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2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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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我們藉以思考人們及其活動的現代類別，都是源自於收集量化數據的企圖」，不同的資料收集與分類，指引著我們如何去思考某些類別的事情。新的統計技術與知識並非都被邪惡地應用，許多的社會改革是以社會調查統計為後盾，但是台灣政府的對於移民的調查統計，基本上是複製了原先社會對於移民者的刻板印象，而不是根據預先達到的社會目標而進行統計調查。（圖片：航向未知的台灣？）
國家對於移入人口的管理，政策上是以「融入、適應台灣社會」為目標，但是要融入台灣的什麼？適應台灣的什麼呢？在2002年，台灣的內政部進行第一次的婚姻移民者普查，問卷的題目，提示了國家對於此類別的人物的預設，以及對於他們的期盼。
該問卷分為兩個大部分：對外籍與大陸配偶的19個問題，以及對本國籍配偶的的七個問題。對於本國籍涉及跨國婚姻者，除了身份證字號外（再次證明身份證在所有官方文件中的重要性），主要是三個人口變項(demographic variables)，包含年齡、教育、婚姻狀態，一項工作問題。最特殊的是政府提問的兩項問題：「身份」以及「健康狀況」。
在「身份」此問題上，有五個選項：原住民、榮民、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低收入戶以及「無前述身份」。這樣的身份分類，並沒有任何邏輯在裡面：「原住民」是族群的分類，「榮民」是因為工作（軍事工作）退休而產生的社會類別，「身心障礙」是健康差異的類別，「低收入戶」是所得分配下的分類，把這幾類別的人士同時列出來，彰顯的是內政部在執掌上的相關社會福利工作上的身份分類，雖然「原住民」是由原住民委員會負責、榮民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負責、「身心障礙」與「低收入戶」由內政部負責，但提問這樣的問題，凸顯了國家在看待跨國婚姻當事人的角度：這一群人都是社會弱勢邊緣人，需要政府的協助與介入。這樣的觀點一樣呈現在「健康狀況」的問題，在此問項上，有四個選項：健康狀況良好；患病或傷殘，但不致影響家居生活；生活起居活動困難，需人照顧；長年臥病在床。這樣的跨國娶親者的形象，跟媒體的描繪沒有太大的差異（夏曉鵑，2001），但是經過政府的正式調查，進而成為官方檔案的正式紀錄，這種「弱勢」的形象再次強化且確認。
不過，這種男性配偶的形象，跟跨國而來的女性形象，是相互要搭配的。綁住兩者的共同社會制度，就是「家庭」。在家庭制度的預設下，不管是低收入「戶」、榮民（男性）、身心障礙者（由家庭成員來照顧者），他們與他國女子結婚就已經預設了這些女子被期盼的社會角色：好太太、好媳婦跟好母親，但是在作為「社會公民」這個部分，卻不在官方的預設之中。在調查的19個問題中，扣除人口變項（4題），與婚姻/家庭的題目有9題，佔了所有實質問題（15題）的一半以上，包括：與配偶認識的方式；結婚日期；婚姻次數；小孩子狀況；家庭生活費來源；與哪些人同住；參加過哪些輔導措施；對於醫療需求；對於生活輔導需求。剩下的問題，是有關工作─收入狀況，以及在台身份取得的問題。
外籍配偶是透過婚姻而進入台灣，因此我們並不會覺得這樣的問卷有何奇怪的。但這樣的問卷設計，以及可以勾選的答案，只是以科學的外貌來包裝國家對於移民的既定意識型態。
首先是「父權的家族結構」想像，來台的女性外籍配偶被認為應該從夫居（與誰居住的題目，列出配偶、配偶的父母與配偶的兄弟姊妹）、來台生育（因此要清楚子女「問題」、對於醫療衛生需求）、家庭成員照護（所以提問台灣籍的配偶身份與健康狀況）。台灣的女性已經多數在外工作，但是仍被期望工作回家後仍須去做家事。也因此來台的女性配偶，也被設定為一樣的期盼，他們可能有工作（一題目問及工作狀況），但更多被詢問的是他們在家庭內的生活，而且幾乎認定他們的需求就是這些相關的家庭事務。例如對於希望接受訓練之課程，選項包括了：(1)語文訓練、識字教育 ；(2)衛生保健常識；(3)親職教育、育嬰常識 ；(4)醫療照護技能；(5)就業訓練；(6)生活技能（烹飪、美髮）；(7)婦幼安全資訊；(8)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相關法規說明；(9)居停留、定居等相關法規說明會。九個選項中，與家庭/家事相關的就有五個選項，而識字教育則牽連到未來他們對於子女教育的憂慮，就業訓練，是為了提供家庭經濟基礎。真正把他們視為未來公民的選項只有最後一項。我們不知為何所謂的「輔導照顧措施」，只是包含「烹飪、美髮」的技能訓練，而不是「修理家庭電器、水管」，或者「母語教育傳承」？
前面提及的「移民階級觀」，也具體呈現在這份問卷裡。就如政府所擔心的「人口素質」低落，這份問卷特地詢問小孩子的健康狀況，四個勾選的選項是：(1)良好；(2)發展遲緩；(3)身心障礙；(4)重大傷病。問卷中，還特別以紅色字體標示出「發展遲緩係指六歲以下兒童有發展異常情形需要接受早期療育之特殊兒童。」對於人口素質不佳的憂慮，牽涉到我們對於不同種族的身體之看法，東南亞一向被視為不潔、骯髒、落後，來自東南亞的身體自然也會帶著相關疾病進來的潛藏危機。來自社會底層的移民，對於相關醫療保健知識也不清楚，因此政府想像他們的醫療衛生輔導需求是：(1)協助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2)協助就醫時的溝通；(3)提供傳染病、疾病的知識； (4)產前、產後指導；(5)避孕方法介紹 ；(6)提供育嬰、育兒知識；(7)提供幼兒健康檢查 。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移民女性的子女有比較高的特殊疾病，但是問卷的設計清楚呈現國家的擔憂，因此透過問卷設計、調查，進而「發現問題」來介入輔導，這是國家統治技藝的一連串作為。
在該調查的結論部分，內政部這麼寫：
國人與外籍、大陸地區人民之婚姻關係，大多容易因婚姻感情基礎薄弱、家庭經濟弱勢、社會支持網絡薄弱及家庭地位低落等因素，致衍生各種問題，如生活適應不良，造成家庭社會問題；生育及優生保健問題，影響人口素質；教育程度低，教養子女困難；遭受家庭暴力，社會支持網絡薄弱；以及假結婚、非法入境問題。針對外籍與大陸配偶個人或家庭基本權益及需求，規劃具體照顧輔導措施，協助早日融入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為當前移民政策重要目標之一。
這樣的結論，並非從調查的統計資料得到的，在問卷當中，沒有任何有關「婚姻感情基礎」、「社會支持網絡」的問題，卻已經認定他們「婚姻感情基礎薄弱、家庭經濟弱勢、社會支持網絡薄弱及家庭地位低落」。隨之而來的則認定新移民女性會有生育跟優生保健的問題，「影響人口素質」。最誇張的則是說婚姻移民有許多「假結婚、非法入境問題」，即使問卷中完全沒有辦法認定此問題的存在否（根據統計，真正「行方不明」的只有6.2％，但這並無法推論就是假結婚的非法入境）。
「許多我們藉以思考人們及其活動的現代類別，都是源自於收集量化數據的企圖」(Hacking 1991/2007:117)，不同的資料收集與分類，指引著我們如何去思考某些類別的事情。新的統計技術與知識並非都被邪惡地應用，許多的社會改革是以社會調查統計為後盾，但是台灣政府的對於移民的調查統計，基本上是複製了原先社會對於移民者的刻板印象，而不是根據預先達到的社會目標而進行統計調查。例如在加拿大的移民調查裡，會問「家中使用的語言」，這是該國政府非常強調母國文化透過語言來進行的傳承，但是台灣的政府在「爸爸的父語」「融入台灣社會」意 識型態下，是問不出這樣的統計問題的。在韓國政府的調查中，特別詳細問及女性關心這些女性移民來台之前的狀況，只關心他們如何「融入」台灣社會而已。
因為事先的選項已經預設了新移民女性需要在家庭內，所以內政部(2003b)在調查之後所發出的新聞稿，也就以此「科學的調查」而來進行規劃，根據其規劃，未來政府的施政在三個面向「教育重點規劃」「衛生醫療需求」「建立諮詢服務」，教育重點規劃在於要新移民女性盡快學習中文，並且提供他們養育子女的知識；衛生醫療需求是要提供幼兒保健常識，進行不健康嬰兒篩檢；建立咨詢服務則沒有明確說明要做什麼，只說要提供咨詢服務，但特別的一點是「落實戶口查察，提供及時服務資訊」，重點在「戶口查察」而非提供即時服務，這也是我們在上面說的「國家安全」意識型態下的施政作為，而不是要提供相關的咨詢服務（例如就業服務諮詢、同鄉會館組建諮詢、宗教服務、家暴協助系統諮詢等）。換言之，這樣的調查報告，只是一種「同義反覆」(tautology），結論已經隱含在預設中了。
國家對於移入人口的管理，政策上是以「融入、適應台灣社會」為目標，但是要融入台灣的什麼？適應台灣的什麼呢？在2002年，台灣的內政部進行第一次的婚姻移民者普查，問卷的題目，提示了國家對於此類別的人物的預設，以及對於他們的期盼。
該問卷分為兩個大部分：對外籍與大陸配偶的19個問題，以及對本國籍配偶的的七個問題。對於本國籍涉及跨國婚姻者，除了身份證字號外（再次證明身份證在所有官方文件中的重要性），主要是三個人口變項(demographic variables)，包含年齡、教育、婚姻狀態，一項工作問題。最特殊的是政府提問的兩項問題：「身份」以及「健康狀況」。
在「身份」此問題上，有五個選項：原住民、榮民、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低收入戶以及「無前述身份」。這樣的身份分類，並沒有任何邏輯在裡面：「原住民」是族群的分類，「榮民」是因為工作（軍事工作）退休而產生的社會類別，「身心障礙」是健康差異的類別，「低收入戶」是所得分配下的分類，把這幾類別的人士同時列出來，彰顯的是內政部在執掌上的相關社會福利工作上的身份分類，雖然「原住民」是由原住民委員會負責、榮民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負責、「身心障礙」與「低收入戶」由內政部負責，但提問這樣的問題，凸顯了國家在看待跨國婚姻當事人的角度：這一群人都是社會弱勢邊緣人，需要政府的協助與介入。這樣的觀點一樣呈現在「健康狀況」的問題，在此問項上，有四個選項：健康狀況良好；患病或傷殘，但不致影響家居生活；生活起居活動困難，需人照顧；長年臥病在床。這樣的跨國娶親者的形象，跟媒體的描繪沒有太大的差異（夏曉鵑，2001），但是經過政府的正式調查，進而成為官方檔案的正式紀錄，這種「弱勢」的形象再次強化且確認。
不過，這種男性配偶的形象，跟跨國而來的女性形象，是相互要搭配的。綁住兩者的共同社會制度，就是「家庭」。在家庭制度的預設下，不管是低收入「戶」、榮民（男性）、身心障礙者（由家庭成員來照顧者），他們與他國女子結婚就已經預設了這些女子被期盼的社會角色：好太太、好媳婦跟好母親，但是在作為「社會公民」這個部分，卻不在官方的預設之中。在調查的19個問題中，扣除人口變項（4題），與婚姻/家庭的題目有9題，佔了所有實質問題（15題）的一半以上，包括：與配偶認識的方式；結婚日期；婚姻次數；小孩子狀況；家庭生活費來源；與哪些人同住；參加過哪些輔導措施；對於醫療需求；對於生活輔導需求。剩下的問題，是有關工作─收入狀況，以及在台身份取得的問題。
外籍配偶是透過婚姻而進入台灣，因此我們並不會覺得這樣的問卷有何奇怪的。但這樣的問卷設計，以及可以勾選的答案，只是以科學的外貌來包裝國家對於移民的既定意識型態。
首先是「父權的家族結構」想像，來台的女性外籍配偶被認為應該從夫居（與誰居住的題目，列出配偶、配偶的父母與配偶的兄弟姊妹）、來台生育（因此要清楚子女「問題」、對於醫療衛生需求）、家庭成員照護（所以提問台灣籍的配偶身份與健康狀況）。台灣的女性已經多數在外工作，但是仍被期望工作回家後仍須去做家事。也因此來台的女性配偶，也被設定為一樣的期盼，他們可能有工作（一題目問及工作狀況），但更多被詢問的是他們在家庭內的生活，而且幾乎認定他們的需求就是這些相關的家庭事務。例如對於希望接受訓練之課程，選項包括了：(1)語文訓練、識字教育 ；(2)衛生保健常識；(3)親職教育、育嬰常識 ；(4)醫療照護技能；(5)就業訓練；(6)生活技能（烹飪、美髮）；(7)婦幼安全資訊；(8)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相關法規說明；(9)居停留、定居等相關法規說明會。九個選項中，與家庭/家事相關的就有五個選項，而識字教育則牽連到未來他們對於子女教育的憂慮，就業訓練，是為了提供家庭經濟基礎。真正把他們視為未來公民的選項只有最後一項。我們不知為何所謂的「輔導照顧措施」，只是包含「烹飪、美髮」的技能訓練，而不是「修理家庭電器、水管」，或者「母語教育傳承」？
前面提及的「移民階級觀」，也具體呈現在這份問卷裡。就如政府所擔心的「人口素質」低落，這份問卷特地詢問小孩子的健康狀況，四個勾選的選項是：(1)良好；(2)發展遲緩；(3)身心障礙；(4)重大傷病。問卷中，還特別以紅色字體標示出「發展遲緩係指六歲以下兒童有發展異常情形需要接受早期療育之特殊兒童。」對於人口素質不佳的憂慮，牽涉到我們對於不同種族的身體之看法，東南亞一向被視為不潔、骯髒、落後，來自東南亞的身體自然也會帶著相關疾病進來的潛藏危機。來自社會底層的移民，對於相關醫療保健知識也不清楚，因此政府想像他們的醫療衛生輔導需求是：(1)協助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2)協助就醫時的溝通；(3)提供傳染病、疾病的知識； (4)產前、產後指導；(5)避孕方法介紹 ；(6)提供育嬰、育兒知識；(7)提供幼兒健康檢查 。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移民女性的子女有比較高的特殊疾病，但是問卷的設計清楚呈現國家的擔憂，因此透過問卷設計、調查，進而「發現問題」來介入輔導，這是國家統治技藝的一連串作為。
在該調查的結論部分，內政部這麼寫：
國人與外籍、大陸地區人民之婚姻關係，大多容易因婚姻感情基礎薄弱、家庭經濟弱勢、社會支持網絡薄弱及家庭地位低落等因素，致衍生各種問題，如生活適應不良，造成家庭社會問題；生育及優生保健問題，影響人口素質；教育程度低，教養子女困難；遭受家庭暴力，社會支持網絡薄弱；以及假結婚、非法入境問題。針對外籍與大陸配偶個人或家庭基本權益及需求，規劃具體照顧輔導措施，協助早日融入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為當前移民政策重要目標之一。
這樣的結論，並非從調查的統計資料得到的，在問卷當中，沒有任何有關「婚姻感情基礎」、「社會支持網絡」的問題，卻已經認定他們「婚姻感情基礎薄弱、家庭經濟弱勢、社會支持網絡薄弱及家庭地位低落」。隨之而來的則認定新移民女性會有生育跟優生保健的問題，「影響人口素質」。最誇張的則是說婚姻移民有許多「假結婚、非法入境問題」，即使問卷中完全沒有辦法認定此問題的存在否（根據統計，真正「行方不明」的只有6.2％，但這並無法推論就是假結婚的非法入境）。
「許多我們藉以思考人們及其活動的現代類別，都是源自於收集量化數據的企圖」(Hacking 1991/2007:117)，不同的資料收集與分類，指引著我們如何去思考某些類別的事情。新的統計技術與知識並非都被邪惡地應用，許多的社會改革是以社會調查統計為後盾，但是台灣政府的對於移民的調查統計，基本上是複製了原先社會對於移民者的刻板印象，而不是根據預先達到的社會目標而進行統計調查。例如在加拿大的移民調查裡，會問「家中使用的語言」，這是該國政府非常強調母國文化透過語言來進行的傳承，但是台灣的政府在「爸爸的父語」「融入台灣社會」意 識型態下，是問不出這樣的統計問題的。在韓國政府的調查中，特別詳細問及女性關心這些女性移民來台之前的狀況，只關心他們如何「融入」台灣社會而已。
因為事先的選項已經預設了新移民女性需要在家庭內，所以內政部(2003b)在調查之後所發出的新聞稿，也就以此「科學的調查」而來進行規劃，根據其規劃，未來政府的施政在三個面向「教育重點規劃」「衛生醫療需求」「建立諮詢服務」，教育重點規劃在於要新移民女性盡快學習中文，並且提供他們養育子女的知識；衛生醫療需求是要提供幼兒保健常識，進行不健康嬰兒篩檢；建立咨詢服務則沒有明確說明要做什麼，只說要提供咨詢服務，但特別的一點是「落實戶口查察，提供及時服務資訊」，重點在「戶口查察」而非提供即時服務，這也是我們在上面說的「國家安全」意識型態下的施政作為，而不是要提供相關的咨詢服務（例如就業服務諮詢、同鄉會館組建諮詢、宗教服務、家暴協助系統諮詢等）。換言之，這樣的調查報告，只是一種「同義反覆」(tautology），結論已經隱含在預設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