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19, 2009
從時間觀的差異探討中國與西方傳統思維方式的區別
在認識社會的過程中，中國古代學者認為，人類社會中的一切事物，從生產工具、經濟活動到社會組織、婚姻制度及風俗習慣，都有其產生的歷史，都有在時間上前後相繼的發展演變過程。在經濟活動方面，從“晝拾橡栗”、“皆食禽獸肉”的採集狩獵發展到“分地之利，制耒耜“的農耕經濟。在生活習俗方面，從生食“果瓜蚌蛤”到“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從“飲血茹毛”到“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享以炙”，從“未有麻絲，衣其羽毛”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從巢、穴居到；以為台榭、宮室、牖戶”等等，都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在社會制度方面，從“太古嘗無君矣”發展到“立君道”。在親屬制度方面，從“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發展到三綱六紀。其中婚姻制度曾經歷了“男女雜遊，不媒不聘”、“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到”因夫婦，定人道“等不同發展階段。應當指出，這種“彰往察來”的有關見解，是古代學者“探頤索隱、鉤深致遠”，艱難探索的產物。上述認識主要出現於先秦時代，秦漢以後有所補充。而同一時期的古希臘人，雖然在個別領域有類似的認識，但總的說來，他們並未對社會生活各領域在時間上前後相繼的發展過程進行如此全面的探討。進入中世紀，這個領域的探討更是完全不可能進行了。西元17世紀英國一位大主教阿歇爾以確鑿的語言宣佈，根據他的研究，上帝創造人類始祖亞當的時間是西元前400年10月28日星期五那一天。在17世紀，許多人仍然相信：“凡上帝有所作為，此後是一成不變，不能有所增，也不能有所減。”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中國古代學者充分應用一切可以的條件來探索自然界各種事物在時間上前後相繼的發展過程。西元5世紀，地理學家酈道元 《水經注》一書中，以科學的方法對地理環境在時間上前後相繼的變化，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他以歷史文獻記載同野外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準確地記載了許多河流湖泊在時間歲月中的變化。這種方法直到今日仍為歷史地理學家所沿用。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18世紀的歐洲，人們仍舊相信山川河谷從產生之日起就總是原來的樣子而毫無改變。甚至在18世紀以後，地理環境長期不變論的觀點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許多人的頭腦中。北宋學者沈括通過對化石的研究，提示了地質時代的海陸變遷，從而科學地闡述了華北平原的形成過程。在18世紀英國人赫登才開始探討類似問題。
然而，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出現的超時間觀念，以及由引導出現的思維方式特點，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也引導人們採擷到了智慧之果。超時間觀念對於形成科學概念的嚴密性及確切性特點，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20世紀，人們仍然認為：“科學真理是不具有時間性和地域性的。”
縱觀兩千多年的歷史，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中國人很早就根據“彰往而察來”的哲學觀點對自然界及人類社會在時間上前後相繼的發展過程進行多方面深入的探討，並取得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歐洲人則長期受到非歷史觀點的束縛，在較晚的時期才開始上述領域的探討。這種差異的形成，無疑與某個時代，某種社會勢力的阻撓有關，但這不是唯一的因素，綿延近兩千年的傳統思維方式的導向，是產生上述認識差異的又一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