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1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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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近的移民研究裡頭，開始探討出國工作後，對於原來社會的影響，特別是社會性的影響，稱之為「社會性匯寄」(social remittance)。其中探討的問題之一，就是性別關係的變化，出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是否會因為出國工作賺錢而改變家庭內的性別關係與文化？是否會因為學習到接受國的性別文化，而帶回原來的母國進而產生影響？(圖為高台教的宗教信仰旁，就擺著祖先崇拜的祭祀桌壇。越南的女性是有權利來祭拜祖先的）
越南移工與原鄉性別文化
王宏仁，楊玉鶯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研究生)
台彎政府在1990年代初正式引進外勞，1999年才開始有越南勞工，而多數為家庭幫傭或看護工，根據台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統計，從民國88年，台灣政府開始引入越南移工，而女性移工人數從一開始就比男性人數多十倍，之後每一年，隨著越南移工總人數日益增多，越南女性移工人數所占的比例仍比男性移工人數多，而此情況即使在台灣政府開始停止輸入看護工之後，仍繼續維持至今。
在晚進的移民研究裡頭，開始探討出國工作後，對於原來社會的影響，特別是社會性的影響，稱之為「社會性匯寄」(social remittance)。其中探討的問題之一，就是性別關係的變化，出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是否會因為出國工作賺錢而改變家庭內的性別關係與文化？是否會因為學習到接受國的性別文化，而帶回原來的母國進而產生影響？
從台灣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們作為移工的接受國，我們常常只談到「對於東南亞國家貧窮人士的幫助」、「提升國家經濟的競爭力」等與經濟有關的想法，但是卻很少想到，移工在台灣住了幾年之後所學習到的台灣文化可能會對原生社會產生什麼影響。這篇短文試著從越南北部農村（台灣移工主要來自北越）一些田野資料討論來台移工所帶回的「社會性匯寄」。
性別分工與越南農村社會的家庭結構
越南在中國佔領時期留下的父權制度對越南社會及家庭關係留下甚深的影響。在父權制度的家庭中，孩子跟父姓，父親與兄長在這樣的家庭結構扮演著支配一家事務角色，母親在家庭中的發言地位很低。法律規定孩子的養育權是先父後母；另外，對任何一個越南人來說，「家」是一個含有尊嚴秩序、有等級制度的空間，婚前的越南女性是在一個「父勢兄權」的社群空間中，婚後則與公公婆婆同住，凡事由公公、婆婆，就是丈夫或家庭裡輩分比較大的人作主。
但在東南亞文化的社會影響下，越南女性常被稱為「tay hòm chìa khóa」，即「手提箱鑰匙」之義，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在大街小巷、市場……等等地方，看到大多數是女性負責做販賣工作，在農村的市場亦是如此，在那裡做生意的大多數為女性，家裡的經濟也是由女性來掌管。由此觀之，越南並非是一個完全的父系社會，而是可以說，這是一個融合父系與母系兩種社會型態混合體，就像Phạm Văn Lê學者所提：
承襲父系制度，越南的孩子是以父親的名字為姓氏。……家父長權扮演了支配家庭一切的角色。
但是在一般的家庭，一些傳統的特質仍維持至今。換言之，越南的家庭基礎並非是以父子關係為主的家父長制，而是夫妻關係，在此關係中，妻子與母親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是家庭生活的管理責任者。越南的民謠與俗諺大都是反映這樣的傳統 。
……
一些越南女性移工，在家庭的經濟所需、或為了給孩子個更好的生活環境、提供孩子讀書的經濟能力等等原因之下，這些原本生活在農村的女性不顧一切，到一個語言、文化到意識形態都是陌生的台灣工作。可是，她們在台灣的付出，是否在其回家鄉被看見、被認同，進而改變原鄉的性別關係？
變遷中的越南農村性別文化？
先從一位目前在家裡等待第二次出國工作的女性–阿紅–來看，她去台灣工作，留下兩個女兒在家，自己上課，回家功課自己做。阿紅的先生之前也去過臺灣工作，但第一位雇主對待太差因而逃跑，之後遇到願意僱用他的第二位雇主，但當時已經為非法聘僱，工作沒有多久就被警察發現並抓回警察局，不僅如此，他辛苦工作了幾個月的薪水也拿不到，之後就被送回越南。回越南至今已有一段時間，也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份木工的工作，但工作時間非常不定，有訂單才工作，一天工作也沒有確定的時間。這樣工作一天的薪資，只約台幣一百元左右，一個月工作的時間多寡也不一。阿紅這趟回越南辦手續，等待的過程就待在家裡幫忙作家事等等事情，而阿紅的先生，在這段時間就負責載她到河內辦理手續。
第二位是太太還在台灣工作的阿富。阿富的太太出國工作已經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兩年，第二次出國工作至今已是第三年，家裡的兩個兒子都已經結婚。妻子在一家中醫店幫忙做家務、包藥以及照顧兩個小朋友。在太太去台灣工作的期間，家裡的大小事，如買菜、煮飯、洗衣服、整理家庭等等，都是由阿富和兩個兒子來分擔。阿富的兩個兒子在2001年以及2004年分別娶了太太，之後家裡的家事就由兩個媳婦來負責。
第三位，也是太太仍在韓國工作的阿賢。太太去國外工作，留阿賢和兩個兒子在家裡。太太去國外工作，家務由阿賢合兩個兒子來分擔，但主要是要孩子讀書，因此家務大部分都由他來負責。雖說等太太回來之後會開一個小的縫紉廠（中盤商），但當問到他會不會與太太一起工作，阿賢說他只能幫忙，太太的工作才是主要的。
另外一位是阿芯，也是曾經去台灣工作的女性，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在台灣工作一年半，從回越南至今已一年兩個月，但身體一直都沒有好過，每天都頭痛。在阿芯出國的期間，因為丈夫是村里的幹部，家務無法照料得很好，因此要她的婆婆或媽媽來幫忙整理他們家並照顧兩個孩子的三餐。她的丈夫為了保持職位和薪資的穩定，最近在接受一些訓練，偶而才回家一次，因此目前家務是由阿芯和兩個女兒分擔。但在與阿芯的訪談過程看到，她回到越南，儘管身體不好、要照料家裡的大小事、丈夫又不在家，但仍心甘情願的。
最後一位，是阿欣。她也曾經去台灣工作過。在台灣工作的時候，剛好她的先生從利比亞回來，因此家務都是由她的先生來擔任，買菜、煮飯、照顧孩子等等都是由她先生負責。現在，阿欣回到越南，雖然是由她負責作家事，但由於她先生在利比亞工作時是在廚房幫忙，因此在阿欣忙不過來時，他也會下廚幫忙。
從這些案例來看，曾經出國工作的女性，她們在國外的工作期限結束之後，或中途需要回國辦理下一趟出國工作的手續，她們回到家似乎還是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繼續一位家庭主婦該做的工作，而她們的先生也希望家庭裡面的工作分配能夠維持像原來的樣子。就此而言，即使許多女性移工成為家中的重要經濟支柱，並且提供金錢物質上的支援，但是似乎並沒有改變他們在家中的地位與性別文化。這可能是原鄉社會文化的約束力太強所致，但也可能是這些女性移工來台灣所做的事情，都是那些傳統被視為女性的工作，例如照顧與家庭勞務，因此回到越南時，並沒有帶回其他台灣的性別文化觀念。
跨國移工身處的台灣性別文化
近年來台灣女性因教育機會、薪資收入、女性意識變化等因素，而在地位上有所提升，但在傳統文化涵養下，男性地位仍舊被期望高於女性。在台灣傳統家庭的性別角色分工規範下，縱使女性亦承擔了提供家庭經濟的工作，她在家庭中的權力地位卻似乎沒有獲得明顯的提昇。不少研究中也指出，雖然國內女性教育、經濟能力有所提高，而使其在家庭中的權力地位逐漸提升，但仍未達兩性平權的程度。從表一中我們便可發現，家務勞動項目中除「簡單修理東西」主要由男性負責外(傳統性別分工概念下，修理東西乃屬於男性的工作範疇)，多數家務仍是由女性負責操持，尤其洗衣、煮飯由女性負責的比例更是高達七成。可知雖然女性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提高了，在觀念上，男女也認為家庭勞務需要兩性平等分工，但實際上，在傳統所界定的「女性工作」範圍中，依舊少有男性的參與，性別分工狀態仍然清晰的表現在各個領域。
表一 男女在家務勞動上的分工狀況 （2002年）
男 女 一起或一樣多 其他人 未答或拒答 總計
洗衣服 6.69% 71.57% 15.12% 5.35% 1.26% 100%
簡單修理東西 69.92% 7.56% 9.29% 12.44% 0.79% 100%
照顧生病成員 5.51% 34.33% 49.61% 5.43% 5.12% 100%
買菜 6.85% 65.91% 16.61% 8.43% 2.20% 100%
家內清潔 6.22% 58.43% 26.61% 7.56% 1.18% 100%
煮飯做菜 4.80% 70.31% 13.31% 9.37% 2.20% 100%
買日用品 7.87% 49.45% 34.57% 6.54% 1.57% 100%
平均 15.41% 51.08% 23.59% 7.87% 2.05% 100%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調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2）。
假如比較台灣與越南兩個社會，其實越南的性別文化是比台灣更平等的。傳統上，越南女性可以繼承財產（漢人社會是不行的）、可以祭拜祖先（漢人社會只能透過男性來祭拜）、父母親與女兒同住的現象並非不尋常，特別是受漢化影響較低的南部社會、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約50％，低於越南女性的78％甚多。加上社會主義強調的男女平等思想、越戰時期必須動員女性參與勞動，因此越南女性的地位都有相當程度的提升，國家提供的全民幼兒托育、免費基礎教育，都幫助越南女性從家庭勞務中解放出來而進入勞動市場。
若以此來看，台灣社會雇用的越南女性，原來的社會是比較性別平等的，但來到台灣後，則位處於台灣傳統性別文化中，被期望擔任看護，照顧生病家庭成員、或者照顧小孩，這些都符合了台灣社會對於女性的期望，如此說來台灣社會輸入女性移工甚至可以說是在幫越南社會複製另一個傳統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
越南移工與原鄉性別文化
王宏仁，楊玉鶯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研究生)
台彎政府在1990年代初正式引進外勞，1999年才開始有越南勞工，而多數為家庭幫傭或看護工，根據台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統計，從民國88年，台灣政府開始引入越南移工，而女性移工人數從一開始就比男性人數多十倍，之後每一年，隨著越南移工總人數日益增多，越南女性移工人數所占的比例仍比男性移工人數多，而此情況即使在台灣政府開始停止輸入看護工之後，仍繼續維持至今。
在晚進的移民研究裡頭，開始探討出國工作後，對於原來社會的影響，特別是社會性的影響，稱之為「社會性匯寄」(social remittance)。其中探討的問題之一，就是性別關係的變化，出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是否會因為出國工作賺錢而改變家庭內的性別關係與文化？是否會因為學習到接受國的性別文化，而帶回原來的母國進而產生影響？
從台灣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們作為移工的接受國，我們常常只談到「對於東南亞國家貧窮人士的幫助」、「提升國家經濟的競爭力」等與經濟有關的想法，但是卻很少想到，移工在台灣住了幾年之後所學習到的台灣文化可能會對原生社會產生什麼影響。這篇短文試著從越南北部農村（台灣移工主要來自北越）一些田野資料討論來台移工所帶回的「社會性匯寄」。
性別分工與越南農村社會的家庭結構
越南在中國佔領時期留下的父權制度對越南社會及家庭關係留下甚深的影響。在父權制度的家庭中，孩子跟父姓，父親與兄長在這樣的家庭結構扮演著支配一家事務角色，母親在家庭中的發言地位很低。法律規定孩子的養育權是先父後母；另外，對任何一個越南人來說，「家」是一個含有尊嚴秩序、有等級制度的空間，婚前的越南女性是在一個「父勢兄權」的社群空間中，婚後則與公公婆婆同住，凡事由公公、婆婆，就是丈夫或家庭裡輩分比較大的人作主。
但在東南亞文化的社會影響下，越南女性常被稱為「tay hòm chìa khóa」，即「手提箱鑰匙」之義，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在大街小巷、市場……等等地方，看到大多數是女性負責做販賣工作，在農村的市場亦是如此，在那裡做生意的大多數為女性，家裡的經濟也是由女性來掌管。由此觀之，越南並非是一個完全的父系社會，而是可以說，這是一個融合父系與母系兩種社會型態混合體，就像Phạm Văn Lê學者所提：
承襲父系制度，越南的孩子是以父親的名字為姓氏。……家父長權扮演了支配家庭一切的角色。
但是在一般的家庭，一些傳統的特質仍維持至今。換言之，越南的家庭基礎並非是以父子關係為主的家父長制，而是夫妻關係，在此關係中，妻子與母親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是家庭生活的管理責任者。越南的民謠與俗諺大都是反映這樣的傳統 。
……
一些越南女性移工，在家庭的經濟所需、或為了給孩子個更好的生活環境、提供孩子讀書的經濟能力等等原因之下，這些原本生活在農村的女性不顧一切，到一個語言、文化到意識形態都是陌生的台灣工作。可是，她們在台灣的付出，是否在其回家鄉被看見、被認同，進而改變原鄉的性別關係？
變遷中的越南農村性別文化？
先從一位目前在家裡等待第二次出國工作的女性–阿紅–來看，她去台灣工作，留下兩個女兒在家，自己上課，回家功課自己做。阿紅的先生之前也去過臺灣工作，但第一位雇主對待太差因而逃跑，之後遇到願意僱用他的第二位雇主，但當時已經為非法聘僱，工作沒有多久就被警察發現並抓回警察局，不僅如此，他辛苦工作了幾個月的薪水也拿不到，之後就被送回越南。回越南至今已有一段時間，也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份木工的工作，但工作時間非常不定，有訂單才工作，一天工作也沒有確定的時間。這樣工作一天的薪資，只約台幣一百元左右，一個月工作的時間多寡也不一。阿紅這趟回越南辦手續，等待的過程就待在家裡幫忙作家事等等事情，而阿紅的先生，在這段時間就負責載她到河內辦理手續。
第二位是太太還在台灣工作的阿富。阿富的太太出國工作已經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兩年，第二次出國工作至今已是第三年，家裡的兩個兒子都已經結婚。妻子在一家中醫店幫忙做家務、包藥以及照顧兩個小朋友。在太太去台灣工作的期間，家裡的大小事，如買菜、煮飯、洗衣服、整理家庭等等，都是由阿富和兩個兒子來分擔。阿富的兩個兒子在2001年以及2004年分別娶了太太，之後家裡的家事就由兩個媳婦來負責。
第三位，也是太太仍在韓國工作的阿賢。太太去國外工作，留阿賢和兩個兒子在家裡。太太去國外工作，家務由阿賢合兩個兒子來分擔，但主要是要孩子讀書，因此家務大部分都由他來負責。雖說等太太回來之後會開一個小的縫紉廠（中盤商），但當問到他會不會與太太一起工作，阿賢說他只能幫忙，太太的工作才是主要的。
另外一位是阿芯，也是曾經去台灣工作的女性，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在台灣工作一年半，從回越南至今已一年兩個月，但身體一直都沒有好過，每天都頭痛。在阿芯出國的期間，因為丈夫是村里的幹部，家務無法照料得很好，因此要她的婆婆或媽媽來幫忙整理他們家並照顧兩個孩子的三餐。她的丈夫為了保持職位和薪資的穩定，最近在接受一些訓練，偶而才回家一次，因此目前家務是由阿芯和兩個女兒分擔。但在與阿芯的訪談過程看到，她回到越南，儘管身體不好、要照料家裡的大小事、丈夫又不在家，但仍心甘情願的。
最後一位，是阿欣。她也曾經去台灣工作過。在台灣工作的時候，剛好她的先生從利比亞回來，因此家務都是由她的先生來擔任，買菜、煮飯、照顧孩子等等都是由她先生負責。現在，阿欣回到越南，雖然是由她負責作家事，但由於她先生在利比亞工作時是在廚房幫忙，因此在阿欣忙不過來時，他也會下廚幫忙。
從這些案例來看，曾經出國工作的女性，她們在國外的工作期限結束之後，或中途需要回國辦理下一趟出國工作的手續，她們回到家似乎還是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繼續一位家庭主婦該做的工作，而她們的先生也希望家庭裡面的工作分配能夠維持像原來的樣子。就此而言，即使許多女性移工成為家中的重要經濟支柱，並且提供金錢物質上的支援，但是似乎並沒有改變他們在家中的地位與性別文化。這可能是原鄉社會文化的約束力太強所致，但也可能是這些女性移工來台灣所做的事情，都是那些傳統被視為女性的工作，例如照顧與家庭勞務，因此回到越南時，並沒有帶回其他台灣的性別文化觀念。
跨國移工身處的台灣性別文化
近年來台灣女性因教育機會、薪資收入、女性意識變化等因素，而在地位上有所提升，但在傳統文化涵養下，男性地位仍舊被期望高於女性。在台灣傳統家庭的性別角色分工規範下，縱使女性亦承擔了提供家庭經濟的工作，她在家庭中的權力地位卻似乎沒有獲得明顯的提昇。不少研究中也指出，雖然國內女性教育、經濟能力有所提高，而使其在家庭中的權力地位逐漸提升，但仍未達兩性平權的程度。從表一中我們便可發現，家務勞動項目中除「簡單修理東西」主要由男性負責外(傳統性別分工概念下，修理東西乃屬於男性的工作範疇)，多數家務仍是由女性負責操持，尤其洗衣、煮飯由女性負責的比例更是高達七成。可知雖然女性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提高了，在觀念上，男女也認為家庭勞務需要兩性平等分工，但實際上，在傳統所界定的「女性工作」範圍中，依舊少有男性的參與，性別分工狀態仍然清晰的表現在各個領域。
表一 男女在家務勞動上的分工狀況 （2002年）
男 女 一起或一樣多 其他人 未答或拒答 總計
洗衣服 6.69% 71.57% 15.12% 5.35% 1.26% 100%
簡單修理東西 69.92% 7.56% 9.29% 12.44% 0.79% 100%
照顧生病成員 5.51% 34.33% 49.61% 5.43% 5.12% 100%
買菜 6.85% 65.91% 16.61% 8.43% 2.20% 100%
家內清潔 6.22% 58.43% 26.61% 7.56% 1.18% 100%
煮飯做菜 4.80% 70.31% 13.31% 9.37% 2.20% 100%
買日用品 7.87% 49.45% 34.57% 6.54% 1.57% 100%
平均 15.41% 51.08% 23.59% 7.87% 2.05% 100%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調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2）。
假如比較台灣與越南兩個社會，其實越南的性別文化是比台灣更平等的。傳統上，越南女性可以繼承財產（漢人社會是不行的）、可以祭拜祖先（漢人社會只能透過男性來祭拜）、父母親與女兒同住的現象並非不尋常，特別是受漢化影響較低的南部社會、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約50％，低於越南女性的78％甚多。加上社會主義強調的男女平等思想、越戰時期必須動員女性參與勞動，因此越南女性的地位都有相當程度的提升，國家提供的全民幼兒托育、免費基礎教育，都幫助越南女性從家庭勞務中解放出來而進入勞動市場。
若以此來看，台灣社會雇用的越南女性，原來的社會是比較性別平等的，但來到台灣後，則位處於台灣傳統性別文化中，被期望擔任看護，照顧生病家庭成員、或者照顧小孩，這些都符合了台灣社會對於女性的期望，如此說來台灣社會輸入女性移工甚至可以說是在幫越南社會複製另一個傳統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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