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在好萊塢度過的一年多時光……布朗幾乎從不提起畢業於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和阿默斯特學院。在這個到處是中學沒畢業就獨闖江湖、一夜暴富的藝人圈裡,這無疑犯了他們的大忌。不僅如此,布朗還發現良好教育背景非但沒給他帶來好運,還常常讓他覺得抬不起頭來。“在這個以長髮和紋身為榮的圈子裡,人們要做的就是整天喝個酩酊大醉,倒在水溝裡不省人事。根本沒有人會在意你的英文基礎扎實與否。”布朗解釋道。更糟的是,布朗發現自己跟音樂界的同行之間幾乎沒有共同語言,他們不僅學識淺薄,不可理喻,行為舉止更是讓一向嚴謹自律的布朗大為反感。” 【《達芬奇密碼》背後的男人--丹‧布朗傳〈美〉Lisa Rogak/著,朱振武譯,2006年4月,上海譯文出版社】
這段話,怎麽看,怎麽像是在說澳門。
社會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多大作用?古代三遷的“孟母”早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還好,孟母沒有出現在今天的澳門,要不然,面對遍地開花的賭場、夜總會,恐怕她老人家就算“三千遷”,也最多只能為我們培養出一個撰寫“百家樂投注指南”的孟子來吧?
我不反對荷官作爲一種職業,畢竟,這是就業者自己的選擇。但問題在於,當一個地方的職場出現這種情況:當完成學士、碩士學位的就業者,千辛萬苦也難以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而一個中學生跳進賭場派派啤牌,馬上就可以月入過萬。那我相信,這座城市一定有病。
從報上讀到,大多任職賭場的員工不願讀書進修,卻喜歡消費,大筆掙來、大把花去,因爲必須穿制服,所以喜歡戴名表、用最新款手機,只有這樣,才能炫耀於人前。我突然想,如果在這樣的環境裡談莎士比亞,會不會給人痛打一頓?
這會是未來的澳門嗎?年輕人在社會上羞於提起自己的教育背景、人們以“我讀得書少”來彰顯“真性情”並以此為榮。那我們該怎麼辦?像丹‧布朗逃離洛杉磯一樣逃跑嗎?怎麼跑?往哪裡跑?
真正讓人從骨子裡感到恐怖的,是我們已無處可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