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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的鏡頭宛如黑槍，媒體監督不能再繳械投降

　　ＴＶＢＳ主導的「黑槍驚魂記」隨著ＮＣＣ「初犯說」和呂副總統「媒體（電視台）共業說」的緩頰，顯示此一案例已經不只是個案不法的詮釋，而是當過去的言論「監護」者反利用民主力量與之抗衡所爭取到的自由為武器時，台灣社會明知其陰暗面的存在，卻因工具理性的濫用而無法解咒（disenchantment）所形成的現代性沈鬱（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正因為工具理性的機械操作，ＮＣＣ限縮解釋衛廣法第十七條第三款的「公序良俗」，認為「瀝青鴨事件」僅僅是損害到「利害關係人」（鴨農，正確來說應該是當事人）生計的「不實新聞」，不屬於ＮＣＣ管轄的「不當新聞」，而排除發動行政處分的適法性。

　　事實上，不告不理並非行政法上的謙抑概念，若將媒體職能監督與公眾啟蒙義務考慮進來，媒體作為左右公眾話語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公眾意識的動員攸關公共秩序的良窳，閱聽人就是利害關係人。

　　因此，在公共秩序的觀照下，不實報導實乃不當報導中情節至為重大的表現類型。即使務實的承認不可能要求媒體在新聞的處理上做到百分之百正確，惟「瀝青鴨事件」既無難以查證或信任消息來源之情形，並非沒有追究查證瑕疵的餘地；同時「周政保事件」若無Ｔ台的配合演出，亦不致發生公開恐嚇之情事。就主觀意義上來說，前者對於查證疏失有所認識而仍實施，與後者之製造新聞，兩者均屬故意不為正確報導，即「不實報導」之錯誤。ＮＣＣ以Ｔ台係初犯為由從輕裁罰，顯然欠缺合目的性基礎。

　　同樣的，「媒體共業說」也必須置於區隔理性公共與私自運用的脈絡下進行考察。簡言之，言論市場作為另一隻看不見的手，與媒體共同形成交互主體性，而促成彼此對話的有效條件，這就是理性的公開運用；然而，當媒體仍緊握著「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封閉想像，不願或不能呼應公共性的期待，那麼，「找回是非公義」也不過是如同過去以「反共復國」正當化公器（理性場域）私用的催眠口號。

　　榮格曾說：「無論什麼樣的外部改革，對於不與自身內面作正面交鋒的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若不能分辨理性的私自運用所自行招致的「果報」，也就是「別業」，這樣的個人主義式法治思維的怯懦與慵懶，久而久之，自然造成全民受苦的集體共業。

　　ＮＣＣ學者群，倘不能走出上述迷思，而逕以法律解釋的恣意和介入經營權的方式自創法律效果，則不免令人對其所稱之「依法行政」原則及法律專業感到質疑。從而，媒體監督機制的「自宮」，恐怕才是手無寸鐵的閱聽人最大的恐慌。

　　2007.4.1 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