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3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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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書房第417場例行性免費推廣講座
7月2日(三)晚上七點半 林正修主講:四川震災的觀察與評估
與談人:吳浩銳建築師
7月2日(三)晚上七點半 林正修主講:四川震災的觀察與評估
與談人:吳浩銳建築師
林正修與洪雅書房相識多年,曾來協助幾場營隊的講座與社運策略分享,如今總算有機會邀請其專程來洪雅書房與讀友群來分享!
這一次他特別要從四川震災的觀察與評估的話題來談起,與大家來思考這一場都市與農村的新發展,從這案例也可以來思考、探討嘉義市的城市發展與雲嘉地區的農業發展等面向,民間社團可以怎麼來進行組織上的發展與準備,可以有什麼策略...
文◎林正修
川震滿月,提供各界一個的時間的縱深,來觀察中國災前與災後的真實變化。
這幾日我在重建的現場,看到由軍區與跨省的支援下,災區已經基本清理完畢,學校陸續復學。雖然資源分配的透明度還頗受批評,但中國政府的後勤調度與執行力,比起2004年南亞海嘯後的多國齊頭救援來說,相對更有效率。公平而言,面對這場首次現場直播的災難,共產黨表現出一定的反應能力與自我調整的意願。也許在這個貧富加劇,信仰幾盡真空的中國社會。掌權者理解到較為妥善地處理緊急
川震滿月,提供各界一個的時間的縱深,來觀察中國災前與災後的真實變化。
這幾日我在重建的現場,看到由軍區與跨省的支援下,災區已經基本清理完畢,學校陸續復學。雖然資源分配的透明度還頗受批評,但中國政府的後勤調度與執行力,比起2004年南亞海嘯後的多國齊頭救援來說,相對更有效率。公平而言,面對這場首次現場直播的災難,共產黨表現出一定的反應能力與自我調整的意願。也許在這個貧富加劇,信仰幾盡真空的中國社會。掌權者理解到較為妥善地處理緊急
情況已經成為新的正當性來源。
然而國家在搶救中過強的臂膀,卻極可能在重建中成為限制,甚至是社會成長的阻礙。其中最顯著的課題就是與災民安置相關的決策,因為受災地區大多為農民,如何農地將會決定災民安置的成敗。。
農地在轉型中的中國,一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近20年來,城市與工業對農地的侵占每年以1%的速度進行,至今沒有緩和的跡象。
大陸的土地開發的方式並不是受到公眾監督與市場引導,而是在政府主導之下,有權之人以特殊的方式或極低的代價取得土地,再經由市場獲取不對等的開發利益。房地產帶動了虛幻的成長,通脹的代價卻由公薪階級與農村來承擔。而失去農地的農民只好進城當勞工。
以開發進步之名進行農地兼併,是當代中國版的圈地運動,也是近年來民怨與抗爭的源頭。
十五世紀以來,歷時近四百年的圈地運動,是英國進行資本積累的關鍵。當時的權貴驅趕農民離開耕地,進入城市成為受雇勞工,讓田園成為羊毛的產地。啟蒙文學家湯瑪斯。摩爾形容這個過程是個綿羊吃人的人間慘事,而大英帝國稱霸全球的紡織業正是建立在這些帶著血的羊毛上。
回到當前中國的脈絡,農地的問題是個更為曲折的故事。早在震災前,中共高層意識到保育農地的必要,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與”三個集中”的口號,三個集中分別是: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走向規模經營及農民向集鎮小區集中。而成都一帶也順應時勢首先推出試點,成為全中國新農地改革的櫥窗。
然而就在改革還在摸索的階段,汶川大地震後的緊急狀況卻將農民集村的新城鄉理想擠壓以致變形。震災後,出台的"新三集中"政策密而不宣地轉變為災民集中過渡,集中安置與土地集中使用。讓地方政府可以藉震災安置,遂行徵收農地之實。
從字面上來看,新舊版本的三集中並無不妥,但真正的危險在於權力的不對等。震災的緊急狀況產生了一個權力更集中的政府,相對應於求告無門的災民與農戶,雙方議價能力的落差將形加大,若沒有透明的參與過程,把農民遷地安置定會加速土地的聚歛。
在震災勘查中,我聽到地方官員私下議論,那些久拆不掉的城中村與釘子戶,竟然在地震中一舉拔除。地震房危,拆屋全不費工夫。根據當地的新聞報導,區縣級的政府已經開始利用城市戶籍與健保的誘因,勸說農民放棄原有的三項權益,要把農民變成城裡的受雇者。(註一)地震使得四川的旅遊與投資一落千丈,但卻讓成都平原的農地問題更形尖銳。
我無意說集中安置農民必然導致土地兼併,但大陸目前對於弱勢者的保障實是不足,上週公佈的汶川震災重建特別條例,洋洋灑灑八十條中,只有短短兩行原則性地提及尊重農民意願與保護農地(註二)。
可以想見,未來安置的地址與徵地補償將會是官民拉鋸的主要戰場。另一方面徵收來的土地幾乎不可能作為農地保存,大多會以安置災民或振興經濟為由,擴大都市土地面積。其結果可能是大量受災的農民迫於經濟的壓力交出土地,過度蔓延的都市卻未必能有相應的經濟成長,反而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
中國壓縮跳躍的城市化道路有著極高的困難度,成都平原廣闊的土地對開發商來說本就是極大的誘惑。而地震剛好發生在這個改革未竟的當口,令災後重建更是既複雜又凶險。但即便對此情形有著同情性的理解,吾人對於以災圈地的惡行絕不能有一絲寬容,否則何以告慰近十萬死亡的生靈?何以面對冒險救災的軍警志工與眾多的捐助者!
由此看來,震災要重建豈只是學校醫院,更應該是從未落實的公民監察的制度。
大陸南方周末一位評論者期待的,希望這場震災能夠”痛出一個新中國”。劃地安置到底成為災民的新家園,還是替圈地的巨獸開門解禁,端看未來半年的發展。
註一:見06/10成都日報
註二:見 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條例43條
然而國家在搶救中過強的臂膀,卻極可能在重建中成為限制,甚至是社會成長的阻礙。其中最顯著的課題就是與災民安置相關的決策,因為受災地區大多為農民,如何農地將會決定災民安置的成敗。。
農地在轉型中的中國,一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近20年來,城市與工業對農地的侵占每年以1%的速度進行,至今沒有緩和的跡象。
大陸的土地開發的方式並不是受到公眾監督與市場引導,而是在政府主導之下,有權之人以特殊的方式或極低的代價取得土地,再經由市場獲取不對等的開發利益。房地產帶動了虛幻的成長,通脹的代價卻由公薪階級與農村來承擔。而失去農地的農民只好進城當勞工。
以開發進步之名進行農地兼併,是當代中國版的圈地運動,也是近年來民怨與抗爭的源頭。
十五世紀以來,歷時近四百年的圈地運動,是英國進行資本積累的關鍵。當時的權貴驅趕農民離開耕地,進入城市成為受雇勞工,讓田園成為羊毛的產地。啟蒙文學家湯瑪斯。摩爾形容這個過程是個綿羊吃人的人間慘事,而大英帝國稱霸全球的紡織業正是建立在這些帶著血的羊毛上。
回到當前中國的脈絡,農地的問題是個更為曲折的故事。早在震災前,中共高層意識到保育農地的必要,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與”三個集中”的口號,三個集中分別是: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走向規模經營及農民向集鎮小區集中。而成都一帶也順應時勢首先推出試點,成為全中國新農地改革的櫥窗。
然而就在改革還在摸索的階段,汶川大地震後的緊急狀況卻將農民集村的新城鄉理想擠壓以致變形。震災後,出台的"新三集中"政策密而不宣地轉變為災民集中過渡,集中安置與土地集中使用。讓地方政府可以藉震災安置,遂行徵收農地之實。
從字面上來看,新舊版本的三集中並無不妥,但真正的危險在於權力的不對等。震災的緊急狀況產生了一個權力更集中的政府,相對應於求告無門的災民與農戶,雙方議價能力的落差將形加大,若沒有透明的參與過程,把農民遷地安置定會加速土地的聚歛。
在震災勘查中,我聽到地方官員私下議論,那些久拆不掉的城中村與釘子戶,竟然在地震中一舉拔除。地震房危,拆屋全不費工夫。根據當地的新聞報導,區縣級的政府已經開始利用城市戶籍與健保的誘因,勸說農民放棄原有的三項權益,要把農民變成城裡的受雇者。(註一)地震使得四川的旅遊與投資一落千丈,但卻讓成都平原的農地問題更形尖銳。
我無意說集中安置農民必然導致土地兼併,但大陸目前對於弱勢者的保障實是不足,上週公佈的汶川震災重建特別條例,洋洋灑灑八十條中,只有短短兩行原則性地提及尊重農民意願與保護農地(註二)。
可以想見,未來安置的地址與徵地補償將會是官民拉鋸的主要戰場。另一方面徵收來的土地幾乎不可能作為農地保存,大多會以安置災民或振興經濟為由,擴大都市土地面積。其結果可能是大量受災的農民迫於經濟的壓力交出土地,過度蔓延的都市卻未必能有相應的經濟成長,反而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
中國壓縮跳躍的城市化道路有著極高的困難度,成都平原廣闊的土地對開發商來說本就是極大的誘惑。而地震剛好發生在這個改革未竟的當口,令災後重建更是既複雜又凶險。但即便對此情形有著同情性的理解,吾人對於以災圈地的惡行絕不能有一絲寬容,否則何以告慰近十萬死亡的生靈?何以面對冒險救災的軍警志工與眾多的捐助者!
由此看來,震災要重建豈只是學校醫院,更應該是從未落實的公民監察的制度。
大陸南方周末一位評論者期待的,希望這場震災能夠”痛出一個新中國”。劃地安置到底成為災民的新家園,還是替圈地的巨獸開門解禁,端看未來半年的發展。
註一:見06/10成都日報
註二:見 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條例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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