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Paul Farmer
這章是本書的導言，拉出這本書主要討論的觀點與方向。在這篇導言當中，Farmer由他在瓜地馬拉的經驗作為導入，描述瓜地馬拉的庶民生活與「沉默」的抵抗。Farmer細膩的描述他在24小時之內所遇到的幾個讓他沉默的事件，包含城市精英與當地人民一起參與的性別工作坊（使用大多數人不懂得西班牙文，對剛從流亡中解脫的少女談性別平等），當地人希望把死者從墳墓裡挖出來等事件。以人類學的術語來說，這就是一種無預期的culture shock，而這種無預期的反應事件，讓Farmer覺得內疚與不安，也間接引出了他通篇想說的「結構暴力」（structure violence）的問題。
開頭一連串的沉默，意含著人在結構中的無能。如同Bourdieu筆下的人們，是很宿命的被結構所控制。當使用結構這個字眼時，正表示人的渺小與無能為力。也就是說，人並不能夠自己作主，而是被環境限制著。(這是po衍伸的)
Farmer所說的結構暴力，指的是社會經濟條件不足而使得人民因為貧窮而罹病，因為可治之病而死亡，這是一種人權濫用（human right abuse），也就是違反了人權。身為一位人類學家，也身為一位醫生，Farmer認為，醫學人類學家應該要再現人類的基本權利--生存權，並且去思考疾病與貧窮在全球化及科學進步的年代是什麼意義。
在這篇導論當中，Farmer提及了許多字眼，例如「新自由主義」，這是西方世界、已開發國家在論述世界政治經濟時，時常使用的字眼，也將它視為一種普世皆可使用的論述（這是po自己的衍繹）。但Farmer直指，這種思想、意識形態，是少數人在擁有的「自由」，中南美等貧窮國家人民，並無法進入這種供給需求的自由市場經濟機制當中，他們並不享有這種「自由」。po的概括：他們缺乏他們支付得起的醫藥，他們沒有充足的食物，他們缺少維持基本生活條件的要素。（公民政治權利具備，不代表人權ok，應該要看社會經濟條件）
再加上美國等強國對於這些國家強制介入經濟政治歷史，讓這些人民成為現在的樣子。這就是一種跨國的不平等。Farmer主張，要幫助他們，就應該了解他們的政治經濟條件，要了解他們的結構暴力，也要了解他們的歷史。這是醫生、公衛專家，以及人類學家該做的事情。
再回到結構。因此，這不單純只是一個國家社會的問題，這個結構還是世界整體的問題，在這個結構當中，沒有人能夠自絕於外，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這個責任體的一份子。即便是銀行、官僚，都不能說自己是「中立」的，他們的操作本身就是為了服務不平等的市場機制，還有服務「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Farmer主張我們必須了解這些限制。（從「愛無國界」那本書中，更可以得到更多的主張推論。例如Farmer堅持花費高成本治癒秘魯的MDR，因為他相信，如果不治療這些人，等疾病擴散出去，就是世界的問題了。傳染病的控制，並不能夠計較成本，也不能只站在大多數人的利益思考）
因此，這篇導論主要是主張要從貧窮的觀點來看健康的問題。要先了解為甚麼他們缺乏經濟社會人權，再來了解為甚麼他們沒有醫療的權利。不只是了解該地的，還要了解跨國的問題。
Farmer是個實踐的人類學家。然而，站在當代醫療人類學的立場，Farmer對於政治經濟條件的討論，並不是一件太新鮮的事，也就是說，人類學家也做了類似的努力，所以，形成了當代醫療人類學的主流也就是批判醫療人類學CMA。在醫療人類學的觀點中，疾病通常不單只是被看成疾病，而是要把一系列社會條件都納進來看的「不健康」狀態，也就是社會條件「本來」就應該要被拿出來談，而且也是重點。
跨國政治經濟問題導致疾病的相關研究，以Scheper Hughs在巴西的研究最出名，這些都可能比Farmer研究的架構更大，論述的東西更多。但Farmer的貢獻，也許就在於以醫生身份，做出來實際的、更積極的「治療」等細部改善與研究工作。至於是否影響了他極力想改變的社會經濟人權條件，可能還有待評估。
