演奏了〈望春風〉、〈望你早歸〉等台灣民謠，頗獲《華盛頓郵報》好評，卻遭國內媒體譏諷「格局太小，引不起太大的共鳴」。

　　〈望春風〉作詞者李臨秋，原是戲院茶房，其時電影悉為默片，由「辯士」為不識字之觀眾解說字幕。有一天，名辯士詹天馬差點被一個字難倒，李臨秋從旁提詞，令詹天馬刮目相看，擢為編劇；李臨秋巧妙運用了元曲《西廂記》崔鶯鶯的詩：「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寫就「聽見外面有人來，開門來看覓；月娘笑阮是憨大呆，予風騙不知。」可知其結合古典與通俗元素的功力與漢學素養之深厚。作曲者鄧雨賢係客家人，先後進台北師範、東京音樂學院修習鋼琴及作曲，熟諳西樂與日曲小調和聲，完成四月望雨四大名曲。李、鄧兩人中西合璧，聯手打造台灣特有情調。今由台北愛樂「迴向」西方，實屬本土化為全球化之本的經驗典範。嗯，簡稱經典！

　　紀露霞和消失的一九六○年代座談會中引發論辯的焦點，也膠著在「混血歌」和「全球化」。所謂混血歌，學者有云一九五○年代台語流行歌曲絕大多數乃「抄襲」日本原曲。如今我們美其名叫「翻唱」。反觀當年，國語歌翻唱日曲者亦不勝枚舉（楊克隆，一九九八）；近十年，國語流行歌壇翻唱之風益烈，殊為台語歌所不及，可見市場考量遠甚於政治影響。因此，惟獨將台灣民謠貼上「混血歌」標籤並加以撻伐，恐怕是有意無意忽略了國語音樂創作上所滋養的「後殖民」溫床。

　　儘管在混血歌時代，唱過一千一百五十餘首禁歌的文夏，也填過市井人物百態（如ＸＸ行船人、ＸＸ姑娘系列數十首）；擁有約六千首詞作的「一夜八闕郎」葉俊麟，亦以斯土斯民的真實情感描繪作為創作的核能，晚年更寫遍其足跡所到之處如合歡山、安平、梨山、日月潭、蘭嶼……。

　　如果說不食人間煙火的校園民歌是國語流行樂復興運動的濫觴，那麼，如同小約翰史特勞斯借農民的華爾滋舞曲形塑「國民樂派」而風靡貴族，這些「好聽擱袂跳針」的台灣歌謠，毋寧更是悲天憫人傳統下踽踽獨行的啟蒙者。請快樂聽歌，大聲唱歌，隨「跳舞年代」搖擺，和一九六○的戀曲一起碰恰恰，感受他們留下了什麼。

　　2006.10.31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